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汉ABC:左翼如何科学地回应及批判皇汉?

主讲/李杜

 

 

 

  原编按  

 

 

如果说2025年有哪些“出圈”的意识形态潮流的话,作为汉民族主义集糟粕之大成的“皇汉”绝对可以位居其中。在 2025 年年末,随着“吃瓜MZ”的爆火,皇汉意识形态在以B站为代表的媒体平台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甚至一些标榜左翼的博主,都公开标榜过自己的“皇汉”倾向。作为一个左翼平台,编辑部认为我们应当去尝试回应这些潮流中的一系列问题。在这期文稿中,我们请到了一位在相关领域有一定研究的朋友李杜,一起来谈一谈这些问题。

 

在这篇中,我们将会侧重于更针锋相对的内容:皇汉存在哪些谬误?作为左翼,我们应当如何去回应、分析与批判?

 

 

 

 

 

 

01

 

即使在中国革命以及“前三十年”的历史中,也存在对少数民族造成伤害的错误实践。一些批评认为这说明中国革命仍然是“汉本位”的;也有一些汉民族主义者视这些伤害为中国建设的“成就”。在革命遗产本身存在“缺点”的情况下,左翼应当如何理解革命遗产与民族团结的关系?如何看待后三十年的民族政策叙事?

 

李杜:我觉得首先,这些伤害,其中一大部分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如果因此得出“中国革命在根本上就是汉本位的”这个结论,我觉得这同样也是诉诸了某种民族性话语,就像那种典型的“老中如何如何”。

 

历史上,中国革命没有做到尽善尽美,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未能尽善尽美”“归根到底”是由民族性决定的。它是现实中不同的阶级、族群参与者的力量对比在动态博弈中形成的结构性问题,而不是某个族群的本质主义的所谓民族性造成的。

 

至于某些不足反倒被理解为某种“成就”,这与其说是中国革命内部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一种后革命状态下意识形态变迁的后视镜视角,是一种“再发明”的结果。

 

我的意思不是说革命时期就没有严重的民族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缺乏通过实证的方式、真正清晰地展开对当时民族问题、民族政策等等实际情况的深刻研究的可能性。在后革命时代,问题式已经被扭转成了将所谓“巩固国家统一”“巩固共同体”作为一种绩效,所以不同的政治派别才会拼命去论证这种绩效的合法性。所以自认为左派的国家主义者,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右派国家主义者,都会按照自己的立场竞相论证哪一个时代才真正最好地实现了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最好地实现了所谓“同化”的目的。这个东西是当下现实层面上推动这种“感谢康老”为代表的指认革命中国的“兴汉”事功最大的结构动力。

 

可以确定的是,经典的“乱邦”叙事(按:主要针对 80 年代民族政策而提出的一种称呼)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只有汉族才需要去处理“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而少数民族需要处理的是“封建主复辟”的问题。这种认知的潜台词,是宣布少数民族不具备在当下作为革命主体或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资格。少数民族地区被视为一个“落后的他者空间”,其主要社会问题被描述成为了封建残余所造成,而不是资本主义所造成。但实际上,少数民族地区已经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效果历史”之中。少数民族群众真正关切的,究竟是历史问题有没有得到清算或者历史事件没有得到所谓均衡正确的评价,还是现实中同样来自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来自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赤裸裸的国家机器、数字化治理结构、劳资务工问题等等结构性的压力。我觉得更关键的显然是后者。

 

 

 

 

 

 

02

 

传统毛左对 1980 年代的民族政策调整有许多批评,例如认为那是在走“上层路线”,再比如说“过分姑息了旧精英”。而在当下,这种话语又被汉本位的民族主义吸收。那么,应当如何看待整个 1980 年代,甚至延续到 2000 年代初的民族政策?

