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意识形态

在现代社会，我们时常被各种观念、学说与口号所包围。“意识形态”一词，便是其中一个既熟悉又似乎遥远的存在。它或被高悬于庙堂之上，或被贬抑于街谈巷议之间。

那么，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或许今天我们可以聊上那么一聊，以下描述的国家皆为前苏联加盟国和美国在九十年代的情况。

要谈论意识形态这种东西，我们首先要讲，什么不是意识形态，然后讲什么是意识形态，人们一谈论到意识形态这个词通常会对这有一点点误解，那就是将“意识形态”想象成某种飘渺的、悬浮于日常生活粗粝现实之上的东西，这样的观点，无论是源于真正的无知，还是出于某种精心盘算的、旨在培养 Apoliticism 的意图，都服务于一个特定的功能，它将意识形态的普遍性降格，给人们一种这东西是只属于政治层面上的错觉，压缩其广阔的疆域，并最终使得个体更容易，往往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默认国家机器所偏好的叙事，也会由于为防止陷入意识形态的纷争，而刻意对事件不加论述。笼统地，解释为一切向好，意识形态并非一个可以随意拾取或抛弃的外部物件，即使表面上意识形态被消除，其根基仍然存在，并且会持续影响人们的行为和结果。对结果的反思也并非必然导致正确的认识。根深蒂固的观念、价值和信仰体系，我们对社会关系的理解、我们的道德标准、我们对性别角色的认知，乃至我们的消费习惯，这些都是与意识形态有所关联，或者说这些都属于意识形态。

它存在于我们最寻常的举动中，我们转瞬即逝的念头里，我们下意识选择的言辞间，以及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我们最深层预设的无意识行为中。它体现在我们对秩序的认知方式里，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感官去认识事物，这是“感性认识”。要更深入地了解事物，就要对感性认识进行思考和分析，从而诞生了意识形态，而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指导我们的行动，把认识到的道理运用到生活中去，更细节的说，人的认知从看、听、摸开始，通过思考总结出规律，再在实践中验证。这些积累的认知形成意识形态，本质是社会的集体经验，比如"苹果"这个词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标签。但概念本身会随时代变化。比如古人不知道"病毒"，现代人却能用显微镜认知。统治集团会维护对自己有利的认知体系，但所有思想都扎根现实土壤：当旧思想无法适应新的利益的运行模式，比如封建思想遇上工业革命，新思想就会诞生并重构社会认知。比如说我们成为父母了，自然会为子女设定的期盼，比如说考个好大学为了更好的生活成为人上人，以及那些让我们夜不能寐的焦虑中。从本质上讲，它是我们社会存在中被体验、被呼吸，无意识运用到生活中、且往往未被察觉的媒介。

在某些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意识形态”一词之所以几乎完全与政治领域捆绑在一起，其原因并不复杂。在那些经历过剧烈的政治动员和意识形态运动的社会，在那些国家曾公开且强力地运用宏大叙事来塑造公众意识和引导社会行动的社会，民众自然而然地会将“意识形态”等同于这些显性的、往往带有强制性的官方话语形式，就一般人对此的印象而言，这就是客观事实，然而这并非事实。因此，当一个人宣称希望“拒绝意识形态”或“反对意识形态叙事”时，这一声明本身，恰恰矛盾地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姿态。它往往意味着对某种特定主导意识形态的厌倦或批判，而非真正地逃离了意识形态本身。因为所有包罗万象的理解框架，所有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体系，在其本质上，都是被建构的。

国家机器，无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拥有巨大的资源，能够将某些意识形态框架提升到主导地位，使其看起来像是“常识”或“自然的秩序”。它同样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微妙或剧烈地转换这些主导意识形态，用旧的线索缝合出新的叙事，将统治阶级的利益，写为更广大的利益，这往往是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或政治需要。

因此，当“意识形态”这个词再次出现时，我们不应轻易将其斥为政治的喧嚣或理论的空谈。相反，我们应将其视为一个邀请，一个深入探究我们自身存在方式、社会结构以及权力运作机制的邀请。它提醒我们，我们所处的现实，并非一成不变的自然景观，而是一个充满张力、不断被建构和争夺的场域。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这场建构与被建构的永恒博弈。

