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1979年革命后的工人委员会

【原编译按】随着新一次伊朗民众起义遭到当局残酷镇压、美以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军事入侵，近期已有不少文章回顾了伊朗1979年革命，这场最终使得教士专制政权形成并延续至当下的历史事件。然而，革命中的工人阶级行动很少被关注，对于工人委员会运动的介绍也多存在失真和夸大。阿谢夫·巴亚特的这篇文章从劳工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当时的伊朗工人阶级政治提供了更为具体而准确的描述，在革命后曾长期深入伊朗工业部门进行工厂调研的经历使作者得以再现真实的阶级斗争动态。尤其是对于群众的情绪转变、自我组织方式、对抗行动模式的生动描绘，并清晰地指出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局限性所在。考虑到在今日的伊朗，产业工人阶级仍然占据相当大的人口比例，且本次起义具有经济不满的直接动因，本文或许能提供超出历史研究之外的参考价值。我们相信，只有独立自主的工人阶级、贫苦农民、进步市民组织起来，伊朗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斗争才有希望看到胜利的曙光。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仅涉及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霍梅尼时期，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无法刻舟求剑。

在这场导致巴列维政权倒台的二月武装起义前的数月，舒拉（shura，即委员会）[1] 一词，频繁的出现在各大政治派别——从伊斯兰右翼到左翼组织——的演讲与文本中。舒拉最积极的倡导者莫过于包括人民圣战者（Mojahedin）[2] 在内的左翼组织，其中“工人舒拉”是他们最为强调的核心。如今，随着伊斯兰共和国已成立四年，我们已经清楚的看到：镇压其实并不是导致舒拉失败的唯一原因，问题更在于工人能以多大程度，在社会关系的整体框架之中，成功实行其控制权。舒拉作为工人控制组织的失败，必须与对伊朗制造业特征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

革命后的社会和政治发展是如此迅速、复杂且矛盾重重，若要清晰理解，必须从工人控制运动演变的三个不同阶段展开讨论。（许多评论者误解了“舒拉”这种特殊的工人组织形式，将其等同于“苏维埃”，并期望它们扮演无产阶级政权的角色。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苏维埃的雏形或激进工会。我认为，从促使其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看，伊朗的工人舒拉更接近1917年俄国工厂委员会的特征。）第一个阶段是“自下而上的控制”，这一阶段涵盖了1979年2月起义到1979年8月对革命成就的第一波攻击之间的时期。在起义爆发前的几个月里，工人们几乎关停了所有工业机构。虽然这两到三个月的罢工极大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参与，但工人们仍未具备工作中的自我组织经验。第一阶段的特点在于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离开后工厂出现的权力真空。工人们获得了一种新的意识，一种对工厂的强烈“占有感”，因而对工厂怀有强烈的“投入感”和“责任感”，视工厂为“我们人民财富”的一部分。

这种极度团结的感觉不仅限于工人阶级内部。在产业工人当中，其表达、目标与组织表现反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权力真空和这种“占有感”的综合因素共同导致了“工人控制”的实际体验。在此期间，工人“管理”并“经营”工厂。这种管理经营的程度在不同工厂中各不相同。巴扎尔甘 [3] 政府在初期就直接反对舒拉，声称“革命的胜利”已消除了舒拉的任务。然而，这一立场遭到了多方面的反对：复兴的左翼力量（除人民党 [4] 外）、自由派教士（如塔莱加尼 [5]）以及伊斯兰右翼（贝赫什提 [6] 领导的伊斯兰共和党 [7] 派系）均表达了不同意见。此时，霍梅尼的公开态度则处于“不接受”与“不否定”之间。

这一阶段以1979年8月的首次大规模镇压浪潮告终：左翼组织遭到袭击，其总部被捣毁；政府查禁进步派报纸，垄断官方媒体，并对库尔德斯坦发动广泛军事攻击。此后，劳工运动逐渐遭受打压，反对派的舒拉和工人遭到清洗。

