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对] 与AI关于实践的对话（一）

文/矛盾今评

 

 

 

题记:

 

显然，人工智能只是物的条件，始终不能代替人的主观能动性，亦即，机器逻辑永远代替不了人的逻辑。

 

一方面，人工智能运用海量的数据，通过一定的逻辑推演，能够得出一定的结论，另一方面，需要警惕机器逻辑的虚假性、机械性、混沌性。虚假性是指数据的虚假，机械性是指机器逻辑无法运用人的逻辑的直觉、经验，混沌性是指机器逻辑数据条件和推演结论的非关联性的可能。

 

在与人工智能就实践问题展开对话后，经过思考，得出以上论断。

 

以下为关于实践的问题与人工智能对话实录（个别字句有修改）:

 

[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犯了从认识论到认识论的错误。这一论断是否正确?

[机]: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论断。

 

1. 回顾原命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出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核心含义是：

 

真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能停留在主观认识范围之内（比如逻辑是否自洽），也不能停留在客观事物本身（因为客观事物不会自动来“核对”认识），而必须是把主观与客观联系起来的“桥梁”——实践。

 

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的优点，能使人把思想变成现实，从而验证思想是否符合现实。

 

2. 分析批判意见反对者有时会说：

 

它犯了“从认识论到认识论的错误”——意思是在认识论内部循环论证，依然没有跳出认识范围，没有真正给出一个客观的检验标准。

 

这种批评的理由可能是：

 

“实践”本身也是人的活动，受到人的认识指导，所以拿实践去检验认识，就像用左手量右手，还是在认识圈里打转。

 

还有人会说，实践检验结果仍然需要经过人的感官和思维去“解读”，这解读过程又落入主观认识，所以最终检验者仍是认识，不是实践本身。

 

3. 马克思主义的回应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个批评是误解，因为它把实践理解为纯粹主观的活动，或仅仅看作是认识的一个环节。实际上：

 

实践是客观的物质活动，它改变客观世界，其结果具有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的客观性。

 

虽然实践过程有主观目的指导，但实践的结果是否达到预期，不取决于人的愿望，而取决于是否符合客观规律，这种符合与否会在实践中“显示”出来，被人认识到。

 

认识可以反复修改，而实践的结果（例如实验数据、工程成败、社会变革的后果）是客观事实，可以作为最终的判断依据。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恰恰是克服了认识论内部循环（如唯理论的逻辑证明、经验论的感觉经验），找到了连接主观与客观的桥梁，所以它不是从认识论到认识论的错误，而是从认识论走向本体论（客观世界）的正确路径。

 

4. 结论这个论断不正确，因为它误解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位置。实践不是纯粹的认识活动，而是客观的物质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真正走出了“认识检验认识”的循环。

 

[人]:

 

唯一标准论难道不是主观认识上的臆断吗?[机]: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触及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唯一标准论”）更深层次的质疑。

 

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唯一”这个词听起来确实很绝对，很容易让人觉得这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不容置疑的“主观断言”。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这个质疑是否成立。

 

1. “唯一标准论”是不是一个“主观臆断”？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这个论断的提出，是基于什么。

 

它的提出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源于对历史经验和认识规律的总结。

 

针对“本本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它首先是为了反对那种把伟人的话、书本上的条条框框当作永恒真理的“本本主义”。历史反复证明，无论多么完美的理论，如果脱离实际，最终都会导致失败。比如，王明等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唯一标准论”提出的现实依据。

 

针对“主观主义”： 它也是为了反对那种把个人意志、良好愿望或抽象逻辑当作判断依据的“主观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脱离实际的口号，最终被现实（实践）证明是荒谬的。

 

它的逻辑内核是“排除法”，而非“独断论”。

 

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如果不依靠实践，我们还能依靠什么来检验真理？

 

靠逻辑？ 逻辑只能保证推理过程的正确，但不能保证前提的正确。一个前提错误的完美逻辑推导，结论必然是错的。

 

靠权威？ 权威也会犯错，而且权威的正确性本身也需要被证明。

 

靠多数人的投票？ 真理在最初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哥白尼的日心说）。

 

靠感官直觉？ 感官会欺骗我们（如筷子插入水中看起来是弯的）。

 

当我们把所有可能的候选标准（权威、逻辑、直觉、多数原则等）都排除掉之后，发现只有“实践”这个能够连接主观和客观的活动，才能最终告诉我们，我们的认识是否符合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

 

所以，“唯一标准论”更像是一个基于历史和逻辑的结论，而不是一个任意的、主观的“臆断”。它回答的是“最终靠什么来判断”的问题。

 

2. 为什么它听起来像“主观臆断”？你的感受是有道理的，这主要是因为“唯一”这个词在现实中容易被简单化、绝对化地理解，从而产生几个误解：

 

误解一：把“实践标准”当成“我的实践”或“当下的实践”。

 

