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近年转型状况与新左派动态

A New Left In Cuba

古巴的新左派

(原文主要以问答的形式呈现)

过去数月，古巴频遭全国性停电与强飓风侵袭。这揭示了古巴当前怎样的经济、社会及环境状况？

古巴对此类灾害尤为脆弱。作为加勒比国家，它既面临高温考验，又频遭极端气候事件冲击。十月在本地属冬季，但受气候变化影响，气温未能如常骤降，导致该时段能源需求异常飙升。古巴的基础设施技术亦显滞后，多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且国家缺乏足够资金进口充足燃料或妥善维护电力系统。此局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对古巴经济的钳制——尤其是特朗普2019年颁布的行政命令，进一步限制了燃料、零部件及新技术的获取。近期该地区的巴拿马、厄瓜多尔和圣保罗等地亦出现类似停电事故。但当恶劣气候条件与阻挠古巴融入区域及全球贸易网络的企图叠加时，便形成了“完美风暴”。

对日常生活产生何种影响？

一切陷入停滞，人们只能等待电力恢复。其间食物腐烂变质，烹饪变得困难——多数民众依赖电饭煲或电压力锅；缺乏电扇或空调令睡眠难以保障。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学校通常停课，医疗机构仅能维持极有限运转，多数小企业被迫歇业。特朗普的限制措施严重制约石油供应后，民众虽摸索出一些应对停电的策略，但冲击依然剧烈，尤其在哈瓦那这类较其它地区更不习惯停电的区域。私营部门及部分富裕家庭开始自行进口发电机，这与1990年代苏联解体导致经济长期萧条的特殊时期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仅有医院、工厂等关键国家部门设施配备自主电源。

能否认为停电期间古巴的新阶级差异或收入差距更为凸显？

总体而言，社会光谱的两端分化都更为显著。自2011年古巴康米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启动自由化改革进程后，房地产市场放开，有财力者开始购置优质房产，并为私营企业建造或租赁物业。安保设备日益普及，从私人监控摄像头到精密围栏层出不穷。哈瓦那街头开始出现私营部门进口的高端车辆，部分城区被极少数富裕群体占据，生活成本攀升。而在底层，街头乞讨等以往不存在或不显眼的现象开始浮现。受石油短缺影响的社区垃圾堆积增多，部分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出现明显恶化——这些曾具普遍性的保障本是特定生活模式的社会基石。但随着通胀加剧与物质匮乏，个体化解决方案逐渐取代集体保障，但并非人人可得。例如药品保障缺失催生黑市繁荣，其价格甚至远超五六年前水平，可达公立药房的三十倍。

这折射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动态：获取商品与服务日益由收入水平决定，而非像苏联及东欧集团等高度集中化经济体中常见的政治途径或国有经济。伴随这种转变，大众的期望值也发生改变，其福祉往往依赖运气——取决于海外亲属汇款或新兴私营部门的机遇。

如何评价劳尔·卡斯特罗在2011年六大后推行的改革？其对古巴产生何种影响？

某种程度上，改革是由外部突发事态催生的。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古巴经济之际，“帕洛玛”和“艾克”飓风亦重创该国大片区域。但自1990年代初特殊时期以来，内部缓慢演变的过程已然展开。关于国有部门活力不足、效率低下及其集中化管理固有缺陷的辩论持续进行。至2008年，古巴经济模式几乎仅是特殊时期各类权宜之计的拼凑：与委内瑞拉的贸易关系、再集种化计划、“思想战”（即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99年底以营救滞留美国的六岁男孩埃连·冈萨雷斯引发的全民动员而展开的全国辩论时期）等。当时存在双重货币体系：所谓“可兑换比索”用于通过出口、侨汇和旅游业与世界市场接轨的部门，而标准比索则用于涵盖大部分国内经济活动、社会服务和国家预算的领域。这两个领域虽有共存与重叠，但本质上彼此割裂，拥有独立的价格与汇率，导致经济相对效率评估及会计与投资活动困难重重。

2008年金融危机瓦解了这种拼凑模式，使其无法复原。2011年改革试图从国家中心模式（包揽日常生活所有重要要素的普遍分配）转向混合模式：国有部门继续掌控经济命脉，同时允许从合作社到跨国资本的非国家行为体构成新的私营部门。这种转型的种子早在1990年代便已埋下，例如在旅游业扩张中，原先由国家通过社会工资满足特定需求的模式，逐渐被价格、薪资与收入起主导作用的体系取代。这既对指令经济的理念提出质疑，也引入了更多基于价格与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经济参与主体、劳动组织方式及个体再生产模式也随之改变。

