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读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浅议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运动观”暨纪念cr六十周年

文/陈保江

 

 

去年下半年先后写了两篇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读后感，却还感意犹未尽。春节期间，别人在拜年过节，自己又秉烛夜

读。晚上在窗外零落的烟花爆竹声中，写下这第三篇读后感，结合实际谈谈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运动观”，别有一番感触。

一

马克思写于1871年5月的《法兰西内战》，是一部专门论述法国巴黎公社的专著。巴黎公社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是一场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当时，马克思在英国伦敦，时刻关注着这场运动的走向，并写下了著名的《法兰西内战》。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评价巴黎公社的呢？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运动观”又是什么呢？

在这部著作里，马克思满腔热情地讴歌了巴黎公社：“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1页）马克思接着回答说：“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8页）1871年9月25日，马克思在纪念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成立七周年的大会上，再一次论述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在过去发生的一切运动中，最近的和最伟大的运动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 —— 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43页）在一年后的《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决议》中马克思再一次指出：“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恩格斯在他写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说：“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波利维尔斜坡一带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25页）

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高度评价就是如此 —— 这同样不可能有任何异议。然而，面对巴黎公社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或不足，马克思恩格斯同样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或告诫。

其一，在《法兰西内战》里马克思讲了一句最著名的话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2页）马克思的本意是：巴黎公社成立了，工人阶级已经意识到要起来夺取政权并已经夺取了政权，以便直接掌握本阶级自己的命运。这是好事。但是，要千万小心再小心，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了政权以后（当时法国以梯也尔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经逃出了巴黎），自己就变成了执政者。而政权从形式上看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是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制度和巩固资产阶级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国家管理形式，那里面充满着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腐朽的甚至肮脏的东西。如今工人阶级掌权了，这个形式可以拿过来为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服务，但必须对其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因为，权力这个东西，虽然为管理社会所必需，但它同时具有对使用它的人产生腐蚀作用的一面。工人阶级掌管权力之后，一定要当心被权力所腐蚀。所以，马克思才讲出了这些肺腑之言，半是赞许，半是告诫。这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爱护，更是期许。

其二，恩格斯在他写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指出：巴黎公社犯下了“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样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3页）恩格斯认为：如果“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3页）就是说，公社从一开始就应该自己掌握住经济命脉，然而非常可惜没有。

其三，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的第二部分里指出：巴黎公社犯下了一个严重的军事错误：“当梯也尔已经用夜袭蒙马特尔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竟坚决不肯把这个内战继续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本来应该立即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彻底消灭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的阴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69页）由于这个严重的军事错误，以至于最后让敌人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反过来将巴黎公社绞杀。

其四，恩格斯在发表于1873年12月的《论权威》一文中指出：“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的太少了吗？”（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53页）这种责备的口吻，完全出自对巴黎公社殷殷切切的怜惜，反过来又是“恨铁不成钢”般捶胸顿足的内心表达。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当时的巴黎公社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引导所致。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指出：“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主义者，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中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信徒。”（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2页）当时的巴黎公社的领导层里面，竟然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当时欧洲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熟起来，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才开始二十多年，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众多，在法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没有出现。因此在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像巴黎公社这样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存在着它的历史局限性，这一束划破黎明前黑暗的“曙光”，在当时也只能达到这样的深度或高度。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面对巴黎公社出现的失误或不足，告诫的有之，批评的有之，责备的有之 —— 要对这样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指出问题，那是一种何等的刻骨铭心之痛啊！两位革命导师痛心归痛心，但还是给予了客观地分析和严厉的批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巴黎公社本来还可以做的更好一点。

然而，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指出了那么多的错误或不足，他们有没有对巴黎公社“全面否定”过呢？没有，丝毫没有！他们认为，巴黎公社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只要大方向是正确的，对巴黎公社提出一些善意的批评与告诫，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既坚持了无比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同时又具备了革命导师应该具备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而面对外部敌人对巴黎公社的污蔑攻击时，马克思义无反顾地“拍案而起”，对那些无耻的谩骂进行了最无情的驳斥。敌人攻讦诬陷巴黎公社有“四宗罪”（还有很多）。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第二和第四部分里，为巴黎公社的革命行为进行了精彩绝伦的辩护，替巴黎公社一一“洗刷罪名”：

