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来了！小村庄里的政治谋杀案

 

 

文/党人碑

 

博兴是鲁北平原上的一座千年古县，位于黄河下游南岸。

在如今的县城中心地带，有个椒园社区，原是一座千年古村，与旧县城仅两里。至少在北齐时代，这里已建椒园村，想来当时大概种满花椒。

花椒原产我国，是土生土长的香料，种植、使用和观赏的历史都相当久远。《诗经·唐风》中有诗《椒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即是采摘花椒劳动场面的描写。

无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归根到底都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所以也应当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享有者和享受者。不过，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少数特权阶级，不仅妄图霸占劳动人民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还妄图把这种霸占变成永恒，立下“规矩”，让劳动人民彻底死了这条心。

 

 

即便劳动人民敢于反抗，甚至掌握了财富，但少数特权阶级的反攻倒算，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一时一刻，也不曾停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20日，八路军渤海军区部队解放博兴县城，残存的逃窜伪军也多数被我地方部队消灭，27日博兴全境解放。博兴地方部队和民兵，随即配合大部队，向周边敌占县城和据点，实行大反攻。

博兴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巨大代价后，终于迎来了解放。解放了的博兴人民，怀着满腔仇恨，迫切要求和其他解放区的人民一样，组织起来对汉奸卖国贼、土豪劣绅等反动封建势力进行斗争，讨还公道与血债的同时，拿回原本属于人民的财产与财富。

椒园村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这个村的环境更加错综复杂。

作为距城近在咫尺的大村，人口众多，所以出来做事的人也多。敌伪时期，在旧政府中从事杂役，借以养家糊口的有之；为非作歹，死心塌地充当汉奸特务的，更不能排除。这些人和各种反动势力，有着千丝万缕、或明或暗的关系。解放之初，千头万绪，敌伪档案多数不存，即便有整理出来也需要时间。

当然，早期参加革命的也不乏其人。不过，绝大多数还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以种地为生的贫苦农民。

由此观之，椒园村人地复杂，阶级成分纷乱，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想搞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装成好人的坏人，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而且大环境，大家都知道国共必有一战，中国之命运走向哪里，是一切“规矩”照旧，还是人民创造全新的规矩，在当时来说，也是难以判断，大环境与小环境结合起来，情况就更加难以短时间理出头绪。

但是，短时间理不出头绪，并不等于不去做事。老话说得好：光听蝲蝲蛄叫，还不种庄稼了？

1945年11月，由本村籍的党员发起，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法，访问苦大仇深的农民，因势利导，依靠本村基本群众，逐步扩大以贫苦群众为骨干的阶级队伍，联络穷哥们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椒园村也成立了农救会。

 

 

所谓农救会，即农民抗日救国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抗日救国群众团体。以贫苦农民中的抗日积极分子为领导核心，以15岁以上坚决抗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为会员。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保卫胜利果实的任务同样繁重，土地改革还没有推行，“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却是当务之急。

由于抓住了椒园村广大贫苦群众的痛点，农救会团结广大贫苦农民，积极发展组织，仅几个月的时间，在一个200多户的村里，就发展会员120多人，并相继建立了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和民兵、自卫团等组织。

当时农救会的主要任务是：一、组织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主张，带领贫苦农民闹革命；二、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以求政治上解放，经济上翻身。

 

在农救会领导下，椒园村像其他村子一样，开始反奸诉苦，由苦大仇深的群众斗争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地主恶霸、伪编乡长、伪村长等，历数他们的罪状，清算他们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罪行。贫苦农民身上，所孕育积蓄着的强烈的阶级仇恨和革命要求，一旦发动起来，其声势便如暴风骤雨，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荡涤着旧社会的一切封建势力。

椒园村老少爷们、妇孺孩子的脸上，终于绽放出看到希望的笑容，这是劳动人民的出头天来了！

不过，人民开心之日，却是敌人难受之时，一切反动派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吃到嘴里的，怎么可能甘心吐出来，特别是那些在群众斗争中利益“受损”的反动分子，他们蠢蠢欲动，暗中与一些坏分子互相勾结、阴谋策划，企图以血腥镇压这股革命烈火，还所谓“公道”，重建昔日“规矩”。

