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论五月风暴》

【编辑部说明：本文系阿尔都塞致意共党员玛契奥奇的信（1969年3月15日），标题由译者wiride所拟。译自《Letters from inside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to Louis Althusser》，英译者为斯蒂芬·M·赫尔曼（Stephen M.Hellman）。在这十几封信件中，只有本信最特殊——不仅阿尔都塞的署名比先前更加正式，强调的地方也比先前骤增，而且本信的法文原版被刻意压下而没有出版：因为阿尔都塞原意是向意大利读者（而不仅仅是玛契奥奇）解释五月风暴的失败，并没有将这封信展示给法国读者的打算（故而他不是用为法共辩护的方式“安慰”法国读者）。本次重新推送进行了排版改进，新增了些许注释，修改了一些细枝末节，力图使我们的工作效果最大化。值得注意的是，《论再生产》中涉及五月风暴的内容与这封信有许多类似之处，因此我们也尽量使我们的中文译法统一，方便读者阅读。翻译有不当处请多指教，请勿商用，本文仅供学习参考。转载请联系我们并注明出处。】

亲爱的玛.安.，1969年3月15日

我承诺过，当我在去年夏天，在酷热的七月和你见面时，我会写一些关于五月风暴和学生运动（Student Movement）[1]的东西。当我现在以各种方式回望这件事时，在我看来，这个承诺太过愚蠢了。人们怎么能够去设想在缺少最起码的客观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去论述“风暴”[2]？人们怎么能够在没有最起码的客观信息的情况下，去论述一件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即使这些信息不能让人们充分了解也好，至少也能让人们在五月风暴进行时勾勒出“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吧？

在去年夏天里，由于疾病，我被迫保持沉默，因为生病使我缺少必要的信息。直到今天，我对“学生运动”的了解仍然太少了。我缺少真正重要的材料：确切的说，在一起发动了五月总罢工的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下等阶层（strata）的雇员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人道报》（l’Humanité）[3]上的文章和一些零散的报道，只是提供了一种分析的最一般的要素。

在这种状况下，我只能说一些很图式化的、粗糙的、并且也许是根本不完整的东西。我原本想以论点（theses）的形式给你提供我的分析。但我至多只有假设（hypotheses）。

但这种限制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无限期地等待下去，就是说，等到有可能去进行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或（实际上等同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我们必须说我们能行。我们当然应该小心，但我们必须要说点什么。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使我们的假设接受同志们的批判，以便产生比假设更多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它能让我们在五月之后擦亮眼睛。因为五月发生了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一些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前景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它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战策，否则我们的战策将会冒着被风暴“拖着走”的风险。并且我说的不是已经成为过去了的五月风暴，而是现在和未来的风暴，总有一天，它们会远远地超过五月的风暴。

总之，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我会在下面给出两个事实（Facts），一个论点（Theses），同时还有一个假设（Hypothesis）。

我所说的事实就是指那些板上钉钉的事实，意义最强烈的历史性事实，即由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所组成的事实。

我所说的论点就是指一种经得起论证的（demonstrable）政治或理论命题（proposition）。

我所说的假设就是指一种政治或理论命题，但我的论证并不是很有说服力，这要么是因为缺少空间（我们不能在信中说得没完没了），要么是因为我们缺少了“在这个领域内”只能通过客观的社会调查所提供的信息。

我的写作将会依照一种相对任意的顺序（order）。这是一种教学的（pedagogical）顺序，不过它从属于首要的政治。结果就是，我的事实（第一个事实与第二个事实），我的论点（第一个论点），以及我的假设（第一个假设）会以一种混合的（mixed）顺序出现。

这个论证（argument）的教学顺序要求我从当前对五月风暴的占统治地位的解释开始。因此

第一个事实

归根到底[4]，在五月风暴之中扮演着绝对决定性角色的，是九百万工人的总罢工。大批大学生、中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参与进了五月风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但他们从属于九百万工人的经济的阶级斗争。

这就引出了第一个事实：当前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上流行的评论和解释中，这两种现象（总罢工和“学生”行动）的重要性的相对顺序是完全反过来的。

我们共产党就不是这样了，特别是法国共产党。法共[5]以事情的真正顺序陈述事情：总罢工优先于学生行动（student actions）。这是正确的，不仅是因为这反映了五月各方力量的真正关系，而且也因为这符合——并且只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人阶级革命性质的论点。我们说的“革命”意味着：不是主观革命（=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宣言），而是客观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高涨的革命行动）。[6]

