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十月革命 | 苏联的资产阶级法权是怎样加强的（一）

★★★★★

下面是苏修上台前，苏联社会中关于人与人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些材料。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关系

十月革命胜利前夕，列宁就指出，“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创建苏维埃国家机关的斗争中，列宁始终坚持巴黎公社原则，反复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切特权。苏维埃政权诞生后，废除了国家机关中的一切等级制度和文官职衔，实行普遍的选举制度，建立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各级苏维埃。列宁十分重视“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强调打破剥削阶级的陈腐观念，从工农兵中提拔了大批经过斗争考验的优秀代表到国家机关中工作。列宁在强调必须“有极为强硬的政权”的同时，还指出“应该有更多种多样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根据列宁的建议，成立了工农检查院，后又改组为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合机构，加强对党政机关的监督；同时大力精简机构，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列宁亲自起草了《罢免法令草案》，规定人民有权随时撤换违背人民利益、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国家公职人员。列宁还指示把国家公职人员的薪金“减低到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强调党和国家的干部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同时，列宁号召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参加“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并以身作则，为大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列宁逝世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党和政府对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资产阶级作风以及腐化堕落的现象继续进行了斗争。早在一九二四年六月斯大林就指出：“我们的国家机关有很多缺点，机构臃肿，开支浩大，十分之九已经官僚主义化”，“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凶恶敌人之一就是官僚主义。”他强调必须“改善国家机关”，“把官僚主义分子和腐化分子从国家机关中驱逐出去，使国家机关成为同广大群众休戚相关的机关。”

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党和政府曾多次采取组织和行政措施，同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作斗争。例如：选派工农代表到苏维埃机关工作，强调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和监督，厉行节约，精简机构和开展“使苏维埃机关合理化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宣布任命了三位五金工人分别担任苏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苏联党和政府还“把苏维埃机关中那些肆意挥霍，对工作抱官僚主义态度的工作人员坚决送交人民法庭惩办”。“把数万名坏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和腐化堕落分子从机关中清洗出去了”。此外，还强调对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防止干部“堕落成鼠目寸光的事务主义者”和蜕化变质。

但是，从三十年代苏联进入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后，联共（布）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强调由技术专家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这些专家很快被吸收入党，并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使领导干部中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联共（布）中央决议说：“我们的全体干部是一支苏维埃知识分子的大军。”“我们国家机关的干部都是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据统计，联共（布）十八大代表中，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五十四。一九五二年，莫斯科的市委和区委书记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百分之七十，列宁格勒的领导干部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百分之八十。这些干部虽然大多出身工农，但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同时，从三十年代起，联共（布）把列宁时期对资产阶级专家实行的高薪制扩大到党政领导干部，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实行了物质鼓励的政策。一九三四年联共（布）十七大撤消了工农检查院，分别成立党的和苏维埃的监察委员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群众的监督。

从四十年代开始，苏联在国家机关的许多部门推行了一整套等级制度，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先后发布一系列命令，对外交、公安、检察、司法、石油、地质、冶金、电力、化工、交通运输、财政等部门的领导人员规定了各种等级职衔和称号。例如，有色金属工业部门的等级和称号有总矿长、矿长、采砂工程师、采矿技术员、采矿总工长、工长等共四等十四级。石油工业部门从总经理到生产队长共四等十九级。驻外人员的等级分为特命全权大使、一级特命全权公使、二级特命全权公使、一级参赞、二等参赞、一级一等秘书、二级一等秘书、一级二等秘书、二级二等秘书、三等秘书、随员，共五等十一级。检察机关检察和侦查人员的等级职衔分为最高国家法官、一级国家法官、二级国家法官、三级国家法官、高级法官、法官、初级法官、一级司法员、二级司法员、三级司法员、初级司法员，共四等十一级。有些等级制度，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森严和繁琐。