 

李杜:评价八十年代的国族再造运动,不能只把少数民族政策孤立地抽象地拿出来看,而要把它放进当时整个中国民族主义发生全面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来理解。这方面其实在学术体制内已经有不少左派学者指出过,当然这是因为文化政治是一个相对“安全”,少数还有操作空间的领域,所以这里其实是有比较成熟的研究。

 

我们都知道,整个 80 年代的宏观的中国民族主义的转型,是从对政治的“革命中国”的忠诚转向对“文化中国”或者是“古典中国”的忠诚。同时呢,又期待着会有一个完成现代化的“现代中国”,所以其自我想象是这个“现代中国”和“文化中国”的两位一体。它集中表现为 80 年代的“文化热”,“寻根”一系列的所谓的围绕“中华文明之根”的探索。表面上看,这似乎与河殇派对“黄土文明”、对某种民族根性的告别姿态相互对立,但实际上二者是互为表里的:它们都诉诸一种关于“文明根性”的话术。

 

在 80 年代,对少数民族政策在文化上的宽松,实际上是为了配合这个总体的“寻根”方案。寻根思潮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思潮,它实际上是一整套完整的文化政治方案,不仅是文学行动,而是一个社会与政治行动。不仅由几个作家为主体来完成,更是由各级政府、整个市民社会作为主体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所谓“放松少数民族文化管制”的行为,甚至重新发明某些少数民族文化,本质上都是辅助“寻根”。

 

寻根秉持的是一种“礼失求诸野”的方法论,它认为(“我们”)汉民族的核心文化,已经被 66 年 - 76 年等一系列的激进政治所斩断。所以需要到“边远地区”或者民间社会,或者少数民族那里,去“寻找中华民族之根”。这个方法能成立的前提,当然是中华民族主义建构在某种意义上的成功,这使“我们”能够把少数民族的文化理解成“中国文化”的活水,是被斩断的根系残存的培养皿。当然,当下最新版本的主流民族主义已经不会再这么看问题了,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下,正需要将这些“侧根系”培养壮大,因此一些宽松政策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文化之外,在政治经济层面,那时也存在对少数民族地区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宽松政策,本质上也是特定民族地方市场经济放松的一个过程。

 

 

 

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例子,比如 80 年代曾经恢复和提倡种种少数民族服饰,尽管不是有自觉的策划,但它在客观的逻辑延长线上,成为了后来汉服运动的一种培养皿,一个“为王前驱”式试探的晴雨表——这一点也为许多皇汉所自觉和津津乐道,尽管这种延续性在根本上只是形式上的,汉服运动后来的主流面向并不简单是“汉族也要有民族服饰”式的“防卫”式意识形态。

 

所以说我们如果从宏观的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尤其是从宏观的中国民族主义转型这个视角来看,我们能够理解 80 年代的所谓民族政策的很多“辉煌成就”,比如表面上短期内对少数民族进行所谓的“让步”,其实埋下了一种风险。就是一旦主流的民族主义形式发生进一步的演化,一旦“寻根”模式的“历史使命”完成了,提供“滋养”的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被认为是已经完成了某种“任务”,一旦据说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得到确立和复苏,那过去的这些来自“边缘”的“中介”当然就会重新成为异质性的、要被消灭的部分。

 

换句话说,当“整个中国”主要通过外部他者来定位自身,焦虑于中国何以能够继续是中国,焦虑中国能否以中国自身的身份取得“现代性”的资格——用当时的话来说,这叫能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少数民族的这些文化内容。而当“我们”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了,“我们”的焦虑从“担心自己获不得现代性资格”变成了“担心别人竟然也能获得和自己同等的现代性资格”,那这时候需要识别的就已经是内部的他者,而不再仅仅是外部的。如此,过去曾经提供某种“滋养”的那些东西,现在就成了首先要予以清除的对象,以维护“我们的纯净”。

 

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如何看待80年代的民族政策呢?一方面这里有一部分客观上确实“拨乱反正”,发扬了五六十年代比较好的部分,比如对 66 年- 76 年期间一些民族问题冤狱的平反;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些平反也当然很不彻底。很多对于这场运动期间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暴力负有责任的人,后来还是被“高高拿起,轻轻放下”。

 

与政治方面轻拿轻放同时的,是在文化方面短期内的繁荣——甚至有人认为是“纵容”;但这也不是为了少数民族文化本身,最后是积蓄了推向反面的潜能,重新被收归到“文化中国”这个新的主体自我想象中。这是我觉得可以对 80 年代民族政策做的一个基本回顾。

 

 

02番外

 

 