相比之下，这种颠倒是非在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出版物中，包括大多数学生运动的出版物中都可以找到。除了戴高乐直接攻击工人阶级“极权主义”的咒骂，以及一些共产主义行动的宣言外，这些出版物都把总罢工推到了幕后：无人问津。他们想简单地把这场伟大的工人罢工从世界历史中抹去。在这里，学生运动，拉丁区[7]的街垒，此类的东西变成了最重要的东西了，如果给这些现象以最重要的地位，历史就变成是由小资产阶级学生创造的了，“他们领导工人阶级走向革命……”。

我知道有一些学生并没有掉进资产阶级的陷阱。至少他们没有写出来，因为他们在写作时，明明白白地承认了五月工人总罢工是比五月学生行动更为重要的，但是仅仅写出这些正确的论点还不够：有必要把这些论点灌进一部分“意识清醒”的学生的脑中，把这些论点铭刻进（1）他们的行动，进而（2）整个学生运动的具体行动路线中。

现在我认为，除了少数几个显著的例外之外，学生运动目前的具体行动路线在实践中与这个正确的论点相矛盾。学生运动的行动路线反映了学生运动的“理念”，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大多数学生的理念。大多数学生仍然相信学生的行动在五月风暴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大多数学生仍然活在一种误认的梦里。在此基础上（这是一个历史的-编年史的事实），对学生“街垒”的野蛮镇压是总罢工的“雷管”，大多数学生以为他们是五月的先锋队，领导着工人阶级的行动。这显然是幻觉。它和编年史的顺序混淆起来（这些街垒出现在5月13日的示威游行之前，因此在总罢工之前），可“雷管”或“点燃森林大火的火星”[8]（列宁）的作用与历史的（非编年史的）作用，归根到底都是决定性的。归根到底，在五月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工人阶级，而不是学生。

如果学生运动（法国、德国、日本、美国、意大利或任何国家）在理论中（在其作品中），尤其是在实践中（在其“路线”、组织和行动的形式中）不承认这一事实，那么他们对五月风暴的解释就完全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五月的解释合流了。学生们的解释只是——以一种与学生“组织”中的意识形态变化（自由主义、新卢森堡主义、格瓦拉主义意识形态）相适应的语言形式——资产阶级解释的纯粹和完全的分工（demarcation）。

学生们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在客观上——当然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尽管在他们之间最优秀的人有着主观上的革命意图——帮助资产阶级对事物的真正顺序颠倒是非，也就是说，他们在沉默之中丢掉了那个在五月中归根到底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也就是九百万工人的总罢工。

为了说服学生们相信这个他们还没有承认的现实，我将会进行两种观察来帮助他们。这两种观察都提到了对索邦的占领[9]。

在5月13日的游行中，学生们占领了索邦，并在那里竖起了红旗。他们之所以能够占领并“控制”索邦这么长时间，首先是因为成千上万的工人同样在5月13日的示威游行中在场，其次是因为紧接着爆发了大规模的总罢工，这是很清楚的。这次总罢工把大部分镇压性国家机器都调动过来了，这个战线对资产阶级来说比“学生战线”危险得多。而且，如果没有这些罢工和调动，对索邦的占领最多不会持续几天。

同样，占领给学生们摆出了一个客观“难题”。但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太过自信了，他们认为那些力量只属于他们自己——相反，那种力量本质上来源于总罢工的力量——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一点。对于一种占领来说，即使只是对索邦的占领，也不能是即兴表演。现在，即使学生们在占领工厂上没什么经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风暴是他们在“遭受攻击”下的第一次试验），也有一些人已经是这种占领实践的高手了。当然，我指的是工人们，他们在1936年“开创”了这种斗争形式，并在此后的许多其他的场合扩大和完善了这种斗争形式，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所学到的东西。从1968年5月至6月占领工厂的典范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索邦的学生不应该只是简单地跑到工厂门口去“帮助”工人，而应该同时邀请这些工厂的工人战士到索邦来，教自己如何进行有效的占领；教自己如何保卫索邦，使其免受害群之马和警察的闯入，不能让这些人——众所周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如有必要，就教自己怎么去保卫索邦，使其能够抵抗镇压力量的攻击。那么，被占领的索邦可能就会成为五月阶级斗争的最重要的一个场地（terrains），在那里，学生行动与工人斗争的融合（fusion）可能会开始成形。在这里也是一样，必须要把事情说清楚：学生们以为是工人需要他们，而实际上，是学生们，是这种斗争形式的新手们，最需要从工人阶级的建议和支持中获得“帮助”。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评估“相遇”的各方力量的相对重要性，其实践后果可能是——实际上总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如果5月13日的相遇根本没有后续；并且如果在五月之后，这样的后续——总有一天会来的——似乎暂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遥远；那么这是因为，至少就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内容而言，我们对各方力量的真正重要性顺序的评估是错的。