到五十年代初，苏联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已很少直接来自工农群众，大部分是从资产阶级旧学校培养出来的技术专家。他们领取高薪、享有特权，而且不参加生产劳动，不注意思想改造，不走群众路线。不少人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国家机关一些部门中的官僚主义日益严重。苏共十九大报告中说：“党机关削弱了对党的组织工作与思想工作的注意”，出现了“在党组织内实行行政式的领导方法之类的行为”，“使党的工作官僚主义化”；一些机关工作人员“不接受来自下面的批评，他们压制并对批评者施以报复”；“在个别党组织内，甚至还产生了党的死敌——官僚主义者的反党作风”，“这就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危险”，使党和国家机关脱离了群众。在党政机关领导人员中不少人违法乱纪、蜕化变质，出现了一大批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

二、军队中的官兵关系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废除了军队中的军衔制。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列宁签署了《关于全体军人权利平等》的指令，宣布废除军队中从上士到将军的官衔，取消官衔的称呼，以及由官衔产生的一切特权和各种外表上的差别，取消各种勋章及其他奖章。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正式成立红军，并在军内建立了政治委员制。红军内部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一九一九年三月俄共（布）八大决议规定，“废除一切陈旧过时的东西和规定指挥人员享有不必要的特权的决定”，“把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和对指挥人员的全面监督集中于工人阶级手中”。决议并指出，“从工人和先进农民中训练和培养新型军官的工作，是建军事业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斯大林领导时期曾一度抵制恢复军衔制。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伏罗希洛夫在莫斯科军区指挥人员招待会上批评了部分指挥人员要求恢复军衔制的错误思想，指出“这种想法与我们红军的精神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后来苏联在军队中实行了一长制。一九二五年三月六日俄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在红军实行一长制的专门决议，其中指出，“过渡到实际上实行一长制，乃是现在建设红军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九二五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第二三四号命令，解除了政治委员对指挥员和部队首长在队列和行政管理工作方面的日常监督职权。四十年代以后，苏联进一步加强了军队中的一长制。一九四〇年八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加强红军和海军一长制》的命令，宣布废除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通过的《工农红军政治委员条例》。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再次发布命令，宣称“政治委员的继续存在”已“成为改进军队指挥工作的障碍”，决定在红军中建立“完全的一长制”和废除政治委员制，“使指挥人员全权负责领导部队各方面的工作”。同时，国防人民委员会于一九四二年十月颁布第三○七号命令，解除了各部队、各兵团、司令部、军事学校中的政治委员和各分队政治指导员的现任职务，并委派他们为同级负责政治方面的副指挥员。实行“完全的一长制”以后，指挥员取得了部队军事生活、政治生活、党的工作和行政管理等各方面的全部权力。这就削弱了军队中党组织对军队的监督，削弱了军队中的民主。

与此同时，苏联又逐步恢复了军衔制。一九三五年九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在苏联军队中实行军衔制的决议，决议说：“党的‘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用于红军中，首先就是要创造条件，保证干部和红军各级首长的进一步成长和提高”，由于“各级首长在训练和教育红军中担负着特别重大的任务以及指挥员在战斗中起着主导作用”，所以要求建立军衔制以“明确标志每个首长和指挥员的军事能力和专业水平、他们的军龄、功勋以及权力和威望。”这一决议为红军官兵规定了十四个等级的军衔，为红海军官兵规定了十三个等级的军衔，对军队中的政治干部、技术、军需、行政、军医和军法人员都实行九级军衔制，还规定了苏联元帅衔。同年十一月授予伏罗希洛夫等五人苏联元帅衔。后来，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间和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又对军衔制作了一些补充规定，增设了一些新军衔。到五十年代初，苏联军衔（除苏联大元帅衔外），在陆军中为六等（即帅、将、校、尉、士、兵）十九级，在海军中是六等十七级。军衔制的实施破坏了军队中官兵之间平等的同志式关系。

一九四〇年苏联又制定了红军礼节，规定士兵见军官必须敬礼，否则要受处分。在一九四六年颁布的纪律条令中片面强调：“首长的命令对部属来说就是法律。”这样就削弱了军队的民主。

苏联军队中由于实行军衔制和一长制，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破坏了官兵一致的民主原则，平等的同志式关系逐步被不平等的官兵关系所代替，在官兵之间逐步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为形成军队中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创造了条件。（待续）

本文节选自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学术情报组编《列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措施》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