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之间无纯友谊”？还是太压抑了

近来，“男女之间无纯友谊”或者“只有gay或者le才会建立和异性之间不掺杂情欲的纯粹友谊”这种观点迅速在抖音等平台被不断复述，成为很多年轻中国人的情感准则。此类观点的产生和盛行有多重原因，第一点，我要把其归咎于资产阶级社会“物化”逻辑对我国人民的普遍侵犯。接下来我会对此展开详细且细致的分析论述。

物化是二十世纪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提出的理论，源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卢卡奇将其发展至对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方式的哲学批判。他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结构，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形式”，不仅重塑了外部世界，更深刻地改造了人的意识本身。

卢卡奇在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指出，物化使人际关系被简化为可计算、可利用的“物”的关系。现代中国人将异性友谊的价值，强行捆绑于其潜在的情欲或功利可能性上，这难道不就是将人类和人类复杂的情感活动“物化”为欲望和功能的客体了吗？这不是完全否定了异性之间也会因为思想、人格和精神的共鸣产生情感连结吗？异性交往被预先置入一个唯一的、目的论的量化框架中进行考量：即是否存在“性吸引力”或“浪漫可能性”。任何无法被纳入此框架的情感与互动，都被视为不真实、不纯粹的过渡状态。（抖音评论：直男直女之间产生纯友谊要么是一方长得太丑或者是两方长得太丑，让人不会有欲望；要么就是两个人在互相钓鱼），这正如同资本主义将千差万别的具体劳动，抽象为无差别的、可量化的“一般劳动”一样，是一种粗暴的关系还原论。

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另一精髓，就是他提出了主体与过程的“碎片”化：随着合理化与分工的极致发展，完整的社会生产过程被分割为孤立的、专门化的局部操作。与此同构，人的主体性也被分割：统一的、总体性的“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适应特定局部环节的、功能化的“碎片”。人的意识习惯于从局部、抽象、量化的视角看待世界，丧失了把握现实“总体性”的能力。

我之前在知乎阅读的西马笔记的1.3节曾举过一个讲什么是碎片化的例子：

现代社会各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致，每门学科的内容越来越深化。对于科研人员来说，他越来越需要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一个专业领域深耕，才能得到一些成果和突破。他在知识的深度上为自己的骄傲，但是却忽视了知识的广度。人们就像一根针插进自己的所从事的领域，对其他领域却越来越少有时间去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时，还存在“博物学家”一类的人物；而到了现代社会， 一个物理学家和一个社会学家却很可能对对方的领域了解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更甚者，彼此都对这种无知不屑一顾。结果这里存在一种危机：越来越少的人了解整个社会是如何运转的，每个人都安然地“享受”着似乎是合理的统治。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将完整的“人”割裂为“性别”这一孤立属性。一个具有复杂精神世界、独立价值追求和丰富社会关系的女性或男性，首先且主要被看作一个“性化的存在”。建立友谊所依赖的理智、幽默、善良、勇气等总体人格特质，被强行压缩和归因于其性别角色预设下的附带品。所以在一些人的潜意识中，他并非在与一个完整的、总体的人对话，而是在与一个被意识预先处理过的、仅剩下性别功能的“碎片”打交道。这就否定了人超越生物与社会性别角色、以完整精神主体进行交往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这一论调之所以能盛行并被视为“常识”的其中之一原因就是因为它完美契合并再生产了当下社会的物化现实。而卢卡奇早在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点：在卢卡奇看来，这种物化不仅是经济事实，更是笼罩整个社会的“第二自然”，它塑造了人们感知世界与自我的基本范畴。从而，在现在的社会，影响了人们对异性关系的认知。

第二点，我认为与社会上人们童年的普遍创伤与东亚传统的前现代逻辑有关。东亚社会，深受儒家宗法伦理影响，其家庭与社会结构中潜藏着一套独特的“畸形思想”。对中国人民的童年塑造了极其不良的效应。让中国人认为两性关系不存在纯友谊，产生“性缘脑”，从“两性关系不存在纯友谊”这个论调大肆传播可以看出，中国人大部分都是有“性缘脑”的。对此，弗洛伊德的理论似乎可以解释。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童年期，尤其是前六年的性心理发展经历，对成人人格与关系模式具有奠基性影响。他将人的心理性欲发展分为口唇期、肛门期、生殖器期等阶段，儿童在每个阶段不仅寻求身体快感的满足，更在与主要照顾者（最初是母亲）的互动中，形成其最初的“客体关系”模式，即学习如何建立情感联结。

