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农民作为阶级

文/卢卡奇

　　当然，这里所说的一切都和无产阶级的意识有关。同时，另有一个要点引起了鲁达什同志高尚的愤慨。在他那崇尚“精确性”和“科学性”的心灵看来，意识（意识的形式须与它的内容相区分）必须在一间心理学实验室当中得到检查。而“内容”的问题显然要留给同样具有“精确性”的“社会学”。然而，对于这种社会学来说——这是自明的——任何阶级的阶级意识都仅仅是阶级意识：一种由经济处境所带来的意识的形态。在黑夜里，所有的牛都是黑色的。[94]鲁达什同志“顺便指出”[95]，我对农民是否可以在严格层面上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表示怀疑。这一观察主要参照的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一段文本，在那里，鲁达什“忘记了”引用原始文献。而这段文本实际上是我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引用而来的：

　　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的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96]　　在今天，这一观点仍是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在针对农民问题的论述中，布哈林同志完全按照刚才引用的那段话来阐述农民的阶级立场（该文出自上一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发表于《国际新闻通讯》[97]）：

　　在过去，农民是封建统治下的基本阶级，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它不是一个在实际意义上存在的阶级。因此，从整体上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农民不构成一个阶级。然而，只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其生产关系从封建性质向资本主义性质过渡的社会，那么农民作为整体就经常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相对于封建土地占有者来说，它构成一个阶级，但只要它被资本主义关系控制和取代，它就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而出现。　　这与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完全吻合，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具有典型性的真正的阶级，其扩张倾向将带来一种趋势，即整个社会都将坍缩为这两个阶级。根据这一概念，马克思对农民的社会存在加以分析：“农民或手工业者分裂为两重身份。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是资本家；作为劳动者，他是他自己的雇佣工人。”[98]通过探讨由此产生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了存在于农民的社会存在之中的根本矛盾。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任何社会存在都必定建立在矛盾之上。如果某人根据单纯的、形式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学”而保有一种处在简单、抽象水平上的矛盾概念，那么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并不总是完完全全的矛盾。只有在资产阶级思想的“黑夜”中，所有的“牛”才都是黑色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典型性的两个阶级而言，矛盾出现在令二者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之中（由此，为了加以对比，一刻也不要忘记在我的著作中贯穿始终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差别），这意味着这一经济基础在矛盾中发展，这意味着它的发展是一种更深更广的“展开”过程，是经济基础之内在矛盾（危机）的不断扩大和再生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在矛盾中不断发展的经济基础被分割成了异质的部分（heterogene Teile）。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辩证性矛盾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也在作为社会存在之结果的意识中）所揭示，而不是在两种不同的生产秩序所具有的矛盾中被揭示——就像在农民的情况中那样。因此，像农民这样的社会存在，其矛盾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本身那样直接地具有辩证性质。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在总体上的辩证发展，其矛盾才会经由这一中介取得辩证的性质。因此，只有从一种阶级的立场来看，农民的矛盾才可以被把握为辩证的，农民才可以变得富有意识。而这种立场意味着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发展理解为一个辩证的过程，且这种立场本身是由为其奠定基础的社会存在所带来的——换言之，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的。资产阶级的立场无法意识到这一总体运动（也就是从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向资本主义的必然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必然发展，以及从这种总体性的综合向社会主义的必然过渡等）。如果在某些时候，资产阶级也在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上采取了一些正确的阶级行动，那么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所秉持的却是“虚假意识”。马克思在讨论资产阶级实践时就说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99]

　　那么农民本身又是怎样的呢？就让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来检视一下他们的社会存在。就在前文所引的段落之前，马克思曾说：“农民和手工业者既不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畴，又不属于非生产劳动者的范畴，虽然他们是商品生产者。但是，他们的生产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00]在另一段话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解释了这种状况：“第一，信用的一般规律并不适用于农民，因为这个规律要以生产者是资本家为前提。”[101]接下来，他继续对农民的状况加以详尽的阐述。我仅仅引用一些最重要的句子：