因此，必须要把这些事情放在独特的视角下考察。所以下面这个论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论点

通常所说的“五月风暴”，是两种行动的客观相遇的结果：

1.大量法国工人和雇员的经济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的行动：持续了一个月的九百万男女总罢工。这些群众的行动，归根到底是“五月风暴”的历史性的决定性要素。

2.大学生、中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的行动，由于政府和警察的镇压行为给他们送去了火星，他们爆发地十分壮丽。（从资产阶级的角度来看，这些镇压行为在客观上是“笨拙的”：自五月以来，政客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代表已经“流行起来”，现在他们的行为也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他们采取了更恰当的资产阶级行为方式。）5月11日晚上，街垒的爆炸达到了最高潮，随后是对索邦、奥德翁[10]和其他文化支柱的占领。

历史性的相遇确实发生了，但融合并没有发生。一种相遇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这可能是一个相对偶然的“短暂相遇”，在这种情形下不会导致任何一种力量的融合。五月的情形就是这样，一方面是工人们和雇员们，另一方面是学生们和青年知识分子们的相会，只是一种短暂的相遇——[11]由于一系列原因，我把话说的非常简短，非常一般——而没有导致任何一种融合。

一种相遇如果是——或者变成是——[12]一种长期的相遇，就必然采取融合的形式。然而这并没有在五月发生。自五月以来，事态的发展就验证了这么一个论点：工人运动与学生及其他人的行动的融合，在客观上还没有提上议程。为了将它提上议程，非无产阶级青年现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工人运动（是的，它也是这样）也将不得不走出相当长的路。如果两边都不走这段如此之长的路（并且每一方都必须自己走），那么他们的融合就不会提上议程。与此同时，工人运动会走自己的路，而非无产阶级青年将会走他们自己犹豫不决的路。

从第一个论点出发，我们可以让事情从属于历史之下，通过这种方式给它的编年史排列顺序。准确的讲，相遇发生在戴高乐政变十年后的5月13日里，人们高呼“十年已经够了！”当然，这是一个政治口号，因为它直接针对着戴高乐，但它同时也是一个防御性的、消极的口号（针对戴高乐）。在这些重量级的刊物里，人们还可以听到一些孤立的呼喊，主要是法国劳工民主联盟[13]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呼喊:“工人的权力！”然后还有一些小团体的呼声：“为人民服务！”“支持工人！”除了这些防御性的政治口号（“十年已经够了！”）之外，还有一种强而有力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民族解放阵线终将胜利！胜利属于越南！”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看看群众的政治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十年已经够了”）隐瞒了什么，我们就会发现，在5月13日的游行中，那些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口号：“我们要工资！不要大量失业！保障工作！不要延长生产时间！停止取缔工会！”等等。

千百万工人、大学生、中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反常的相遇，代表了最反常的事实，即在工人中占主导地位的口号和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占主导地位的口号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差异。学生和知识分子（以索瓦乔[14]和捷斯玛尔[15]为首）不仅要求更换政府（“十年已经够了”，“打倒戴高乐！”），而且完全要求“革命”。这种“革命性”的呼吁随后采取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口号的形式（这代表着无政府主义的综合，它在学生和全国高等教育联盟[16]和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17]的“教条主义”革命主义之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工人的权力！学生的权力！农民的权力！”但是广大工人们心中有着非常不同的意图（aim），他们以防御性的政治口号的形式出现：“十年已经够了！”还有大量的经济的阶级斗争的口号。

