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举报风波背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研究生教育？

文/陈玉

近期，四川大学数十名硕博生公开举报导师王竹卿学术不端、侵占经费、师德失范等，引起轩然大波。近年这类事情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爆出一起，可以说屡见不鲜。因为这触及的是中国教育金字塔最顶端的黑幕，所以很多人是以吃瓜心态来看待，很少有人深入分析个中原因及解决办法。笔者去年进入了一所211大学攻读研究生，但是，短短一学期时间，就已与班上的同学对研究生教育祛魅了，因此可以现身说法，来分析研究生教育的真正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我们经过层层选拔，好不容易进入了一所211学校就读。本以为能够在这里学有所成，为就业做好充分准备，没想到现实却给了我们当头一棒。我们这个专业是两年制专硕，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第一年9月份入学，第二年的这个时候就要准备秋招了。因此，前几届的学生大多在研一的第二学期就出去实习；据说有的老师去上课的时候，发现教室里来的学生太少，因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于是系领导打算整顿学风，严抓学生上课考勤；贯彻这项政策最积极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老师A。

A老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有“精神洁癖”。他表示自己非常讨厌水论文，写论文时，对其中每个公式都会进行详细推导。同时，他也看不惯那些混一下就能过关的学生。所以，在主持面试或答辩时，对那些喜欢包装自己或者打算糊弄过去的学生，他都会无情揭露。应该说，在学术垃圾泛滥、浮夸造假盛行的风气下，A老师还能保持这种求真务实的品质，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孔子有一句话在有些情况下是有道理的，那就是“过犹不及”。A老师最大的法宝就是“挂科”，他上课的时候经常这样威胁我们：“这些公式我没时间推，你们自己回去一定要一步一步把它们推出来。你们要是不好好学，不听我的话，等期末考试考到了这个题目，你不会写，那就别怪我让你挂科。”实际上，他教的其中一门课有14章内容，总共有约700张PPT，他考试就从全部PPT中随机抽选内容，编成题目。

A老师认为，我们既然考到了这所211学校，就应该有相应的水平，否则就会砸了这个学校和他的招牌；然而这个水平到底是什么，似乎完全是从他的头脑里想象出来的。比如，他认为他的课程难度不大，他只不过是按照很简单的美国教材与P大的标准来授课的。当我们向他反映，现在就业压力比较大，我们还需要时间学习就业技能，能否降低课程难度时，他直接粗暴地表示这不关他的事，他只负责把课上好；甚至说以后研究生复试的时候，他会逐个询问每个学生读研是不是为了找工作，回答“是”的学生则全部淘汰。

倘若把他的课程内容学好，就能够继续读博或者有利于就业，那他的这种严苛要求似乎还可以理解。但是连他自己都承认，这些课程知识“很多都过时了”；“对就业没有帮助，学了不久就会忘记，只能锻炼一下思维能力”，那这种极端脱离实际的要求就让人难以忍受了。

实际上，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资料显示：“我国大多数高校学术型研究生与专业型研究生的教育课程内容没有显著的差异，课程设置前沿性、交叉性不足。课程体系注重知识灌输而不重视学生个性和能力的培养”[1]“专业型研究生的教育课程内容与产业实践发展实际脱节，从而导致一些专业型研究生未能得到市场认可。”[1]

这跟笔者身边的经验也是吻合的。笔者的一些研究生朋友，不论是学文科、理科还是工科的，他们都表示研究生在学校里面其实学不到什么东西。其中一位水利专业的毕业研究生说：“真正在工作上，研究生学的东西基本用不到，倒是本科学的东西还有些作用。”

也就是说，无论是所谓的专硕还是学硕，也无论是文科、理科还是工科，当前的研究生培养并没有真正抓“研究”，而是普遍延续了中学的填鸭式教学模式，授课内容依旧严重脱离实际，学生难以通过上课学到对自己以后的发展有用的东西（相关专业知识或就业技能），于是纷纷失去了认真上课的动力。其中自律性高一些的学生还能坚持自学或跟着导师做一些项目，剩下的大量学生则整日游手好闲，虚度光阴，大大延缓了人的社会化。这种研究生生活本质上是对个人时间与社会资源的浪费。

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其他学院及外校的任课老师忙于自己的事务，对研究生的上课与期末考试要求比较宽松，因此这种矛盾并不突出。而在我们学院，情况则完全不同：充满官僚习气的系领导没有能力理解当前研究生教育中的核心问题，只看到学生“不好好学习”的现象。于是，他们与活在自己理想世界中的A老师一拍即合，以挂科与延毕作为逼迫手段，展开了对我们的规训。