以旅游业和小商户为主的私营部门改善了少数企业主和工人的生活，但其主体仍是低附加值活动，集中了国家稀缺的增长机遇。该部门规模仍小，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至12%，却吸纳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经济活动人口，且近三年进口额激增。这种模式的风险在疫情期间尤为凸显：疫情期间，国有部门员工可获得部分工资维持低收入但稳定的生计，而许多私营从业者则丧失全部收入来源且无所依靠。Ta们虽仍享有一些普遍社会保障，但这远远不够。因此，若说2011年改革由外生冲击诱发，其本身也催生了内生冲击——因为从一种模式转向另一种模式，意味着民众生计因这种对私营部门高度不确定的押注而岌岌可危。

改革实施过程几经曲折。第一阶段计划取消多项国家补贴与配给。著名的1963年推出的“供应簿”（Libreta de Abastecimiento）本是为欠发达经济设计，旨在通过补贴食品、电力等保障最低生活需求。2011年改革原拟废除该制度并缩减国有部门规模，向私营部门转移百万劳动力。但最终国家从这些目标后退：实际裁员规模远小于计划，供应簿也在大幅缩减后得以保留。

这是因为不同经济部门（包括工人与积极分子）对改革提出抵制，形成了新旧模式保障皆失的“中间状态”。有限私营部门的兴起部分成为打破改革僵局的出路。2021年可兑换比索虽被废除，但部分经济领域仍沿用不同的货币安排——这意味着如同特殊时期，硬通货灰色与黑市再度浮现，成为部分私营部门的运作基础。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拼贴画：一个复杂异质的社会遭受着设计性与意外性冲击的双重打击——飓风、新冠疫情、改革余震。一方面，这些社会变化是政策刻意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包含诸多意外与偶然。转型过程极为痛苦，尤其因为团结与平等主义原则仍深植于普通古巴人的生活理念与社会构想中。

改革是否本就难以激活经济？若无美国封锁是否可能成功？特朗普收紧制裁扮演了何种角色？

古巴投资旅游业、发展私营部门及采用非正统货币安排的决定，与2014年至2018年“关系正常化”进程密切相关。2019年的制裁收紧则限制了改革进程的运作空间。包括古巴人在内的许多民众仍视美国封锁为抽象概念，但其具体影响深远：短期层面，无法使用美元交易，银行会因与古巴交易受罚——尤其荒谬的是，古巴被特朗普政府于2021年1月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拜登和布林肯政府延续该政策。技术获取亦受制约，疫情期间古巴因呼吸机含美国部件与技术而无法获取，透析技术供应商被美国企业收购后相关技术突然断供，迫使古巴寻找距离十倍之遥的新物流链，成本大幅攀升。此类案例遍布各行业。

中期影响方面，美国封锁通过压缩可用资源限制了政治实践空间，危机中的决策往往高度集权且范围有限。例如仅能进口食品、能源、基本药品等物资，别无余地。长期后果则类似荒漠化：古巴经济自我维持能力或特定部门生存能力逐渐枯竭。政府被迫优先投资某些领域，住房和基础设施等其他方面则遭忽视，从而引发近期能源领域的危机。

这还导致不同经济部门陷入投资的政治竞争。旅游业试图将自身定位为古巴经济引擎和促进中期增长的部门，从而争取保护。公共卫生和教育领域出现选择性加薪，而国有部门其他工作者则无法享受。在短缺经济中，资源配置决策常呈零和博弈。

性别关系如何受危机影响？

妇女解放——所谓“革命中的革命”——是古巴过去六十年的历史核心：女性走出家庭成为劳动者，获得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与认可，享有更大性自主与生育自由。考虑到美国、智利、尼加拉瓜及墨西哥部分州对生育权的攻击，古巴的进步今日尤为显著。尽管面临低生育率与人口老龄化，堕胎在古巴仍非争议议题，这彰显了革命带来的深刻变革。多数家庭经济支柱是女性而非男性。当前五六十岁的女性一代在社会组织中担任领导角色，多人当选公职。但服务行业仍以女性为主，社会乃至政治再生产仍是女性职责。危机往往加重女性家庭再生产负担，更多女性需要照顾长者、居家工作或辞职专注私人生活——即便如此，她们中许多人仍是社区支柱。