谁能停下来思考这种不和谐[18]呢？然而，正是这种不和谐决定了随五月风暴而来的所有事件的音调（从编年史和历史的意义上）。最重要的是，它决定了以后所有相遇的形式——这些相遇很少成功，而且这些相遇往往要么是零碎的，要么说白了还是非存在——我说的是工人的行动（总罢工）和学生、知识分子的行动之间的相遇形式。

就学生而言，他们占领了索邦和奥德翁，把这些地方变成了意识形态的（他们以为这是政治的）鼓动的基地。工人们——主要是青年人，也有一些年长的——[19]自由地来到了索邦和奥德翁。当然，也有一些社会异类（social misfits）和流氓无产阶级来到了这里，他们在这里找到了食物和住所，也找到了升华自己悲剧的机会（那些“加丹加人”）。[20]

就学生而言，他们都对“为人民服务”和“帮助工人”充满着欲望（desire），他们都想比另一方做的更好，本着这种精神，他们跑到工厂的大门前提供他们的服务。起初，几乎所有地方的大门都为他们敞开，但后来（除了某些例外，比如弗兰[21]，那里的工厂没有大门），大门全部关上了，学生战士们大失所望。在某些情况下（弗兰，克里昂，南特，索肖[22]），学生们能够直接参与由共和国保安部队[23]干预工厂引发的暴力斗争。一名学生青年甚至在弗兰溺水身亡，两名工人在索肖被枪杀（共和国保安部队也好生埋葬了他们）。

但是，工人群众并没有回应这帮热情的学生，这才是一般的情况。在学生们的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愿景和工人们的直接诉求之间，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裂缝，以及作为这种裂缝结果的误认（misunderstanding）。

一些学生以一种过分简单的方式，在法国总工会[24]和法共领导人的“背叛”中发现了原因。这种说法真是太简单了，因为当涉及到如此规模的群众运动时，相信领导人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真相是，整个工人阶级，并不只是领导人，一般并不愿意“跟着”学生们的建议走，这些建议更多是以幻想出来的经验为基础，而不是以对现实的理解为基础。

工人阶级认为，一旦让这些明显缺乏经验的学生参与进阶级斗争，就有可能会被卷入一场——我没有一个更好的词来形容它——[25]不确定的冒险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会继续自己走自己的路，从自己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当然了，这条道路不是也不可能是学生“领导人”捷斯马尔、索瓦乔和后来赫兹伯格[26]的一系列声明中所说的道路——这些声明得到了资产阶级广播电台和新闻界的公开回应和欢呼。（资产阶级并不像学生“领导人”所想的那么蠢。）（顺带一提，捷斯马尔和赫兹伯格甚至都不是学生，而是教师和研究人员：捷斯马尔是统一社会党[27]的党员，赫兹伯格——他旋即被开除——是法共的党员。）也正是因此，工人阶级才会在统一社会党（统一社会党在当时真的应该被叫做大学社会党[28]）在夏莱蒂[29]举行的大会上表现得如此无礼。所以，工人阶级在实践中自己解决自己的难题：首先是诉求难题；其次，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他们与自己领导人的关系难题（从现状的角度来看，这绝对是次要的）。无论怎么讲，这第二个难题只是工人自己的难题，与学生无关。学生们应该好好领悟这个简单的事实，即使这对他们来说难以理解。

工人阶级已经复工了。他们经常沉浸在胜利的氛围之中，并且高举着他们的旗帜。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必须与某些工会领导人一起面对那些严重的难题。一切都回到了正常的（normal）秩序。但一些事情有所改变。工资暂时被赋予了更大的购买力。工会在工厂里赢得了基本的公民权（这件事发生在雪铁龙工厂里，它真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现在已经把这段回忆铭记在心（这是一种最明确的铭记），他们知道，老板、政府和国家机器已经在一夜之间被群众的行动吓得瑟瑟发抖，因此这种行动是有可能的，并且终有一日，这种行动可以导致工人阶级曾经听说过的东西——在巴黎公社，在1917年的俄国和1949年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可当工人阶级已经复工时，学生们还在带着那个著名的口号“继续斗争”：“这只是一个开始，继续斗争！”什么的开始？以及，什么的斗争？

