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斗争就是我的斗争：对话伊朗流亡左翼行动者

文/hxotnongd

［编者按］

2026年1月23日，当时整个伊朗正处于断网的黑暗之中，我们与伊朗流亡左翼活动家进行了一场访谈与持续对话。自当前这轮伊朗起义爆发以来，在西方左翼话语中，伊朗与巴勒斯坦日益被塑造成彼此对立的议题。这种在支持巴勒斯坦运动内部围绕伊朗持续的起义与镇压所产生的分裂，使长期关注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我们深感不安。同时，我们不断将伊朗人的经验与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处境相互对照。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面对的并非陌生处境，而是一整套由不同政权不断试验、共享并移植的治理逻辑。我们希望将这些经验分享给那些在极端环境中，依然试图理解、记录并继续行动的人们。我们相信——胜利终将属于那些抵抗的人。

当全球解放运动被阵营化：

伊朗人与巴勒斯坦人被迫对立

对话伊朗流亡左翼行动者

Leila Hossein Zadeh出现在2026年1月17日于巴黎由Roja Collective组织的一场示威活动中。该示威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君主主义者，并表达对2026年1月伊朗起义的声援。

巴勒斯坦问题

——被伊斯兰共和国收编为“国有资产”的解放事业

同时：巴勒斯坦的斗争与伊朗国内的斗争，在全球解放事业之中常常被置于彼此对立的位置——无论是在西方反帝话语中（例如“抵抗轴心”VS“锡安主义-美帝国主义”的叙事），还是在自由主义叙事中（例如“不要加沙，不要黎巴嫩，我的生命献给伊朗”这样的出现在伊朗的口号）。在伊朗国内，国家对巴勒斯坦议题的垄断与工具化，是如何影响民众的认知与情感连带的？两场斗争为何逐渐脱节，甚至看起来相互矛盾？在国家宣传、军事联盟和“抵抗轴心”框架之外，来自伊朗民间对巴勒斯坦解放的真实声援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莱拉：谈到巴勒斯坦，情况非常复杂。总体而言，目前伊朗社会中相当一部分民众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心在下降。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突然变得亲以色列，而是因为这种议题长期被国家以特定方式中介与利用。

许多人认为，伊斯兰共和国不断耗费公共预算，将资源投入到在地区各地运作的军事机器，而不是用于社会福利。与此同时，普通人的经济处境不断恶化：物价持续上涨，补贴被取消，医院被私有化，医疗体系濒临崩溃。在这种背景下，不少人将国家的腐败与资源匮乏归咎于政权对巴勒斯坦抵抗力量的支持。这是一种非常普遍、但也是错误的认知。

但这种看法同样高度取决于我们在与谁对话。如果离开大城市中心的中产阶级视角，转向工人阶级或被边缘化地区，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年龄不同，地理位置不同，认知也会不同。

在起义期间，有一次一位来自边缘地区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正在经历的灾难只能用一种方式来形容：这座城市看起来像加沙。于是，“加沙”成为了参照系。对那个人而言，加沙不是一个抽象的地缘政治符号，而是一种用来描述国家暴力如何降临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经验。

Roja：在伊朗胡齐斯坦等阿拉伯族群聚居地区，人们对巴勒斯坦不仅抱有强烈同情，而且存在深层的情感连接。巴勒斯坦长期以来为当地自身的抗争提供灵感，当地行动者与巴勒斯坦斗争之间也存在实际联系。正因为如此，这些地区也一再遭到严厉镇压。有人仅仅因为举起巴勒斯坦旗帜或表达声援，就被逮捕。国家无法容忍任何人以自身方式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因为政权试图垄断这一议题。

这正是最核心的矛盾之一。即便是在伊朗国内坚定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的左翼人士，也几乎不可能组织任何独立的声援行动。一旦他们尝试公开行动，要么立即遭到镇压，要么他们的行动被国家叙事吸收、重新包装。巴勒斯坦事业于是变成了一种国家财产。

伊斯兰共和国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即便承认其确实为某些形式的抵抗提供了物质支持——其根本逻辑仍然立足于自身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利益，而非真正出于对巴勒斯坦解放的承诺。政府官员反复宣称：“我们在境外作战，是为了避免战争发生在国内”，“如果我们不在叙利亚作战，伊朗就会成为战场。” * 巴勒斯坦同样被纳入这一逻辑之中。