 

对此，农救会还是有所警惕的。在区委的指导下，农救会召集积极分子，拉出了个坏分子的初步名单，准备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群众调查摸底，有步骤地向纵深发展，深挖细找暗藏的敌特分子，予以清除。既不冤枉好人，也不放过坏人。

为此，以椒园村农救会的名义，全村张贴布告，警告暗藏的阶级敌人和敌特分子，认清形势，不要与人民为敌。敦促其自首交待，争取人民的宽大。

但是这些人，要么是曾有旧恶，要么是对反动派心存幻想，他们绝不会束手就擒。反而觉得只要挺过这关，就风平浪静，将来还是他们说了算的天下。所以，必以百倍的仇恨，更加残忍的手段，伺机向人民反扑。这样人民才会记住痛，将来再有“惹是生非”者，挑动天下的时候，才不会被“蛊惑”，跟着“乱来”，也省得老爷“麻烦”。

 

要知道，这些人往往经历丰富，对政治气候的嗅觉力似猎狗一样灵敏，预感形势不妙，有的蛰伏，等待时机，有的竟在张贴布告的当夜跑到张店，当了特务。

张店，在博兴以南，属淄川（今属淄博，为全市中心城区），是胶济铁路和张博铁路的连接点，淄博工矿区的门户，这一地区的交通中心，更是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淄博一带矿产资源的重要据点。

日军在这里盘踞八年之久，为了达到长期占领的目的，鬼子在张店建立了完备的防御体系，成为集结兵力进攻、扫荡我渤海和鲁中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基地。日寇投降后，张店被周围各县逃亡来的伪军占领。到1946年1月，张店及其附近几个村镇，共汇集了来自寿光、临淄、淄川、博山、桓台、广饶、博兴、阳信、惠民、垦利、益都、临朐等县的十余股伪军部队。这些汉奸、土顽，在抗战中卖国投敌，罪恶累累。

 

博兴国民党的反动分子，当时以赵辉楼、侯庆文和周胜芳为首要分子，赵是县党部的负责人，侯是国民党的县长，周是保安团长。尤其是赵辉楼和周胜芳，前者在抗战前就是地方顽固势力的代表，后者在抗战初期曾任国民党山东省保安第八旅旅长，公开投日后，被日军编为“皇协军，任伪“剿共建国军第六团”团长，协同鬼子和大汉奸刘佩臣（前面写过），在博兴一带制造过多起大屠杀惨案。抗战胜利后，摇身一变，成了“有功之臣”，被老朋友、国民党山东省主席何思源请去参加“剿”共军事会议，引为心腹。

为了打回博兴，重建“秩序”，他们不断派遣小股特务，到博兴县南部村庄抓人杀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并在有些村庄建立了情报组织，收集我党、政、军情报，制造谣言，蛊惑群众，准备反攻倒算那天，来个里应外合，把我们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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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形势如此紧张，但椒园村的农救会缺对敌人的险恶本性缺乏深刻的认识，戒备之心不足。总觉得只要搞好生产，老百姓生活好起来，就自然跟我们走。殊不知敌特已经潜入村里，扎下了根，并且我们内部也出现了叛徒，他们相互勾结，伺机动手，要把椒园村搅个天翻地覆，彻底打掉农救会，搞出个外红内白的小雷音寺，等待“国军”接收。

本村初小教员高绍显，地主出身，颇有心计，平日伪装进步。

此人功名心和“正统”思想很强。早在县立一小读书时，就与时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兼校训育主任的赵辉楼走得很近，给其当“包打听”，专门盯宣传抗日思想的“红色学生”，打小报告。回乡任教后，又在县调统室（中统）挂着“义务通讯员”的头衔，说白了就是特务。

 