危机对古巴国内区域发展有何影响？

经济危机正扩大哈瓦那与其它省份的区域差距。这种裂痕自古巴殖民时代以来的整个现代史中始终可见。哈瓦那作为主要商业经济中心，其它地区在投资、基础设施和发展方面相对滞后。革命曾在头三十年扭转这一趋势，通过普及医疗、教育、社会住房和就业，在多方面重建了古巴社会，向首都的内部迁移大幅减少。但革命从来不是绝对断裂，它不情愿地吸收了旧社会的元素。自特殊时期起，旧有不平等开始重现：种族成为进入劳动力市场或获取经济机遇的因素，边缘社区的种族分化显现，哈瓦那重获中心地位，贫困再度女性化等。

政府能否如过去般在危机中依赖民众动员？近期灾害中民众是否自发组织互助？

社会政治组织曾号召成员协助恢复常态、清洁社区并为全国技术支持创造条件。关塔那摩受“奥斯卡”飓风重创时，民众募集捐赠及其他援助以补充国家救济。但民众和政府层面可用资源皆匮乏。古巴经济连续四年负增长且通胀攀升，导致大规模移民潮——约10%人口在此期间离开，进一步消耗国家资源。

2019年以来，公民社会与保卫革命委员会、康米党或康米主义青年联盟等公共机构的关系亦生变。私营部门作为重要经济行为体的崛起改变了游戏规则——包括基本商品价格、劳工政策及就业人口比例。随着国家经济活动萎缩，至少自1970年代末以来古巴模式核心的社会供给与保障遭到削弱。这既降低了国家的能见度，也削弱了其应对危机的能力——不仅体现在物质资源动员，也包括人力动员。

当前危机与特殊时期（指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古巴面临的经济困难和改革时期）相比如何？

唯有将当前局势置于特殊时期长期影响下才能理解。至1980年代末，与苏联集团的关系稳定了古巴在国际国家社会主义经济部门中的角色。古巴是一个围绕国家构建并通过国家运作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皆然。但社会并非与国家同一，反之则是常见的误解。事实上，古巴社会以多种方式抵制国家管理：伴随着革命成长的一代人长大，社会在代际与文化上产生分化。因此这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但充满动态冲突的社会，且能朝着面向未来的目标努力。

今日，这些冲突大多被遗忘，1980年代被视为1990年崩溃前的黄金时代。特殊时期以三重危机为特征：首先是古巴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剧变——失去80%出口，国内生产总值一年内暴跌35%，丧失主要贸易伙伴及燃料、投资与零部件来源；其次是国家无法继续扮演扩张性角色而开始收缩，这是为保障经济基础而牺牲社会结构的生存反应；第三是意识形态危机，或更准确说是信仰危机——未来在某种意义上已蒸发，古巴意识到其期望所依附的世界已不复存在。

此后三十年出现了一系列化解危机的尝试。完全由国家运行的经济已失效，随着苏联解体及危机最严峻阶段过去，替代方案开始浮现：1990年代国有部门旅游业扩张，该年代末期微弱但自持的经济复苏，查韦斯执政后与委内瑞拉的双边关系等。2011年六大后，更具新古典主义色彩的古巴经济学家观点在公共辩论中影响力增强。意识形态上，民族主义成为革命思想核心，正统马克思主义则有所淡化——尽管在学术界和公共知识分子中仍有影响。古巴对未来的展望及其对区域的认知日益以民族-民众话语表述，尽管在其它重要方面仍保持国际主义。

古巴长期以有趣方式融合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这种融合如何随时间演变？

1959年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代表了自何塞·马蒂以来发展的特定革命民族主义的胜利。但亦存在其它脉络：巴蒂斯塔本人推崇一种文化主义、民俗化、特质化、异域化的民族主义，而他在1952年推翻的“正统党”政府也有自身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关于民族的争论自19世纪以来便是古巴历史的一部分，存在多样民族方案：有的与西班牙帝国相连，有的倾向并入美国，有的则是根植独立斗争的革命变体。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菲德尔因古巴深度参与非洲大陆国际主义行动及安哥拉介入，称古巴人为“拉丁非洲人”。该时期在学术、音乐、流行文化、语言中都受到了非洲强劲的影响——我认识几位当时出生取名“肯尼亚”的人。至1990年代，一种拉美主义与加勒比主义的国际主义脉络在发展，并被“粉红浪潮”强化。但也可在反革命、异见、天主教或保守知识分子中看到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兴起。一些1959年前的思想家与公众人物在此时期被重新发掘，某些与革命相关的民族历史叙事在部分知识分子中失去吸引力或显得不足。

