【学者专栏】红贝：谈谈托洛茨基和“托派”问题

文/红贝

 

 

托洛茨基（1879年11月7日—1940年8月20日），是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中一位活动家，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他参加过孟什维克，后又脱离孟什维克，游离于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曾经试图促使两派恢复统一。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沙皇倒台，托洛茨基结束了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回到俄国。半年后，1917年6月，他带领拥有四千人左右的“联合的社会民主党人区组织”（简称“区联派”）集体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区联派”当时在彼得格勒的工会组织中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因此，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之后，获得了比较高的地位。十月革命时，托洛茨基任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先后担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看了上述简历，有人可能感到很奇怪，这么说，托洛茨基不是列宁、斯大林同时代的革命家吗？是的，但是托洛茨基后来又出现了重大转折。

 

我们在以前的讲座中跟大家讲过，早在1907年至1912年，围绕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之后，社会民主工党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当时党内出现过“取消派”、“召回派”等各种主张以及相应的派别，而那个时候，托洛茨基却游离于各派之间，主张调和主义，并且攻击列宁，说列宁批判各种机会主义主张是在“搞宗派”。后来，托洛茨基组织了一个所谓“八月联盟”，把“取消派”、“召回派”以及一切反对列宁的派别纠集到一起，标榜“非派别性”。可是，他这个“八月联盟”很快便分崩离析了。列宁当时就曾指出，托洛茨基忽“左”忽右，一会儿跟这一派联盟，一会儿又借用那一派的主张，他自命为超乎一切派别之上，实际上是一个最坏的派别活动的残余。

 

托洛茨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之后，同列宁也发生过多次重大争论。

例如1920年，托洛茨基在党内就工会的性质和作用问题，挑起了一场公开争论。托洛茨基认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机关，因此他主张“工会国家化”。列宁则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才是工人阶级的最高政治机关，工会只是团结和训练工人群众的学校。

 

再例如在1921年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主张党内应该允许成立正式的派别组织，列宁则不同意。列宁只同意在重大问题上如果有分歧的话，可以在党内进行公开争论。列宁指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极其弱小，它处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之中。如果我们的党也像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样采取公开派别活动的方式，那将极大地影响到党的生死存亡。

1924年1月，列宁与世长辞，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出现了一系列反对派。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这些人代表的各派先是互相攻击，后又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

 

他们在思想上、政策上提出了一系列机会主义主张，而且在组织行为上采取了一系列破坏党组织纪律的活动。

 

1929年，托洛茨基被苏联驱逐出境，先后流亡土耳其、法国和挪威等地，最后定居墨西哥。从那时开始，一直到1940年遇刺身亡，托洛茨基在国外勾结各国反共、反苏势力，大肆进行反苏、反斯大林的宣传，并在很多国家成立了反苏组织，培养了很多“信徒”。他们进行反苏、反斯大林宣传的同时，却始终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自诩为列宁主义的“真传”、“嫡系”，而且于1938年建立了所谓“第四国际”。这样，就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思想政治派别——托派。在20世纪早期，托派在各国、在各国工人运动中，都产生过影响。在苏联党内、中国共产党党内，也产生过影响。早年留学苏联的蒋经国，就曾是一名托派。陈独秀于1927年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也转而加入中国的托派组织。

 

托派在一般情况下都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大肆攻击斯大林。他们攻击斯大林，总要找一些理论根据。我们今天就抓住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来论证一下，托派观点实际上都是与列宁思想相抵触的。

 

 

 

一、关于“一国胜利”的问题

 