在其举止文雅，认真教学的背后，却暗藏杀机。

表面上，高绍显是开明士绅，拥护我党，口号喊得震天响，比谁都积极，谁要说个“落后话”，他都要向农救会打报告，说人家是这是哪，你懂的。

私底下，高绍显利用农民没文化、识别能力低等弱点，伪装一番，钻进农救会，当上了农救会秘书。打探消息，传递情报，妄图制造内部分裂，组织谋杀，阻止运动的发展，挽救本阶级行将灭亡的命运。

原来的农救会长姚敬修，虽也是贫雇农出身，却是个流氓无产者。

 

这样的人，既有要求革命的积极性一面，又有破坏革命的反动性和革命不彻底的一面。斗争之初，数他冲在前头，坚决果敢，但是随着斗争深入，特别是分财产的时候，就露出本色，多吃多占，好吃懒做，爱占便宜，爱吹牛说大话，工作不踏实，意志不坚定，甚至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沾花惹草，贪污盗窃公共财产。

东窗事发后，姚敬修被群众选下去，他耿耿于怀，觉得共产党对不起他，是卸磨杀驴，经常喝闷酒、骂大街。

高绍显瞅准机会，先是引诱、拉拢、腐蚀，进而威胁利用，最终发展姚敬修成了他的下线特务。先后三次，派其带着情报到张店，与赵辉楼联系，共同密谋破坏活动，最终确定了暗杀计划。

 

 

目标直指农救会长、民兵队长和村公安员三人，用今天的话讲，这就是“斩首行动”，一下子把我们在村一级的主要干部，掌握印把子、枪把子和刀把子的，统统干掉！

1946年8月，一天深夜。

张店来的五名特务，在村南坡的坟地里，与等候于此的姚敬修接上了头。然后，姚敬修又返回村里，找到高绍贤。他们在坟地里开了个现场会，共同研究了执行方案。随后，又把特务带回来村，安顿在副村长贾洪柱的家里。

贾洪柱当天不在家，当然对特务来村的目的更不清楚，家里人也不敢问，只当是县区里下来的“同志”。第二天，贾洪柱回家，刚进门，就被特务们用枪堵着，大吃一惊。

 

不等开口，特务就威胁他：“不要声张，更不准对外人讲，否则对你不利，杀你全家，只要合作，保你安全。”

这时候，屋里的高绍贤、姚敬修也走出来打圆场，表示这是张店来的“朋友”，只要乖乖听话，有你的好处，“国军”和“政府”回来，就是“功臣”，还不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是跟着共产党，玉石俱焚，还是跟着国民党，升官发财，全在一念之间，你可得好好想想啊！

在特务的威逼利诱下，贾洪柱骨头一软，跪倒在他们面前，磕头如捣蒜，表示愿意投效“政府”。说白了，投敌变节，当了叛徒。

外贼家鬼，沆瀣一气，高绍贤、贾洪柱主动提出，晚上召开村民大会，说上级来了文件，有重要事情通知大伙儿，刻不容缓。大会结束后，再约其他村干部，到积极分子周怀亮家，研究具体工作实施。等人来齐了，大门一关，把主要干部，来个连锅端，保证谁也别想跑！

 

晚上开会，高绍贤拿份旧文件糊弄人，村干部和积极分子都不识字，也没觉察出问题，会后就散了。高绍贤拽着大家，东拉西扯，故意拖延时间。给特务们在周怀亮家控制住局面，提供掩护。

周怀亮家在死胡同尽头，独门独院，院子里孤零零一间房，方便他们动手，又不容易惊动村民。趁大家开会，庄户人家睡觉又早，无关人员都休息了，街上没有行人，几个特务在姚敬修的带领下，赚开周怀亮家。把家属都捆住，堵住嘴，塞到房后，然后张网以待。

就这样，来一个捉一个，来两个捉一双，周家关了一群人，有村干部，也有男女积极分子。其中就包括先到的民兵队长高金和，特务下了他的托盒枪（土造驳壳枪，有其形无其实，只能打一发子弹）。

