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伊朗革命女权组织丨谁在劫持起义？神权、君主-帝国与阵营论左派

译者按：

本文为法国激进左派杂志Contretemps在特朗普发动“史诗狂怒行动”前对伊朗海外革命女性主义左派组织Collectif Roja（Roja集体）的采访，于3月2日发表。战争导致的局势经历一个多月已同当时情况有很大变化。然而，事实同基于伊朗社会自身现实的分析必然得出的结果一致：外部干涉根本没有给伊朗带来一些人希望的变革，哈梅内伊之死和伊斯兰共和国高层遭斩首并没有让伊朗变天。对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伊朗起义的背景，从而理解真正的解放之路所需要面临的真实社会动态。

Collectif Roja在采访中指出，近十年来伊朗持续处于加深的政治社会危机之中，2022年的“女性、生命、自由”起义是一个关键转折，该运动将反威权、反性别压迫、反阶级剥削和反族裔—国族等级压迫汇聚为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整体性拒绝；2025年底到2026年初的新一轮抗争虽表面上由经济因素引发，但其根源不只是制裁，而是伊朗内部长期形成的腐败、掠夺性的新自由主义重组和社会再生产危机，因此经济诉求、女性主义诉求和民主诉求在此交织。Roja同时指出，必须区分伊斯兰共和国的两大反对派，一方面存在植根于社会内部的解放性阵营，另一方面则是被海外媒体大幅放大而失真的君主主义—复辟路线；而政权内部也在镇压升级与对西方谈判之间摇摆。因此，伊朗局势不能被理解为政府与抽象的反对派的简单二元对立。Roja最后强调，真正连贯的反帝国主义立场，必须同时反对美以战争与干预、反对君主派势力借民众抗争推进政权更迭，也反对以“反帝”为名替伊朗政权的内部镇压开脱的“阵营主义”。

Collectif Roja是一个位于巴黎的独立女性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国际主义组织，诞生于2022年9月吉娜（玛莎）·阿米尼遭遇女性谋杀事件之后，即伴随着“女性、生命、自由”（Jin, Jiyan, Azadi）起义。该团体由来自伊朗不同政治与民族背景的行动者组成，包括库尔德人、哈扎拉人、波斯人等。Roja的活动不仅与伊朗及中东地区的政治与社会运动相连，也与巴黎当地的社会斗争以及包括声援巴勒斯坦在内的国际主义行动保持联系。“Roja(روژا)”这一名称源自不同语言中若干词语的共鸣：在西班牙语中，roja意为“红色”；在库尔德语中，意为“光明、白昼”；在马赞德兰语中，指“晨星、金星”，被视作夜空中最明亮的天体。

回顾伊朗起义｜采访Collectif Roja

Contretemps原按：

正当美国与以色列殖民国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略之际，我们在这次采访中与collectif Roja的活动家们共同回顾过去十年间伊朗爆发的民众起义——它们从未要求过外部武装干预。

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殖民国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再次展现了它们企图摧毁一切不屈服于其帝国主义统治之物的政策。美以两国的修辞依靠这些反抗威权政权的民众起义，哪怕实地参与这些民众起义的主体一直坚决反对外部干预。

在这次访谈中（采访于伊朗镇压高峰之后、美以侵略之前进行），Collectif Roja的活动家们回顾了搅动伊朗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动态，并从中推导出了反帝国主义的导向原则。Ta们回溯了伊朗近期动员遭受镇压后的后果。这种强硬化比以往抗议运动中的更加明显，揭示了该政权正陷入深重的政治危机，并在镇压性上进行冲刺。

几年来，伊朗定期面临广泛的动员，这质疑了其合法性（légitimité）。然而，从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到2025年，动员的动态未必完全相同。面对美以侵略，我们应如何把握这些不同的动态，并将其纳入反帝国主义的视野？

问：

几年来，伊朗以日益规律的节奏经历着社会动员，对政权的反对似乎越来越强烈。你能否回顾从“女性、生命、自由”运动到近期抗争之间的这段时期？自2022年以来发生了什么？2025年底出现的动员在多大程度上延续了2022年的运动？

Collectif Roja：

至少自2017年以来，伊朗已进入一个可以称之为持续且增长的革命前危机阶段。2017年12月（波斯历1396年Dey月）由物质生存条件急剧恶化引发的起义，构成了一个决定性的象征转折点：对社会很大一部分而言，它宣告了任何通过改良主义路径实现系统内部、渐进式且内生性转变的前景的历史性枯竭。自那时起，在异质的社会与政治矛盾的积累、浓缩与交织作用下，起义浪潮定期重现，且每一次都带有加剧的强度和扩大的爆炸潜力。因此，最近的这一波抗议序列（2025年12月-2026年1月）构成了这一周期的第四次重大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波及了整个伊朗国土。