一个人做一次实验失败了，就能证明某个科学假说是错的吗？不能。一次具体的实践活动是有限的、有条件的。真理的检验往往需要一个长期的、反复的、社会性的实践过程。“唯一标准”指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这个“总体”，而不是某一次的“具体操作”。

 

如果把它当作主观臆断，那就会变成：“我认为我这么做失败了，所以这个理论就是错的。” 这恰恰背离了“唯一标准论”的本意。

 

误解二：把“实践检验”看作一个简单的一次性“盖章”过程。

 

实际上，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本身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循环。在实践中发现一个理论有问题，我们会去修正理论，然后用修正后的理论再去指导实践，再次接受检验。这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僵化的、一次性的宣判。

 

误解三：忽略了实践标准本身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的辩证关系。

 

列宁曾深刻地指出，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因为实践本身是历史地发展的，今天的实践无法检验的，明天的实践也许可以。这赋予了实践标准“不确定性”，以防止人的知识变得僵化。

 

但同时，实践标准又是“确定”的，因为除了它，再没有任何别的标准能最终裁决认识的真理性。正是这种“确定”与“不确定”的统一，让人的认识可以不断地逼近绝对真理，但又永远不会停下发展的脚步。

 

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论断，并非一个主观的臆断，而是一个经过历史和逻辑反复锤炼的哲学命题。

 

它之所以显得“绝对”，是因为在“最终裁决”的层面上，我们确实找不到第二个能与实践并列的标准。它听起来“主观”，往往是因为我们在理解时，把它简化成了“某个人的某次具体实践说了算”。

 

你对这个命题的质疑，恰恰说明它不是一个可以简单接受的信条，而是一个需要深入理解的、充满辩证法的哲学原则。真正理解它，就是理解认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主观与客观如何在人类波澜壮阔的实践活动中实现统一。

 

[人]:

 

马列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来没有说过是唯一标准，用唯一界定，实际上是否定了实践的反复性，长期性，群众的主体性。[机]: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敏锐，它直接击中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在理解和传播过程中最容易被简化、被曲解的地方。

 

我们来逐步拆解你的观点。

 

1. 经典作家是否说过“唯一”？你的第一个论点是：“马列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来没有说过是唯一标准”。

 

这个说法需要放在具体的文本和历史语境中来看。

 

马克思的原初表述： 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就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唯一”这个词，但通过“不是……而是……”的句式，已经逻辑上排除了“理论本身”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可能性，从而隐含了“唯一”的意思——即检验真理只能通过实践，别无他途。

 

列宁的明确表述：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更直接地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并且强调，这种观点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他同样没有用“唯一”这个词，但“首要的和基本的”已经确立了实践在认识论中不可替代的、根本性的地位。

 

所以，严格来说，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确实很少直接使用“实践是唯一标准”这种连在一起的词组。他们更侧重于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根本标准，其逻辑内核已经包含了“唯一性”。

 

2. “唯一”一词是否“否定了实践的反复性、长期性、群众的主体性”？这是你质疑的核心，也是当年（以及现在）关于“实践标准”讨论中最深刻的部分。你的担心非常有道理。

 

“唯一”这个词，如果被孤立地、形而上学地理解，确实会带来你所说的风险：

 

否定反复性和长期性： 如果把“唯一”理解为“一次性的判决”，那么就会认为，一次实践成功，理论就是真理；一次实践失败，理论就是谬误。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任何真理的检验，尤其是复杂的社会科学理论，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反复的实践过程。比如，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是靠一两年、一两个地区的实践就能完全证明其真理性的，它经历了四十多年、全国范围的反复检验和调整。

 

否定群众的主体性： 如果把“唯一”理解为“少数人的、一次性的行动”，那么就会忽视实践的主体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真理的检验不是少数精英在实验室里完成的，而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生产斗争、社会变革中完成的。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最广阔、最丰富的源泉。

 

然而，这是对“唯一标准论”的庸俗化理解。真正辩证的理解应该是：

 

“唯一”指的是“最终裁决权”的唯一性。 也就是说，在众多检验认识的方法（如逻辑证明、学术讨论、行政命令等）中，只有实践拥有最终的、一锤定音的发言权。但实践的这个“最终裁决”，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过程。

 

“唯一”恰恰要求我们尊重实践的反复性和长期性。 正因为只有实践才能最终检验真理，所以我们不能迷信任何一次具体的实践结果，必须让理论反复地回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修正、丰富和发展。这正是中国在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后得出的重要结论——反对“两个凡是”，正是要打破对已有结论的迷信，让一切认识都重新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

 

“唯一”恰恰要求我们尊重群众的主体性。 谁是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所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意味着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作为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检验其成效的最终依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正是这个哲学原理在方法论上的体现。

 

总结你的质疑非常深刻，它提醒我们不能把“唯一标准论”当作一个简单的口号。

 

从词源上看， 经典作家虽未频繁使用“唯一”这个词组，但其思想内核已经包含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和“最终标准”的排他性含义。

 