1991年四大号召就社会主义展开公开讨论。进步趋势——例如从公共基础设施和照料经济角度讨论性别、特定任务自动化、烹饪清洁洗衣社会化等——陷入停滞。康米党开始将自身定义为古巴民族的政党而非工人阶级、农民、学生和妇女的政党，其主要目标是主权、独立与社会正义。尽管如此，意识形态、组织和制度阵线仍取得进展：四大取消宗教人士入党禁令，筹备重大宪法改革，以更民主的形态重塑古巴制度，使其更贴近地方人民权力机构，同时消解某些行政与集种要素。

与委内瑞拉的关系对古巴当前经济状况多重要？

古巴仍高度依赖委内瑞拉，不仅能源供应，大部分对外贸易乃至部分基础服务出口皆然。但近年委内瑞拉经济复苏最重要的前提是恢复对美国出口。由于美国封锁，委内瑞拉无法使用同一船只进行对美和对古贸易，难以维持对古能源出口稳定流。因此自2019年以来委对古燃料运输减少，而墨西哥、俄罗斯等其它经济体时进时出。故尽管委内瑞拉仍是该地区主要贸易伙伴，但关系持续减弱，石油收入尤其是出口量远低于十年前水平。在此意义上，拜登放松对委限制对古巴反而是坏消息。

墨西哥莫雷纳政府（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及克劳迪娅·辛鲍姆执政下）是否使古巴处境有所缓解？

墨西哥因自1960年代从未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长期充当古巴与该地区其它国家的桥梁。此后虽有疏远期，但两国始终维持一定消费品投资与贸易。莫雷纳政府强化了此关系，但因墨西哥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北美经济整合而存在局限。美国投资通过边境近岸外包推动墨西哥经济繁荣，因此墨西哥必须管理好与美国的密切关系，这影响其与古巴的亲近程度。这种动态在特朗普首任期内奥夫拉多尔执政时已显现，第二任期辛鲍姆任内料将重现。这并非低估墨西哥技术、经济及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性——其帮助缓解了古巴近年遭受的部分灾害。但墨西哥对古巴而言，作为外交政治盟友比贸易伙伴更重要。

卢拉执政下的巴西政府又如何？

自2023年初，卢拉组建了一个由其选举胜利所依赖的建制力量构成的联盟——一种基于其个人魅力的脆弱政治安排。其推行雄心政策的空间有限，如首任期内启动的古巴马里埃尔特别发展区项目；他主要专注于防止博索纳罗主义在2026年卷土重来。此外，巴西对本区域的看法已变：2000年代卢拉曾与查韦斯合作反对美国支持的自由贸易协定；再度执政后却禁止委内瑞拉加入金砖国家。这种鲜明对比更多与巴西国际关系重新调整有关，而非委内瑞拉七月选举的具体情况。过去十年巴西左翼遭遇政治文化挫败后，卢拉已偏离早期工党政府的新发展主义与区域一体化方案。他希望巴西作为拉美最重要经济体，扮演领导与调停双重角色。

古巴在拉美和加勒比的影响力始终在两个层面同时运作：一方面与其它进步政府合作，另一方面与社会运动、非政府政党及左翼知识分子协作。但随时间推移，对政府与外交关系的强调日益增强，而与左翼运动的关系稳步衰退。罗伯托·雷加拉多称此为古巴对外关系的“政府化”。这既是拉美左翼弱化的结果，也是古巴外交政策的刻意转向，是更广泛改革计划的一部分。

在《火花》杂志，我们试图通过审视古巴过去六十年来与左翼运动及政府的关系，探讨其国际地位问题。我们认为必须将古巴与美国的关系置于其与整个区域关系的背景下分析。“粉红浪潮”期间，古巴与拉美进步力量建立政治联结，促成了奥巴马时期的“正常化”。但随后美国对这些政府的反弹有效利用了其内部矛盾，削弱了整个美洲的左翼力量，为特朗普更具侵略性的策略铺平道路，而拜登延续了该策略。