在这种历史格局中，2022 年的“Jin, Jiyan, Azadî”（女性、生命、自由）起义发挥了真正的转折点作用。它将1980年代初伊斯兰共和国巩固以来积累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矛盾，结晶为一种明确的激进决裂渴望。一种相对连贯的话语随后涌现，将以下内容整合进同一个对抗性格局中：反抗专横威权统治的民主斗争；反抗结构性不平等的社会斗争；对性统治体制的质疑；以及对针对库尔德、阿拉伯和俾路支等人口的国族与族裔等级制的谴责。

近期的起义正如其核心口号——“独裁者去死”——所示，将这些动员置于对伊斯兰共和国明确拒绝的连续性之中，而这正是2022年起义的特征。这场运动蔓延至两百多个城市，其地理传播广度与“女性、生命、自由”运动相当。

然而，这些动员的话语决断力程度并不相同，即明确陈述、命名和针对不同形式的统治与压迫的能力有所差异。这种差距由多个因素解释：运动爆发的模式及其传播的地理分布；微观层面的实地行动者与领头者的面貌——即那些在街道上具体组织行动、口号和集体动态的人；最后，则是由于一种更短暂、更密集、更具爆炸性的时间性，这种时间性是由前所未有的野蛮镇压塑造的，阻碍了共同且持久的政治语言的稳固化。

必须着重指出，这些动员是在2025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即所谓的“十二日战争”）的直接背景下爆发的。这场战争一方面加剧了民众阶级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它成为了加强政治与社会空间军事化和安保化的杠杆。它为美国和欧洲加强制裁、启动联合国安理会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snapback，一种允许恢复联合国制裁的外交工具），以及加强对石油出口、银行系统和金融部门的压力开辟了道路。其结果是外汇收入和国家预算骤减。

在“十二日战争”结束到德黑兰手机与数字设备市场点燃抗争之夜的这段时间里，里亚尔（伊朗货币）崩溃了，贬值了近40%。然而，如此迅猛的贬值既不能被理解为单纯源于所谓巴扎“自然”机制的货币恐慌，也不能被理解为地缘政治压力在经济领域机械且直接的转化。与主流分析相反，作为抗议导火索的国家货币突然崩盘，不能直接且自动地归咎于制裁。

简而言之，这是制裁之下的经济十多年来结构性转型的浓缩效应，这种转型催生了慢性的财政赤字、系统性的腐败以及外汇流向的裙带私有化。石油销售的准私有化构成了当今这种转型最完备的表现：石油美元如今在很大程度上被私营信托和半国家网络获取，存放在离岸账户中，不再进入公共财政。这种格局滋养了一个建立在蓄意操纵汇率市场基础上的权力集团，它结合了专门绕过制裁的空壳公司、同安保与政府精英紧密联系的中间人（尤其是在石油部门）、控制外汇供应的大出口商，以及国家本身的利益（国家自身既是美元的主要持有者，又被自身的赤字所困，因此也从美元升值中获利）。

除此之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也发挥了核心作用，对他们而言，“休克疗法”、“经济手术”和价格的新自由主义自由化属于神圣教条。在这种物质利益与意识形态合理化的汇流中，美元上涨既充当了补偿制裁成本的机制，又充当了财富转移的工具：它将危机的成本和政权的掠夺直接转嫁给普通家户，损害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正是这种累积性和结构性的经济暴力，滋养了今天新一轮的反叛周期，在其中，货币问题仅仅是社会与一个其合法性走到尽头的权力秩序之间更深层冲突的直接表现形式。

与此同时，战争加强了安保氛围。为了补偿因“十二日战争”而深受动摇的权威，伊斯兰共和国诉诸了暴力的升级，这首先表现为对阿富汗移民和阿富汗裔伊朗公民前所未有的暴行，随后是处决人数的显著增加。对近期抗议活动前所未有的镇压规模（包括在几乎完全断网背景下实施的屠杀）必须放在这一框架下理解。国家电视台和政权的意识形态机器系统地将示威者呈现成“恐怖分子”或“摩萨德特工”，以正当化这种极端暴力。

根据公认的独立人权捍卫组织HRANA的数据，确认的死亡示威者人数达6508名，另有超过11744例尚在核实中，这将使潜在的实际受害者人数接近18000人。流传的影像显示停尸房塞满了尸体，其中一些人身上还带着医疗器材，这加深了对在医院内部处决伤者的怀疑。现已确认，镇压部队袭击了某些医疗机构并阻止伤者入院。据德黑兰一家大型眼科医院院长称，约有一千人因散弹枪射击导致的严重眼损伤而前来。