第一宗“两个将军被杀事件”。盘踞在巴黎城外的法国资产阶级政府首脑梯也尔，当时在向巴黎公社实施报复性屠杀时，疯狂叫嚣要向“那一小撮应对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人被杀负责的罪犯”报复。（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89页）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何许人也？马克思在书中是这样叙述的：“勒康特将军是参加夜袭蒙马特尔的波拿巴军官之一，他曾一连四次命令第八十一常备团开枪射击聚集在皮加尔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他的士兵并没有射击妇孺，而是把他枪毙了。......克列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枪毙的。”（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66页）梯也尔把那两个将军的死作为一盆污水泼到了公社战士的头上，马克思只消了了几句话，就用铁的事实直接戳穿了梯也尔的谎言。

第二宗“旺多姆广场事件”。人们都知道法国巴黎有一座著名的埃菲尔铁塔。其实，在这之前，在巴黎著名的旺多姆广场上，有一座著名的旺多姆青铜柱，顶端立有拿破仑雕像。它曾是拿破仑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象征。1871年3月巴黎公社成立后，这座旺多姆柱被公社理所当然地推到了。只是因为这个行为被资产阶级视为公社的“罪行”之一，旺多姆柱在1873年又被重建，可见梯也尔们居然也会“拨乱反正”！（在梯也尔们的眼里，巴黎公社就是动乱、内乱、暴乱）而当年的“旺多姆广场事件”就发生在这个广场，那是一场由巴黎的反动分子策划的反巴黎公社的“示威行动”。在《法兰西内战》第二部分里，马克思是这样叙述的：“所谓在旺多姆广场上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原是一种神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67页），“3月22日，从最奢华的街区吵吵闹闹地走出了一群‘体面人物’,其中有各色各样的纨绔阔少，......这一帮流氓怯儒地以和平示威游行作幌子，暗中携带杀人凶器，在街上列队行走，遇到国民自卫军的巡逻队和哨兵，就横加侮辱，并勒令缴械。他们走出和平街时高喊‘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杀人犯’！‘国民议会万岁’，企图冲过岗哨的警戒线，出其不意地占领设在旺多姆广场上的国民自卫军总参谋部。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起初只是提出通常的sommations（相当于英国的骚扰取缔令），直到这样做不见效时，国民自卫军的一位将军才下令开枪。......国民自卫军方面有两人被这些窜逃分子打死，有九人受重伤（其中一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68页）由此可见，所谓的“旺多姆广场事件”就是一场反巴黎公社的“闹剧”。梯也尔不是在攻进巴黎城之前叫嚣说要“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迫使那些洒流了士兵鲜血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全部抵偿自己的罪责”吗？（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92页）梯也尔污蔑巴黎公社战士为“恶棍”，把推到旺多姆柱的革命行为称为“毁坏”“公共纪念物”，他的阶级立场倒也是如此的“鲜明”！两年后旺多姆柱又被重建，自然算是梯也尔“复辟”的一个标志了。

第三宗公社战士“纵火罪”。“凡尔赛政府叫喊道：‘放火啦！’同时向它的远及穷乡僻壤的走卒们低声下达这样一个口号：‘把我的一切敌人都当中一般放火犯来搜杀’。”马克思这样愤怒地写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94页）让人们看看凡尔赛政府的真面目。一听到敌人指责公社战士“放火啦”时，善良的人们也会一时懵了——公社战士怎么会放火呢？不管怎么说，放火总是不对的。那么，请看马克思是怎样回敬凡尔赛政府里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责难的：“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牺牲时，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纪念碑付之一炬。既然无产阶级的奴役们要把无产阶级千刀万剐，那他们就休想凯旋回到完好无损的住宅里去。”（同上）“无产阶级的奴役们”，就是那帮资产阶级，他们对拼死战斗在巴黎城内的公社战士恨之入骨，欲置公社战士于死地而后快。那么，公社战士当然也不会便宜了那帮资产阶级，他们豪华的住宅本来就是剥削劳动人民的见证，那么在战火中被毁也就再正常不过了！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所以，马克思一面直面事实，不回避事实，一面又充满着阶级的义愤——是的，在激战中，面对敌人的进攻和掩护自己的撤退，公社战士抱着“同归于尽”的必死决心，确实烧毁过一些房屋，那是因为“公社把火当做最严格意义上的防御工具来使用。它使用火是为了不让凡尔赛军队开进欧斯曼特意修建得适合炮击的那些又长又直的街道上去；它使用火是为了掩护自己退却，这同凡尔赛军队在进攻时使用榴弹一样，这种榴弹破坏的房屋并不比公社用火烧毁的房屋少。直到现在还不能肯定，究竟哪些房屋是防御者烧毁的，哪些是进攻者烧毁的。况且防御者只是在凡尔赛军队已经开始大批枪杀俘虏时，才开始使用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95页）多么悲壮的一幕——这时巴黎城内已是一片战火，公社的战士们是防御者，他们遭受到了进攻者凡尔赛军队的猛烈攻击，公社的战士在受伤，在牺牲，这时他们不得不用火来作武器，回击或阻挡敌人的进攻。更何况，这个时候的敌人正在疯狂地枪杀被俘的公社战士，活着的公社战士义愤填膺，拿起火这个武器回击敌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当着敌人毫无廉耻地叫喊着公社战士“放火啦！”时，马克思愤怒地反问：“梯也尔向巴黎轰击了六个星期，借口是只想把里面有人的房屋烧毁，试问这是不是放火？”（同上）由此可见，同样是放火，对于战斗的双方，无论动机还是做法，都是完全不一样，结果自然也不一样。面对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污蔑与攻击，马克思无比愤怒，铿锵有力的反驳，驳得敌人哑口无言！