李杜: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有一个非常相似的例子,那就是香港民族主义对大陆民族主义的启发。汉民族主义或者说国家主义,以港产片为代表,是出现得比大陆更早的。港片其实可能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塑造某种爱国/民族主义标签,例如港片经典桥段是在近代屈辱历史的背景下,描绘“中国武师在肉体上战胜外国人”这一剧情,将其重塑为值得骄傲的民族认同。但在几十年之后,这种来自香港的民族主义被大陆所吸收,内化,并且进一步被大陆语境他者化、排除掉。这其实也是有一定相似性的。香港在早期为大陆提供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标准范式,而最后它反过来被自己提供的这套范式所反噬。

 

知乎上关于《为什么在黄飞鸿系列电影里,义和团都是作为反面角色出现的?》的一个回答比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在徐克拍的那几部《黄飞鸿》系列里,黄飞鸿根本不是一个近代中国的民间武师形象,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人。也就是说,他是作为“现代人”的观众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情感在片中的化身。整个人俨然一副我既能坚持民族本位又能包容开放的现代绅士派头,就连他的伴侣十三姨都给拍成了香港冬妮娅。与之相对应,义和团就被塑造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愚昧排外的反面典型。在《黄飞鸿》系列里,这些形象完全是为当代中国的“现代道德”量身打造的。同样是面对西方现代化的产物,我黄飞鸿能分清哪个好哪个坏,怎么你们义和团就不行,就盲目仇视呢?说白了还是太愚昧,太前现代,我们南方会道门比你们开明太多了。因此我们是“特殊的”,并且是“合法的”,更关键的是,我们是“现代的”。

 

到此,香港文化工业完成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转型:功夫片基本叙事中的“外部”的他者(外国人)被置换为“内部”的他者(义和团),甚至前者还有某种“基于强者/绅士的认同”而显得更开明,后者就完全是愚昧无知与极端暴力的化身。义和团对于香港功夫片所要塑造的民族主义范式的威胁,并不单纯在于某种影片逻辑与历史现实的矛盾,最关键的在于义和团背后的那种“革命话语”。只有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才能真正把握义和团运动所留给中国革命的遗产,才能真正处理义和团所揭示的“群众运动的混乱与活力”这个核心议题,才能真正理解义和团运动兴起与失败的意义。香港文化工业则做不到这一点,在刚开始它还是以一种别扭的姿态去掩盖这点,现在则彻底地撕破脸皮,将革命话语对义和团的诠释彻底驱除出去。

 

当香港文化工业终于将义和团及其背后的革命叙事彻底驱除并开始采取一种“现代”与“前现代”的分野时,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不再需要依靠近代革命史和群众运动史来做动员了,单是“现代化”本身,单是对自己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的确信和激动本身,就已经能很好地将其动员起来了。人们终于从长久以来的“中国-西方”的视野中走出,转而重新发现“中国的内部”了。然而,令人感到可悲又可笑的是,现在令香港感到岌岌可危的事物,却曾是它自己亲手播种、培育、养大的;香港文化工业对义和团声嘶力竭的污蔑,只不过是一个曾甘做打手的人因被抛弃而发出的阵阵哀鸣。这会留给今日诸公一个绝妙的教训:背叛历史的人,到头来将被历史本身背叛。

——知乎网友

 

 

 

 

 

 

 

03

 

汉民族主义者在过去一段时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史?许多皇汉会标榜、将自身历史追溯到辛亥革命,这一点可以成立吗?

 

李:我觉得当代的汉民族主义,并不能和晚清的排满革命简单地直接等同起来。

 

晚清时期的汉民族主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它在对象上是错位的:把满洲人想象成殖民者,把“汉地十八省”想象成类似北美十三州的存在。这种判断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搞清楚真正殖民中国的力量是谁;但与此同时,它又歪打正着,触及了一个真实的问题——当时的中国,确实是个半殖民地。所以它的错误在于没搞清楚谁在殖民你,但它的“正确”之处在于意识到:作为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你需要革命。

 

而放到当代语境中,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今天到底是不是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当你用晚清革命党的隐喻和话语,来为当代皇汉提供合法性的时候,对左派来说,最核心的并不是立刻在修辞层面去否定它,而是要先回答这个社会性质的问题。