问：

当前的反叛似乎源于经济问题。你能否回顾一下商人在本次动员开始时的作用。经济和社会议题如何与女性主义及民主诉求相衔接？

Collectif Roja：

动员始于巴扎，这绝非偶然。自1979年革命以来，这一机构构成了教权政权的社会支柱之一：它是一个保守的商业资本主义的标志性空间，与国家和宗教网络深度交织。抗争恰恰从这一地点产生，表明危机已经跨越了政权的传统裂痕，甚至触及了其旧有支持基础的核心。

当然，最近起义的最初火星是从巴扎燃起的——更准确地说，是从德黑兰的手机与数字设备市场开始的。但商人的愤怒不应被理解为一种有限的行业性诉求，而应被视为制裁下的经济的结构性转型以及既有社会契约侵蚀的症状。其动员被纳入了一场更广泛的抗争，与伊朗当今正在经历的社会再生产危机相关。

突然导致其他社会阶层走上街头的原因，不仅在于汇率的波动或商业的暂时扰动。更恰当地说，这是一种与系统的直接对抗，该系统为了中间人网络、空壳公司、信托型私人结构和半国家机构的利益而重组了伊朗经济。在这一框架下，市场直接就是一个政治干预场域，汇率的蓄意操纵、外汇获取的垄断和有组织的财富转移都在此展开——当然，这种现象绝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独有。

然而，这场起义的跨度远远超出了其经济起点。正如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运动的经验所示，经济、社会、女性主义及民主的诉求，在今天的伊朗是深度交织的，不能再被理解为独立的领域。结构性的经济暴力（无论是国家货币贬值、取消补贴还是“休克疗法”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都直接与其它形式的统治相衔接：对身体的控制、性别秩序、政治镇压以及国族与族裔歧视。

从这个角度看，生活成本危机并不与女性主义及民主诉求相对立；相反，它是这些诉求的物质表现之一。那个强推价格自由化、操纵市场以将危机成本转嫁给大多数人口的国家，也正是那个将女性身体转化为行使主权的场地、使公共空间安保化并镇压任何形式的自主组织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动员的起点看似是经济，口号也会迅速政治化，并直接指向权力顶点。

简而言之，在分析伊朗当前的变革时，必须避免两种还原论（有时在某些左翼话语中存在）。一方面，如果将民众起义化简为对纯粹经济困难的机械反应，那是错误的。诚然，剥夺性政策、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构成了真实的决定因素；但伊朗的社会愤怒同时是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它针对的是多种形式的统治、剥削、威权主义和结构性不公的积累与交织，特别是性别和族裔-国族秩序的不公。

另一方面，如果将危机仅还原为国际制裁，则掩盖了其内生性决定因素。虽然制裁无疑加剧了局势，但它并不构成核心的解释原则。危机的根基首先在于一种基于租金、大规模剥夺、通过剥夺进行积累、掠夺公共资源和政治裙带关系的内部格局。因此，将危机主要归咎于制裁，会隐去内部政治经济的结构性责任。

问：

从地理角度看，我们是否发现了与2022年动员相似的特征？当时，库尔德斯坦和俾路支斯坦处于民众运动的核心，但似乎在2025年，运动扩展到了国土的其他地区。如果确实如此，如何解释这种扩展？2022年同库尔德政治传统部分相关的政治化形式，它们是否性质相同？还是相反地，它们被波及全国的经济和社会维度所超越了？

Collectif Roja：

从地理角度看，当前的动员延续了2022年的某些动态，同时引入了其社会政治重心的质的位移。2022年由女性启动的起义，在边缘地区找到了最激烈的策源地，特别是库尔德斯坦和俾路支斯坦。这些空间的中心地位并非偶然：它们扎根于历史更悠久的抗争政治传统，由国族边缘化、军事化和有组织抵抗的历史经验塑造。在这种背景下，对政权的集权化、父权制和威权主义特征的批判占据了结构性地位。

考虑到这种起源，女性和Z世代在协调、象征化和政治表达功能中的政治能动性是决定性的，这种能动性赋予了运动强有力的象征与话语连贯性，衔接了女性主义、民主和反威权的斗争。

然而，最近的动员却呈现出显著不同的格局。在其扩散的初始阶段，大量中小城市——特别是西部和南部的城市——发挥了突出作用，包括在一些并不具备像库尔德边缘地区那样抗议传统的地区。

