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最新访谈|《江河湖》是我的一部过渡性作品

刘继明近影

采访人：春暖（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
采访时间：2025年11月

春暖：刘老师，您好！您的长篇小说《江河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描写了两位留美水利专家长达半个世纪的命运沉浮，随着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展开，他们也经历了多次人生的起起伏伏，作品以中国大半个世纪内的政治变幻为背景，描述了新中国水利建设事业中知识分子的龃龉与矛盾、挣扎与抉择，在开阔的时代视野下徐徐展开新中国的一段水利建设史，也以水利建设为切口悄然掀开新中国基建发展史的一个侧面，在知识分子心灵史的书写中铺叙中国发展史的一个独特面向。我想就这部小说创作方面的一些问题采访一下您。

三峡大坝是湖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热议的话题，长江、三峡大坝可以说构成了湖北人民集体记忆的重要部分，伴随着三峡大坝的修建，湖北文坛出现了一批以三峡大坝建设为题材的小说，如邓一光的《家在三峡》（1996年）、池莉与小涢合著的《江河水》（1999年）等等。那么，您是如何决定写三峡大坝建设这个题材的呢？是什么触发了您的创作热情？能谈谈您选择这个题材的始末吗？

刘继明：2002年，湖北省作协安排我到中国长江三峡总公司挂职。回来后，我创作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梦之坝》。《梦之坝》是一部全景式反映三峡工程从设想到论证，几起几落，直至建成的书，出版后在报告文学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被著名文学评论家曾镇南先生誉为“一座文学和史学的巨坝”，还获得了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但在写完这部报告文学之后，我有一种不满足之感。三峡工程这个题材太大太丰富了，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政治和现代化进程的缩影，围绕它发生的许多事件和人物充满了戏剧性，仅用报告文学这种形式是很难表现出来的。于是，我产生了再写一部小说的想法。这就是2006年动笔，2009完成，2010年出版的《江河湖》。

春暖：如果从修建三峡大坝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部小说把从民到官方、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从中国国内社会到国际社会一直存在的有关三峡大坝建与不建的争议给予了全面、深刻的艺术观照和书写。当前大坝已然建成，所以以当下视角来看《江河湖》，我觉得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书写了一段三峡大坝前史，若干年后再来回看，那么这段前史书写一定会具有特别的历史价值。您当初撰写小说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

刘继明：相比《梦之坝》而言，《江河湖》只能算是一部以三峡和三峡工程为背景的小说，其主要目的是塑造人物，而不只是再现三峡工程本身。正如我在《江河湖》创作札记中所说：“我为什么在写了《梦之坝》之后，还要写一部与三峡有关的小说呢？甄垠年和沈福天这两个人物是一个重要诱因。他们俩截然不同的命运和所持的立场，以及他们各自同中国社会发展所发生的复杂纠葛，太富有戏剧性了，我甚至觉得，在他们身上，集中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精神密码。”
在我以前的小说中，像甄垠年这样的右派或自由知识分子形象早已屡见不鲜了，比如许多小说在写这一类知识分子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他们塑造成了先知先觉的启蒙者和“受难”的圣徒形象，但甄垠年显然跟这类人不太一样。另外，沈福天这样一个人物在当代小说中也曾经出现过，但大多是以“反面人物”出现的。这种模式化当然跟主流意识形态有关。我在《江河湖》中的努力正在于此，即希望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对某种被遮蔽的历史情境给予一定程度的纠正和修复。

春暧：我了解到您是湖北石首人。石首是长江边上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许多年来石首既得到长江的滋养，也频受长江洪水之苦，不知道您在石首生活时是不是也遇到过长江发洪水的时候？是不是也曾受到过洪灾之苦？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您童年、少年时期有没有关于长江及其他河流之洪水的记忆？如果有，这样的记忆对于您后来选择写三峡大坝题材是否有一定的影响？希望您能从这个方面谈一谈。

刘继明：我出生于长江边一个叫茅林口的村庄。虽然从未经历过长江洪水灾害，但从父母和长辈们的言说中，知道洪水的可怕，老人们谈的最多的是1954年长江中游的一场特大洪水。虽然这场洪水灾害发生时我还没有出世，但从老人们的讲述时的语气和表情中还能感受到心有余悸。我们那一带位于长江中段，称荆江，历史上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称，历史上洪水濒繁，有民谣为证：十里淹九水，十年九不生，可知荆江人民深受洪灾之苦。每朝每代都要耗费财力人力筑堤建垸，裁江改道。著名的碾子湾长江改道工程就发生在石首境内。小时候，我们那一带“挽过一次堤” ，所谓“挽堤”，就是因洪水冲刷，河道不断拓移，某段距江堤越来越近，为了防止决堤，在距河道远一些的地方另筑一道堤。挽堤是一项很大的工程，有时得调集几个公社甚至外县的民工，江堤附近村庄的人家住满了民工。我家也住了好几位。民工们喜欢小孩子，有时吃饭时，盛一碗香喷喷的大米饭给我吃，碰上放电影，他们还背上我，带我一起去看电影。我和小伙伴经常跑到挽堤工地上去玩儿，只见江边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工地上除了挑土挖土的民工你追我赶，还有几辆履带式东方红推土机在施工，发出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场面十分壮观。每逢七八月份长江发大水时，江堤上就聚集起从各个村子派来的防汛民工，他们以大队为单元，每个大队都建有一座防汛的“哨棚”，哨棚是各大队抗汛的指挥部，大队支书兼任连长，小队长任排长，一律军队建制，墙壁上写着“人在堤在，严防死守”的标语，堤上堆着石子、编织袋等防汛物资，一派紧张的战时气氛。后来，我在武汉江边的一座纪念碑上看到毛泽东主席为这场洪水的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更大洪水。”第一次体会到我出生和长大的那座小村庄与整个中国的联系。