当我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并不是说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开始过。相反，对于公立中学（the lycées）和技校的大学生、中学生，以及青年知识分子来说，一些非常基本的事情已经开始了，但仅仅是刚刚开始（beginning）。什么的开始？学生们认为这是革命的开始。从长远来看，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开端并不是他们的成就：这是工人阶级的成就，他们没有等到五月才“开始斗争”，实际上他们已经斗争了一个多世纪。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学生们有什么开始？“继续斗争！”好吧，斗争是继续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事实上已经衰落下去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至少在法国，斗争将会越来越接近完全的分裂，至少在学生里面，在学生们用志向太过高远的词语称呼的“学生运动”里面是这样的。

这种分裂已经在法国开始了。在开始时，它会表现为小团体的急剧增加，在目前，则表现为在共产主义行动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the Action Committees）中的反小团体意识形态（an anti-groupuscule ideology）（这是一种新卢森堡主义意识形态）。这种分裂将会继续下去，并且会越发明显。此外，我们还要知道，至少在大学里，埃•富尔[30]会运用他的（资产阶级）智慧，尽其所能地促进这种分裂。

“这只是一个开始。继续斗争！”什么的开始？什么的斗争？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 “学生运动”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一个假设

首先我想说的是，至少在法国和意大利，还有德国、西班牙和美国里，“学生运动”这个词并没有准确的说明它实际上是什么。

第一点，法国1968年5月是一种科学实验，一种验证的检验（a verification-test），它使许多迄今为止被掩盖着的事实暴露出来。最重要的是下面这个事实：就算学生们在严格的意义上扮演着至高无上的和主要的角色，至少在风暴开始时，他们也倾向于假装不承认其他阶层的积极存在比他们重要的多。首先是学校里的学生：公立中学（the lycéens）的学生和技校的学生，甚至是小学高年级的学生。然后，除了学校的学生之外，还有大量高度分化的青年“知识分子”阶层：青年医生、律师、艺术家、设计师、工程师、新闻记者、中低层白领、技师、教师、研究人员等等。

事实上，“学生运动”的表述太过含糊和片面，因而也不准确，它涵盖了在五月中汇集的一系列行动，这些行动是由各个阶层的青年学生和各个阶层的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的。这种巨大的多样性把五月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解释清楚了，既解释了行动的汇集（例如青年艺术家和设计师的那些令人惊叹的海报）也解释了行动的冲突，甚至是分歧。在这种巨大的多样性中，一种共同的要素占了上风。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水源统治着这些发源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同一种多样性有助于解释五月中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同变体：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但也包括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格瓦拉主义、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应该说，马尔库塞直接影响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学生青年，他对德意两国的学生意义重大，但是他在法国的影响力几乎为零。

另一个观察结果。我刚刚说过，“学生运动”这个词有很多含糊不清的地方。可以肯定的是，学生们倾向于把他们的行动叫做“运动”，从他们的意图和他们对工人运动的仰慕来看，这是很合理的。但是很难给他们足够的权利来取这个名字。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一种运动就像工人运动一样担得起运动这个名字，那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会阶级（无产阶级）而且是唯一客观革命的阶级的运动。大学生、中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不能构成一个阶级，而只能说是具有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中间阶层”（‘middle strata’）。此外，他们也不是客观革命的，即使他们的一些成员可能会成为真正的革命战士（马克思和列宁，准确地说，他们的社会出身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学生运动”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运动，换句话来说，并不是一种统一的运动，这一点在五月是很明确的，因为在各种倡议和行动之间，存在着冲突和严重的分歧，而且学生运动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夏莱蒂那里）让自己被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即统一社会党的意识形态所领导，而它的基本方向并不是学生性质的。

话虽如此，我并不拒绝给予我们的学生同志们自称“运动”的权利——因为这表达了他们对统一行动和统一组织的渴望，这将超越学术界和专业机构，直接体验和攻击资本主义国家结构——把这场运动放在适当的角度来看是至关重要的。必须考虑以下基本事实：这不只是一两个国家的运动，而是几乎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这场运动开始于15年前，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而且还在一些国家中有一些悲壮的失败（谁还记得那场伟大的土耳其学生运动[31]，被当地的法西斯独裁政府粉碎？）它们比法国1968年5月的高潮要早。

这种长期的国际运动诞生于1955年，它在胜利与失败、衰退与复苏之间轮番交替，就这样持续到了现在。那么，这场风暴，这个没有历史先例的，虽然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失败但肯定是不可逆转的风暴，这个已经开始了的，可能而且一定会遭遇未来的失败，但不会又一次停下来的风暴究竟是什么？