在这方面，可以将它们定性为群众性动员：它们是更加由聚集在一起的个体组成的（即使其在社会上是原子化的，而非由差异化且“自为”构成的社会群体），也正因如此，它们在直接表达上显得更加同质化。支持君主制的口号的可见度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种波斯族裔-国族主义形式）必须放在这个框架内理解：它反映的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霸权，不如说是社会性大众化的效应。

在这个视角下，从2022年到今天的这段时期，不应被解释为抗争形式从库尔德斯坦向整个伊朗领土的单纯线性扩散。它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动员格局，在结构上相互交织但在内在逻辑上有所区别。无论是“女性、生命、自由”起义还是最近的抗议，都在地理上获得了真正的全国性维度，在社会上获得了跨阶级的维度。在这两种情况下，政治与经济诉求的紧密交织揭示了社会同政权之间正面冲突的兴起，这更像是一场生存性的、体系性的冲突，远超改良主义的妥协或调整逻辑。

问：

法国及其它国度的媒体强调，与以往动员的一个不同点在于，部分示威者要求通过伊朗巴列维国王的继承人礼萨·巴列维来寻找政治解决方案。你认为他在伊朗国内有回响吗？或者在海外侨民中呢？政权内部是否存在解决伊朗持续政治危机的方案？

Collectif Roja：

首先应当强调，大约十年来，伊朗的起义一直贯穿着两个对立的阵营，它们承载着截然不同的理性、议程和组织原则。

第一个阵营——在“女性、生命、自由”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且依然活跃——的特点是对这一口号进行离心的、多元的和包容性的诠释：它不可分割地衔接了民主渴望、民族（peuples）自决以及反抗性别、族裔-国族和阶级统治的斗争。它建立在一个非建制化但深刻地社会性扎根的网络之上，从Evin监狱延伸到该国度反抗的边缘地带，聚合了女性主义者、少数民族群体、学生、左翼组织、工会成员和公民行动者；它构成了当今解放性替代方案的核心。

相比之下，第二个阵营将近期的动员诠释为基于帝国与君主制遗产想象的“国族革命”序列；它在2022年曾试图将“女性、生命、自由”与“男性、祖国、繁荣”联系起来。该阵营主要植根于小城市和民众郊区——在那里，镇压阻碍了结构化斗争网络的建立——它通过一种怀旧且奇观式的君主制伊朗意象，利用被废黜国王之子礼萨·巴列维的形象，通过总部设在海外的波斯语频道将原子化的个人动员为同质化的群众。其中首要的就是Iran International电视台，它已成为君主主义和支持政权更迭宣传的大喇叭，估计年预算约为2.5亿美元，由与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关联的行动者资助。

因此，这一阵营受益于结构性的过度媒体曝光。一项针对4500段非重复近期动员视频的独立研究*表明，支持巴列维的口号实际权重约为17%，但被Iran International放大了376%，被BBC波斯语频道放大了105%——这一模式在许多西方媒体中均可见。自2010年代以来，财力雄厚且高度专业化的卫星频道的兴起，将其形象塑造为“准备好输出的替代方案”，并辅以协调一致的数字宣传活动（主体标签、定向攻击、算法放大），尤其是在2019年抗议、2022年起义和2025年6月的战争期间（它公开赞扬了那次袭击）。这种机制制造了一种人为的多数效应以及一种沉默螺旋：对霸权的感知劝阻了异见表达，强化了多数的幻觉。这种放大并未抹杀所有的真实社会基础（特别是在海外侨民中，以战争为代价换取变革的接受度更广），但它大大超出了。近期血腥的镇压甚至增加了其在某些受众中的接受度，特别是由于其依托以色列和美国的所谓支持，提出了一个基于外国军事干预的“解决方案”。

*Mazdak Azar,

“Press Analysis of Media Performance in Covering the January 2026 Protests in Iran”

 Iran Academia Journal Spring 2026

面对这种内外并存的危机，政权本身也贯穿着两条战略路线。主导路线倾向于一场有限且受控的战争，以便以外部威胁之名正当化更严酷的镇压；然而，在10月7日之后的背景下，经典的“不战不和”剧本似乎越来越难维持。另一派则主张与西方谈判，这导向的不是政权的断裂而是转变：在更具技术官僚色彩且国际可接受的形式下保留权力机构的核心。在统治阶级内部，某些人如今公开呼吁出现一个“波拿巴主义”人物——一个被呈现为凌驾于各派系之上的强人仲裁者——能够强加一种“理性化”的威权秩序。