在一个国家能否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马恩原先设想，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最发达的国家首先爆发革命，而且是在所有发达国家同时爆发。但是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指出完全可能并且应当争取革命在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首先胜利，而且首先爆发革命的国家很可能不是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发达国家，而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是托洛茨基在《我们的革命》的小册子中说：“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帮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 到了20世纪末，苏联解体了，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垮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已名存实亡。托派们又出来了：“怎么样？托洛茨基早就说了，如果资本主义还占据优势，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要么‘连根烂掉’、要么蜕化成资产阶级国家，事实不是果真如此吗？” 我们说，诚然，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垮台了，国际共运进入了低谷。其中原因到底是什么？难道真的就如托洛茨基所言，是因为社会主义在少数国家、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不可能站住脚吗？难道真的因为帝国主义占绝对优势，没有欧美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因此处于暂时劣势的社会主义就必然失败吗？

我们认为，这种解释貌似符合实际，但实际上过于简单化了。一般来说，新生的事物，一开始都处于劣势地位，都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发展起来的。古今中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例子，屡见不鲜。无产阶级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夺取政权以后，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一开始都会处于敌强我弱的地位，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创造条件促使矛盾转化呢？为什么他们一定会失败呢？

 

新生的事物，其产生和发展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一切革命人民的逻辑。新的东西、弱的东西，一开始可能失败，但是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断定它必然失败。自然科学发展的道路是这样，社会革命发展的道路也是这样。

 

对于20世纪末国际共运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大挫折，各个阶级、各个派别争先恐后地想要给出各自的答案。自然，各个阶级、各个派别给出的答案，总是要符合各自历来的利益和主张。比如帝国主义就欢呼它们不战而胜、宣布“历史的终结”，似乎资本主义是人类不可代替的社会制度，革命是误会、是胡闹。对于这种答案，我们当然嗤之以鼻。那么，苏联、东欧、中国以及其它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遭受巨大挫折，是否预示着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也不灵了呢？

 

对待复杂的事物，不仅要看现象，更要看本质。复杂的现象中，产生某一结果的原因，往往不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产生某一结果的原因，往往有着多种不同的解释。这就需要我们下一番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认真考察，从实践到认识反复地循环，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对于一个结果的多种解释，一般来说，只能有一个是真理。

 

托洛茨基认定，没有欧洲革命的胜利，已经取得政权的一国或少数几国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其社会主义事业就必然失败。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解释说：“现在所说的是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包围中建成孑然独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达到这一点，只有使这个孑然独存的国家的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因为从远景上看，不是在一年或十年内，而是在半世纪甚至一世纪内，能够使自己巩固起来的只有生产力比旧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更为强大的那种国家、那种新的社会形态。”（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 我们经历了苏联、东欧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到修正主义路线、从社会主义道路到资本主义道路转轨的过程。现在回过头看，即使生产力超过或接近了资本主义世界（例如苏联），新生的国家和新的社会制度远不足以得到巩固。托洛茨基说“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能的”，这种带有“唯生产力论”色彩的观点，显得过于简单和片面了。再说，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例如中国），一旦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想要让它在经济上很快赶超资本主义世界，那也是过于苛求的。

 

经济落后的国家是否可能在经济上赶超资本主义世界呢？托洛茨基认为，“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见托洛茨基著《1917年》第3卷第1部）这一预言，已经被尔后社会主义苏联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所击破。

 

总而言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实际情况和实践经验为根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可以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里集中体现出来，这里就不赘述了。但是有一点需要强调，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国家为什么会产生资本主义复辟呢？并不是因为生产力落后于资本主义世界，也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势力过于强大，更不是因为缺乏欧美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支持。

还需要指出一点，无论是列宁、斯大林，都从来没有说过在单独一个国家能够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而只是说在单独一个国家可以首先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着手建设社会主义。

 

所以，我们平时所说的“一国胜利论”，绝不是说单独一个国家建成共产主义，只能说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首先取得无产阶级政权、着手建设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只是从资本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而已。

 

 

 

二、关于“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观点呢？

 

托洛茨基在其著作《〈1905年〉序言》中是这样说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性，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原来，世界革命对于俄国革命和各国革命的援助，最大意义不在于抵抗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而在于抵抗本国农民对于本国工人阶级的进攻！同志们听一听，是不是很滑稽呀！大家弄清楚了吧，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要革农民的命。