 

如果中国真的是一个殖民地,那这种看似离题万里的隐喻,客观上可能对革命形势的发酵有某种促进作用,那我们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应它。当然也不会支持,但是会更加温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和皇汉彻底坚决地对立。现在有人觉得汉族比例既然这样高,所以可能“利用”皇汉话语去争取别人左转,乃至妄想发明什么“左派皇汉”话术。如果中国真的是(半)殖民地,我觉得另当别论,你打中华民族旗号、打汉民族旗号,去反殖民,我们都可以支持。但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这里的关键还是对当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总体判断,这是我觉得首先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看 2000 年以后出现了当代中国第一波比较成形的大汉族主义思潮,大约持续到 2010 年前后。那个阶段的汉民族主义,确实是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并驾齐驱,平行出现的,它在结构上具有某种可比性。

 

但在今天这一波皇汉思潮中,这种可比性是虚设的。皇汉常见的一种自我辩护方式是说:“别的民族也有民族主义,也编造了很多民族神话。”然后拿在 90 年代、2000 年代初一些少数民族通史式的著作举例子,比如《苗族通史》《蒙古族通史》《彝族通史》等,皇汉也认为这些东西里充满了某种民族妄想——这种指控未必全都是虚妄的,但个别少数民族精英在文化民族主义范式下的自我膨胀和少数民族群众的自我意识间当然差别巨大,而且前者的膨胀某种意义上也正接续了汉族为主的国族知识分子“寻根”给他们赋予的底色,并且构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叙事的某种镜像或支流。

 

今天皇汉最爱讲的例子之一是乌尔善嘛,但乌尔善本人其实还真没有怎么参与民族神话的东西,他的蒙古民族主义成色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这也是问题所在:2000 年代,各种民族主义在“质”上并没有根本差别,只是在“量”上不同——汉民族主义以其人口体量,具有绝对的数量优势,因而比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显得更“吓人”;而今天在“质”上已经不同了。现在的皇汉,往往会肆意指认那些根本不是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个体如乌尔善是民族主义者,把他们建构成假想中的敌人或批判/对话的对象——他们已经事实上主要依赖想象中的敌人而非现实中的竞争对手来作为自身的对立面。

 

如果回头看 2000 年代那一波皇汉,哈扎尔学会平台上发表过的《穿汉服的汉本位与不穿汉服的汉本位》一文里有过一些分析。那一时期的皇汉,其典型形态是“反满”。比如有一篇当年流行的帖子,叫作“满族是中国另外 55 个民族的敌人”。它的逻辑是:满族屠杀汉人,是汉人的敌人;在草原搞减丁、推广黄教,是蒙古人的敌人;在西北平定“回乱”,是回族的敌人;在西南平定“苗乱”,又是苗族的敌人。通过这种方式,它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集体意义上的被压迫者。这种话术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承继自辛亥之后那代汉民族主义者的。比如冯玉祥在统治内蒙古时期,就曾使用类似的宣传,说满清导致了蒙古人口减少,从而把汉人与蒙古人放在同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

 

而现在,尽管皇汉也把自己想象成被压迫者,但这种“被压迫”是个体竞争意义上的某种“不公”或“吃亏”,比如最被津津乐道的加分,比如说真实或想象中的“找不到对象”之类的。所以很多人说现在的皇汉是一种身份政治,我却觉得恰恰相反:它是一种伪装成身份政治的、去身份政治化的泛政治化的产物。而在 2000 年代那一波汉民族主义才更接近一种真正的身份政治:认为汉族整体上被压迫了,而不是说每个个体作为汉人的生存机会减少了。

 

到了 2014、2015 年之后,皇汉的主要假想敌开始从满族转向回族,我认为这算是某种汉民族主义堕落的标志,也是汉民族主义更具有进攻性的一个蓄势的阶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回族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建立过帝国性的统治,也从未占据结构性的统治位置,除了民国时期在西北少数省份之外。通过将回族设定为主要敌人取代满族,实际上表现的是汉民族主义不再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被压迫的整体,而是把自己理解为“理应拥有统一/统治全国能力的主体”。