因此，当前的伊朗局势远非政权与反对派之间的二元对立，而是由一种三角格局构成的：一个社会性扎根的解放性阵营，一个由外部支持的复辟项目，以及国家顶层的威权重构竞争战略。

问：

伊朗处于帝国主义间博弈的最前线。我们看到了加沙战争外溢至伊朗的后果，而伊朗国家并未做出大规模的军事反应。伊朗国内如何看待与以色列的冲突？以及另一方面自然的，对于美国的态度？虽然很难预测特朗普会做什么，但民众运动对特朗普的立场如何？

Collectif Roja：

与1970年代伊朗人的革命序列不同——当时反对巴列维国王独裁的斗争完全纳入了全球南方的反殖民浪潮——当今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抗争与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对似乎不再重合。政权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工具化，结合反帝国主义被转化为一种多变的话语，用来低效内部对手——包括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活动家——这导致部分伊朗社会与巴勒斯坦事业乃至反帝国主义视野本身之间的联系发生了疏离。

在这样一个以全球霸权危机和多极化永久暴力张力为特征的时刻，这开启了一个双重的工具化空间：一方面是西方强权及其盟友，企图截获伊朗民众斗争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另一方面是国际左翼中的某些“阵营主义”派别，倾向于以反帝国主义之名最小化政权的暴力。全球地缘政治的分歧就这样折射到了伊朗社会的核心。

10月7日之后的序列提供了一个震撼的例证：当“女性、生命、自由”运动的女活动家们从监狱发出声援加沙的信息时，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却以同一个口号的名义为对伊朗的袭击辩护——而这些袭击特别危及了Evin监狱的这些被拘留者。与此同时，一些阵营主义者揭露所谓对运动的帝国主义收编，而反对伊斯兰共和国的君主主义者则在集会中排除这一口号，同时挥舞着美国和以色列国旗。

今天清晰显现的是，在军事化多极化的框架下，局部与全球的时空再生产已深度纠缠：伊朗、委内瑞拉、罗贾瓦或巴勒斯坦的轨迹再也不能被孤立地思考，这使得制定一种能够同时把握这些局势的、更新了的反帝国主义政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今天，伊朗被美国的海空军包围，袭击的风险是真实的。这样的格局不仅通过削减民众斗争的能动性，将其命运从属于干预主义强权的意志；它还赋予了政权额外的镇压正当性，使其能够将任何抗争呈现为外国操纵。

必须补充的是，在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帝国强权的再生产越来越少通过共识或经典的霸权机制，而越来越多地通过直接诉诸武力——这一现象在针对委内瑞拉马杜罗的尝试、特朗普对格陵兰岛的方式，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均可见一斑。军事化因此趋于普遍化，战争成为一种平常的统治模式，而1945年以来的国际秩序及其调节机制正在侵蚀。

在此框架下，当代的剧本不再对应基于输出自由主义价值的经典“政权更迭”模型。无论是在委内瑞拉，还是在伊朗（伊朗在特朗普描绘的门罗主义更新版中并不构成直接战略优先级）这种选项可以说都没有占据主导。最可能的假设是，通过逐步施压旨在使政权屈服并将其整合进战略利益循环，这种压力在必要时可能包括军事行动。

面对这一格局，重启反帝国主义政治表现为一种物质上的必要，而非道德上的必要：它不是对“他者”斗争的抽象团结，而是跨越国界的底层阶级之间具体相互依存的表达。然而，这样的视野意味着必须与“阵营主义”和“坦克主义”（tankisme）的僵局决裂，后者倾向于通过抽象的地缘政治图式来解读局部局势，并优先考虑后殖民国家的形式属性——主权、安全、领土完整——而损害其民主和社会内容。在这种逻辑下，像伊斯兰共和国这样的政权自诩为内部镇压与外部联盟之间的调停者，将旧有的“国族团结”的反殖民理想转化为永久的安全教条，将所有社会斗争都归入所谓的国族与帝国主义冲突之优先地位下。

然而，将反帝国主义斗争与其他社会斗争脱钩，会使其陷入抽象，并最终疏离它声称代表的那些人——伊朗的案例为此提供了一个特别鲜明的证明。一种彻底的、一贯的反帝国主义团结必须独立于国家，根植于一个由下而上的视角，关注参与行动者的声音，同时反对内部威权主义和外部干预，并警惕任何对人民苦难的工具化。只有这样一种扎根于物质现实、并与具体斗争相衔接的实践，才能超越这些矛盾，重新成为一种有效的解放力量。

（访谈由Vincent Gay进行））

来源：青年进步社

编辑：江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