若某一阶段的需求被过度满足或严重挫伤，心理发展可能在此发生“固着”，导致成年后面对压力时容易“退行”至该阶段的行为模式。其中，3-6岁生殖器期面临的“俄狄浦斯情结”（即对异性父母的爱慕与对同性父母的竞争）尤为关键。此情结的健康解决，有助于个体将性冲动导向家庭外部，并为未来的异性关系奠定基础；反之，若此过程因父母不当的介入或情感的缺失而受挫，则可能形成深远的关系创伤。这些早期经验，构成了个体处理异性亲密关系的潜意识。

基里克斯杯(κύλιξ‎，Attic cup) ：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 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一件阿提卡红绘杯（杯或饮酒器）的内侧，约公元前 470 年；现藏于梵蒂冈博物馆的格里高利埃特鲁里亚博物馆，罗马。

图源：britannica:Oedipus-Greek-mythology

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创伤可以说是普遍化的。

因为中国的“性缘脑者”似乎常陷入一种二元且紧张的异性关系想象。这极可能映射了未妥善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

对中国男性而言：童年时对母亲的爱慕被严重压抑或污名化，同时与父亲的竞争以惨败告终（感到被阉割威胁），他可能形成一种潜意识信念：对任何重要女性的亲密情感都伴随着罪恶感与被惩罚的恐惧。于是，将异性朋友“性缘化”，是一种防御机制——既然所有亲密最终都可能被潜意识归为“罪恶的欲望”，不如一开始就将其明确化，从而避免陷入更禁忌的、类似母子般的纯精神依恋。

或者，他可能在无意识中，将所有异性关系都置于“征服/被拒”的竞争框架下，重复与父亲竞争的模式。

对中国女性而言：在俄狄浦斯期未能成功将情感从父亲转向外界，或母亲角色呈现出对异性的工具化利用，她可能潜意识地认为，与男性的所有有价值联结都必须建立在性吸引力或浪漫承诺之上，否则自己将毫无价值或不被关注。这导致她无法信任或理解一种非功利性的、基于平等尊重的异性友谊。

同时弗洛伊德认为：“在健康发展中，个体应能区分不同类型的爱与情感投注：对朋友是友爱，对亲人是亲情，对伴侣是情爱。”“性缘脑”则表现出力比多投注的未分化状态——所有指向异性的积极情感，都被潜意识默认编码为带有性意味的“爱欲”。这往往源于童年早期（口唇期、肛门期）客体关系的混乱。

这在中国也是普遍化的，因为照顾者通常是母亲，而中国家庭中对待孕妇产后的关注度是远远不够的，孕妇的身体都不一定能够好好恢复，情绪就更不必说。因此大多数中国母亲在孩子这个期间的情绪反应是反复无常、边界模糊的——时而过度亲密身体接触以替代情感关怀，时而冷酷拒绝——儿童便难以建立稳定、清晰的情感边界与投注模式。成年后，任何异性的友好表示，都可能被潜意识体验为童年那种充满张力、边界模糊的原始客体关系的重现，从而激发出混乱的、带有性色彩的解读。

弗洛伊德还提出了一个创伤性事件的固着与强迫性重复的概念，指的是：

“直接的童年性心理创伤，如性好奇被严厉羞辱、早期性游戏被当作丑闻惩罚、或成为不恰当性关注的对象，都会造成固着。受害者可能发展出两种看似相反、实则同源的“性缘脑”倾向：一种是高度警觉与归因，即过度从性角度解读他人意图，这是一种创伤后试图预测和控制危险的防御；另一种是将一切关系性缘化以获取掌控感，通过主动将关系框定在“性”的范畴内，来逆转童年时被动受害的无助感，重复体验但试图掌控情境。两者都导致无法以平常心看待中性的友好。”

这我们在中国很容易就找到答案，这在中国是普遍的童年创伤，如“男女有别”封建思想的压抑性启蒙，传统“男女七岁不同席”的规训，在现代虽形式缓和，但其内核也就是对两性自然交往的污名化与过度防范留存至今。

儿童与异性的健康接触、好奇与友谊，常被成人以“羞耻”、“早恋”等名目粗暴打断或道德审判。这种对正常性心理发展的压抑性干预，使得“异性”从一开始就被涂上一层禁忌与神秘的色彩，阻碍了儿童学习建立非情欲化的、平等自然的异性关系能力。性与性别，不是被坦然教育，而是被塑造成一个需要被严密监管的、危险的“他者”领域。

同时，东亚有特有的父权宗法结构下的情感教育扭曲，体现为在强调尊卑、孝道与家庭垂直领导传统结构中，横向的、平等的夫妻情感常常被压抑或工具化（为家族繁衍服务）。父亲角色常是权威的、情感缺位的；母亲角色则可能过度投入于子女，形成情感羁绊。这就导致了工具化的情感模式：人际关系，包括异性关系，被潜移默化地教导为服务于某种外在目的（光宗耀祖），而非基于内在情感与人格的相互吸引。这为日后将异性友谊功利化理解奠定了基础。