为了解释这个风暴，我要在我有限的知识基础之上，给出以下的基本假设：这场国际运动是阶级斗争的自发形式之一，通常是——以乌托邦式左派的形式——在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中进行的，而且归根到底是由帝国主义当前阶段的危机，即帝国主义濒死（death-agony）阶段的危机引起的。

要找到国际反帝国主义阶级斗争对这场运动的产生、发展的影响的证据并不难。仅举最重要的例子，让我们记住影响着学生青年和知识分子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古巴革命，拉丁美洲的游击战——在那里，“切”[32]英勇牺牲，但这种牺牲的政治代价极高——越南人民反对世界上最强悍的军事力量侵略的浩大而胜利的斗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美国大城市中美籍非裔黑人的暴力反抗，以及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这些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我们国家的同时代的青年中，包括在工人青年中得到了非同一般的接纳（我们不要忘记，在法国，是无产阶级青年和农民青年们被阿尔及利亚战争给动员起来，是他们瘫痪了萨兰[33]的“政变”，使萨兰的军官犹豫不决，他们不会忘记这一堂课）。

自然，如果1930年至196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并没有动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使其极端脆弱又八方受敌，这种接纳就不会如此深刻。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西班牙内战以及共和国[34]在国际法西斯主义进攻下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导致的中欧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同时也是——社会解放；“胜利”以及失败（朝鲜，越南！）；美国的直接政治和军事干预，由于“同盟国”的软弱和矛盾，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唯一的国际宪兵；简而言之，资产阶级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无能的公开表现——所有这些事件，即使没有完全消灭使传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今天依然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也几乎使它化为乌有了。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如果人们低估了这一鲜为人知的但谁都可以知道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失败，那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这是一种波及了全世界的失败。这种失败创造了一个真空（vacuum），创造了一扇敞开的大门，即使小资产阶级阶层在造反中寻求一种以“幼稚的”、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失败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在实际上处于领导权地位了。无论怎么讲，我们都知道乌托邦主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新卢森堡主义以及一般所说的“左派”[35]）只是一种幼稚的骚乱，就像列宁说的那样，如果“得到适当的治疗”，它就会被治愈。

因此，我们不应该对以下事实太过惊讶，一方面是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著名实例，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实际上的失败所开辟的虚空（void），这两者的组合效果，应该为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造反开辟一个广阔的战场。

除此之外，如果考虑到帝国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这种危机不仅影响到日益受剥削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而且也许是第一次特别直接地影响到了小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那么即使是一些相对富裕的阶层（中层干部、设计师、教师、研究员等），看到自己的孩子因为知道失业在等待着他们时而苦恼，直接投入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帝国主义的濒死为小资产阶级青年创造了一种条件，使得他们可以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其中首先是意识形态灌输机器，现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那里暴露了它无可救药的弱点：教育制度（the educational system）。

因此，我的假设是，在国内的和国际的层面上，学生青年和知识分子的“运动”必须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造反（注意：意识形态造反本身并不像学生们太过乐此不疲地相信的那样，是一种政治革命），它首先攻击的是资本主义学校制度国家机器[36]。

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但我认为，如果人们知道事情从何而来，它们在什么样的历史深处有什么样的根源，就能够合理地预测它们将走向何方，或者预测它们在任何情况下倾向于走向何方，以及预测它们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而且往往是严重的变迁之后，最终将走向何方。

事实上，学生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造反，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场所了。20世纪20年代的造反，西欧的超现实主义和俄国的无产阶级文化派（Proletkult）[37]也是意识形态造反。但是，由于某些与当时世界局势有关的原因，帝国主义的强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力量——或者其他的原因（在俄国）——这些运动都没有兑现它们的承诺。他们从来没有超过幼稚骚乱的形式，至少在西欧没有。

是否有必要提醒我们自己，在大战[38]之前，整个欧洲和日本的法西斯运动也动员了大量青年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意识形态造反”？但是，那些造反，被大资产阶级所接纳的、作为政治领导人的法西斯领导人所利用，被用来打击工人阶级，并被法西斯的恐怖手段歪曲和腐化，然后在轴心国的侵略战争中被屠杀。