正是这种结合的管控方式，激化了原有的矛盾。最终才出现了这样一副奇观：一边是迫于挂科压力而整日学习、却内心积怨的学生愤而举报老师；另一边则是老师整天想着怎样出“好”题目与如何对付学生的举报。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一直在进行扩招。2024年全年我国研究生教育招生已达135.7万人，在学研究生409.5万人，毕业生108.4万人。[2] 也就是说，每年都有上百万人怀揣着对研究生生活的美好憧憬而来，几年后却失望而去。

那么，应该如何解决研究生教育中的问题呢？我们先来看看近期的高校改革。

首先，许多高校纷纷宣布延长研究生学制，主要是将2年或2.5年制专业型硕士（专硕）延长至3年。据说，主要原因是：

“不少学校和老师都认为，实践表明，二年制专硕的培养质量不能令人满意。学制的延长，有利于学生更合理地分配时间，在实践环节也有更充足的时间，同时也有利于强化授课教学，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此外，也有利于提升专硕的社会认可度，增加就业的竞争力。”[3]

然而，这种改革方式无异于饮鸩止渴。其出发点仍是从国家层面（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和学校层面（缓解教师授课与学生实习的矛盾）来解决问题，并未真正考虑学生的切身利益。

因为“学制的延长”与“强化授课教学”，其实并不能实现其所宣称的“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或“增加就业竞争力”，反而只会增加专硕学生的学习成本。既然在学校里学不到真正有用的东西，为什么不减少学业压力、减少对研究生时间的浪费，早一些放他们出去实习与就业呢？

此外，多所“双一流”高校相继宣布取消或压缩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硕）招生规模，转而扩大博士生，特别是“直博生”的录取。这一变化在基础学科尤为明显。2020年召开的研究生教育会议就已提出，未来高层次学术创新人才主要通过博士教育培养，硕士阶段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即以专业学位硕士培养为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年）》，更是直接明确要将专业硕士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招生总规模的2/3左右。

然而，博士扩招也并非良策。据教育部官方数据，我国博士招生规模从2014年的7.26万人，到2024年突破17.11万人，近3年来年增长率均保持在10%以上。[4]

招这么多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确实能够帮助学校发更多论文，使其获得更好的学科评估，进而得到更多的科研项目与经费支持，对国家也有很多好处（比如缓解就业压力），但是这样会不会出现研究生过剩呢？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4年硕博学历毕业生的offer获得率为44.4%，较2023年的56.7%大幅下滑，且首次低于本科生的45.4%。其中，非“双一流”高校的硕博毕业生offer获得率仅为33.2%，低于同校本科生（43.9%）约10.7个百分点。如今博士的就业情况可见一斑。以高校教职岗位为例，非升即走制度已普遍推广，青年教师的“保底岗位”日益减少，竞争日趋白热化。所以，现在的研究生显然是供大于求了。

有人会以中国每年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以及博士占人口的比例都明显低于美国为由，认为中国还存在发展研究生教育的潜力，这种观点忽视了美国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具有为全世界培养人才的特点：2023 年美国共授予 57,862 个博士学位，其中临时签证持有者也就是国际生有19,393 人，占到了全部博士学位获得者的约1/3，特别是在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工程、数学与统计学这些学科中，这一比例均超过一半。

除了就业问题，还有延毕问题与随之而来的心理问题。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教育统计数据，2016-2023年的8年间，以毕业人数/预毕业人数定义的博士生延毕率均在一半以上。[5]

2019年，陈祉妍带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科研团队对我国研究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35.5%的被调查研究生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抑郁表现，60.1%的被调查研究生有焦虑问题；调研还发现，博士生的抑郁、焦虑平均水平显著高于硕士生，其中有抑郁表现倾向的比例也更高。具体而言：在硕士生中，有一定程度抑郁表现的有34.7%（其中高风险占12.1%）；在博士生中，这一比例则为36.6%（其中高风险占12.9%）。作为对比，中国普通大学生的抑郁与焦虑风险检出率分别约为21.48%和45.28%。[6]

也就是说，学历越高，陷入抑郁与焦虑的风险就越高。

既然无论是延长专硕学制、还是研究生扩招，都只能有利于学校与官方，而不利于学生，那应该怎样做才有利于学生呢？

首先，现在提出的增加优质高中学位供给、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以及硕博研究生扩招政策——美其名曰是为了“培养高层次人才”，然而实际上是一种倒退甚至反动的政策选择，并不能使人成才，因为这些学校的教育基本是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