 

而最近两三年,这个假想敌又重新转回满族,但这种“回到满族”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把之前所蓄积的“势”释放出来的过程。

 

现在的反满,已经不再是把满洲人视为一个成功而强大的帝国统治者和压迫者,号召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反对它;而是将其指认为一个失败而衰弱的统治者,认为正是他们“没有好好完成统治”,没有汉人统治得那样好,才耽误了汉人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帝国。于是,叙事的重点从入关屠杀,转向了“勾结外敌”“出卖中国”等指控。比如最近我们看到,舆论已经发展出什么满洲人和西方人联合起来“换家”啊,如何把中国的财富送给外人啊,如果没有满洲,明朝已经是一个怎样怎样伟大的帝国啊。

 

从这个正题—反题—合题的过程可以看到,皇汉思潮并不是在原地打转,而是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它表面上伪装成一种身份认同政治,似乎皇汉、男权分子都是先验的:汉人就该支持汉人、男的就该支持男的。但实际上皇汉显然不是要囊括所有血统意义上的“汉人”,而是不断地切割内部他者:谁是“真正的汉人”,谁是“满蒙价值观”,谁“不配算汉”。比如说有人认为东北人都帮着满人说话,所以不配做汉人;华北人、西北人、左派等等,都会被人这么“开除汉籍”。你会发现他们一层层切分和指认,最后落实到的仅仅只是“我作为个体没有得到我理应得到(deserve!)的东西”。

 

这个就有点像中国的男权,可能扯远了,但我觉得有某种可类比性:我也一直主张不应该用 incel 这个概念描述中国的男权。Incel 是一个真正的身份政治运动,但中国男性的主流并不认为自己是因为“确实我很弱”,所以“女人就不该看上我”,“我也承认我没魅力没竞争力,但我也觉得这样的我也应该得到女人”。中国男性的主流并不主张这种“我是 incel,我弱我有理”的逻辑,恰恰相反,他们就认为我们中国男人非常强。所谓“菲勒斯学”嘛,认为“如果不是因为中国女人太贱,我们中国男人在世界上到哪都可以随便搞到很多女人”,“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菲勒斯优势”——不管这是真的还是想象的。

 

皇汉的话术与之类似,他们不是认为“我们作为汉人就本来理应得到什么什么东西”,而是要先展开一大堆论证:我们汉人,最文明最伟大最能征善战最聪明最吃苦耐劳最会繁殖,自古以来如何如何最先进绩效最好。他们非常在意这个文明等级论意义上的“高等”,以此再去论证“我 deserve 什么什么”,而不是基于我的身份本身我本就 deserve 什么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主流皇汉的问题是个从身份政治到超越了身份政治的发展过程。

 

 

 

 

 

 

04

 

我们来聊一聊具体的政策吧。现在很多“皇汉”在网上为自己辩护时,常常会提到高考与少数民族加分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加分”问题在皇汉语境下的体现,又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一政策本身呢?

 

李杜:加分问题,第一点我们需要谈加分问题的前置条件思路,在这里,最根本的是某些群体对考试霸权、考试“公平”的崇拜。很多人默认考试本身具有内在公平性,但这本身就是一种迷思。事实上,考试制度高度掺杂了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在一些激进左派的视角里,仅仅以考试成绩决定大学录取资格或公职人员录用资格本来就是有问题的。

 

第二点,在既有考试制度内部,最大的不公平并不在于少数民族加分,而在于分省、分地区的录取机制。网上那些人为什么不敢去冲我们大家嘴里的“京爷”“沪爷”而专冲少数民族呢?从结构上看,分省份地区(某些核心地区)的这些制度性优势远远大于民族加分本身。

 

 

 

第三点,少数民族加分的现实基础之一在于语言问题,也就是说,少数民族加分政策理论上的依据在于,少数民族的学生并不是以汉语为母语,在学习和考试过程中,本来就不在同一个平台、同一个系统里。因此如果少数民族学生选择用汉语参加考试,应当给予分数补偿。

 