第二阶段从1979年9月到1981年6-7月，其劳动关系的特点是“自上而下管理”的系统性回归。政府任命了“自由派经理”推行“合理化”政策，这一措施遭到工人们的强烈反对。在人质危机爆发后，工厂里的斗争迅速升级。在一些案例中，工人们自己发起了对私人资本（特别是涉及外资的合资企业）的“野猫式”[8] 征用。这促使巴扎尔甘之后的政府转而支持建立“伊斯兰舒拉”，该机构将“平等地代表工人与管理层”，并纳入劳动部的代表。根据该方案，舒拉仅被授予咨询职能。这一时期，在伊斯兰共和党中组织起来的教士正逐步在工厂内建立起伊斯兰协会（Islamic Associations）。这些协会成为巩固教士权力的工具，既反对“自由派经理”，又反对独立的舒拉。随着政府内部各派系冲突加剧，经学式（maktabi）管理逐渐取代“自由派管理”。这种管理模式与日益强势的伊斯兰协会联手，发起了针对反对派舒拉的运动。被关闭的舒拉包括：大不里士的工具制造厂、升降机轨道厂、泵厂和压缩机厂；“吉兰省工人舒拉联盟”（涵盖3万名工人）；“西德黑兰工人舒拉联盟”；阿瓦士的石油工业工人以及铁路工人的舒拉。曾经为工人集会提供免费场所的“劳动之家”，此时已成为为支持伊斯兰共和党的舒拉及伊斯兰协会的活动中心。

第三阶段始于1981年6月至7月，以总统巴尼-萨德尔 [9] 被解职和反对派势力遭大规模处决为标志。这一时期工厂的特征包括：经学式管理与伊斯兰协会的霸权、工厂的军事化、工人的名义工资受到打压（实际工资因通胀飙升早已下降），以及政府暂时禁止组建哪怕亲政府的舒拉组织。巴尼-萨德尔政府的劳动部长穆罕默德·米尔·萨德吉（他对劳资关系持小资产阶级立场）被强硬的霍贾蒂耶派 [10] 追随者塔瓦科利取代。塔瓦科利甚至否定了“古兰经式舒拉”这一模糊概念，宣称：“伊斯兰教不承认舒拉制度；在伊斯兰教中，政府属于真主、先知和伊玛目，在他们缺席时则属于代理伊玛目。”

工厂之内

1981年4月，在原教旨主义教士与巴尼-萨德尔及自由派之间冲突日益激化之际，我访问了位于德黑兰的PM工厂——一家现代金属加工企业，以其作为一项针对15家现代工厂调研的一部分。PM工厂成立于1965年，拥有900名工人劳动力。它由伊朗的私人资本建立，对外国技术依赖相对较低。PM的工人曾在二月起义爆发前的大约六个月时决定罢工，原因是他们要求发放诺鲁孜节（伊朗新年）特别年终奖的诉求被拒。作为回应，军队包围了工厂，罢工以失败告终。但在后来席卷全国的大罢工浪潮中，工人们坚持停工直至1979年二月革命胜利。

在掌权一周后，霍梅尼命令所有工人“为了革命”复工。大部分工人回到了岗位，却发现糟糕的状况如旧：同样污浊的空气、同样的薪资、同样的监工和同样的老板。然而，此时的工人已经不同了。他们迅速对这些“照旧”的现实做出了反应。首要目标就是那些臭名昭著的旧萨瓦克（SAVAK）[11] 特务。工人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指认并调查这些案件。

关于工厂舒拉起源的大多数叙述，都将其归因于工厂出现的权力真空——企业主或经理缺席，或工人为保住岗位而采取行动。这些叙述很少注意到工人在革命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转变。由整体的“革命危机”导致的生产单位权力真空，确实为这种意识形态转变的具体化提供了机遇。然而在PM工厂，工人们并非是在企业主/主管缺席时组建的舒拉，而恰恰是因为其在场。该厂的调查委员会很可能是革命后涌现的典型工作场所组织，旨在处理工厂内部的压迫与威权势力。

革命爆发约一年半后（1980年8月），政府开始在生产单位设立“特别委员会”，其职责是“清除生产单位内部的西方势力、东方势力和被推翻的巴列维政权的特务阴谋”（依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革命委员会1980-81年关于对生产、工业、服务及农业单位进行清洗的决议）。由于工人们早已清除了残余的萨瓦克特务，这实际指向了对普通工人的自发活动和激进分子的清洗。这些“净化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省长、革命检察官、工厂管理层、劳动部的代表各一名，以及一名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

工人们于革命后立即成立的调查委员会，作为工厂委员会的雏形，其本质上是政治性的。问题围绕着工人如何行使权力而展开。舒拉的诉求并不限于反国王情绪。PM工厂的企业主试图任命一名“新”行政经理的举动——尽管初期很成功——很快便遭到激烈反对。正如一名工人所说：“那些曾经的经理现在变成了国家任命的经理！我们工人抗议道：‘这些人过去如此压迫我们，国家怎能任命他们来当我们的经理？’”另一位老工人愤慨地抱怨：“只要我们的血管里还流着血，就绝不会容忍、绝不会接受这样的压迫。”