列宁指出：“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7] 这一论断至今发人深省。因此，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改弦易辙：不仅应该停止上述学校的大幅度扩招，反而应根据社会实际需要进行适当缩招，特别是许多大学的文科专业。

本科与研究生的培养并非不要，而是应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把大学变成真正研究基础理论与尖端技术的场所。

那么，大多数学生如果不去这些学校，应该去哪里呢？答案是：职业学校。当前，应整顿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包括中职、高职与职业本科），注重产学结合，让学生在其中能真正学到技术，毕业后能找到相应工作，而不仅仅是混一个文凭。这些学生工作之后，如果确有进一步研究的意愿与能力，再进入大学深造也不迟。

与之配套，公务员、中小学教师等体制内岗位招聘，除少数确实要求研究生专业知识的岗位外，应一律不得设置研究生学历门槛，给“唯学历论”的社会热潮降一降温。

其次，大学应该打破“唯论文论”，不得要求研究生必须将论文发到SCI、C刊或其他刊物上才能毕业；只要其毕业论文具有一定创新性，即应准予毕业。另外，一些高校正在进行的“缩减学分、排除水课”的做法是正确的。

1964年与1965年，毛主席在《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中就曾指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8] 这段话精准指出了学生负担过重的危害，并给出了“师生参与讨论决定”的民主方法。因此，必须反对现行只由官僚与专家治校的方式，应该请学生参与，共同讨论确定哪些课程是无需开设的（即学生学不到东西或所学日后基本用不上），继而取消这些“水课”，并支持学生多外出实习。

上海交通大学与多家行业领军企业、科研机构共建的联合培养基地模式就值得借鉴。该模式采用“双导师指导+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学位成果”的培养方式：以产业实际问题为导向，依托双方合作项目培养学生，由校内优秀教师与联培基地的“行业导师”组成“双导师组”共同指导。学生第一学年在校内学习，其余时间则在联合培养基地学习、科研直至毕业。

最后，所有的大学都应该建立健全的学生民主监督机制。现在很多大学虽设有校务委员会或类似的咨询、议事与监督机构，其中也有名义上的学生代表，但这些委员会往往存在感很低、很少开会，学生代表也未能发挥实质作用。

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改革：所有大学都应设立具备实权的校务委员会，并定期（例如每月一次）召开会议。学生代表必须由全体学生民主选举产生，其核心职责就是向学校如实反映同学们的疑问与诉求。例如：

学校为何会出现将学生当作“牛马”“奴隶”的恶劣导师？是否源于导师对学生毕业的审核权过大？

为什么有些导师不投入时间精力指导研究生？

学校是否存在论文造假、违规挂名、套取经费等问题？

食堂等后勤服务是否有问题？

以及，上述问题应如何解决？

此类会议应全程公开直播，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此外，必须特别保护学生通过自媒体进行自发监督的权利——这种权利目前因校方或教师常以处分、延迟毕业等手段相威胁而难以行使。

事实上，如果校务委员会真能成为沟通学校、教师与学生的坚实桥梁，并切实解决问题，学生又何须被迫诉诸自媒体来发声？

总之，川大博导王竹卿被举报暴露出来的不是个别导师的道德品质问题，而是整个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教育和学术被异化成了资本和商品，师生关系被异化成了雇佣关系。正是因为研究生已经到达学历金字塔的顶点，这些问题的暴露才会变得愈加触目惊心，才会更能引起人们对制度本身的反思，进而深刻认识到改变这一问题的迫切性。

参考文献

 [1] 汪旭晖, 李晶. 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体系：科学内涵、发展困境与实践进路[J]. 教育与考试, 2025(01): 53-64.

 [2]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J].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25(2): 封3.

 [3] 第一财经. 不少学校认为二年制专硕培养质量不满意[EB/OL].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5-07-27/doc-infhwpiy1185385.shtml.

 [4] 软科. 高校官宣：博士扩招240%！[EB/OL]. https://mp.weixin.qq.com/s/w_ClT0MXVJBqkFZ7Ord9qg.

 [5] 知识分子. 延毕率60%左右，博士毕业为啥这么难？[EB/OL]. https://mp.weixin.qq.com/s/XlooXMkxo7Dbaq7o_QoCoA.

 [6] 中国青年报. 研究显示：我国研究生群体抑郁焦虑问题显著[EB/OL]. https://kepu.gmw.cn/2021-04/13/content_34759992.htm.

[7]  列宁.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M]//1897.

[8]  毛泽东.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M]. 人民出版社, 1967.

来源：复制者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