 

特务先对女积极分子进行拷问，问她们，这里面（包括男女），都有谁是共产党员？姐妹们咬紧牙关，没一个孬种，怎么殴打和侮辱，也不说话。接着，又对男积极分子进行反动宣传和恐吓，还是那套“恩威”并济，结果毫无所获，没有人上当，更没有人当孱头。

不久，村公安员李英俊背着一支托枪（土步枪，也是“单打一”，只能打一发子弹）来了。刚进来，也被下了枪。不过英俊同志是好样的，敢于斗争，又踢又打又骂，几个敌人也难捆住他，有个特务急眼了，开了枪，打中他的肚子，肠子流出来，血流了一地……

听到枪响，农救会长高宗顺闯进来，大喊一声：“谁打的枪？”

李英俊捂住肚子，疼得满地打滚，连声叫喊，看到老高进来，他用劲气力，说道：“特务来了，快走！”

 

高宗顺想走，已经来不及了。张店来的特务里，有他的亲弟弟高云卿，一看是大哥，赶紧说：“哥，你不要怕，快跟我们走。”

这阵势，老高当即明白，这是里应外合，特务叛徒布好的局，要抓杀我们的同志。别看亲弟弟是特务，但高宗顺同志的阶级立场非常坚定，他呵斥敌人：“你们这些死孩子，还想造反吗？杀了我们，能杀光全村人们吗？”

兄弟俩政见不合，当地在院里厮打起来。

被捆的女同志里，有位叫王凤英的，跟高家是亲戚，出来劝解，希望高云卿不要把事情做绝，将来回不了家……

 

高云卿哪管这些？一枪托，就把王凤英打倒在地。高宗顺趁机夺回李英俊的那支枪，想冲出去，召集民兵救人。特务们纷纷上去夺枪，老高说啥不撒手，死死咬住高云卿的手，后者吃痛，一声怪叫，大喊：“弟兄们快上，赶紧弄死他！”

一个特务跑过来，对着高宗顺头部就是一枪，高宗顺同志当场牺牲。随后，他们又杀了高金和。眼看李英俊也活不长（失血过多，抢救后口渴，又喝了凉水，第二天一早死去），目标完成，特务们迅速撤离。高绍贤、姚敬修和贾洪柱，由于没有暴露，特务让他们继续潜伏，作为内应。农救会的三支土枪，两长一短，也被特务带走。

经过这场残酷斗争，椒园村群众的情绪，受到一定的影响。

那么问题来了，仅仅是群众和干部的革命警惕性不高，对敌我斗争尖锐性的认识不够，农救会干部工作经验不足，素质亟待提升，才造成这起政治谋杀案件的发生吗？

 

其实这些都只是表象，根本原因还在于，基层党支部没有建立起来，党员很少，更没有组织，遑论团结群众，成为真正的战斗堡垒。群众没有主心骨，自然松懈涣散，基层政权形同虚设。敌人趁虚而入，打你个措手不及，只是时间和强度的问题罢了。只有党的基层组织成为战斗堡垒，党的整个组织才能成为坚强有力、朝气蓬勃的战斗集体。

换言之，基层党组织有了，能发挥好应有的效能，才能尽量不挨打、少挨打，挨了打，能缓过劲，能尽量保存群众力量，保存有生力量，使群众不致气馁，不致溃散，很快地回击敌人，不断消耗乃至最终消灭敌人。

 

这里有必要回顾下博兴党组织的发展情况：

博兴是山东建党较早的县之一，1928年起，就有党的活动。1932年正式建立了博兴县委，基层组织迅速发展。当年的“八四”暴动，震撼齐鲁大地。虽惨遭反动派镇圧，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但博兴的地下党员，从未中断过活动，他们秘密开展斗争，千方百计寻找上级党组织，发动抗日救亡活动，使党的影响逐步扩大。