近来，在观察某些网络社区的讨论时，一些颇具症候性的现象引人深思。例如，当一个视频试图以刻板印象，甚至可以说是臆想的方式，将热衷于哲学思辨的男性标签化为“哲学男”或“文青”时——仅仅从这个后缀“男”字，我们便能隐约嗅到其中投射出的特定性别凝视与身份政治的意味。在这样一个高度推崇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时代氛围下，“哲学男”或“文青”这类标签，一方面承载着对所谓“不切实际”、“为了装点门面而学习”的嘲讽；另一方面，它更深层地折射出一种社会性的焦虑与排斥：即当下社会似乎不再需要那些“看起来毫无用处”的思辨与反观。一旦你试图表达某些超越即时功利的思考，便极易被指认为“装腔作势”，哪怕这种表达源于真诚的热爱与求索。

这种对“无用之用”的集体性不耐烦，并非偶然。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某些历史转折点之后——例如，随着冷战的终结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普遍凯旋，一种以效率、利益和可量化成果为核心的实用主义精神，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弥散，并深刻地渗透到社会上层建筑乃至大众心态之中。推行这种实用主义的权力主体，自然也期望其民众能够内化这一信条，民众无法自主定义’有用’，统治阶级垄断了价值判断标准。然而，这种推广并非总是赤裸裸地展露其商品货币关系主导的冰冷内核，它往往需要借用更具迷惑性的外衣：或是调用其诞生初期尚存活力的“原教旨”理想（如自由、民主、个人奋斗），或是挪用历史遗产中那些有利于麻痹和整合大众的“道德”要素，以此来粉饰其逐利本性。

美国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甚至不必在乎民众具体的意识形态归属究竟为何。无论个体宣称拥护何种“主义”，甚至是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的“素人”，都可能落入一个精心设计的“概念迷宫”。

它的策略，其实并不复杂，不断把所谓的核心概念拆开、细分、重组、再定义。拆到最后，同一个“主义”，在不同人嘴里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甚至可以南辕北辙。这也正是自由主义内部长期派系撕扯、互相指责的根源之一。更微妙的地方在于，它常常会把一个本质上服务于资本积累的制度，巧妙地包装进那些听起来极具普遍关怀色彩的语言之中——公平、正义、机会、选择——给它披上一层温情脉脉、人人皆可上桌的外衣。结果并不难预料：不同立场、不同理解的人，被拖进无休止的概念之争和内部消耗里吵个没完，而真正决定方向的权力关系，却恰恰在这种喧嚣中稳稳当当地站住了脚。

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套机制就更清晰了。当某些理念、特征被反复强调、不断贴标签时，它们实际上是在公众认知中被“钉死”成某种固定含义。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意识形态询唤：它让既有秩序看起来像是自然的、恒久的，仿佛别无选择。甚至连那些看似自发的反抗、群体之间的身份对立与政治博弈，比如网络上层出不穷的“玩家互踩”“地域黑”“饭圈大战”——也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纳入更大的权力运作之中，变成一种变相的社会控制，或者干脆只是用来转移注意力的噪音。

实用主义的盛行，其核心逻辑在于“有用即真理”，然而这个“有用”的标准，以及“真理”的定义权，却始终掌握在那些能够定义“利益”归属的少数人手中，并随着其利益诉求的变化而悄然转移，最终从具体的政策执行，弥散为整个社会的风气。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多数个体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被“规训”的过程。他们或许接受着充满“现代性”理念的教育，习得批判性思维的工具，但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与按部就班的社会节奏中，这种“现代性”的锋芒是否会被逐渐消磨，理想主义是否会在实用主义的铜墙铁壁面前寸步难行，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开放性问题。当“抽象的利益”成为社会运转的隐形驱动力，当对“真理”的追求被简化为对“效用”的考量时，理性的论证与深度的辩论便越发显得苍白无力。