春暖：湖北江河湖众多的地理特点对于湖北的文学面貌有明显影响，不少湖北作家写出与江河湖密切相关的文学作品，而且文学创作风格也深受影响。我觉得您的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湖北江河湖众多的地理特点的影响，比如您这部小说的题材选择三峡大坝建设，就是受此影响的表现。您对于这种影响是否有比较清晰的感觉和认知？这种影响有没有进一步深入到您的创作风格上？

刘继明：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地理环境总是跟乡土记忆紧密相连的，在创作风格和题材选取上都发挥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长江水患很早就进入了我的创作，例如1980年代中期发表在《青春》杂志上的短篇小说《夜潮》，写的是发生在长江涨水前一对渔民父子的冲突。1990年代初发表在《收获》上的中篇小说《蓍草之卜》写的是1954年洪水发生前后一座村庄的故事。洪水的意象还经常出现在我的一些诗歌中，如《水》，《1954年的洪水》等等。我的创作和三峡工程发生联系则要晚一些。如果不是后来到三峡挂职，我可能写不出《梦之坝》《江河湖》这样无论从体量还是内涵都如此宏阔的作品。

春暖：根据我的阅读体验，《江河湖》应该是设置了两条叙述线索，一条是两位主人公——留美归国的知识分子沈福天和甄垠年的生活遭际，一条是关于三峡大坝争议的整个过程。其中，知识分子话题在作品发表之初就曾被学界关注，但关于三峡大坝建设争议的书写，却几乎没有人关注和讨论，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刘继明：有关三峡大坝的争论在《梦之坝》是重点书写的对象，占了两卷的篇幅，但在《江河湖》中并没有那么重要，虽然沈福天和甄垠年的个人命运都与之有关，但作为小说，注重的还是人物的命运沉浮，而不是争论本身的是非曲直，没有引起读者过多关注也是很自然的。

春暧：您的《梦之坝》也是写三峡大坝建设，但《梦之坝》是报告文学，《江河湖》是小说，您在创作两部作品时各有怎样的考量？

刘继明：这个问题前面已经回答过了，不再赘述。

春暖：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沈福天是重庆长江边上的石坨镇人，沈家祖屋就修建在长江边上，沈家做贩盐生意，一直做到淮扬一带。而小说中另一主人公甄垠年虽然算是苏北人，实则是在上海长大，两人在江河大学求学时，既是同学又是舍友，若从两人出生地的地理位置来看，却暗暗应和了那句诗：“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两人之间有着“共饮一江水”的前缘，后来却又在三峡大坝修建与否的问题上产生龃龉、争执不断，甚而发展成为水火不容。关于两个主人公出生地与故乡的安排，您是否有意为之？

刘继明：两位主人公之间发生的矛盾和冲突是由他们各自的性格以及出身决定的，也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沈出生于败落的川江盐商之家，甄则成长于富庶的江南，父亲甄超然是名重沪上的工商巨商。这样的家世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是很有典型性的。

春暖：《江河湖》里比较具体地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开工的几次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如荆江分洪工程、三门峡水利工程等，我注意到您对于这些水利工程的描写，并非停留在表面的点到为止，而是深入到工程具体工作中，比如工程建设的流程、数据以及术语的使用等等，均表现出非常专业的一面，我在惊讶之余也非常钦佩。从网上查到的资料中可知您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虽然曾挂职三峡大坝，但挂职与实际参与毕竟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一直好奇，您是否有水利工程方面的学习经历，或者有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经历？若您是以非水利专业出身的学历、工作背景，来撰写一部水利工程建设题材的小说，无疑会存在一些具体的困难，这些您是如何处理的？

刘继明：这得归功于我在三峡总公司两年的挂职经历。我不仅接触过从公司高层领导人，技术专家和普通工人等三峡建设者，还查阅大量与水文地理和工准建设有关的资料。这在《梦之坝》中有具体的体现。可以说，《梦之坝》是我为写作《江河湖》的准备和预演。有了《梦之坝》再写《江河湖》，水利专业方面的知识就不成其问题了。