在这家工厂中，推动建立舒拉的动力并非来自外界或左翼组织。工人们也缺乏可参照的历史实践或传统实践。PM工厂的大多数工人自20世纪60年代从农村地区迁入，而那些地区原本并不存在此类传统。（PM工厂工人的来源地分布如下：德黑兰市区-13%；德黑兰郊区（谢米兰、沙赫里亚尔、雷伊、瓦拉明）-3.5%；里海沿岸地区-18%；阿塞拜疆地区-19%；其余46.5%来自全国其他地区。）在国王统治时期的工厂里，尽管车间层面长期存在事实上的“工人代表”传统，但工人并不具有工厂委员会或“工人控制”的经验。由官方组织的、主要以工厂为基础的“工会”本应由工人选举产生，但实际上却常被秘密警察掌控。即使存在独立工会，也会受到国家的工厂警察机构“安全局”的严密监视。（在调查的12家工厂中，有5家的“工人代表”是萨瓦克的正式雇员；1家工厂没有任何工会领导；3家工厂的工会领导尽管并非萨瓦克特工，却也出卖工人利益；另外3家则具有斗争性并忠于普通工人利益。）因此，即便是投身于工人事业的工会成员也难以发挥作用。正因如此，在我走访的所有工厂中，工人们对“工会”都抱有极其负面的态度。

在巴列维时期，当管理层发生重大纠纷而缺乏真正的工人代表时，通常会从斗争性强的工人中非正式地推选一名代表进行谈判。（以德黑兰的地神汽车厂[Zamyad]为例：一名激进工人曾竞选厂工会的领导层。由于萨瓦克确信他会赢得选举，他连续两年在投票日被禁止进入工厂。因此，在第三年选举的前一天，他整夜藏身于工厂水箱的顶部，次日成功在厂区内参与选举并获胜。然而，他在当选后立刻被开除。）这一传统为工厂舒拉的结构形成奠定了基础。尽管在该工厂中，舒拉创建的主要推动力是意识形态。在革命中发展出的那种强烈的“对旧秩序的憎恨”以及工人对自身劳动的所有权意识并未停留在纯观念层面。工人们所体验的权威领域在过去由资本所绝对掌控。这一运动面临的根本局限在于：国家权力的反工人阶级导向、经济结构束缚、工人群体的缺乏防备，以及他们虽具斗争精神却缺乏社会主义自觉的决心。尽管如此，工人在此阶段的努力仍可被定性为"具有社会主义导向"。

舒拉的职能

PM工厂的舒拉在章程中明确规定：“舒拉的职能是干预工厂一切事务，如采购、销售、定价及原材料订单。”他们确实全面介入了工厂的事务。尽管这些工人并未直接建立起旨在对抗资本主义关系的“苏维埃”，但他们在生产环节体验到一种舒拉的思想和实践，这已对资本的支配地位构成了威胁。

工人们关于舒拉的理念与其实际职能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些舒拉组织从未承认过政府设定的法定形式。（1980年8月，劳动部的规定仅授权舒拉咨询职能，但此类规定无法真正约束劳工-管理层关系。当工人占据优势时，其行动往往远超法律限制；而当管理层得势时，便会压制舒拉，甚至阻止选举进行。）舒拉的实际实践直接取决于生产单位内部各势力的平衡。伊斯兰国家对于生产单位中的各势力有着多样的、有时互相矛盾的效应。工人控制的模式与程度不仅因工厂而异，也在同一工厂内随不同时期发生变化。（工人的控制程度不能仅仅在工人的要求和实践上被简单评估，而应当放诸工作场所中各势力平衡的语境之中，将以下几个因素也纳入考虑进来：该产业在市场中的位置，劳动过程的实质，以及就工作的组织和劳动力的组织而言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起初，PM工厂的工人组建了调查委员会，专门审查与旧政权有牵连的人员（包括工人和管理层）。之后，在拒绝厂方任命的新经理的“成立工会”的主张之后，工人们选举产生了由12人组成的舒拉。然而，当这个舒拉提出制定岗位分类标准时，工业部便将其解散。（岗位分类能明确工人的职责范围，例如电工不能被随意调去做铸造工作。缺乏分类标准会使雇主对工作场所拥有不受质疑的权力，并以“未妥善完成工作”为由解雇工人活动家。这通常是工人组织起来后的最初诉求之一。）与此同时，舒拉联系了财务部门，要求获取工厂财务状况的信息。舒拉发现并阻止了企业主从工厂账户中转出约76万美元的企图。在1979年3月下旬，工厂发放了年终奖金。工人们组建起第二个临时舒拉，管理层由国家指派。工人则从厂内选举出另外三位管理者（其中两位是工程师）加入对舒拉负责的执行委员会。根据PM工厂舒拉的章程草案规定：“舒拉将定期派遣代表进入董事会视为自身的任务，以掌握工厂所有事务信息，并直接介入采购、销售、定价及（原材料）订单环节。”