抗战爆发后，博兴组织与上级组织恢复了联系，博兴县委得以重建，顺应抗日形势的发展，革命形势发展迅速。1940年，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博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群众组织及地方武装诞生，到1944年底，全县有党支部111个，党小组372个，党员1546名。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博兴党员增至1655名，党支部129个，党小组364个。次年6月，全县80%的村镇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半年来发展党员2424名（不含机关），全县已有党员3856名，所辖的332个村，已有228个建立了党支部，50个村建立了党小组，32个村有个别党员，空白村仅22个。

看起来成绩不小，但随着博兴和渤海区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尤其是解放战争爆发，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解放区，匪特活动猖獗，将来敌人真打回来怎么办？这些都是必须考虑到，必须未雨绸缪的问题，不能走哪算哪，幻想车到山前必有路。

从根本上，还是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夯实党的全面领导的坚实基础。

 

于是县委以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为抓手，抽调机关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分赴各村镇，深入群众，以土改促党建，镇圧封建势力，打击匪特。土改一直进行到1947年夏，全县共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606000亩，分给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农民被真正发动起来了，这股力量是不容小觑的，由此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椒园村也不例外。

在这个基础上，被动员起来的农民，广泛参与到突击消灭虫害和锄奸反特剿匪的斗争中。1946年仅8月29日至31日3天，全县就扑杀蝼蛄13万斤，绵虫5万余斤，幼蝗4.5万斤，从而制止了虫灾的蔓延，保证了农作物的正常生长。至10月份，全县捕获和击毙匪特159名，缴获长短枪101支。年底，全县基本肃清匪特。

由此，群众保家保田的热情高涨，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全县青壮年出现了大参军的热潮，超额完成指标。

 

年底，椒园村建立了党支部，成立了新农会，一区副区长许文清同志蹲点驻村，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群众挖出了特务地下线，抓出了暗藏的特务高绍贤和叛徒姚敬修、贾洪柱，县公安局搜捕小组也抓捕了杀害我农会骨干的5名特务（战斗中，当场打死两名）。经我人民政府查核审判，此案罪犯中，最终两人被处决，4人被判刑。

经过这场残酷的斗争，使涣散的农民群众得到了锻炼和考验，懂得了组织起来的巨大作用，更扩大了党的影响，健全了党的基层组织，革命之路也越发清晰，在群众中彻底扎下了根。

 

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失败后，对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蒋介石陆续调集了60个旅约45万人的兵力，向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8月27日博城被占，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来了，博兴南部地区笼罩在黑暗之中。潜伏的敌特分子又蠢蠢欲动，混入革命队伍的坏人，也公开叛变投改，一部分意志不坚定分子脱离革命队伍。

与县城近在咫尺的椒园村，却挺过了这拨反攻倒算的惊涛骇浪，虽然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但敌人到处敲诈勒索，奸淫抢掠，惨害我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一些地、富和坏分子，也公开进行资敌，给敌人送粮、送款、送物，为敌人提供我党、政、军、民的活动情报，也从另一方面又一次教育了椒园村的群众。

 

椒园村的群众，再也不是一年前的那样，他们看在眼里，恨在心上，没有被吓倒，擦干了眼泪，化悲痛为力量，配合党组织和民兵、武工队，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7年10月10日，敌人在我军的压力下，弃城而逃，博兴重获解放。解放后的博城人民积极支前，派出担架队、运粮队和民兵团，相继参与了解放潍县、济南和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椒园村的民兵民工也是其中一分子，他们和博兴人民，以及全体解放区、老根据地人民一样，不惜牺牲一切，要粮有粮，要人有人，全力支援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画个重点：中国人民是一盘散沙，还是组织起来，完全是两种状态，两种结果。但是请注意，从一盘散沙到组织起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推动这个变化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持续改造，从这个意义而言，永远不能懈怠，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

最后，我想引用教员同志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与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思考，共同以史为鉴。

 

1943年11月29日，教员同志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劳动英雄大会上，以《组织起来》为题发表演讲，他讲到：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

 

 

 

 

来源：党人碑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