正如前述，即便是那些看似激烈的“反抗”或意识形态争论，也常常退化为一种“精神胜利法”的自我循环。意识形态有时会被不断压缩、简化，最后降格成一种类似标签的东西。但一旦走到这一步，它其实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无论是围绕某个特定称号展开的争论——比如前面提到的“哲学男”，还是不同消费群体之间的对立，如“米粉”和“花粉”的互相拉踩；再到不同文化产品的拥趸之间，比如“单机玩家”与“手游玩家”的口水战，乃至网络上层出不穷的各种社会身份标签冲突，“神兔之争”之类的现象，一旦被卷入其中，讨论往往就很难再回到思想本身。

取而代之的，是符号之间的对抗，是身份被不断强化、固化的过程。标签不再是理解问题的起点，而成了划界和站队的工具；事实和论证被情绪所覆盖，复杂的问题被压扁成简单的是非对立。在这样的语境里，任何试图把话说清楚、把问题往深处推进的努力，往往都会被迅速淹没在情绪宣泄和立场先行的判断之中。

结果反而很吊诡：争论看起来越来越激烈，观点却越来越贫乏。人们并不是在说服彼此，而是在一次次确认“我是谁”“你不是谁”。在不断认同自己、攻击对立者的过程中，群体认同被强化了，思想交锋却悄然退场了。

这种现象在互联网时代被极度放大。公共平台为了追求用户粘性，往往乐于通过算法推荐来放大情绪化的、极端的言论，从而加剧对立。专业的“意见领袖”和其背后的机构，则批量生产符合特定立场的话术和“梗”，将复杂的社会议题快餐化、标签化。思考的过程被预制好的“立场包”所取代，民众仿佛在做一道道简单的选择题，将自身归入 A、B、C、D 等预设的阵营之中。讨论的核心不再是探究真相或寻求共识，而仅仅是为了验证自身“站队”的正确性。当“暴论”比客观分析更能吸引眼球时，算法实际上完成了对理性思考者的“达尔文式”淘汰。更令人警惕的是，这些平台和算法本身就具有隐蔽的倾向性，它们在无形中决定了你能看见什么，不能看见什么，从而在根本上塑造着你的认知边界。

标签，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一种认知工具。 它是我们将复杂、流动的现实世界进行简化、分类和概括的手段。为了有效地认识和描述事物、人群或观念，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赋予它们特定的名称和属性，这就是贴标签的过程。例如，“学生”、“医生”、“南方人”、“乐观主义者”，这些都是标签。在日常沟通中，标签有助于我们快速传递信息，形成初步印象，并对外部世界建立起基本的秩序感。从这个角度看，标签本身是中性的，是人类思维进行抽象和范畴化的必然产物。标签可以孤立存在，或者松散地组合；而意识形态则强调其内在的（尽管有时是矛盾的）连贯性和系统性。

但是标签也有可能被过度简化、僵化固化，或者被赋予了强烈的价值判断和情感色彩时，它就可能从一个认知工具蜕变为偏见，此时，标签不再帮助我们理解复杂性，反而遮蔽了个体差异和具体情境，导致刻板印象和简单化的二元对立。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到之前提及的“米粉”与“花粉”之间的争端，尤其是针对那个小米的自研处理器，我就感到非常难绷，搁那纠结是不是自研，这是很明显的议题设置，这场看似围绕消费电子产品展开的“战争”，实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代标签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作的绝佳样本。

首先，粉丝群体往往是通过对某一品牌的高度忠诚，来划出清晰的“我们”和“他们”。选择一个品牌，本来只是一次消费行为，但很快就被附加上了情感、价值观，甚至某种生活方式的意味。于是，“XX 粉”不再只是消费者，而是一种需要被捍卫、被证明正确的身份。

在这种结构下，无论是线上社区、社交媒体，还是线下交流，围绕品牌优劣的争论，常常会演变成一种近乎仪式化的对抗。争吵本身并不只是为了说服对方，而是在不断强化内部的凝聚力、巩固群体边界。通过贬低对立品牌及其用户，反过来确认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更高明的”，这套逻辑其实非常自洽。

问题在于，这类争论几乎必然充斥着以偏概全的推理。有人会因为某款产品的一个亮点，就将整个品牌奉为圭臬，进而把赞美无限延伸到使用该品牌的人身上；反过来，一个缺点也可以被无限放大，迅速升级为否定整个品牌乃至其用户群体的“铁证”。在这里，标签早已不再是为了描述现实，而是成了放大偏见、压缩复杂性的修辞工具。讨论的焦点，也从“这款产品在什么情境下好用”，滑向了“我的选择代表正确与优越，你的选择代表错误与低劣”。

