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雪萍：为何性别议题总陷对立？

2018年，在欧美，有一些纪念1968年“五月风暴”五十周年的活动，但往往少有将中国思考于其中（尽管当初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个中原因复杂但又似乎不言而喻：冷战话语的继续影响是无法处理20世纪60年代多重历史“时间性”（temporality）的一个原因，西方左翼对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批判态度是另一个原因。

本文的缘起，来自一次少有的机会：一位年轻的学者同人，邀请我参加她所在大学举办的题为“以笔为剑：1968年”（Pen as Sword：1968）的讲座活动，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重点放在中国革命的成就之一——“妇女解放”上面。

本文就是借此简单地提交的一些思考。

在中国，就文化层面而言，毫无疑问，主导1968年前后文化现象和文化载体的主要包括样板戏、宣传队、宣传画、电影、广播以及无以数计的小册子、大字报、小字报等。十多年之后的80年代，重新建构主流话语的精英们在分割文艺与政治的“文化热”潮流中，纷纷对这一切文化现象和内容嗤之以鼻。

但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在中外学界逐渐出现了一些对当年的文化现象及其历史语境的研究，透过这后几十年的历史经验、研究和认识，提出一些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内容和形式之间的政治和历史意义的思考。当然这些思考并不应限于“学术”范畴和范围。

回顾这些当年的文化现象，其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女性／妇女形象往往占据“再现”（representation）的重要位置，甚至中心位置。

本文的思考，意在透过这些“女性／妇女形象”及其再现特征，讨论为什么就中国，包括就中国的妇女解放而言，1968年的时间性——它的政治内涵和历史性意义——大于如今人们给予和纪念这一年份的意义；为什么应该回到的不只是1968年，而是整个20世纪，尤其是相对漫长的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从中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以及以文化和社会改造为主线的革命性启蒙与妇女主体性建构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无论是80年代以降出现的所谓“女性特质”回归，还是所谓 “国家女性主义”的言说，不管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其中的男／女本质论，往往把对妇女解放的成就、不足、缺点建立在革命等于男权因而本质上仍然男女二元对立这一逻辑之上。

从李铁梅到阿庆嫂：

1968年文化场域中的妇女再现

首先，让我们回到历史，聚焦1968年前后在文化层面上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女性／妇女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样板戏中的李铁梅、李奶奶、阿庆嫂、小常宝、江水英、方海珍、柯湘、“白毛女”喜儿、“红色娘子军”吴清华，等等，以及当时随处可见的宣传画里的革命女性／妇女形象。就内容（或者故事／叙事）而言，样板戏的革命性表现在它的叙述特点上。人物之间的故事和冲突往往超越日常生活，直接建立在压迫／反压迫、侵略／反侵略、革命／反革命的革命话语框架当中。

《红灯记》里的李铁梅、《白毛女》里的喜儿、《红色娘子军》里的吴清华、《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她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都是来自底层的受压迫的女性，在故事中所经历的又都伴随着一种“被启蒙”的过程，即在苦难经历中提高认识，进而通过参加革命，从反对个人受压迫走向反对穷苦人受压迫的政治目标。

《沙家浜》里的阿庆嫂、《龙江颂》里的江水英、《海港》里的方海珍、《杜鹃山》里的柯湘， 均为不同时期的革命者、女干部。她们身处基层，属于劳动人民或者“工农兵”一分子，但同时她们又已经具有高度的革命意识，这种意识在抵抗侵略者或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表现出来。在具体的叙事结构中，她们的主要身份往往超越类似妻子或者母亲这样的性别角色或身份，同时在不同程度上集聚了一种革命知识女性的特点。

与叙事中的政治内涵相关，因此在形式上又与这些“底层”或者基层身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形象依据“高、大、上”的原则被加以再现。从性别角度出发，在形象上，她们身上“缺失”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柔弱”女子或者现代意义上的“性感”女性等特征，反映出“高、大、上”的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浓眉大眼圆脸庞，发型简单（长辫或者短发，不卷烫），着装朴素不显身材；在表演中，她们神态坚定，大多作为主角占据舞台中央，戏份颇重，表演上肢体动作更是“超现实”式地张扬，以表现坚定顽强、不屈不挠。

毫无疑问，都很“模式化”，从叙事内容到再现形式。 

20世纪80年代以降，这些“模式化”人物形象常常被嘲笑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典型。同时，还受到一些（中外）“女性主义者”的口诛笔伐，质疑这些女性形象的“中性化”或者“雄性化”特征。伴随着回归“女性特质”的呼唤，这些60年代的女性／妇女形象以其鲜明的政治色彩，被嵌入“自然／不自然”的二元逻辑中，被后来的主流文化边缘化甚至淘汰。

如今讨论这些形象，恰恰就得重新从“政治”进入，回到“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重新思考这些形象为怎样的政治服务，以及“政治”本身的“合法性”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今天我们对什么是“政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更因为事实上关于“政治”的话语其实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而重新进入政治，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个似乎早有定论的“模式化”，重新将其放回自身的历史语境加以考察：单就样板戏而言，“妇女”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再现，毫不含糊地承载了一种革命性的想象和创造，其政治内涵不言而喻来自中国革命的性质，那就是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劳苦大众，建设社会主义。