临时舒拉还调查了企业主与旧政权的关系——这是所有工人都极度关切的问题。当7人组成的“民选”舒拉取代“临时”舒拉后，舒拉与董事会（甚至是由工人自己选出）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

当我实地走访该工厂时，它正由工人们“控制”。管理层已经罢工了25天，他们的缺席为工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他们得以进行讨论、规划并管理工厂。当时舒拉与管理的核心冲突集中在雇佣与解雇的控制权上。这些“控制的边界”既未在政府法规中明确，也未在工人起草的舒拉章程草案中界定。临时政府此前已宣布工人干预此类事务为非法，并组建“特别部队”以“阻止罢工委员会和舒拉干涉管理事务”。

或许令人意外的是，在我走访PM工厂时，工人们与舒拉似乎都没有对管理层的缺席感到开心，工人们对舒拉的基本理解，表面上可能类似于工会——代表工人与管理层谈判。然而，舒拉的实际职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车间代表委员会”的法定权利与任务。这些工人将工厂的所有问题视为自己的问题。几乎所有受访的工人都将舒拉视为工厂中唯一的责任主体，认为通过这一机构能够让工人行使权力、质询那些不久前还在工厂统治他们的人。正如一名工人所说：“我们组建并推选这个舒拉，是为了让它对工厂负责、解决事务和问题。我们建立舒拉是为了我们的革命......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领导机构完全与我们的舒拉不相符合。”

工人们对于工厂事务展现出极强的责任感，舒拉就是他们强烈希望全面控制生产和分配组织的现实表达。在某种程度上，管理层代表着他们实现控制的障碍，但对于协调运作来说依然是必要的。工人对管理持有高度的“技术主义”理解——他们并不将其视为权力与权威的来源，而更多看作一种专业技能。

工人当时似乎非常希望舒拉能获得合法地位。在调研期间，工人总体上可分为政权支持者与“幻灭者”两类。我的观察是，到1981年中，大多数工人都已在不同程度上感到幻灭。

政权支持者主要由三类群体组成。第一类是在国家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如革命卫队、伊斯兰共和党或劳工之家）中被授予社会角色与意识形态角色的人。他们可能从这类“特权”地位中受益，主要活跃于工厂的伊斯兰协会，并有意识地支持现政权。第二类工人与政权存在紧密的意识形态连结，其近亲属通常任职于国家行政机关或新的“革命机关”中。这类工人构成了伊斯兰协会内活跃分子与同情者的一部分。第三类工人将国家视为被压迫者利益的保护者。官方对“压迫者”的公开反对，使工人阶级中最落后的那部分人倾向于将政权（尤其是霍梅尼）视为自身利益的守护者。这类工人在公开场合支持政权，但在实践中却持相反态度。例如，一名工人宣称：“舒拉必须是伊斯兰式的，必须得到法律承认。”我问：“它的任务是什么？”他回答：“它必须坚决对抗董事会之类的机构，必须干预一切事务，必须管理工厂。”这名工人相信伊斯兰舒拉的理念，却反对政府推行的舒拉方案，尤其反对国家指派的经理人。持类似观点的工人也强调政府承认舒拉的重要性。他们接受了政府关于舒拉的决议，但并不完全认同“舒拉必须干预一切”的主张。当我问Akbar，如果舒拉不被国家承认，工人将作何反应时，他谨慎地回答：“如果他们不承认我们舒拉的权利，那就会出现怠工和破坏。如果他们宣布舒拉非法，工人们绝不会放他们进来。如果他们解散舒拉，他们自己就得下台。”