这里存在一个深刻的矛盾：一个屠杀本国人民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他人解放的力量。一个在街头杀害民众、射瞎他们的眼睛、将他们投入监狱并执行死刑的国家，不可能同时声称自己在别处为正义而战。

* 哈梅内伊大阿亚图拉在2017年1月与在战斗中牺牲的正规军士兵家属会面时强调：“如果那些恶意者和煽动者……不在叙利亚被阻止，我们就不得不在德黑兰、法尔斯省、霍拉桑省和伊斯法罕阻止他们。这些（烈士）使敌人落地。”这一说法出自中东之眼（Middle East Eye）的报道，原文链接为https://www.middleeasteye.net/opinion/how-iran-justifies-its-costly-syria-intervention-home。

同时：围绕巴勒斯坦与反帝国主义的这些争论，在库尔德斯坦以及其他被边缘化地区，人们的体验为何有所不同？

Roja：对库尔德人来说，巴勒斯坦问题一直自带张力。这种情绪并非来自抽象的理论，而是来自政治记忆与亲身体验，来自种族灭绝的历史创伤。

库尔德人的政治记忆中，有几个深刻的历史时刻，其中最重要之一便是“安法尔行动”（Anfal campaign）。那是在两伊战争期间，由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实施的大规模屠杀，约十八万名库尔德人仅仅因为自身族群身份而被杀害。当时为这一种族灭绝辩护的说法是：他们与伊朗合作。

但真正造成创伤的，不仅是屠杀本身，还有当时部分阿拉伯世界的反应。多数阿拉伯国家站在萨达姆一方。巴勒斯坦领导层在“安法尔行动”期间同样支持萨达姆，阿拉法特公开表达支持。甚至在1980年代初期，爱德华·萨义德在其写作中也否认过“安法勒行动”的存在。对库尔德人来说，这不仅是背叛，更是一种抹除。

接着是阿夫林事件。2018年，属于叙利亚罗贾瓦地区的阿夫林被土耳其军队占领，期间伴随着针对平民的系统性暴力，包括对妇女与儿童的伤害，以及大规模驱逐与破坏。在占领发生时，哈马斯代表曾前往阿夫林，在土耳其军队控制城市期间与之共同庆祝，并公开表示这是中东地区的一个“成功范例”，应当在其他地方复制。对库尔德人而言，这绝对是极具毁灭性的时刻。

因此，在库尔德人的解放斗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波斯民族主义之间，以及某些自称反帝的左翼力量之间，长期存在一种深刻裂痕，因为后面的这些力量往往未能真正承认库尔德人的斗争。

与此同时，也必须指出，历史上库尔德运动曾是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尤其在1980年代，第一代库尔德革命组织曾与巴勒斯坦与黎巴嫩革命力量并肩进行武装斗争，双方在政治与军事层面存在紧密而自然的联系。

但今天，在许多库尔德人的意识中，问题变成了：为什么库尔德人的种族灭绝从未得到承认，而其他民族的灭绝却得到承认？为什么当库尔德人被杀害时，世界总是沉默？为什么库尔德人的生命总被视为次要的？

这不仅是过去的事情，它现在仍在发生。在欧洲的一些示威中，库尔德人看到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中有人举着萨达姆·侯赛因的照片。最近从叙利亚返回的朋友也说，萨达姆的形象再次出现在那里，被展示、被庆祝。对库尔德人来说，这难以承受——那个对他们实施种族灭绝的人，如今却以“抵抗”的名义被重新带回公共空间。

在生存受到威胁的处境中，一个民族可能会寻求任何现实可得的支持，而不论提供支持的国家本身性质如何，那么这种逻辑就应当被一以贯之地提出与审视。许多为巴勒斯坦抵抗辩护的人，正是基于在封锁与围困之下的生存需要，而为其与地区强权之间的策略性结盟提供正当性，而并非因为这些国家本身具有解放性或民主性。那么，如果这种逻辑在一种情境中被认为是合理的，为何当同样的逻辑被用于库尔德人——一个同样长期面临灭绝威胁、无国家地位以及反复被抛弃的民族——时，却遭到如此彻底的否定？