第四宗“处死人质罪”。“但是，公社处死了以巴黎大主教为首的六十四个人质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95页）敌人异口同声地朝着公社战士如是叫喊着，似乎他们向公社战士发泄出来的“愤怒” 还有理似的。然而，敌人的真面目一旦被揭穿，这样的“愤怒”就变得一文不值。马克思是这样来揭穿敌人的诽谤的：“由于梯也尔在战争开始时就采取了枪毙被俘公社社员的人道做法，所以公社不得不为拯救这些被俘者的生命而采取了普鲁士人扣留人质的做法。既然凡尔赛人还继续枪毙俘虏，那他们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要自己的人质去替死。”（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96页）所谓公社战士“处死人质”，原本就是被敌人逼的。那么，“处死”巴黎大主教可是“大罪”啊！马克思继续愤然指出：“杀死大主教达尔布瓦的真正凶手是梯也尔。”（同上）这真是一针见血！因为“公社再三提议以大主教和许多其他教士来交换梯也尔扣留住的布朗基一人。但是，梯也尔执拗地拒绝这种交易。他知道，放走布朗基就是给公社一个首脑，而大主教则在成了死尸之后对他更加有用。”（同上）现在人们终于明白，原来“处死人质”同样是梯也尔的谎言。

 

二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就是这样为巴黎公社辩护的，这样做为的是为巴黎公社正名。不信？可以去翻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第二卷。那里面，还有比摘录更多的论述，字字句句浸透着马克思对公社战士的敬仰之情，表达出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对资产阶级的愤怒！在中外历史上，敌人对群众革命运动的种种污蔑诽谤不计其数，也不足为奇。梯也尔把公社战士叫做“恶棍”，当年的国民党蒋介石把共产党叫做“共匪”。可像马克思这样为巴黎公社的辩护与正名的人，又有多少呢？面对敌人对群众运动的百般污蔑，有人无动于衷，才奇怪。

现在，归纳总结一下。马克思主义“群众运动观”的基本原理主要的有以下三点（但不限）：

第一，群众运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群众革命运动更是如此。法国巴黎公社是一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群众革命运动，马克思的一句话：“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鲜明地表达了巴黎公社天然的合理性。当然，这个“天然合理性”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说的，它的阶级基础，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人们分为不同的阶级，人们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当一个群众运动出现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地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具体表现为各自利益）出发，运用各自带有阶级烙印的思想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决定自己对面前的群众运动应持的态度。说“群众运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本身已经鲜明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反过来，如果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毫无疑问就认为巴黎公社这样的群众运动就是动乱，就是骚乱，就是暴徒的暴乱，就是恶棍的捣乱和破坏，必须用武力镇压之。巴黎公社最终就是这样被梯也尔在国外侵略势力的鼓动下，用残暴的武力给镇压下去的。无怪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结尾时，悲愤地写道：“在这场现代最可怕的战争结束以后，战胜的军队和战败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残酷杀害无产阶级。这个前所未闻的事件，并不是象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社会遭到了彻底失败，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98页）这里，“战胜的军队”，是指俾斯麦的入侵军队，“战败的军队”，是指梯也尔的凡尔赛军队，这里的“无产阶级”，就是指被屠杀的公社战士。字字泣血，句句千钧！

