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思想评析（四）

文/佚名

论“革命失败主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分析一场战争的性质，就不得不分析交战双方的政治性质。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每次谈到共产主义者应当如何应对战争的问题，列宁都会先分析战争的政治性质。他正确地指出，这场战争的本质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因此对它的认识不能局限于过去的思路。

过去的思路是什么呢？是马克思、恩格斯看待战争时经常使用的思路：谁获得战争的胜利会更有利？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决定我们对战争的态度。本质上来说，这种逻辑是“小恶主义”的——我们支持战争中的某一方，就只是因为那一方造成的损失更小，或者另一方更加反动而已。然而，第二国际中的理论家却常常用这种手法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支持对俄国开战，因为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法国社民党人支持对德国开战，因为德国仍然是王朝制度……各国无产阶级弟兄为此而不得不上战场互相厮杀，第二国际直接崩溃，没有一个组织统筹他们互相联合起来反对统治者，考茨基之流却说：“国际在战争时期不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它实质上是和平时期的工具。”

但是要清楚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仍然处在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相较于广泛存在的封建势力来说，资产阶级仍然可以被认为是相对进步的一方。而到了一战时，资本主义几乎已经统治了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转向了帝国主义阶段。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宣战，不是为了“民族的统一与解放”，而只不过是为了争夺殖民地、原料产地和市场，只不过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只不过是为了加深对工人的压迫和奴役。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的双方都是反动而腐朽的帝国主义时，支持任何一方都会是对无产阶级的真正背叛。

第二国际就是这样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给德国的军事预算投了赞成票。护国主义的观点作为机会主义的表现席卷第二国际各个党派。护国主义者说：我们的国家遭受了侵犯，所以我们让无产阶级拿起武器到战场上送死是合理的。列宁则指出这种观点的肤浅本质：它好像在说交战双方“本来和睦相处”，不知怎么就互相冲突了起来。事实上，这是试图割裂战争与政治因素的关系。各国政府都拼命地粉饰，说自己才是受害的一方，但它们早就制定过战争计划、准备这场本质是掠夺的战争了。它们本来就处在互相冲突中，战争只不过是这种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因此，只要试图粉饰参战国的目的、忽略战争的政治性质，就不可避免地站错立场，滑到沙文主义的方面的去。

那么，既然支持自己的国家是完全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应当如何应对战争呢？有一种说法：列宁坚持了最彻底的“革命失败主义”，主张“使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而这是对护国主义的唯一替代性的选项。

据说列宁自日俄战争期间就已经坚持了革命失败主义立场。在1905年初他发表过一篇《旅顺口的陷落》，其中说：“进步的先进的亚洲给予落后的反动的欧洲以不可挽救的打击。”“先进国家同落后国家的战争这一次也起了伟大的革命作用，就象历史上屡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很明显，他这里的思路仍然和上文所述的“小恶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他看到日本有选举制度、有宪法、有国会，便断言日本是先进的（实际上当时日本政坛仍有大量的地主势力盘根错节），而仍然是专制制度的俄国便是落后的，因此日本打败俄国就是先进战胜落后，从而有着“非常革命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列宁还远不是第一次大战时期的列宁，他还困在旧的时代的思维中。事实上，日俄战争已经具有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两者不都是为了争夺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权益而斗争吗？难道日本只是因为有了（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民主制度”，其殖民、战争罪行就会比俄国更“进步”、更“正义”吗？