今天事情已经完全不同了。尽管统治阶级的新法西斯主义行动已经非常确凿、客观、甚至迫在眉睫，法西斯主义运动在今天已经几乎没有机会从学生青年中招募军团了。资产阶级最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它已经彻底失去了对最优秀的青年人的思想控制。正是因为这个事实，我们要说，不要害怕犯错，尽管总有不可避免的失败（然而，由于某些客观的反共产主义的元素，它们有时可能是危险的），全世界的学生意识形态造反都是客观的和确定的进步，它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不能对此无知，他们在自己的层面和自己的限度内，在国际的阶级斗争中反对帝国主义。

学生运动必须面对但尚未面对的全部难题，那些至关重要的难题，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很神话的术语来说，是这样的：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间段内，在通过什么样的检验之后，学生运动会成功地与工人运动持续连接（joncture）起来，并最终融为一体？

在这一点上，有必要说说第二个事实。

第二个事实

需要有很大的勇气来正视这个事实，因为它十分重要。而且正是因为它如此之重要，人们还没有真正正视过它。

就国际的阶级斗争而言，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但不幸的是，这也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共产党暂时——我希望是暂时——但确实失去了与学生和知识分子青年的意识形态联系和政治联系。

五月为了重新建立这种联系所作的努力，只是完全证明和绝对表明了实际上在法国五月中不存在这种联系。我认为在其他国家中也是一样。事实上，隆哥[39]认为必须亲自接待一些意大利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这也证明了共产主义学生组织单靠自己无法以正常的方式确保这种联系，他们把这联系给丢掉了。

事实上，在五月中，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UEC）完全被这些事件给淹没了。青年群众——学生、知识分子甚至一部分工人——追随着其他领导人，而不是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他们在别的口号下战斗，而这些口号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他们追随科恩-本迪特[40]和他的“3月22日”团体，这甚至都不是一个组织；他们追随着索瓦乔，他代表着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那跟个恐怖组织似的，自从前任主席辞职以来，它甚至都没有一个主席；他们追随捷斯马尔，然后是全国高等教育联盟的干事赫兹伯格；一些人甚至在夏莱蒂听巴乔内[41]发言，统一社会党在那里主持会议，却不让孟戴斯-弗朗斯[42]发言，尽管他在场。除了5月13日的那场没有后续行动的大规模游行之外，他们没有追随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也没有追随法共或法国总工会的指示。在那里，他们的确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进来了，但他们追随的是工人阶级，而不是法共或法国总工会。总的来说，他们甚至都不支持他们自己的小团体，这些小团体大部分都被五月的学生运动所粉碎。

这是一个重要的且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它不仅值得反思，而且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准确的文献资料和更加深刻的分析。（因为一种反思怎么可能没有事实和分析？）

共产党自己毕竟是有一些组织来代表学生的，为什么共产党在实践中与学生青年失去了所有的联系，以至于共产党在五月的自发行动和自发意识形态中被学生青年所抛弃？

我只把问题摆在这，因为我缺少必要的信息来冒险组织一个假设。当然，在法国，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阿尔及利亚战争对学生的影响，因为正是由于这场战争及其灾难性的后果，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遭受了两次非常严重的、破坏性的分裂，这两次分裂都极大地损害了它的成员，并大大削减了它的追随者。我们当然也必须要回顾一下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以及CCP[43]针对国外运动的分裂主义口号[44]的影响。但是，所有这些东西只是一个一般原因体系中的一部分要素，这个体系必须要从细节上加以分析，并且最肯定的是，必须要从整体上加以分析，因为它不仅涉及了一个国家的青年，而且涉及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

不管这种联系的丢失的最终原因是什么，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把青年的造反推入了——被不准确地称呼的——[45]“左派”里面。这个名字是很不准确的，因为它必须具体说明这种左派的各种形式——其中有一些是相互对立的，正如今天小团体的残余势力和他们的前追随者之间的分裂所证明的那样。必须要说清楚，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小资产阶级左派，而不是列宁在《共产主义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写到的无产阶级左派，这本书经常被随意引用。同样必须要说清楚，虽然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左派对于革命“比右的教条主义的危险少一千倍”，并且相对容易被治愈，但这是对工人运动的幼稚骚乱来讲的，列宁的这个公式不能直接应用于小资产阶级学生左派。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小资产阶级左派尽管“比右的教条主义的危险无限少”，甚至比无产阶级左派的危险无限少，但要治愈它比无产阶级左派无限难。显然，小资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本能”的“天然”疗药[46]，相反，他们却有一种“小资产阶级本能”，这种本能要转化为“无产阶级立场”是极端困难的。