　　另一方面，这些现象却又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还很有限，还没有展开它的全部特性的地方才会发生；因为这些现象正好是以下述事实为基础：农业不属于或尚未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属于一种由已经消亡的社会形式遗留下来的生产方式。因此，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缺点，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者对于自己产品的货币价格的依赖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充分所产生的缺点是一回事。农民变成了商人和产业家，但没有具备那些让他能够把自己的产品作为商品来进行生产的条件。[102]　　最后，在谈到小土地所有者时，马克思认为他们“创造出了一个半处于社会之外的未开化的阶级”[103]。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的立场完全就不像鲁达什同志所说的那样——认为农民根本不构成一个阶级。当然，与其他阶级相比，其社会存在与其意识之间的具体关联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只要我们不像鲁达什同志这样的康德主义者一样坚持纯粹的公式，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社会存在（在一般意义上）决定了意识，而是试图理解社会存在如何决定了具体社会存在的具体特性，那么我们就不会得出鲁达什同志那样的结论。对于农民，我用“互不相容的矛盾”（kontradiktorischer Widerspruch）[104]来刻画农民的社会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联——这种矛盾不同于资产阶级之阶级利益与阶级意识之间的辩证性的矛盾（dialektischer Widerspruch）。[105]我希望我不再需要重复之前说过的关于阶级意识的内容（但为了安全起见，我想再一次指出迄今谈到过的一些观点，如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将农民视为一个阶级的看法，还有布哈林的看法，以及列宁关于如下问题——无产阶级直接的经济斗争何时也可被称为阶级斗争——的看法）。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其直接性和日常性的阶级利益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从他们的社会存在中产生的，即凭借正确的意识，他们可以与属于阶级总体的更广泛的利益联系起来。即便如我们所看到的，按照列宁的看法，这并不是自动产生的。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只有在“虚假意识”的基础上他们才有可能建立起相应的联系（由此，我必须再一次指出这种“虚假”意识所具有的明显的辩证性质）。对于农民而言，从他们自己的阶级立场来看，这种联系是根本不可能的。鲁达什引用了列宁的多处文本来反对我（按他的理解）[106]，但如若对这些说法加以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它们无一例外地支持着我而非鲁达什。例如，列宁指出了如下事实（就像马克思在前引段落中所说的那样）：“农民一半是工人，一半是投机者。”那么这会对农民的实践产生何种影响呢？即便是鲁达什同志本人也承认：“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农民在某些方面和资产阶级泾渭分明，但在另一些方面又和工人划清界限。”[107]然而，这种摇摆不定是否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呢（在正确的理解之下）？又或者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就他们的眼前利益而言，农民是现实论者，也是无可救药的经验主义者；然而，就他们的阶级处境而言，仅仅作为经验主义者，他们无法正确看待自己整个阶级的真正问题。这是否说明，他们的阶级意识充其量只是达到了列宁所说的在无产阶级中对应于工团意识（trade-unionistisches Bewuβtsein）的水平（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相对照）。而我所主张的正是这样：农民的意识水平不可能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水平相一致。鉴于他们的阶级地位，他们客观上没有能力按照他们的阶级利益来领导和组织整个社会。其社会存在之中的矛盾（一半是工人，一半是投机者）也体现在了他们的意识之中：“由于拥有土地的农民仅具有局部的地域毗连性，因而农民之间的利益统一性不足以在他们之间造就社群。没有民族联系，也没有政治组织。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这让人想起恩格斯对农民战争之战略的表述——提起这一点是为了反驳鲁达什的另一条反对意见（我们此时正处于这条反对意见的攻击之下）。我说：“正是在暴力问题，正是在阶级与阶级之间赤裸裸的生死斗争的情况下，阶级意识的问题才表现为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108]而鲁达什同志认为这与军事理论家恩格斯同志的观点相矛盾。[109]他应该认真阅读《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对军事决策的论述（只有这一点和讨论相关）：

　　特鲁赫泽斯的奸诈使他从已成定局的覆灭中挣脱出来。假如他不善于愚弄软弱、狭隘而绝大部分都已经士气低落的农民，以及多半懦弱无能而又贪图贿赂的农民首领，他同他那支小小的队伍早就遭到至少由25000—30000人组成的四个纵队兵力的包围，而且无疑已经被消灭了。但是，他的敌人目光短浅，而这一点在农民群众身上一直是难以避免的，因此，特鲁赫泽斯就有可能恰恰是在敌人只需一击即可结束整个战争——至少在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时刻从敌人手中逃脱。[110]