没有的事。列宁在文中大篇幅地论述了俄国专制制度的失败，甚至是一些战局的细节，这就显示出，他应该还没有仔细地思考过这场战争的政治性质，而只是在思考战争，或者说俄国的战败，会带来什么“结果”。这实际上又代表着另一种思路：失败促进革命。这种思路看上去是相当“功利”性的。如果证明天灾、饥荒、重大事故、经济危机也有助于革命，那么共产主义者是不是也要主张天灾、饥荒、重大事故、经济危机呢？共产主义者承认矛盾的激化是推翻旧秩序的契机，但这绝不意味着主张灾难。灾难固然可以暴露资产阶级统治在面对生存威胁时的无能与残暴，使原本被掩盖的社会矛盾在极端状态下达到饱和，从而在实践中打破了群众对旧秩序的幻想。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正是为了消灭产生这些痛苦的根源——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那种寄希望于人为制造灾难来催生革命的观点，不仅背离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根本利益，更沦为了冷酷的精英主义赌博。共产主义者并不祈求混乱，而是在危机不可避免地降临时，以最坚决的姿态站在受苦群众的前头，将混乱转化为自觉的夺权行动。更何况，革命并非只在社会全面瘫痪时才降临，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常态化的危机”。剥削、异化和压迫并非只在经济崩溃时存在，而是每分每秒都在生产过程中发生。革命的动力源于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根本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是结构的、长期的，而非偶然的事故。如果将革命理解为主体觉醒和夺取权力的过程，那么当无产阶级在日常实践中通过组织和教育，使这种对“日常压迫”的认识达到自觉，拥有了足以更替旧制度的力量，并让统治阶级感到慌张时，革命便具备了成熟的条件。危机只是加速了旧秩序的崩溃，但无产阶级的壮大与对旧制度的扬弃，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由量变走向质变的长期自觉过程。

此外，在列宁的这种提法下，失败和革命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先失败，再革命”，那么这不就意味着打败本国政府的那一方，即敌国政府取胜了吗？要避免这种指控，就要说革命和战争至少是同时的，或者革命甚至在战争之前，但这种情况下，“失败”就没有提出的必要了，因为此时无产阶级已经起来革命了，既然它既不支持本国政府，也不支持敌国政府，而是致力于推翻两者，那么谁胜谁败就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

相比之下，同时期参与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会议的日本代表片山潜反而说得更对：“资本主义发动了这场战争，它进行这场战争只是为了争夺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势力范围……在信奉社会主义学说的日本工人心中没有种族仇恨，他们……觉得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他们的资本主义剥削者——的团结一致的敌人。”（虽然需要指出的是，片山潜并没有作出系统的战争分析）反观列宁，他则似乎过于不关心日本工人的处境，而对日本资产阶级的“进步性”有一种迷信了。

直到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的文本中才逐渐显现出对战争性质问题的密切关注。为了揭露机会主义者的可耻背叛，他反反复复地强调这场大战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是统治阶级划分势力的战争。为了反对护国主义的口号，他则针锋相对地重新提出“革命失败主义”的口号，主张“自己政府的失败”。

不过，通读列宁留下的各种材料，可以发现，首先是这个口号仍然提得远不如“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多，其次它也杂揉了其它的观点，比如：

《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1914）：“20世纪在欧洲（即使是在欧洲的最东部）“保卫祖国”的唯一办法，就是用一切革命手段反对自己祖国的君主制度、地主和资本家，反对我们祖国的这些最可恶的敌人；大俄罗斯人“保卫祖国”，只能是希望沙皇政府在一切战争中遭到失败，这对十分之九的大俄罗斯居民为害最小，因为沙皇政府不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压迫这十分之九的居民，而且还使他们腐化堕落，寡廉鲜耻，让他们习惯于压迫异族人民，习惯于用一些貌似爱国的虚伪言词来掩饰自己可耻的行为。”——这仍然杂揉了“小恶主义”的提法。

《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革命的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不能不看到自己的政府在军事上的失利会使它更易于被推翻。资产者相信由各国政府发动的战争也必定会作为各国政府间的战争告终，并且希望能这样。只有他们才会认为，要所有交战国的社会党人都主张所有“自己的”政府失败的想法，是“可笑的”和“荒谬的”。其实，正是这种主张才符合每个觉悟工人内心的想法，符合我们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进行的活动的要求。”——这仍然杂揉了“失败促进革命”的提法。

《俄国的战败和革命危机》（1915）：“战争的教训甚至迫使我们的对手也在实际上承认“失败主义”的立场，承认必须提出（最初只是作为号召书中的一句尖锐有力的话，后来就更加认真、更加深思熟虑地提出）要在德国军国主义者的‘后方发动起义’的口号，即进行国内战争的口号。原来，战争的教训正在使我们在战争开始时就鼓吹的见解深入人心。俄国战败确实为害最小，因为它极大地促进了革命危机，唤醒了千百万群众，亿万群众。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俄国的革命危机不能不促使人们去考虑拯救各国人民的唯一道路，考虑在德军“后方发动起义”，即考虑在所有交战国内发动国内战争。”——这既有小恶主义的逻辑，又有失败促进革命的说法。