这里面其实存在一种逻辑:用母语交换加分。也就是说,加分在实践中其实是一种文化同化的“赎买”机制。因此你可以看到一个很荒谬的情况,一群皇汉反对加分,认为是特权;另一群国家主义者反而是把加分看作引以为豪的东西。后者认为:通过加分,这些人学会了汉语,进入大学体系、学术体系和国家升迁体制,最后形成对国家的认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分与其说是特权,不如说它服务于总体的通用语言政策。

 

还有第四点,就是如果没有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体系,只有加分,那么加分政策在操作层面还会存在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真正需要加分的人,往往加不到分。来自“落后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缺乏汉语教学环境的少数民族,被排除在外;而在城市中、以汉语为母语成长的少数民族,却更容易获得加分。

 

比如前些年贵州的情况,贵州的少数民族很多,但不少人实际上是在汉语环境中长大的,这些人拿到了加分。这种情况下,当你发现同村、同班的同学,从未和你表现出过任何文化上的异质性或者对汉语文化的不适应,结果突然在高考时他比你多十分、二十分,那种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确实很难仅仅被语言安抚到。

 

那这就需要对加分政策本身进行辨析和批评。我们从来不是说加分政策完美无缺,它本身确实固化了某种身份政治,并且在现实中服务于同化机制,“奖励”那些已经“汉化”的人。但是我们也要强调:认为社会不平等和个体的被剥夺感的主要来源是高考民族加分,是一种更大的误解和转移矛盾的行为。

 

在个体层面,我们也都认识一些汉语环境下长大的少数民族同学获得加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可能不应该加这个分;但在宏观层面来说,我依然支持少数民族加分这一政策。

 

第五点可以讲的是,这个现状其实已经在发生变化了。现在大多数加分都被取消了,真正需要加分的人也依旧得不到。这恰恰说明,皇汉那种民粹式“被剥夺感”,去“冲”是有效果的,在现实中倒逼了政策调整。

 

这种互动是很巧妙的,先把人们的情绪集中到“加分”这种实际上并不具有最重要意义,也不最能反映竞争公平性的问题上,然后再给人们好像一个支持性的回应。这样一方面呢,这种政策调整好像缓和了表面矛盾;另一方面,又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这种情绪动员真的有效,我们去冲的理由也是真实有意义的。

 

结果就是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内部的正反馈:大家不断重复出场、举报、指认,觉得“冲起来”就能“解决”少数民族这个“问题”,皇汉就是在这个圈子里自己打转。那么更大程度上的教育不平等,如区域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呢?完全不在皇汉的议程里,或者说被选择性忽略掉了。因为一方面,谈论更大范围内的教育不平等无法服务于皇汉叙事;另一方面,那也是更加难以被撼动的。

 

 

 

 

 

 

05

 

现在互联网上一种对满族的攻击形式:大概是说比如文艺界一些人物或者明星是满人或者满姓,同时家里有一些特权,和咱们普通群众不一样的行为或者待遇。这时候评论区就会有一种声音认为,尤其在北京,存在着一个类似特朗普说美国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满人还在掌控着什么什么核心的东西,革命根本就没有把他们给革掉,还是什么格格之类的。像这种满人仍然继承着诸多特权的论调现在也很流行,如何看待这样的说法?

 

李杜:(在有些人眼中)“满洲阴谋集团”既然存在,那显然是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所有领域都存在。而且逻辑上非常通顺的是,这些蛛丝马迹肯定是在文化领域上集中表现出来——政治和经济领域你也看不到啊,不然怎么能说是“深层”政府呢?文化领域自然会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满族的确在艺术圈曾经有很高的比例。但是这种高比例是可以往前追溯的,从清末开始,各种曲艺行当里满人就多。旗人住在城里,很容易转化为市民阶层,而在市民阶层的新兴文艺中,破产而失去生计的旗人在民国期间大量进入曲艺行当,这也是事实。所以首先是,相关文艺活动在传统上不被认为是具有高文化资本和高社会地位的行当,而在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却走向主流,因而过去因某种从属性在这些领域占据一定地位的族群可能在短期内确实随着这个行业的“飞升”而赢得了一定的领导权。

 