当品牌被赋予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之后，消费决策本身也就发生了变形。人们购买的不再只是性价比或功能，而是情感认同、群体归属，甚至某种隐约的“立场感”。产品被注入了远超其物质属性的符号意义，对某一品牌的支持，也开始被悄然挂钩到更宏大的叙事之中。于是，一场原本关于手机处理器性能的讨论，往往会在不知不觉间，演变成关于国家科技实力、企业道德，乃至个人品味与价值立场的隐喻式对决。

而这些看似自发的价值判断，往往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深深嵌套在更广泛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中。

更为关键的是，许多参与这场“品牌圣战”的个体，他们可能真诚地认为自己只是在“就事论事”，在捍卫“真相”或“消费者的权利”。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警惕地审视：这些日常的“标签战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民意或理性的选择，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建构、被引导、甚至被操纵的结果？也就是说当“站队”的正确性压倒了对问题本身的深入探究时，我们离真正的理解和有效的沟通便越来越远。

因此，当我们批判标签化和身份政治的弊端时，并非是要彻底否定概念和分类在认知中的作用，因为正如前述，意识形态是我们认知世界的根本框架（意识形态更底层，标签要更表面一些），试图摆脱它无异于试图摆脱我们自身的社会存在。关键在于，我们要警惕标签从认知工具蜕变为偏见的枷锁，警惕身份认同从良性的归属感异化为排他的壁垒。

我们所使用的标签是特定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的产物，它们携带着特定的价值预设和权力关系，洞察在各种争论和对立背后，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着刻意的议程设置、情绪煽动或利益驱动。

我们不妨更细致地审视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运作情境：即当一个社会经历了深刻的断裂，无论是政治路线的急剧转向，还是经济基础的根本性重塑，比如说白俄罗斯，德左，还有一些东欧国家，其主导意识形态往往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既要维系与过去的某种象征性联系，也就是说他们在断裂之后还要去想方设法确立历史合法性的连续感，当然直接抛弃过去要更为简单，比如说乌克兰和俄罗斯，但单论追求连续性的叙事方式，他就要为当下全新的、甚至与过去相悖的实践提供合理化解释。这种“承前启后”的努力，常常导致一种在理论层面显得“不完整”或充满张力的意识形态形态的出现。正是因为苏联搞不定这种承前启后式的意识形态工作，诞生了苏联解体的政治环境，正是因为苏联重塑意识形态的失败与现实政治的改革成果越改越乱，让俄罗斯意识到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没有必要追求连续性，本身就是建立在反苏基础之上的，但归根结底为什么反苏，那是苏联本身的问题。

让我们拨回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一个曾经以某种激进理论为指导、强调特定阶级立场和斗争哲学的权力体系，在新的历史阶段，为了应对生存压力或追求不同的发展目标，开始大规模引入先前被其批判甚至否定的经济机制。此时，意识形态的建构者们便陷入一种微妙的平衡游戏中。他们不能完全抛弃过去的理论遗产，即苏联的列宁主义，因为那是其权力来源的基石；但他们又必须为新的实践辩护，这些实践在旧的理论框架下可能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是“异端”。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常见的策略便是对核心理论进行“创造性诠释”或“阶段性划分”。旧的理论原则可能被宣布为“普遍真理”，但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应用”则需要“与时俱进” 于是，一些曾经被视为绝对对立的概念开始被巧妙地“辩证统一”起来，我觉得各位可以翻翻戈尔巴乔夫写的东西，改革和新思维什么的，其中一个关键论述就是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意识形态有置于一个更宏大的、指向未来的历史叙事框架中，声称当下的“特殊”或“过渡”阶段是为了最终实现最初的崇高目标。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缝合”，往往只会产出一种并不真正完整的理论形态。这里说的“不完整”，并不是指它缺少宏大的叙事或激昂的口号，恰恰相反，它在这些方面通常相当充足。问题出在内部：其逻辑链条中常常存在断裂与暧昧之处。