第三，苏式集体主义残余对中国人的霸凌也是一重要因素。（编者注：此处观点请仔细辨酌）苏式集体主义对个体边界的吞噬让前现代残余与威权治理模式结合，强调个体对家庭、集体规则的服从，压制个体情感与欲望的合法表达。儿童的真实感受（包括对异性的自然好感）常需让位于“懂事”、“听话”的面具。这种对真实自我的压抑，导致个体无法清晰认知与表达自己的情感边界，成年后也无力在异性交往中建立健康的、非性的情感边界，容易陷入“不是恋人，就是陌生人”的二元思维困境。

由上文可得出，中国人这种认为“异性之间绝不可能出现纯友谊”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和前现代封建残余所导致的童年创伤合谋共同产生的一种精神残疾。因此这个观点并不是某些人宣扬的所谓描述客观事实，而是资本主义第二自然构造的集体主观创伤的集体确认。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在此基础上寻求改变和解放。

在现在这样一个“性缘脑”占大多数的社会，“男女之间没有纯友谊”这样的观点不再是个人偏见，而是一种社会共识的大环境下，构建一种异性之间的纯粹友谊是完全有必要的政治行动，是对这套论调的“大拒绝”，宏观来讲，这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倡导的生活方式发起的一场日常生活革命。

在一个人被普遍物化、碎片化为各种功能标签（包括性别标签）的时代， 一段纯粹的异性友谊守护住了人际交往的本真性。在这里，双方不是作为“男人”和“女人”相遇，而是作为两个独具特色的、完整的灵魂进行对话。通过这种对话。个体得以体验并确认自身与他人的“总体性”，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完整，更健全的人。这是对“总体性”辩证法的实践。关系本身恢复了他的光辉。

友谊的价值在于交流中的思想启迪、困境中的精神支持、欢乐时的共同分享这些不可量化的体验。

它是对资本主义量化逻辑的日常反抗。

它证明了人与人之间可以建立一种自由、平等且富有创造性的联合。

托尔斯泰说过一句话：“当然，男女应当成为朋友，每个男人都该有位聪慧的女性朋友，因为能从中获益良多。”正如托尔斯泰所言，男女之间这种纯粹的友谊，男性能从女性朋友身上学到共情、细腻的情感表达与关系智慧，弥补社会规训中的情感教育缺位。在常态化、平等的交往中，男性得以摆脱“征服者”或“供养者”的单一角色焦虑，成长为情感更丰富、认知更全面、更懂得尊重女性的个体。

对女性而言，女性得以在一个不必持续担心被“凝视”与“评估”为对象的环境中，自由地展现其智力、野心、幽默与力量。

她们作为“主体”而非“客体”被看见和欣赏，从而获得更坚实的自信与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无数这样的友谊，将成为一股消解性别刻板印象、对抗物化逻辑的力量。他们为下一代展示了一种更健康、更多元的人际关系范式，从根本上动摇“无纯友谊”论调所依存的社会心理基础。

同时我想提醒几点，在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我们受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我们的行动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我的告知如下，构筑这种友谊首先需要动机真诚：友谊的起点应是纯粹的兴趣相投、价值观契合或智力吸引，而非“积累人脉”或“培养备选”。同时需要你边界感的清晰与尊重：双方需对关系的性质有默契。这依赖于成熟的情感管理能力和坦诚的沟通——能区分欣赏与爱慕，并能成熟地处理可能一时出现的暧昧情感。还有我想说，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事业追求或精神探索（如一起运动、讨论书籍、合作项目）建立的友谊，因有超越彼此的“第三方”焦点，结构往往更稳定、更纯粹。

综上所述，朋友们，在全球性资本主义物化与地域性前现代残余的双重挤压下，人类构建本真性关系是多么艰难啊！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因此，去交朋友吧！不要被任何性别和社会角色所影响，这是一项具有微观政治意义的实践。在日常生活层面，对异化与创伤的抵抗，对完整人性的捍卫，对一种更友爱、更少占有、更多相互成全的社会关系的摸索，通过与他人（尤其是被视为“他者”的异性）建立自由的、纯粹的精神联结，我们不仅成为了更优秀的个体，也在参与缔造一个更少囚笼、更多可能性的世界。这条路固然不易，布满误解与旧习的荆棘，但正如所有解放之路一样，其方向本身，便是希望所在。我相信终有一天，马克思所说的那个人可以全面发展的社会，必然会实现！

来源：封酒Sealed Alcohol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