古巴当前与非洲关系如何？古巴与安哥拉或南非非国大等是否仍有实质性团结关系以助打破封锁？

非洲国家一致投票反对封锁，因此仍是重要外交政治支持来源。古巴是非盟观察员伙伴，参与关于一体化与侨民文化的政策讨论。其是少数在大学开设斯瓦希里语课程的国家，可在哈瓦那大学常规学习该语言。故与非洲关系仍密切，但贸易与投资关系不大。古巴向非洲国家提供国家资助医疗援助，授予全额医学奖学金，并以可负担价格提供培训设施与专业知识。但数十年来，这种关系日益交易化。与安哥拉的经济关系可追溯至1990年代末：因安哥拉人均医生资源长期不足，始终高度依赖古巴医疗人员。

近年古巴社会政治出现重大变迁。2019年在劳尔领导下起草并经全民公投的宪法承认私有财产和外国直接投资，设定总统任期与年龄限制，禁止基于种族、性取向或性别的歧视，取消婚姻须为男女结合的规定。2022年关于宪法《家庭法典》修正的公投批准了同性婚姻。这些发展背后有何动因？

古巴政治体系中新立法的制定过程包含全民磋商（人人可提意见）及专家根据收集数据修订的阶段。宪法与新《家庭法典》皆循此路径起草。围绕《家庭法典》曾出现激烈全国性支持与反对运动。包括部分革命阵营成员在内的社会保守群体及福音派教会表示反对，但近70%选民支持该法典，其中明确“爱与团结是家庭关系的轴心”。这场对抗不仅规模空前，更揭示了与2022年市政选举及数月后全国选举不同的国家政治图谱。

《家庭法典》是国家项目：是十五年来推动性别多元、生育权及家庭民法全面改革的结晶。立法变革背后是社会观念的广泛转变：从基于紧密血缘关系和异性一夫一妻制的保守家庭观，转向适应日益复杂社会（人口老龄化、需规范祖父母权利、多数家庭由女性主导、照料责任分配）的灵活安排。法典允许基于情感纽带（而非血缘）的多元家庭关系，由此也引出一个有趣议题：在社会性退却后，私人生活采取何种形式？法典的主体仅限国家、个人与家庭，社会主义公民几乎未被提及。

新宪法也带来国家组织方式的重大转变。2019年前，总统同时担任国务院（全国人大休会时代行职权）和部长会议（负责国家行政、各部委及其他机构）主席。如今总理任部长会议主席，总统职权既非行政也非立法，而是通过法令颁布独立法规，并代表古巴处理国际事务、外交与军事。此间操作空间有限，因这些高度专业化、组织严密的机构处于国家核心，个人难以施加影响。

地方层面亦出现范式转变：市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得到加强，中层政府实施改革。省级人民政权代表大会被向总理汇报的省长取代。不幸的是，此转变恰逢新冠疫情，快速决策需求使新机构权力过大，削弱了其本应基于的自治与民众参与原则。因此理论上此设置建立更多政治平衡，实践中迄今仍偏向国家行政元素。结合改革的“政府化”倾向，结果往往不尽人意。

如何对比菲德尔与劳尔等革命一代的政治方式与2019年后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新领导层的政治取向？

就古巴国家与公民的政治制度关系而言，存在三大变革向量：一是政府化。菲德尔时代古巴政治基于动员各社会部门以解构国家并“社会化”。菲德尔离世后该模式难以为继，劳尔须构建新政治模式：更稳定的政府形式及与民众的不同关系。这导致专家或官僚在古巴政治中回归——整套培养此类人物的体系被设计出来，旨在以更专业的公共管理群体弥补民众动员的缺失。

二是国家理性化：合并或关闭部委、创建新机构、重新分配行政职责与层级职位。例如2009年成立总审计署，提升了原由普通政府部委处理的反腐政治地位。这一制度重塑过程持续至2019年宪法通过——该宪法在改革时期酝酿，于迪亚斯-卡内尔政府任内生效。