这些东西具有某种历史惯性,可是当惯性延续到当代的时候,就被解读成一种“霸权”的标志。其实客观来说,它并不是说,部分满族人在文艺界的“霸权”完全不存在。但是其实现在显露出来的,与其说是霸权的一个标志,不如说是原有霸权/统治权衰落的一个过程和标志,但却常被解读为一种坚固的甚至正在兴起的霸权。这种优势在被翻转为领导权的同时就开始衰落了。

 

此外,正像前面提到的,舆论还会把这种“霸权”进行扩张性的解释:仿佛它超越了特定的文化领域,而是某种更深层的政治经济权力的一种表达或者体现。这种话术就像是一个典型的西方“犹太阴谋论”,尤其是,从生理上识别满人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回民尚且还有明显的饮食习惯差异。正因为这种识别困难,反而使指认变得简单,你可以随便指认某些人有满族血统。

 

还有一个层次,有一些满族的文艺从业者,确实喜欢在镜头面前讲自己作为满人这个身份。为什么讲这个?其实他们很大程度还是活在八十年代那个版本里,认为少数民族是自己特定的文化身份,和自己的中国人认同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甚至,当讲出民族身份的时候,“我”可能会有更明显的标签/独特性,可能会让我在市场中更有明显的卖点和认受性,例如吴京的一些言论就是如此。

 

实际上,从满族真实的民族发展过程来看,从民国到当代,每个政权下,满族人都是非常的国家主义,总体上是很相信“中华民族主义”那套的。他们不觉得自己不是中国人,但又明白自己不是汉人,因此他们很认同并内化“中华”的概念。还是以吴京为例,他那些经典的“爱国”言论和他的满族身份认同,不但是不矛盾的,反而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很适配的。

 

 

 

说自己什么“正白旗”,其实和任何一个家庭说自己家“祖上阔过”不见得有什么分别。但这里就涉及另外一点:今天大家都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进行对“辉煌历史”的追认,但少数民族的这种追认却会被认为是某种民族阴谋。一个满族人说我祖上曾经阔过,做过正蓝旗的都统,人们就会说“你怀念大清”;另一个汉人如果说我们家祖上曾经阔过,做过知县,人们就不会觉得你怀念某个特定朝代什么的,你的汉族身份已经豁免了一种被他者凝视或单独被特殊化的待遇。

另外可能还有清宫戏的问题,满族人多和清宫戏多是两个问题,但很多人把它们混为一谈。虽然这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或者按这个成语的本意,正是空穴来风):总体来说是一种误认,但也不是毫无来由纯纯编出来的。清宫戏多的第一个原因是古代史中清朝离我们现在最近,保存的档案资料和传递下来的人与故事都最多,这是拍清宫剧最直观的好处。

 

第二,我们可以去贬低清朝,因为它早已被宣判要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落后”负责。所以什么清朝皇帝天天戴绿帽子啊,昏懦无能啊,沉迷享受啊,误杀功臣啊等等,拍出来也不太会有人来冲。如果等量代换到明朝皇帝身上,现在其实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冲。所以其实很明显,技术上清宫戏具备更大的改编空间,才能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去改编,而不是因为什么“满族人主导娱乐圈”之类的原因。

 

还有一点,清宫戏这个风潮是从港台过来的。最近有一个比较新的“广东发明”,在B站上有一些视频,可能是广东网民做的,主题是“看看我们广东人对满清的态度”,内容就是过去TVB剧里人物大骂清廷和清帝的素材合集。可问题是,你骂清廷清帝骂得多,那背后和清宫戏拍得多正是同一件事情啊。正是因为在清宫戏里可以如此挥洒,攻击当权者各种各样的负面问题,所以才拍了这么多清宫戏,爱拍清宫戏的风潮本来就是港台回传大陆的。在这些戏剧中,负面与正面人物不都是清朝人吗?

 

 

 

当然要是再往前追溯,就到了建国之前的旧上海,也很流行清宫戏,孤岛时期就有人拍了一大堆清末的历史剧。建国之后还曾有过对《清宫秘史》的著名批判,67 年的著名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就是关于这个电影的。

 

总体来说,清代的事情大家熟悉,加上它作为被推翻的前朝本身处在一个负面的位置,所以谁都可以去改编它。如果结合当代,那清宫戏里既可以有坏皇帝,也可以有好大臣,还可以有大一统的广阔中国,非常好用。它背后其实本来是一种来自香港文化工业的南方文化霸权,但是现在却被反身指认为一种“满洲人霸权”。

 

 

 

 

 

 

06

 

在皇汉的整个思想谱系中,马戎可能是一个很特别的角色。你曾经提过,认为马戎和“第二代民族政策”并非必然导向今天这种政策模式,那么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马戎的思想谱系?