 

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中，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看出托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第一，再一次使我们看到，托派对于欧洲无产阶级潜在力量何等迷信。第二，他们分不清贫下中农和富裕农民的界限，把所有农民混为一谈，把农民和产业工人放在对立面上去考虑，完全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本出发，不懂得工农联盟的道理，恐怕他们连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他们都没有读过。在《法德农民问题》这篇文章里，恩格斯指出应该在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组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第三，托派认为，“俄国工业的贫乏和落后无论如何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难以克服的障碍，只有在社会主义西方的援助下才能打破和清除这些障碍”。在这里，他们考虑一国革命的胜败，不是以具体的政治力量对比为依据，而是以这个国家的工业是先进还是落后为依据，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唯生产力论”色彩。

 

按照托派的这个逻辑推论下去，单独一个国家内，即使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也很难维持住这个政权。按照这个观点，各国无产阶级不应当首先在本国争取革命胜利，而是应当首先关心“把革命扩展到国境以外”。言外之意，还是要争取多个国家革命的共同胜利。也就是说，列宁的“一国胜利”论还是不行。我们说，这种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诚然，某一个国家革命取得政权以后，如果不支援其他各国去积极争取革命胜利，这个国家革命的成果也是难于保持的，因此社会主义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在革命胜利后，就大力支援过世界各国的革命，比如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积极帮助，也是不可能如此之快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一部分国家、特别是一两个大国首先取得革命胜利、作为世界革命的中流砥柱，世界各国的革命要顺利开展起来，也会更加困难。因此，国际因素是各国革命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各国革命能否成功，首先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内因，而不能翘首以待，先等待世界革命胜利、再来进行本国革命。此外，国际因素对于各国革命的影响，主要是在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上，在于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对各国国内的反动势力影响大小上，而不在于某一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上。

 

托派认为革命不能在一国胜利，其实也是考虑到各国的内因的。这个内因，就是农民问题。在托派看来，农民和工人之间的矛盾会变为冲突。这一点，已经被历史事实所驳斥。正如列宁所说，“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首先获得利益和获得利益最多的是一般农民”。所以在苏联、中国以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农民总的来说是积极投入的、工农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尽管也需要做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农民并没有针对集体主义进行反抗。在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在中国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中，农民并没有针对国际主义进行反抗。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工农矛盾比较大的时期恰恰是资本主义复辟时期。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城乡小生产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虽然也是促进资本主义复辟的因素之一，但是并不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主导因素，

不是因为小农都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于是就复辟了。复辟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权派。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

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因此，托派把农民和产业工人对立起来，对农民不做具体的分析，不相信贫苦农民的革命力量，这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出发点，而这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

列宁曾经大量论述小生产、特别是小农经济意识的顽固性，论述了改造小生产习惯势力的艰巨性，也论述了这种改造的必要性。但是列宁同时指出，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列宁说：“工农联盟——这是苏维埃政权给我们的东西，也是苏维埃政权的力量所在。这是我们取得成就、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列宁《〈贫民报〉创刊四周年纪念》）托派却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农民和工人的矛盾会变为对抗性的冲突，这是直接违背列宁主义的。

 

恰恰因为托派的这种观点，中国托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顾中国的国情，片面强调城市工人运动、片面强调争取立宪民主的斗争，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恰恰因为这种观点，中国托派在抗日战争中以强调阶级路线为理由，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似乎搞了统一战线，就等于放弃了阶级路线。关于中国托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表现，可以参看1936年中国托派陈仲山给鲁迅先生的信，以及鲁迅先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这两封信均载于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

 

 

 

三、官僚主义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和官僚化问题。诚然，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都出现了官僚主义现象，都出现了官僚特权阶层和整个国家机器的官僚化。关于官僚化问题，各个阶级、各个派别都在讲。比如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讲这个问题，按照帝国主义和右派的逻辑，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本身就是官僚集权的国家、限制自由的国家。对于这种荒诞的逻辑，我们不值一驳。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个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工会和工人政党中存在工人贵族、存在官僚问题的，是列宁。在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史上，又是列宁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国家”。