也就是说，它会反复强调某种制度的优越性，并列举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等现实成就作为佐证；但当问题进一步追问到这一制度究竟“为什么”正确、又“如何”与其所宣称的奠基性理论原则相衔接时，论证往往变得简略、跳跃，甚至刻意绕开关键的理论分歧。于是，合法性更多建立在结果之上——“因为它带来了好的结果，所以它是正确的”——而不是建立在从基本原理出发、逻辑自洽的理论推演之中。

这种不完整性同样体现在对历史的书写方式上。为了巩固当下的正当性，历史被有选择地取舍：某些阶段被一笔带过，某些阶段则被反复强调。那些与当前路线存在背离的理念与实践，往往被边缘化处理，或被重新界定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探索”“弯路”。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本身就制造了难以回避的理论后果，而其中与现实路线之间的内在矛盾，却常常被刻意淡化。这种选择性的历史重构，想试图拼接出一条看似连贯、实则经过精心修剪的合法性链条。

也正因如此，当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变迁中，比如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贫富分化、社会结构的深刻重组，切身感受到这些变化与早年所接受的理想化叙述之间的不同时，这种困惑与质疑便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

他们可能会发现，当前的官方叙事似乎无法完全解释他们所经历的现实，或者在某些核心问题上显得含糊其辞。这种“不完整性”，虽然在短期内可能通过强力宣传和对异议的压制来维持，但从长远来看，它为批判性思考和替代性意识形态的滋生留下了空间。当“发展”的红利逐渐消退，或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时，这种建立在“跳跃式论证”和“选择性历史”之上的意识形态，其说服力和凝聚力便可能面临严峻的考验。而那些被省略、被回避的理论问题，终究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重新浮现。

这就把我们带向一个关键的节点：那种断裂，那种可能出现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崇高许诺，与生产关系的现实、苏联的官僚特权、社会分化或被感知到的剥削性实践的复辟之间的断裂。当国家机器运用其意识形态工具来掩盖或合理化这一鸿沟时，一种广泛的、近乎本能的对官方叙事的排斥就可能在民众中生根发芽。然而，这种排斥，并非逃离意识形态的标志，而更像是一种防御机制，往往是无意识的，由被背叛的感知到的阶级利益或深植人心的社会契约所触发。这是一种从似乎言行不一的体系面前的退缩。

在这样的氛围下，许多人可能会开始相信，通往清晰或真实的路径在于回避所有关于“意识形态”的谈论。他们可能觉得，只要专注于“实际事务”或“个人生活”，就能免受权力操纵游戏的玷污。然而，这或许正是意识形态所玩弄的最狡猾的把戏。那种认为一个人可以“去意识形态化”的信念，其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立场，它往往服务于强化那些弥散在当代生活中、通常更为隐蔽的市场驱动或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试图逃离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俘获时，个体可能只是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怀抱。他们依旧是被动的意识形态潮流的接收者，被他们既未能完全感知也无法控制的力量所塑造。

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那经久不衰的洞见产生了共鸣：“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们的意识，我们存在于世的方式，都深刻地被这些“既定条件”所塑造，被我们所处的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位置，被我们继承的历史遗产，以及被我们周遭的主导文化形式所塑造。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恰恰是因为这个阶级控制着主要的物质和精神生产资料。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这种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其他替代性或反抗性的思想形式被全然抹除。从属阶级、边缘群体和批判性的个体，总是在不断地发展他们自己的阐释、批判和反叙事，即使这些形式常常以碎片化的、编码的或潜行的方式存在。一个主导意识形态的“不完整性”，其内部的矛盾，或者其未能充分回应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经验，都为这些替代性理解的浮现和传播创造了裂隙。因此，真正的挑战，并非寻求一种不可能的对意识形态的逃避，而是培养一种对其运作的批判性意识，既包括对其宏大的、国家支持的显性表现的审视，也包括对其微妙的、日常渗透的体察，并积极地参与到对意义、价值以及我们共享现实之定义的持续争夺之中。

最后借用我朋友的一段话，来作为这个文章的结尾，活得通透一些，免得一直受人骗。得想一个出路，再不济竖一个路标，当一个不蠢的人，保持疑问。

来源：New Left Review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