工人的不安全感

工人还不得不同长期形成的心态作斗争——这种心态源于巴列维时期对一切独立组织活动的渗透与镇压。这种状况催生出“提防同事”“不要相信任何人”“每个人都可能是密探”的普遍态度。新政权通过在军队、学校、机关，尤其是工厂的伊斯兰协会重现了这种氛围（尽管效果较弱）。开除与逮捕的浪潮加剧了不安全的氛围。 当我在舒拉办公室进行访谈的过程中，一位成员坦率地告诉我：“请理解，我认为如果您与每个人单独交谈——不让其他人在场——相比和一群人谈话会得到更好的结果。您去过车间，但工人们或许在那里、在这里、在任何地方都无法说出实话。正因如此，我告诉您我拒绝接受访谈。”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工人在反对政权的做法时仍频繁援引政权及其意识形态。这种策略可追溯至巴列维时期：1976年，Chit-i Jahan纺织厂的罢工工人曾手持国王画像与士兵对峙；在伊朗国家汽车厂（Talbot）的一次罢工中，工人们以高呼“国王万岁”的方式打断管理层的讲话。如今，这一传统演变为呼喊“以霍梅尼伊玛目之名”“以真主之名”或将现政权描述为“革命的”。

在国营的地神工厂，1981年3月，在舒拉提取资金为工人发放年终奖金之后发生了严重冲突，部分舒拉成员被捕。工人们为换取舒拉成员获释，最终撤回了诉求。我走访地神厂当天，霍梅尼伊玛目和总检察长的代表亲赴工厂，试图平定这场纠纷。工人们与代表们激烈争论后，一名阿塞拜疆族工人起身宣告：“我们已经推翻了国王的政权，我们同样有能力推翻其他任何政权。”此刻，工人们开始鼓掌！那位工人立即制止道：“兄弟们，请念大赞辞（Takbir）！”（鼓掌被视为非伊斯兰的赞美形式，已被呼唤“真主至大”大赞辞取代。因此，鼓掌实际上成为一种集体表达反对、独立于政权的象征性行动。）

管理层的角色

在PM工厂围绕雇佣与解雇权发生冲突后，管理层宣布罢工。工人们发现自己难以维持工厂正常运转。技术工人Asgar愤怒地抱怨道：“自革命以来，我们一直努力让这家工厂维持下去，但我们失败了……这些人却坐在总部办公室里！……工程师本该留在工厂工作。”

在复杂的经济体系中，生产协调是不可或缺的。但这仅仅是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在所有阶级分化的社会中，管理的第二项职能是行使权威与权力。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这构成了管理工作的主要方面。

实际上，这两种职能相互依存、彼此强化。PM工厂的工人决心对生产与分配过程实施完全掌控，展现出强烈的决策意愿和主导工厂事务的诉求。然而在实践中，他们难以实现这一目标，最终选择委派三名代表进入董事会。即便如此，实现工人控制的实质变革仍未推进——工人们试图将“控制”职能归于自身，而将“协调”交由经理负责！在实践层面，一旦工人将经理定义为“协调者”，就不得不接受其权威和控制。这种矛盾在Akbar愤怒的言辞中显现：“资本家不让我们的舒拉运作。[舒拉成员] 想工作，我们至今已组建过七个舒拉。[经理] 现在怒气冲冲地离开，跑到上面去拖延我们的进度。他们想让我们停工，想逼我们罢工。就是这样。他们去上面，是因为要瓦解舒拉......就算这个舒拉被解散，我们会再建一个，他们也一定会再次摧毁它，因为权力在他们手里。”

管理层和工业部深知工人在技术层面的弱势，也清楚他们无法通过工作场所自主运营来提出“无产阶级解决方案”以化解危机。因此，他们的策略是通过瘫痪生产来击垮工人。“自由派经理”则试图利用其在技术分工中的关键作用，瓦解工人的权威。技能与经验在以前的德国、俄国和英国工人控制运动的成败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熟练工人往往站在这些运动的第一线。技能是工人挑战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能力的一个因素，尽管它更容易催生“行会意识”而非阶级意识。虽然PM工厂的工程师被推选为全体工人实现“进攻性控制”的载体，他们实际上却发挥了相反的作用。在PM这样拥有900名劳动力的工厂里，工程师群体本身掌握着社会与技术层面的双重权威，因而实质上参与了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工人们委派工程师，本是为了能使自己掌握技术权力。然而这一做法在实践中同时导致了舒拉的溃败。非熟练或半熟练工人群体仅能行使一种消极的经济权力——即停止生产。这固然是一种决定性的集体力量，但要实现对工人控制的持续再生产与维系，则必须夺取政治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