 

李杜:马戎在一开始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国家主义者,相反他是一个自觉的美式自由派。他一直说,我们要学习美国的民族政策,要去族群化,把中国搞成大熔炉。他强调公民身份,但与此同时,他又强调说国家不应该去特殊地扶植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但可以把少数民族的东西在文化政治领域予以保护和保留。

 

这套认知呢,一方面是来自美国的社会实践,另一方面是来自 80 年代对少数民族在文化政治意义上被重视的相关政策的继承。所以他会主张少数民族学校的课堂不应该讲民族语言,但是如果少数民族要在校外办这个母语班,像美国华人办的周末语言班一样,那政策就应该支持,甚至可以由地方政府给补贴,但主要你要通过市民社会的活力来完成这个事情,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

 

另外马戎还特别讲过,他支持维持少数民族加分政策,这也能佐证前面说的,加分与本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矛盾。马戎也支持对边远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

 

这些都是马戎早期的观点,但到后来,当把以美为师的这套东西错位地引入中国之后,实际上当然不可能去维系他想象中那种市民社会和国家机器的分离。这种分离即使在美国也不是完全存在过的,更不要说在市民社会和国家机器紧密相连的中国了。

 

 

 

且不说这种空间是否存在,即使这种想法推行开,它的实际目标和结果,就是要把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这也是当时他自己用的一个经典术语:他认为民族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文化问题。但是他这里的“政治”是狭义的政治,不是汪晖们说的那个“去政治化的政治”,而把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结果,也同时是在把民族问题泛政治化。就是所有的民族问题不再是,也不仅是一个身份问题,而是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地方都要给少数民族压力。

 

所以马戎路径的结果就是以给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为号召的政策最后被实施和延展成为了把民族问题“泛政治化”的政策,使得民族文化诉求也都无法被顺畅地提出,相关的合法性空间诞生于“去政治化”,而消灭于泛政治化。马戎本人在见识到后来这些过程之后,也越来越自觉地去推行后面这套国家主义政策,他渐渐地接受了自己的新角色。

 

 

 

 

 

 

07

 

最后一个问题:对于我们这样从小浸润在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某些“典型”教育方式和成长方式中的汉族人来说,要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完成对“汉本位”的反思呢?

 

李:我觉得对汉本位的反思肯定不是孤立的。比如之前流行的“赎罪”的姿态,表示我们之前犯了怎样的历史错误,比如说作为左派要为前代左派们犯过的错误鞠躬道歉,搞个仪式,或者持续性地认错,说:对不起我们汉族过去是剥削者——这些仪式是必要的,但不是随时随地有效的。

 

反思不是通过仪式来完成的,而是首先需要有能力在现实的斗争中,有机地判断哪一方是被压迫的一方。然后,不仅仅是从个体公平的角度——这个“公平”是指在社会中所谓的“同等机会”——而是真正地从集体的结构性的被压迫者身份的角度,去理解和认知现实世界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我们遇到鲜活的、斗争中的少数民族的时候,我们要以情势中的、斗争中的议题来彼此了解和界定,而不是说上来就问一堆抽象问题。比如去问,“你们少数民族整体上是不是非常团结勇敢,非常能歌善舞啊?”这也是很东方凝视的东西。

 

 

 

除此之外,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警惕和约束自己,不要急于去宣传自己和身边人群或者身边个体的上位性。急于把族群之间的关系落实为两个个体之间某种具体的权力关系,这是很典型的法西斯人格。值得我们去反思的是,日常生活中个体之间如果发生了彼此不适应的事情,是不是就一定是对方所谓的“落后”或者“没有学习我们这边正确的东西”。

 

 

 

 

来源:叁零柒计划

编辑:雁回锦书

 

发布时间:2026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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