三是法治。动员不依赖法律合法性，而依赖对特定政治方案的大众支持。但新型国家要运作，需将政府工作根植于一套有效规程与法令中。经济、公共机构、国家使命与范围的全面变革皆需法典化，进而改变了政治合法性的运作方式。菲德尔与劳尔一代从五六十年革命承诺中汲取合法性，新一代干部则须依赖法律作为合法性来源——依赖制度正常运作、社会产品供给、普遍保障及与各领域成功协商。若经济无法照旧运行，政治亦然。

迪亚斯-卡内尔的观念由这些变革塑造。他是工程师、专家；其合法性依赖法治与政府稳定。他也是改革进程所创机构的负责人——总统职位在1976年社会主义宪法中被废除。新形式下的总统权比表面更弱，总统不似美国般行使行政权。权力仍集中于部长会议及立法机构：国务院和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康米党仍是体系支柱。但《家庭法典》和宪法运动也催生了新权力源：各类自治社会运动——从小型街头抗议到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群体活动家游行，再到福音派教会动员。

这种可见的社会动员——能引导成员达成可能影响国家决策的政治结论——具有显著新意。在古巴，政治文化保持相对静态，而社会、经济乃至国家已发生诸多重大演变。部分党政官员理解此点，但其ta人仍在努力把握这种新复杂性，自然影响其处理社会矛盾与应对危机的方式：2021年抗议、疫情、飓风等。当然，此类危机催生的社会诉求与福音派教会反对《家庭法典》的动员存在巨大差异。但对成长于具有其它非常不同合法性来源的政治景观中的一代而言，应对这些异常困难。Ta们被迫适应新制度安排，同时又受经济局势制约。无人愿处其位，但这非个人失误，而是独特的历史关头——一场多层面危机，即便身处其中亦难把握。

能否谈谈古巴数字媒体的发展？

数字媒体于1990年代兴起，最初作为《格拉玛报》（Granma）或《起义青年报》（Rebelde）等官方或党营平面媒体的新闻网站。随后出现如2003年8月创建的“古巴辩论”等新线上刊物，读者群为专业人士、医生、大学生及部委企业的中层工作者——这群人在2000年代逐渐接触互联网及缓慢发展的电邮平台。在古巴，电邮比网络普及更早更广，邮件链成为一种去中心化的讨论与信息交流平台，使知名知识分子能就1970年代古巴文化某些压制性特征的回归表达关切。

此时数字教育也蓬勃发展——属于菲德尔所称“全面综合文化”及“思想战”的一部分。信息科学大学于2002年成立，每所学校安装计算机实验室并定期更新课程。这意味着古巴在没有广泛数字接入的情况下发展了数字文化：人们会使用计算机但家中通常没有。博客首先在独立作家和记者中流行，随后发展为系列集体项目，部分受美国国务院资助。华盛顿迅速在博客圈找到突破口，支持一批倡导政权更迭的新记者。

但也有积极政治发展，如2008年由杰出文学理论家德西德里奥·纳瓦罗领导的“邮件战争”，围绕革命文化及1960年代以来古巴文化史展开公开辩论，聚焦“灰色五年”事件。此时期众多革命倾向的博客中，费尔南多·马丁内斯·埃雷迪亚所称的“防卫主义”立场盛行：狭隘聚焦美帝国主义和封锁而排除其它因素，有时暗示某些议题禁止讨论。约2012-2014年，社交媒体随公共无线网络扩展而出现。不久后移动数据的量子跃升使表达平台的接入大为拓宽。

你们的网络期刊《火花》（La Tizza）如何起步？

存在若干前提条件：一是技术层面——2002年以来古巴互联网服务扩展，以及不再受纸张印刷等资源中介的公共领域突然出现。《火花》部分成员形成于博客圈勃兴时期。二是智识层面——我们多人亲近费尔南多·马丁内斯·埃雷迪亚（时任胡安·马里内略文化研究所所长，自1960年代起便是古巴异端马克思主义传统重要人物）。他曾是《批判思潮》杂志编辑，当时与《新左派评论》是姊妹刊。2015年，费尔南多教授“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课程，浓缩其毕生思想：从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解读，延伸到马克思主义的演变——他称之为第二国际及俄国革命后的“普遍化”、直至古巴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对其的吸收，及其个人经历。这是一种通过批判性、开放性马克思主义透镜，对从“七二六运动”直至改革的政治理论史的非凡解读。