在这个政治前提下，上述新内容和新形式，在形成一种新模式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建构。其中，又在几个层面上同时反映出一种构建新型的性别关系／性别政治的努力和实践。

尽管如今看来，这些新模式反映出“理想”的激进化色彩，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勾连以及如何实践方面缺少足够的经验，对两者之间如何有效勾连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等诸多问题，但是，在“革命理想”具有共识作用的历史语境里，建立新型的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各种努力，对中国的妇女解放而言，产生过积极和重要的历史作用，尤其是从建构新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性别）主体层面上而言，即“立人”——创造社会主义新人而言。

延伸开去，这些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和革命的性质直接相关的新型的文化关系、性别关系、社会关系的想象和建构，不仅在理解中国妇女解放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意义时需要得到充分的重新认识，在理解世界历史中的1968年，尤其是那些发生在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里的反压迫、反侵略、反对（二战以后的）资本主义格局的各种“风暴”，也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上认识它们与中国革命之间直接或者间接的政治呼应及其不同，进而给认识1968年的世界性意义增添中国革命的时间／历史纬度。

为何劳动妇女解放

是中国革命的本质要求？

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其政治性——政治目标、政治纲领——紧密相关，它的“政治性”又与中国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的命运紧密相关，具有特定的“时间性”意义上的历史特征，包括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阶级性，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的同时，旨在改造社会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目标，包括解放劳苦大众、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

具体而言，内含于这个“时间性”有几个层面上的历史内容和历史性。第一，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世界历史中，西方殖民主义掠夺、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扩张，逐渐陷中国于半殖民地，成为任意由西方列强和军国主义日本摆布的弱国。罗莎·卢森堡对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民族国家有过关于“阶级国家”的讨论。林春就如何认识中国在近现代的世界历史中的“阶级国家”地位做过深入的讨论，强调从这一认识历史的角度出发，可以比较充分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性质，即国家的阶级地位与本国社会内部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的阶级地位互为印证，革命既要取得民族独立，又要解放劳苦大众。

第二，中国革命所具有的两个主要目标是民族解放与独立、社会主义目标指导下的社会改造。前者与上述“阶级国家”相连，特指中国革命的性质与第三世界争取民族独立的“阶级特质”相连。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爆发的20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主义延续西方殖民、帝国、资本主义的逻辑，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时间性标下其“阶级国家”的特质。而革命的第二个目标，即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又超越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诉求，直面中国社会内部如何改革社会关系的问题。

第三，与世界现代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相比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革命相对漫长（longue duree／long duration），前后将近三十年历史，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同时，为解放劳苦大众，开展了各种动员、社会改造和文化改造的实践。这些实践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近几年关于延安、晋察冀边区等地区的社会改造实践、文化生活实践等方面的研究中有了不同的展现和思考。

一些对1949年以后即“革命后”在新中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动员和改造实践的学术研究，探讨革命后“革命与建设”、“革命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也是对漫长的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之间关系的思考。

这个特定的“时间性”同时意味着，中国革命领导的妇女解放，必定重点强调广大劳动妇女的解放，在推翻“三座大山”的同时，必须推翻压在广大劳动妇女头上的“第四座大山”，即父系宗族宗法制，以及内在于其中的传统女性的结构性性别角色、性别身份、性别地位和性别意识形态。

第四，中国现代性的突出特点就是打破传统，以求建立“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现代”文化和“现代”人。很多学者指出，鲁迅始终重视“立人”，试图通过写作为现代中国的“立人”在思考层面上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国革命延续这一现代诉求。但同时，中国革命的“革命现代性”的阶级特性又决定了其构建新人的阶级和政治内涵。

作为“阶级国家”，中国20世纪革命内含着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劳苦大众的时间性。其中，妇女解放中“妇女”的概念与革命的性质紧密相连，劳动妇女，既有阶级内涵，又有性别内涵 ，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辩证性的紧张，在互动中生成和变化。

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后”（after the revolution）的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始终面对如何处理“革命的时间性”与其他的时间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同时“立”社会主义新人的难题。相对而言，以动员劳动妇女为主导的妇女解放运动，则是革命中和革命后相对成功的社会改造和构建新主体的实践。从“妇女”作为 “（妇女）问题”到妇女作为“能顶半边天”的主体建构的努力，是中国革命对妇女解放最大的贡献之一。

从中国的历史时间性出发重新进入1968年以及它的时间性意义，可以透过一方面思考其他方面。一方面，当时世界各地的政治风暴所反映的是世界范围内一次对资本的反抗、对资本主义的反对，无论风暴眼中的群体和个人是否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也无论参与者出于怎样的阶级立场，受制于怎样的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尽管在世界范围内，1968年的政治风暴并没有真正撼动资本主义体系，而且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它在文化上打破了“传统”资本主义模式，本质上却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鸣锣开道。但是，温故而知新，1968年前后代表了中国文化中所彰显的劳动者和对劳动者作为国家主体的坚持这一“时间性”，其政治内涵相比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风暴，似乎更鲜明更激进，因此也更具有争议。