第二，历史上任何一场群众运动，无论它再合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它的历史局限性。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同时也比较容易曲解。因为这种历史局限性的根源，深藏在历史上各个阶段的经济不发展的深层次原因里。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它有着极大的“天然合理性”，即对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极大地动摇了反动统治的根基。然而，农民起义不可避免地带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不承认这一点，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态度。反过来，如果拿它的“历史局限性”来否认它的“天然合理性”，那么就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了。巴黎公社的历史局限性是明显的，但革命导师并没有因此而苛求它，依然公开宣称它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如何正确认识群众运动的光辉典范。

3.对待群众运动，共产党人的正确态度，就是发现它，肯定它，爱护它，站在群众运动的前例引导它，帮助它健康成长，不致夭折。如果是相反的态度，那就不是共产党。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4页），又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4页）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清晰地表明共产党人与群众运动正确的相互关系。共产党人首先应该是群众运动的正确的组织者和领导人，这种领导具体体现在先进的革命理论的引导，对于群众运动的尊重和群众运动领袖人物的培养与爱护，是与群众运动同生死共命运的战友关系。群众运动需要共产党人的正确引导，否则会有走上歧途、导致失败的危险。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应该同群众运动的广大群众紧密相连，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应首先向群众学习而不能一上来就当群众的“先生”对群众运动指手画脚，更不能凌驾于群众之上。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决不能在群众运动中追求或谋求个人的私利，把党的组织领导当作个人向群众索取私利的资本。一句话，共产党人应该出于公心，立党为公，为人们服务。马克思主义“群众运动观”，归根结底就是共产党人的“人民观”。这是由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一切违背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的言行，都是错误的。“为真理而斗争”的巴黎公社社员，正是这样一群大无畏的革命战士。他们战斗到最后一刻，勇敢地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倒在了梯也尔凡尔赛军队的枪口之下，从而使得巴黎公社的光辉事业永存。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写下的最后一段铿锵文字，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99页）这是对巴黎公社最好的缅怀，也是对巴黎公社的敌人最严厉的宣判！

 

三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0页）

自公元一八四八年起，一直飘荡在欧洲上空的共产主义“幽灵”，在遭受到旧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的“围剿”与“驱除”之后，在过了一百零一年后的公元一九四九年的东方中国，经过革命，终于成为了现实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新中国的成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际上的正确，证明了共产党有能力领导工农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但非常可惜，共产党还没有能力一下子完全消除资本主义的“阴魂” —列宁曾经这样指出：资本主义可以被埋葬，可惜它的尸首连同它发出来的臭气还在腐蚀着人们，因为它并不能连同它的尸首一同被埋葬（大意）。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从建立的一开始也并不是那么正确的，它犯过的错误在党史上记载的清清楚楚。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出了一个毛泽东，同党内曾经的各位领袖人物相比较，他具有一种特殊的本领，那就是在党的生死存亡的时刻，只有他能够挽救党，其他人都不行。毛主席这样一种彪炳史册的历史功绩，后来在党内是得到公认的。因此，尽管我党多灾多难，然而总算走过了历史的艰难，迎来了革命的胜利。

自从在党的遵义会议上初步确立了在党内的部分领导权力的毛泽东同志，在后来的革命历程中尽管也经历了不少的艰难险阻，也有过张国焘和王明对党的危害，然而真正遇到党内严峻挑战的，还是在公元一九四九年以后。而毛泽东主席遇到真正的党内对手，正是刘xx。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刘xx在天津发表了关于中国的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讲话。这个讲话，它的本意可能是“安抚”新中国成立后刚刚惊魂甫定的民族资本家。但是，这次讲话透露出来的底层逻辑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还不很够，还应该继续发展一段时期，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后来，这个讲话又被引申出一个叫做“资本家剥削有功”的结论。