问题因此并不在于盟友是否“纯洁”，而在于道德与政治标准被选择性地适用：这些标准往往随着地缘政治立场而改变，而不是基于被压迫人民所面临的具体生存处境来判断。

我对此的理解来自一位叙利亚朋友的经历。她所属德鲁兹少数族群，最近在由新兴武装派别领导人朱拉尼发动的袭击中遭受屠杀。她哭着对我说：“我这一生一直反对以色列。”她指着自己脖子上的巴勒斯坦头巾（Keffiyeh），说无论走到哪里都戴着它。但她也承认，如果不是在最近针对叙利亚德鲁兹人的袭击中得到了以色列方面的支持，她的族人可能已经被彻底屠杀了。她问我：“我怎么能接受我的人民被屠杀，却又说他们不应该向以色列寻求帮助？”

我同意她的观点。正如我们作为伊朗人，也无权对巴勒斯坦人说：你们可以被屠杀，但不应该接受伊朗或其他压迫性国家的援助。我们真正可以说的是：在生存处境中被迫接受援助，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以色列、伊朗或美国的政策，也不意味着我们忽视这些国家对他人犯下的罪行。这只是意味着，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活下来。

同时：在许多行动者身处流亡的情况下，从伊朗之外究竟还能做些什么？当下侨民组织面临哪些限制，又承担着怎样的责任？

Roja：随着伊朗极右翼逐渐成为对民主的现实威胁，侨民中的其他进步和左翼团体第一次真正准备好彼此合作——这种情况在过去并不存在。这个共同的敌人（既包括巴列维王朝，也包括伊斯兰共和国）正在促成各种形式的统一战线和联盟。我们也在努力与不同地区的团体和组织维持长期联系，从巴勒斯坦到东亚，尤其是新一代。同时，我们也在搭建俾路支、库尔德和伊朗团体之间的联系。

最近在巴黎的集会是第一次，我们组织了一场规模较大、立场明确的反君主制示威，同时也反对伊斯兰共和国。这表明，在欧洲同样存在一种进步的、左翼的、反战的反对力量。此后，来自其他城市的行动者主动联系我们，鼓励我们建立更广泛、也不那么教条的联盟，以便同时反对君主制和伊斯兰共和国。

在侨民的语境中，我们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得以同时在多个战线上展开斗争：一条战线指向西方帝国主义；一条战线指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还有一条战线，则指向那些以阵营主义的立场，否认或削弱这场起义正当性的亲伊朗政府支持者。

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强调中东被压迫群体与阶级的共同命运。伊朗、库尔德斯坦、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地的斗争是彼此相连的。我们应当相互学习，在共同的根基之上，发展一种以社会斗争联结为核心的国际主义政治。

国际主义的意义正在于此：我关心巴勒斯坦的斗争，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并在塑造社会斗争的走向。你的斗争就是我的斗争，我的斗争也是你的斗争——尽管其间存在差异与矛盾。正是围绕这些议题，Roja在当下展开其组织工作。

与谈者

Roja（روژا）是一个位于巴黎的左翼女权主义小组。该团体诞生于2022年9月吉娜（玛莎）·阿米尼遭遇女性谋杀事件之后，同时也伴随着“女性、生命、自由”（Jin, Jiyan, Azadi）起义的开始。该集体由来自伊朗不同政治与民族背景的行动者组成，包括库尔德人、哈扎拉人、波斯人等。Roja的活动不仅与伊朗及中东地区的社会运动相连，也与巴黎当地的社会斗争以及包括声援巴勒斯坦在内的国际主义行动保持联系。“Roja”这一名称源自不同语言中若干词语的共鸣：在西班牙语中，roja意为“红色”；在库尔德语中，Roja意为“光明”与“白昼”；在马赞德兰语中，roja指“晨星”或“金星”，被认为是夜空中最明亮的天体。

莱拉·侯赛因·扎德（Leila Hossein Zadeh）是伊朗当代社会运动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女性人权捍卫者与运动组织者。2018年，她因参与学生运动，被德黑兰革命法院以“集会并串谋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判处五年监禁，并以“反国家宣传”为由另判一年。尽管部分刑期在上诉后有所减轻，但五年的刑期仍被保留，作为对其政治活动长期悬置的威慑。2024年11月，她在德黑兰大学完成硕士论文答辩，研究主题涉及少数民族议题，并在未佩戴头巾的情况下公开露面，随后再次被控“反国家宣传”及“未按伊斯兰教法规定佩戴头巾出现在公共场所”，并在未举行听证的情况下，被缺席判处一年监禁及高额罚款。

来源：同时sementara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