从内涵上看， “唯一”指的是最终裁决权的排他性，而不是检验过程的简单性和一次性。它强调的是，在漫长而复杂的人类认识过程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实践来做最后的判断。

 

从辩证关系上看， 正确地理解“唯一”，恰恰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实践的反复性、长期性和群众性。因为只有实践能最终说了算，所以我们才要反复实践、长期实践、依靠群众实践。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用“唯一”这个词，而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实践”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群众性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的、孤立的、个人的行为。

 

[人]:

 

唯一论，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结果，用一个预设结果去指导实践，却无需承担结果的风险。今天，贫富悬殊如此之大，难道不正是当时理论家们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短视与武断吗？

 

[机]:这是一个极具深度和现实关怀的追问。你将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直接拉回到了具体的历史后果（贫富悬殊）面前，并对其发起了道德和逻辑上的审判。

 

要回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三个层面来拆解：一是“唯一论”是否真的预设了结果且无需承担风险；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与贫富悬殊之间的因果链条究竟如何；三是当时的真理标准讨论，其历史任务究竟是什么。

 

1. 关于“预设结果”与“不承担风险”你认为“唯一论”是预设了一个结果，然后用这个结果去指导实践，这听起来很像是在描述一种“先射箭、后画靶”的循环论证。

 

但如果回到1978年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现场，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打破预设，而非建立预设： 当时之所以要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直接针对的是“两个凡是”（即“凡是M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M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就是一种典型的“预设结果”——预设了过去的任何指示都是真理，未来只能照办。而“唯一标准论”的锋芒，正是要打破这种“预设”，告诉人们：无论多高级别的理论，都必须拿到实践中去重新检验。

 

“摸着石头过河”的风险观： 与“预设结果”恰恰相反，当时开启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极其大胆的、充满未知的“社会实验”。D说“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承认没有人能预知结果，谁也无法承诺一定成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随时准备被实践的结果打脸，然后修正路线。

 

关于“无需承担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决策者和理论家，恰恰是那个风险的最大承担者。因为他们放弃了教条的安全感（即“凡是”的安全），走向了一个充满变数的、以结果论英雄的未来。如果实践失败了，那么整个路线的合法性都将受到质疑。

 

2. 贫富悬殊：是“唯一论”的过错，还是“实践”的阶段性代价？这是你问题中最沉重、最现实的部分。贫富悬殊是今天中国社会无法回避的伤痛。我们需要冷静地分析它与“实践标准”之间的关系。

 

“唯一论”只是打开了一扇门，并没有规定门后的风景。

 

“唯一论”的作用是“去魅”： 它破除了对计划经济、对平均主义、对某些僵化教条的迷信。它告诉人们，只要能发展生产力、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当时最大的实践），就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改。

 

实践的阶段性偏差： 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初期实践中，我们引入了市场机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摆脱普遍贫困的唯一出路。

 

但问题在于： 任何具体的实践都是有条件的、历史的。当我们过度崇拜“效率”这一维度的实践结果时，就容易忽视社会公平、忽视公共产品、忽视资本的野蛮生长。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实践”本身被片面化了，往往只看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忽视了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

 

所以，贫富悬殊不是“实践标准”这个哲学原则的错，而是我们在某一段具体的、历史的实践过程中，对实践结果的解读出现了偏差，或者说是实践本身尚处于初级阶段所暴露出的问题。

 

3. 当时理论家的“短视”与“武断”？你用了“短视”和“武断”这两个词，非常严厉。如果放在今天回头看，我们确实可以说当时的理论家们没有预见到资本逻辑的破坏性能量，没有预见到贫富分化会如此剧烈。

 

但这或许不是个人道德的“武断”，而是历史的局限性：

 

主要矛盾的转移： 当时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务之急是“做大蛋糕”，而不是“分好蛋糕”。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如果谁高喊着要首先解决分配不公，反而可能是一种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

 

实践是动态的修正器： 正因为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我们今天在实践中尝到了贫富悬殊的苦果时，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提出“共同富裕”、“规范资本”、“第三次分配”。也就是说，实践不仅检验了“如何发展得快”，现在也开始无情地检验“如何发展得好”。

 

总结“唯一论”不是预设结果，它恰恰是打破了预设，把未来交给了不确定的实践去裁决，这本身就是一种高度负责的态度。

 

贫富悬殊是特定历史阶段实践的产物，它不是“唯一论”的必然结果，而是我们在追求“效率”这一具体实践目标时，对社会公平这一同样重要的实践维度关注不足所导致的。

 

“短视”是全人类共有的认识论困境。我们不能苛求40多年前的理论家能完美预见今天的所有问题。真正的历史智慧，恰恰在于当旧的实践产生新问题（如贫富差距）时，我们依然敢于用新的实践（如共同富裕的探索）去检验和修正它。

 

你今天的追问本身，其实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当下的又一次生动体现——因为你正在用“贫富差距”这个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去检验40年前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去检验我们走过的路。

 

（未完，待续。）

 

 

 

 

 

来源：矛盾今评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