超越男女二元对立：

重估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遗产

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对“妇女解放”的反思，在西方冷战的历史时间性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影响下生发，伴随着受冷战话语影响的西方女性主义者对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的批评，改革开放的男性知识分子的“精英回归”中的“去革命”意识和对妇女解放的负面反应，以及部分女性知识分子本身对“现代性”的（去革命）想象。

其中产生了两种占主导的“性别视角”：（1）认为男女性别特质基于生理不同的性别本质主义；（2）将国家权力等同于男权中心，形成一种“男人=男权中心”VS“女人=女权主义”的二元批评模式，经由“国家女性主义”（state feminism）这一概念替代对作为国策的妇女解放的辩证认识，把中国革命中的妇女解放运动简化成女性的革命精英基于她们作为女性而做出的贡献（或者受到的压抑）。

前者——性别本质主义认为“女性特征”／“女性特质”是自然而然的。尽管近年来经由西方女性主义“性别理论”的介绍，在认知层面上对性别本质主义有了批评性认识，但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强调“女性特征／特质”的“女性回归”，基本无法在消费文化的崛起和普遍化过程中抵制这一性别本质主义，因为它很快被吸纳进文化为（资本）市场服务的逻辑里。如今，那些随处可见的广告，男女明星们为商品做代言，他／她们的形象有哪一个不具备被生产出来的性别特征？有哪些不是为强化欲望强化拜物服务，为推销产品服务？

面对那些形象反映出的性别关系、性别政治和文化政治及其强大的资本逻辑，基于“性别理论”的各类“女性主义”批评大多显得失色而无力。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改革初期出现的所谓“女性特征”回归，更是在本质上呼应着以“自然人”为前提或者为想象，抵消“政治人”的“去政治”／“去革命”的话语转向。

四十年历史经验的好处在于，它帮助人们认清“自然人”如何作为文化话语“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为“自然人话语”建构政治合法性，包括内在于其中的妇女和性别问题。

后者——男女二元对立的模式主要经由西方自由派女权主义话语将1949年以后的妇女解放命名为“国家女权主义”。这一重新命名在将“国家”男权化和抽象化的同时也将其“去革命”化。

如果说，基于男女有别、男女不同、性别差异，强调“反歧视”的西方自由派女权主义，其内在的性别中心倾向，尽管在1968年前后，成为美国和欧洲女权运动的一部分，之后带来法律和文化层面上男女平等意识和实践方面的变化，那么，将西方这一“时间性”的政治内涵作为标准来评判中国革命成就之一的妇女解放，在政治和历史层面上是无法自洽的，即“妇女解放”实践中“妇女”的人民性和阶级性超越性别本质主义的范畴，无论是把国家等同于男权，还是指认其中女性成员的作用，还是以“国家女性主义”作为替代“妇女解放”的指认，都无力对中国的妇女解放做出与中国革命历史及其性质相呼应的解读。

而1968年前后，“妇女”作为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用词，通过上述的文化再现，反映出来的是当时政治话语中“阶级”与性别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劳动妇女主体身份的坚持。

就“立人”而言，上述的女性／妇女形象的塑造——解放劳苦大众，并动员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主体性的建构便是这些文化现象反映出的文化关系，通过社会变革建立在对新型社会的想象上，这些想象又通过各种新创造的文化形式表现出来。

这些文化实践的想象和创造，除了作为革命的表述、表达以外，还有其特有的“启蒙”作用，即对新型——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主体的建构。这种自觉的建构也是中国革命特征的一部分，构成其毫不掩饰的政治性。换句话说，中国女性／妇女从“女性意识”的提高，到男女平等认识的增强，再到建构作为社会主义时代劳动妇女的主体性，在文化、社会和历史的层面上都与中国革命给人们带来的认识直接相连，与中国革命同时具有的动员和启蒙这一现代性有关，与革命性对建构中国妇女的现代主体意识之间的关系有关。

基于这些认识回到1968年，这个时间性反映的是怎样的女性／妇女现代主体意识？至少从上述的女性／妇女形象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时代主人翁意识不是简单的“国家”认同，而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意识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妇女”而非“女性”，作为当时话语和身份的政治内涵：意在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性别角色，超越“现代”意义上的“新女性”身份，“翻身”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分子，当家作主，有能力想象新世界、新身份、新关系的“新社会”（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体。

今天的中国，还有以“妇女”为想象的（女性）主体意识吗？解构了“妇女”以后的“女性”又是怎样的“主体”？进而言之，如果说，认识世界范围内1968年时间性意义应该内含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这一“时间性”，那么这一认识的当下意义还在于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再认识，尤其是基于全球化语境下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

这大概是通过对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的再思考重新进入1968年，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新认识和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