2016年短暂时期，来自马里内略研究所及其它当时涌现的政治团体的一些年轻人，围绕名为“青年反资本主义网络”的团体凝聚。该团体创办名为《要点》的博客，在街头和学术场合组织行动与工作坊。2017年2月特朗普首任总统期初该团体解散，部分成员创立后来被称为《火花》的机构。作为杂志，其旨在通过植根批判马克思主义重新思考21世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组织问题；借助相关学术讨论分析改革进程；推广超越“防卫主义”的更广泛革命思想家的作品；将《批判思潮》的自由思考马克思主义传统带入数字媒体时代。

《批判思潮》于1971年随革命走向勃列日涅夫化而停刊。这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古巴思想史传统的中断？除了与费尔南多的个人联系，是什么让《火花》能接续这一脉络？

1971年后政治环境变化确实造成中断，影响社会科学领域使马克思主义讨论更困难，可能使我们倒退整整十年。但这是放缓而非彻底停止。该批判项目的多个脉络得以存续：在美洲之家、古巴电影艺术与工业研究所的电影导演与知识分子中、在艺术大学及其他若干空间。它于1980年代末菲德尔所称1986年三大后的“纠偏进程”中重新浮现，与戈尔巴乔夫时代巧合。随后2011年改革启动后，异见与各类批判性思考空间扩大。我们看到一系列公开辩论与磋商，关于经济管理、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本质的讨论。这由劳尔本人自上而下推动，但也通过新媒体传播。其时恰逢奥巴马与特朗普政府带来的政治挑战，帝国对古巴的攻击在改革十年间升级。

期刊如何发展？

《火花》起初发布缓慢，但在2018-19年加速，尤在宪法与宗教原教旨主义辩论期间。这些是观察社会动态、意识形态认同与民众动员转变的窗口，因为异见的公开表达——无论来自教会或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群体——日益普遍。围绕此类议题的战争迷雾中常缺乏分析与政治清晰度。我们在2021年抗议等系列爆发事件及由全国停电、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等极端条件塑造的政治氛围中提供分析。

参与者有哪些人？

作为集体，《火花》涵盖1980年代至1990年代末出生者。最年轻约23岁，最年长42岁。年长成员中有“思想战”时期活跃的大学生；我这一代出现较晚，在2010年代查韦斯与菲德尔逝世后。年轻成员在2019年宪法与疫情辩论中政治化。我们中部分人成长于圣地亚哥、阿特米萨省、马坦萨斯等其他地区，但多数在哈瓦那政治化。几乎所有人都是党员，但《火花》按严格非等级制原则运作：无中央委员会、编辑或协调员，作为水平集体通过共识决策，在编辑、寻找新文本等方面有分工。我们不接受资助也不向供稿人支付报酬，完全自愿。

《火花》面向广泛读者，但主要在拉美活动分子与知识分子中传播。它发布该区域局势分析：委内瑞拉、巴西、中美洲、萨尔瓦多、智利、波多黎各、哥伦比亚等。提供非仅“防卫主义”（官方立场倾向如此）的革命视角，不将古巴内部意识形态斗争简单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症状，而是试图将古巴社会描述为改革释放的变迁需求与愿望所标记的复杂整体：国有经济、私营部门及有组织活动家之间不同领域的冲突。

古巴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及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任国务卿有何预期？

美国仍采取“极限施压”策略。拜登政府决定维持特朗普经济扼杀政策而非回归奥巴马正常化议程的主因之一，是认为这可能打破六十五年来古巴政策的死胡同，试图以最后一击解决问题。因此ta们强化单边制裁，限制旅游与侨汇，阻碍投资与美元交易，恫吓在基础设施和医疗物资等关键领域与古巴交易的企业——同时更慷慨资助颠覆活动，向古巴媒体文化领域倡导政权更迭的人物输送资金。这是激化古巴社会内部矛盾、压制革命任何扩展可能的手段。

可肯定特朗普第二任期将延续此路线，在布克尔、米莱等拉美极右翼势力 再次兴起的助力下恶化当前危机。古巴正航行于湍流，我们需磨练水手技能——从既往沉船中学习并避免新难，深知未来多大程度取决于自身努力。风暴平息尚需时日。

文章来源：《新左派评论》第150期 2024年11-12月刊

原文链接：https://newleftreview.org/issues/ii150/articles/ernesto-teuma-a-new-left-in-cuba

编辑：江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