如果说这个讲话在它的主观本意上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它在客观上的社会影响肯定是不好的，理由有三：一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劳动人民刚刚翻身当家做主人，这个讲话对劳动人民是“泼了凉水”的，讲的重一点，是反人民的；二是这个讲话的立场有问题，客观上站在了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去了，人民听到了是反感的，资本家是欢迎的；三是在思想路线上，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的反映。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来说，资产阶级确实曾经是革命过的。这种客观评价出自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而大家都知道，那是马克思恩格斯谈到在同封建制度作斗争时，资产阶级确实是这样的。而资产阶级在同封建制度做殊死斗争时，无意中造就了无产阶级。它对无产阶级，除了经济上的剥削，在政治上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镇压，一点不逊色封建统治者。巴黎公社就是被资产阶级血腥镇压下去的。在刚刚解放的新中国，这时时代变了，革命的对象也变了，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已经被推翻了，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工人和农民，革命的对象将是资产阶级以及封建残余。在这个时候再对资本家说什么“资产阶级曾经是非常革命的”，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了，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就是很恶劣的了。而且，由此引申出一种所谓的“理论，即在中国资本主义还不很发达的时候，应该继续发展资本主义一段时间，等到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再开始搞社会主义也不迟云云。这种思想认识，完全脱离了、落后了中国革命当时的实际，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到书本，沦为了典型的教条主义。客观情况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热切地希望共产党带领他们继续往前走，好好地建设新中国，而不是原地踏步或走回头路，再去搞已经被推翻了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再让已经站起来了的工人给资本家去当牛马，这怎么可能呢？更何况，当时的党中央在对民族资本家的“帮助、利用、改造”方面，也是稳妥的，逐步实行的，并没有“一下子”就“迈入”社会主义。毛主席党中央这样做才完全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实事求是的，并有所创造的。这样反过来，便容易看出刘xx在天津的讲话，在客观效果上是不好的，讲话的立场是有问题的，在思想方法上是一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的表现，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曲解。刘xx天津讲话对党的事业的深远不利影响，远不止此，到今天还有“市场”。

这就表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党对毛主席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还是认的。不过，建国之后，党内情况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了。

这种变化的肇始之端，就是从刘的天津讲话开始。从那时起，本来就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阴魂”，就开始在中国的上空飘荡起来了。

一个是已经变为现实的共产主义的“幽灵”，一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还继续鼓吹资本主义的“阴魂”，这两种认识，两种理念，两种思想，最终上升到党的道路方向的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就这样或明或暗地在党内开始了。加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东急剧变化、国际共运面临新的严峻的挑战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这种党内斗争就更加复杂尖锐了。

这一斗争几乎贯穿了从1949年以后到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为止的各个历史阶段。手握真理的毛泽东同志，在每一次党内斗争中几乎都处于“少数”。而从1959年毛主席主动退居中央二线，刘邓就渐渐成为“多数”了。这种党内矛盾的加深与冲突终于到了一个“临界点”，六十年前的公元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终于爆发了。

文革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众所周知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是一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以“防修反修”为目的由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群众革命运动。

这场群众运动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是一场自上而下有组织发动起来的、始终有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群众运动；二是是一场有全国亿万人民参与、尤其是以青少年学生为主力军的群众运动；三是是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尖锐复杂的群众运动。其中，最呕心沥血为党为国家前途日夜操劳，又完全出于公心、栉风沐雨、夙夜忧心的，就是毛主席。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满腔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由于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这场群众运动也跌宕起伏，历经艰难，在运动中也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失误。

那么，文革究竟是何“怪物”呢？

首先，如同法国巴黎公社一样，文革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国际共运历史上的首创，是史无前例的探索与贡献，是二十世纪人类解放的“新曙光”。马克思在论述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时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8页）而文革的真正秘密在于：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秉持“继续革命”的理念，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次深刻革命。这场革命的深厚原因，就隐藏在建国之后“幽灵”与“阴魂”之间的长期的争斗之中。而无产阶级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上层建筑领域里取得完全的胜利，非经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不可。

在文革的每一具体阶段，尽管有各种阻力和干扰，它的大方向也始终是正确的：

作为文革的指导性的党中央文件516“通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正确的。

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

开展“四大”、“造反有理”、批判压制学生参加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正确的。

红卫兵运动是正确的。

在运动中“要文斗不要武斗”、号召革命的大联合是正确的。

上海的“一月风暴”在党中央的批准下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受法国巴黎公社的影响）是正确的。后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是出于更加全面的考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正确的。

解放受到批判改正错误的老干部是正确的。

要求解放军支持左派（支左）和工人阶级进入学校走上上层建筑（工宣队）是正确的。

在开展运动中“抓革命促生产”是正确的。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正确的。

“两参一改三结合”和干部参加劳动是正确的。

在运动中开展整党“吐故纳新”和清理阶级队伍是正确的。

开展教育革命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开展医疗革命推广农村赤脚医生、开展文艺革命推广八个革命现代样板戏是正确的。