 

托派也讲官僚化的问题。他们所讲的官僚化，主要是指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托派讲官僚化，必讲斯大林。按照他们的观点，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不仅存在着官僚主义，而且已经彻底演变成为官僚特权阶层统治的社会。

 

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则，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出现官僚主义现象，无产阶级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各种方法与官僚主义作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是否上升到主导地位，从而产生一个官僚特权阶层、造成整个党和国家的官僚化，那要做实际的考察才能得出结论。

 

托派认定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为彻底的官僚化社会，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

托派认定，1917年以后，苏联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悲观失望和被动的状态。当代比利时托派理论家曼德尔1976年写了一本书，叫《论官僚主义》。他在这本书中说：“必须看到二十年代发展过程中的苏联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被动地位。这是了解为什么苏联无产阶级从1917年积极从事政治和经济活动的状态，转而在1917年之后完全被剥夺政治权利长达十年或十五年之久这一变化的关键。在政治上出现的被动局面可以通过整个一个系列的历史因素来加以解释：（1）内战时期一部分工人阶级先锋队牺牲了；（2）由于世界革命的失败而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3）饥饿和普遍的贫困，使人们将全部精力转向了解决个人日常生活问题。” 然而，列宁在那一时期却不这样看待苏俄无产阶级。列宁在1919年说：“最开展最觉悟的彼得格勒工人，为管理俄国输送了最多的力量。可是我们知道，在普通工人和农民中，忠于劳动群众利益、能够做领导工作的人是很多很多的。”（见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一文）可见，列宁当时对苏俄无产阶级状况的看法，与曼德尔完全相反。

 

曼德尔在《论官僚主义》一书的“托洛茨基关于苏维埃工人国家蜕化变质的理论”一节中说：“苏联的历史悲剧就在于，这个党的大多数领导在关键时刻都没有认识到官僚主义现象。如果这种现象更早在1922-1923年间就被认识，并有可能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历史就能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曼德尔还说：“如果人们对这一切都不加注意，并把整个过程看作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那么人们就不懂得左翼反对派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意义。”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果真没有认识到官僚主义现象吗？斯大林在1923年作的《关于党的任务》的报告里面《造成缺点的原因》一部分中指出：“第二个原因是在很大程度上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关对党和党的工作人员有某种压力。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主义的机关，而且在长时期内还会是这样的机关。在这个机关里工作的有我们的党员同志，而这个官僚主义机关的环境——据我看来是气氛——是这样的：它促使我们党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党组织官僚化。”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关于预防和克服官僚主义的论述，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我们说，斯大林领导下的党和国家，尽管存在一些官僚主义现象，但主流是好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根本利益的。在斯大林的所谓“极权统治”下，苏联由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在斯大林的所谓“一党专政”下，苏联人民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一个与人民为敌的官僚特权阶层，能够领导人民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吗？

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大肆诋毁斯大林。毛主席在讨论“一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的稿子时多次谈到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要为苏联两个阶段辩护，既为它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它的建设阶段辩护。苏联的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现象，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所以无论它的成就和挫折，都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如果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是所谓‘斯大林主义’，这种‘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如果苏联的这种革命和建设是所谓‘官僚主义’，那么这种官僚主义也是好的，因为它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和胜利，可见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是绝不会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所以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这是我们的义务。” 众所周知，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官僚主义现象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从而为苏联党和政府逐步脱离群众、最终走向解体奠定了基础。可是当代波兰托派理论家伊萨克·多伊彻写的托洛茨基三部曲中却说：“斯大林死后头十年的改革尽管是不充分的和自相矛盾的，但仍极大地缓和并限制了官僚暴政；人民意愿的新潮流愈益推动着苏联社会更深刻、更彻底的改造。”（见《流亡的先知》一书）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