　　用最近的例子来说，人们也许会想起斯坦博利斯基领导下的运动。[111]这个例子之所以有趣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在这个例子中，农民很显然没有能力领导整场运动；而另一方面，正是共产党所犯的错误说明了农民如何可以，且必须由无产阶级指明他们自己的道路。

　　人们不会说无产阶级从来不会犯错，我也承认这一点。然而，无产阶级在客观上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达到真正的阶级意识，而不再仅仅是工团层面的意识，而农民阶级必须被领导。不言而喻，这种领导不是强行进行的，因此，在社会存在的转变和农民的意识之间发生了持续的互动。然而，在总体发展中，其中的辩证矛盾是在无产阶级（或党）中变为有意识的。无产阶级是农民取得进一步发展的中介，此种进一步的发展既与社会存在的发展相符合，也与农民的意识之发展相符合，同时也不会被农民的意识局限。下文所引的论述非常符合农民阶级的状况：“群众就会受完全不同的力量驱使，去追求完全不同的目的。那样，理论对群众的运动说来就只意味着一种纯粹偶然的内容，一种使群众能够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必然的或偶然的行动、而不保证这种意识的产生与行动本身有真正和必然联系的形式。”[112]鲁达什同志认为他从这些话中看出了我的唯心主义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13]他因此忘记了，对辩证法而言，“偶然性”从来不意味着某种在因果关系中没有必要性的东西。相反，偶然性是某种特定的因果规定所产生的表象。如果鲁达什对黑格尔不熟悉，那么或许从恩格斯那里，他可以了解到，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114]（还可参见马克思于1871年4月17日致库格曼博士的信[115]）。与农民的社会存在相适应的意识是由无产阶级建立的，是由无产阶级向农民传递的，是由无产阶级在他们身上激活的，农民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否则他们自己只能自发地、偶然地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没有从其社会存在中必然产生的意识。只是在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拥有阶级意识的意义上，这不是阶级意识。因此，共产党与农民的发展发生关联的时刻不一定是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时刻。恰恰相反，年轻的共产党（例如，专政时期的匈牙利党）常常会犯的教条主义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将现代管理下大规模的工业化农业所具有的客观经济优势作为其出发点。而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只有经过长期的革命教育，才能使农民知晓大规模的组织具有何种经济上的增益（对农民来说！）。[116]同时，我们教条地忽视了农民意识发展的具体形式和具体的中介形式。列宁同志敏锐地反复提请我们注意这一点：“直到现在，农民对大农场还怀有成见。农民想：‘如果有了大农场，那我又要当雇工了。’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但农民一想到大农场就咬牙切齿，就想起地主压迫人民的情景。这种感情还存在，还没有消失。”[117]然而，如果这种“完全正确”的策略[118]被用在无产阶级那里，那就无异于向存在于广大工人群体中的工团主义倾向让步，就会鼓励其意识水平的下降，列宁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在方法论意义上，认识到这种差异意味着：认识到无产阶级之社会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相较于农民之社会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存在结构上的差别。而我们的理论要以一种具体且辩证的方式来处理不同阶级所具有的不同形式的意识，要秉持一种历史的辩证性，而不是采用一种形式化的社会学方法或形式化的心理学方法。

　　我希望，说了这么多，我已经解释清楚了我对“赋予”一词的使用。我不会赘述一些复杂的细节，也不会深入鲁达什尾巴主义的附属内容。他很清楚，我已经和我自己的过去完全决裂，不仅在社会关系上完全决裂，更在哲学思想上完全决裂。在我看来，我在加入共产党之前所写的著作在各个方面都是错误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在1918年后写的所有东西都是对的，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选择的文章也是对早先著作的批判）。鲁达什也十分清楚，我从来不相信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意识，他也明了我对马克思·阿德勒的批判[119]等。如果知道了种种这些，他依然坚持对我的敌对立场，那么这就只能是因为他在这场论战中真实的关注点之所在：他想通过尾巴主义来掩盖布尔什维克主义关于党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对我发起长篇大论的批评时几乎触及了一切可能触及的东西——除了那些《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真正关键性的论文（如《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一文）。

来源；节选自来自《尾巴主义与辩证法》中的《关于阶级意识的问题》一篇，转载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编辑：江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