要求全党读马列六本书、做到“三要三不要”是正确的。

号召“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是正确的。

批判陈伯达这一类“马列主义的骗子”是正确的。

批判林彪及其“五七一工程纪要”是正确的。

批林批孔评水浒反对投降派是正确的。

“五七指示”是正确的。

党中央毛主席在工农兵当中选拔领导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工作是正确的。

毛主席在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中体现出来的忧国忧民情怀更是正确的，令人肃然起敬。

凡此种种，在文革中不断涌现的新生事物，都是正确的。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是这样称赞巴黎公社的：“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夜间抢劫事件不发生了，偷窃现象也几乎绝迹了。自从1848年2月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虽然街道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84页）文革期间的许多城市和乡村，人们的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大抵也是如此。

2.文革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它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面指出：“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任务，总还出现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遗老和笃信者，他们不了解当前运动的意义，但他们由于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诚和勇敢精神或者只是由于传统关系，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些空喊家，他们年年重复自己反对现存政府的刻板的声明，因而博得第一流革命家的声誉。在3月18日以后，也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止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正像过去这种人阻碍以前各次革命的充分发展一样。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同上）文革也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文革是一次检验各种人政治底色的运动。正是由于如此，文革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朝着预定的正确航向顺利前进，阻力和干扰经常出现，问题和失误也接踵而来：

文革伊始突然出现“扫四旧”干扰运动大方向并引发对历史文物的破坏是错误的。

文革中在舆论导向上出现的“红色恐怖万岁”、“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是错误的。

在学校中借批判为名行殴打、体罚老师之实的行为是错误的。

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高干子弟为保护各自受到批判的老子而组织的“官办”红卫兵组织例如北京“西纠”、“联动”等是错误的。

文革中红卫兵对老干部进行体罚、抄家等行为是错误的。

各地造反派组织内部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闹派性甚至武斗是错误的。

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宣扬“天才论”是错误的。

林彪“913”叛党叛国行为更是错误的。

如此等等，各种人都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做出各自应有的“表演”，使得这场群众运动变得异常的复杂尖锐，甚至惊心动魄。出现各种问题和错误，背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反对文革的“走资派”在破坏，有的是社会上坏分子在趁机捣乱，也有的是由于探索中经验不足所致。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文革的实质始终是“幽灵”与“阴魂”的较量与斗争，具体体现在究竟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要修正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已经被推翻了的资本主义道路。

3.对于文革的评价。立场不同，看法不同。

一种是对文革的“全面否定”说。别的不说，众所周知，文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群众运动，如果“全面否定”了文革，置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主席于何地？难道要“全面否定”毛主席？

于是，又出现了一种说法，说毛主席因发动和领导了文革而犯了“晚年错误”说。这是不对的。毛主席年事已高，还日思夜想操劳国事，为的是避免党变修、国变色，人民再次受苦受难。这有错吗？这样指责毛主席，良心何在？党性何在？再说，毛主席身后众多的中央领导人中，难道唯独毛主席有所谓的“晚年错误”，别人都是正确的？不见得吧。

于是，又有人出来说，毛主席发动文革是错误估计了中国的形势，党内哪里存在着资产阶级呢？是犯了“左倾错误”说，这种人言辞凿凿，却忘记了一点，即国际共运历史中过去存在过、当今也出现过修正主义，即便是中国党内也同样如此。看看文革六十年后，贪污腐败依然存在，而且越演越烈，就恰恰证明了六十年前文革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最后，综上所述，有人终于说出了“心里话”：文革从来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革命。那么请问，文革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动乱？是内乱？是暴乱？是暴徒“恶棍们”对社会的破坏？阶级敌人对文革如此憎恨可以理解，有些人也如是说，全国那么多人民群众参加的伟大运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又置广泛参加文革的人民群众于何地？再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对文革诅咒和谩骂，不计其数，如今又有谁“拍案而起”对他们进行反驳？至今鲜有见到。再回头看看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国巴黎公社的评价吧，或许某些有良心有党性的人，会感到脸红。

共产主义的“幽灵”从它的“幽灵”变成现实，历经艰难，并非容易。而要将共产主义的“幽灵”重新变回到资产阶级的“阴魂”中去，或许就是一夜之间的事。

如果真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在天之灵，何以安息？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的CR六十周年。

2026年3月3日 丙午年正月十五

 

 

 

 

来源：人境网（作者原创投稿）

编辑：雁回锦书，对原文略作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