所有的这些具体条件使得我们对待知识分子和学生左派必须要采取一种特殊的“治疗”。正如列宁在1916年谈到青年运动时所说的那样，“必须要给予他们一切帮助。我们必须对他们的错误保持耐心，主要是通过逐渐的说服来努力纠正他们，而不是与他们作斗争。”

但是，如果我们不满足某些绝对必要的条件，就不能简单地进入一场没有历史先例的意识形态造反的未知之处，这场意识形态造反尽管有错误、傲慢和无谓的失败，但毫无疑问是一种进步的群众现象，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界定与青年们复杂的左派意识形态有关的任何一条界限呢。让我们不要再说车轱辘话，这是一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群众运动，一场小资产阶级的运动，但准确的说还是一场群众运动。

我认为，这些必要条件是：

1.首先，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析都必须要去了解轰动一时的五月总罢工的具体情况，重要的是重新建立事情的历史顺序：因此，必须要坚持九百万工人总罢工（它扫清了马尔库塞及其同伙的意识形态）对学生和知识分子青年的行动的历史首要地位。这种分析拥有着巨大的优势，如果它真的很详细，就会不仅启发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因而是它革命干预的巨大力量——而且教育学生青年和知识分子像真正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一样，他们必然只有一些歪曲的观念，尽管他们已经与一些青年工人联系起来（一些青年工人不是一整个[47]工人阶级）。这种分析还必须揭示在五月中几乎被完全排斥的农村无产阶级、贫农和小农，尽管他们的要求和愤怒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为什么被排斥？为了回答它，我们必须超越对国内事件爆发的论述，要去提及国际背景，即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帝国主义斗争，以及由国际共运分裂造成的非常困难的状况，不能对这个现实和其组成部分感到无知。

2.深入研究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造反背后的国内的、国际的原因同样也是必要的。这种分析拥有着巨大的优势，可以启发青年，让他们知道推动他们前进的原因；让他们知道那些他们“自由”地经历过的事件的必然性；让他们知道他们在死胡同（僵局）中正在挣扎并将继续挣扎的困难；让他们知道在五月中支配他们历史行动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发形式的局限和错误；这将使他们做好准备，与工人阶级统一起来，承认最近革命斗争的领导原则（列宁以无与伦比的解释肯定了这一原则），并准确地面对目前困扰着他们的难题：组织的必要性难题（因为他们察觉到，有一些人甚至知道，没有组织，任何政治行动都是不可能的）。此外，这样的分析将使我们能够使工人们了解学生和知识分子青年意识形态造反的原因和意义，以及学生们的乌托邦式行动的原因，这种行动有充分的理由使工人们感到不安，并使他们普遍警惕起来——如果不是实际上不信任的话。自然，这种性质的分析必须在国内的和国际的层面上进行，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3.最后，必须深入分析导致大多数共产党员与青年之间反常地失去（实践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联系的原因。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弄清事情的根源——即使这意味着引入国际的原因，因为这种现象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框架——只要我们确实确定了这种现象的具体的国内原因。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党目前为重建与学生和知识分子青年的联系所做的尝试，就有可能根据估计（au jugé）（通过猜测）的方法和路线来填补那个五月的致命虚空——即用拙劣的手段来尽一切可能填补这个空白。当然，最终分析的结果必须在分析各种左派意识形态大规模崛起的原因中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也许是有限的，但却是不可否认的——这些意识形态如果得不到适当和耐心的治疗，就有可能支配着我上文所说的青年们很长一段时间。

我很抱歉给你寄了这么长的一封信，我很久以前就承诺过了。但是，除了简单的价值判断或有关五月的简单事实描述之外，我们还需要花点时间来组织点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无论如何都要在五月的十个月后和竞选活动结束的八个月后，才写这封信给你。我知道我的很多建议都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且毫无疑问，在很多情况下，我是错误的。我所要求的只是把这个错误展示（demonstrated）给我看。

阿尔都塞与埃莱娜

如果这封信，这封我首先就知道会被出版的信，能够激发一些分析，使我们对五月风暴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会非常高兴。因为1968年5月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总罢工，这是自抵抗运动和战胜纳粹主义以来，西方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路易•阿尔都塞

（注释略）

来源：新立场编辑部

编辑部：江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