《论单独媾和》（1916）：“不管这场战争的结局怎样，实际将证明有一些人说得对：摆脱这场战争的唯一的社会主义的出路，只能是无产阶级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内战争。实际将证明有一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得对：沙皇政府战败和在军事上彻底破产，‘在任何情况下’都为害较小，因为历史永远不会停滞不前，历史在这场战争期间也在前进；如果欧洲无产阶级现在不能向社会主义前进，不能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期间挣脱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的桎梏，那么东欧和亚洲就只有在沙皇政府在军事上被彻底打垮因而没有任何可能实行半封建式的帝国主义政治的情况下，才能一日千里地向着民主制前进。”——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小恶主义总是和“俄国特别反动”的论断结合起来，从而是一个难以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通用的准则和口号；而和小恶主义结合起来的失败主义也难以国际化。

列宁还专门写了一篇《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以阐明这种“失败主义”思想。首先他需要回应：希望自己政府失败，是不是希望敌方政府胜利呢？他说必须要考虑第三种可能，即无产阶级击败政府的这条出路。然而正如我们上面提到过了的，如果我们真正的目标是无产阶级的胜利，那么自己政府在与敌方政府的战争中失败与否都是不重要的。列宁进一步说：进行反对政府的革命鼓动和促使政府失败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说明其它提法（如不胜不败）为什么是错误的。这种联系确实存在，但在这里，失败反倒更像是革命行动的“副产品”，而不是“必经步骤”。但是列宁在后文中又说，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革命者不断地向无产阶级宣传、鼓动，在无产阶级自发斗争时协助无产阶级，从而把他们组织起来，这难道不是“制造”革命的过程吗？），因此需要失败——这仿佛在说，没有失败便没有革命，于是他又回到了“先失败后革命”的逻辑。足见他在这篇文章中的逻辑混乱，这也侧面证明：失败主义口号实际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

在大战中，机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选择题：胜利还是失败？他们毫不犹豫选择了胜利，于是转而为资产阶级的掠夺战争服务。列宁高喊着：“跳出这个逻辑！”——这本应意味着对战争问题毫不犹豫地选择革命——但他又说，应当“主张失败”，于是这又表明他其实并没有完全跳出这个逻辑，而只是选择了与机会主义者相反的选项。主张失败，这个观点的目光仍然放在当前的战争上，它意味着我们似乎仍然需要在这场战争中“站队”。列宁的这种提法实际上已经被他的另一种提法“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否定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即包含了失败主义口号中合理的部分，即要求以革命推翻腐朽的帝国主义，又排除掉了失败主义口号中不合理的部分，即在“胜利还是失败”这个本来无需回答的问题中做出选择。

到了1917年，列宁也几乎放弃了失败主义的提法。面对“真诚的革命护国主义者”，其实就是相信“需要用战争打退敌人入侵”这种说法的群众，列宁的新策略是：首先告诉他们这场战争的根本性质，然后让他们理解，只要无产阶级一天没有推翻帝国主义的政权，真正的和平就永远不会到来。“革命护国主义的广大拥护者是真心诚意的——不是指个人，而是指阶级来说，也就是说，他们所属的阶级（工人和贫苦农民），在兼并和扼杀别的民族方面确实得不到什么好处。……对于这种人，我们应该向他再三解释，告诉他问题不在于他个人的愿望，而在于群众的、阶级的、政治的关系和条件，在于战争同资本利益、同国际银行网的联系等等。只有这样反对护国主义，才是严肃的，才有希望取得成效——也许不会很快取得，但这种成效会是牢固而可靠的。”（《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在这里，并不需要失败主义登场，这不仅是因为群众的情绪使然，也是因为即使不强调失败，革命的叙事也不会因此而有所缺损。

总之，失败主义的口号其实是没有完全跳出沙文主义逻辑的产物，它是残存在人们意识中的沙文主义逻辑与革命的要求的混合的产物。事实上，根本不需要在胜利与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既然我们追求的是将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那么自己国家的政府是否失败，都不会影响共产主义者对革命的主张和实际鼓动。

来源：人境网（作者原创投稿）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