春暧：《江河湖》所涉及的空间场域非常广阔，从大的区域来看，既写了热干面飘香的武汉三镇，也写了遍布四合院和胡同儿的北京城，还写了延河边的延安和三峡的榔树坪水文站，更写了密西西比河沿岸的美国南方风景，从小的具体空间来看，既有北京城俄罗斯风味的“老莫餐厅”，又描绘了新奥尔良里回响着爵士乐的酒吧；而且，您的笔下不仅有详细的水利建设描述，还有关于音乐、文学、中西餐饮食、服饰、峡江跑船等富有趣味的描写，而且每每写到这些的时候，您的处理不是一笔带过，而是详细地叙述，颇有些“博物”的意味。博物的写法，在中国文学中由来已久，《山海经》是典型的博物式写法。当代小说中，汪曾祺的小说也很有“博物”的风格。能否谈谈您对于“博物”式书写的理解？

刘继明：《江河湖》虽然写了两个水利知识分子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命运沉浮，但它不是一部类型小说，而是通过人物的经历，书写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广阔生活画卷，如上世纪二、三十代川江船工和江南商界生活，抗战时期的延安，五十年代初期北京胡同的市井生活，以及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生活等等，我为此查阅了不少资料，好的长篇小说应该像社会本身一样丰富、复杂，充满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例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曹雪芹的《红楼梦》，成为人们了解特定时代的“百科全书”。我不是说《江河湖》达到了这样的水准，而是我一直在追求的目标。

春暧：您的叙述是秉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灵活运用叙述技巧来营造小说的叙事氛围，由于里面普遍采用第三人称内视角叙事，经常变换人物叙事视角，小说中很多人物的内心活动通过第三人称内视角的叙事而呈现出来，客观上就使得小说中人物对话不多，而内心世界的展示却很多，尤其是像寡言的人物沈福天和后期少言寡语的甄垠年等人的心理呈现显得具体而微，这也就让小说整体上具有一种沉静的氛围，或者说表现出一种沉思的风格。这样的艺术效果是您有意追求的吗？是否因为这是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所以您有意营造一种沉吟静思的氛围？

刘继明：如何塑造沈福天、甄垠年这两个人物形象，对我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挑战，这不仅是叙述风格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问题。在《江河湖》的构思过程中，如何展开叙述一直困扰着我，以至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动笔。之所以选取如月这样一个叙述视角，除了技术和结构的考虑，还存在某种认知的需要，就个人经历而言，无论是年龄还是职业，我都和他们相距太远，太“隔”，我以前的写作也从未触及到那个领域，所以，通过如月的视角展开叙述，显然具有一种特殊的便捷和“可信度”。当然，原因还不止于此。如月属于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从精神成长角度而言，与60年代出生的我比较接近。我们都是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80年代的整个精神氛围都弥漫着一种重估历史的冲动，颠覆和解构几乎贯穿了80年代和90年代。所谓“审父”也成了那个时期许多文学作品的一个关键词。但这种情结到后来渐渐走向极端，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特征，即在西方价值观的主导下，不加鉴别地否定和审判我们的父辈甚至兄辈参与和经历的那段历史（“前三十年” ）。所以，我把叙述视点放到如月这样一个女性身上，的确隐含了我试图用一种“温和”的方式进入上一辈知识分子经历的复杂历史情境的愿望。因此，整部小说便呈现出一种內省沉静的风格，而这与主人公沈福天、甄垠年作为知识分子耽于沉思的性格是一致的。
当然，《江河湖》不仅书写了沈福天、甄垠年，还塑造了其父辈甄超然及后代沈如月等几代知识分子的形象，所以评论界更多地将其当作一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例如上海学者项静认为：“知识分子是当代历史叙述中绕不过去的一个角色，而如何叙述，谁来叙述又是一个顺延下来的重要问题。弥合与温情成为小说非常重要的基调。”
尽管《江河湖》从规模上是我创作生涯中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它或许对我个人有某种价值，但对这个时代并无多少意义，因为无论对现实和历史的认知，还是人物塑造上，这部小说都带有主流意识形态和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痕迹，在我的整个创作历程中，只能算是一部过渡性的作品，思想和艺术上都还不成熟，距理想的长篇小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2008年，我曾经在上海一次演讲中谈到过理想或伟大的长篇小说标准：“当代生活的光怪陆离与矛盾丛生，它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同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生活和写作的那个时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正杰出的作家，特别是长篇小说作家仍然应该，而且能够通过对这个世界的描述，提供一种整体性的视野。这也是让小说参与到当代社会进程和公众精神生活的有效途径。”这一直是我孜孜以求的目标，而直到写出《人境》和《黑 与 白》，我觉得自己才真正接近和实现了这个目标。

【延伸阅读】

刘继明|《江河湖》创作札记

项静|并不遥远的风景——漫谈《江河湖》

知识分子、现代性与纯文学 ―—刘继明《江河湖》的三个关键词

来源：人境院公众号

编辑：江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