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守为访谈录：对“陈寅恪遭受批斗”相关事件的口述与校勘

原编按

✦

✦

✦

✦

[1] 刘节（1901—1977），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等。1946年起任中山大学教授，1950至1954年间兼任历史系主任。

[2] 据中山大学1963年3月的档案资料，陈寅恪因意外摔倒，腿部骨折，经住院治疗后，于1963年1月23日出院，返校休养，为陈寅恪早日康复，中山大学党委聘请了两位护士照料其日常生活，并补助300元，同时学校还申请省委给予支持，购买为陈寅恪特批的营养品和进口药物。所需药物（进口）清单（略）。所需食品和费用如下：每月鸡4只、鸡蛋5斤、水果15斤、鱼10斤、蘑菇15斤、黄油1斤、护士3人、合计262元。另有进口商品两件：老人牌麦片1罐、可可粉1罐。

[3] 指中山大学造反派组织红旗公社。

[4] 据文革时期中大历史系“老五届”毕业生招国富回忆，中大“红旗”的人没有抄过陈寅恪的家，去抄家的人来自于延续工作组路线的中大“革造会”，属于当时的保守派，实际执行人为历史系的人事老师黄某某。

编者注：“革造会”全称为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原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山大学兵团，于1966年8月29日成立，远早于此年11月22日成立的中大红旗。据叶曙明记载：兵团（“革造会”）自8月底以来，押送了不少隐藏在中山大学的四类分子回乡受革命群众管制，并且到牛鬼蛇神家大灭四旧，大造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叶曙明《1966年中山大学文革纪事》）

原中大“红旗”头头武传斌也描述了中大“红旗”和“革造会”不同的成员结构：中大红旗就什么出身都可以参加，只要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结果团结了大多数。中大红旗3000多人，连老师在内。“八三一”200多人。整个中大也不过4600多人，除去一些逍遥派，我们占了绝大部分，“革造会”主要是一些学生干部，辅导员，保卫科和机要室的人。（《阿陀：武传斌访谈（摘选）》）

“八三一”也是中大的造反派组织。时为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的秘书迟泽厚曾在回忆里提到，“革造会”为表现自己的“革命性”，在1967年4月，爬上中山纪念堂的外檐，把孙中山题写的“天下为公”匾额用纸遮了起来。周恩来很快得知此事。当天午夜（18日凌晨）开座谈会时，周恩来第一句话便说:“我先要解决一个问题。”他严肃批评了“中大革造会”的行动，说他们犯了一个政治性的错误。（迟泽厚《难忘的五日夜》）

[5] 胡守为在他所撰写的回忆文章《旧事重提》中并未提及红卫兵旗派头头的名字。

胡老家中的电脑中有同名文件，其中相关的记述内容为：陈先生辛卯年（1951）感言。先生曾有诗句云“愿得时清目复明。”诉说其生平最感痛苦者两事，即国难逃避奔波和眼疾失明。辛卯寓广州六十二岁生日附诗则曰：“七岁流离目愈昏，当时微愿了无存。从今饱吃南州饭，稳和陶诗昼闭门。扶病披寻强不休，灯前对坐读书楼。余年若可长如此，何物人间更欲求。”乙酉居成都有句云“愿得时清目复朗”。（《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页80。）表明他对当时生活喜悦的感受。如表明真诚对党和政府使他享受如此生活环境，这不是痕迹吗？又有说：中共中南局陶铸确曾对陈先生很礼遇（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57年记陶铸任中南局书记时嘱有关方面给予照顾，但文革开始后，陈先生反而大受连累。他也许会对陶铸个人很感谢，但似乎不大可能多次感激毛主席和共产党。这里我不想作更多的说明，只补一点，传说陈师如何被红卫兵公开批斗就不少，文革时红卫兵揭批陶铸说陶优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陈先生等有之，文革后我曾问历史系红旗派的“头目”，有无将他拉出来批斗。回答是抄家有之，红卫兵进入其家见先生衰老体弱腿又骨折，躺在床上，不忍拉他出去斗。抄家之后便离去。1961年（可能不准确）郭沫若来中大拜访陈先生，临别，先生提了两件事：1、正在撰写《柳如是别传》。市上出售的稿纸，纸质差、格子太小不合用。2、《文苑英华》多年没有出版，望能出新版。郭老答应解决。郭老先找老朋友中大党委书记冯乃超。冯于是派任务给中大印刷厂，用道林纸按先生的要求格子大小印一批稿纸专供先生助手抄稿用。相信先生会感到当时国家对他的待遇，包括他当时写作，杜国庠经常在拜访陈寅恪时向他请教有关魏晋清谈与玄学的关系、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等问题……的态度，而非只是郭氏个人之间的关系。时值文革，出版部门一般不出版古籍，故《文苑英华》未重新出版。至文革后才由北京中华书局用极好的纸张重印出版，可惜先生已先此去世。未能看到。

[6] 1944-1946年期间，刘节在重庆中央大学成书《人性论》。

[7] 这里应该是胡守为对刘节观点的评述。

[8] 相关文章可参见洪光华的《陈寅恪没有被批斗吗》

编者注：洪一文主要是为了反驳胡守为、蔡鸿生、姜伯勤三人接受采访后成文的《真实的陈寅恪》，在洪文中，强调陈寅恪挨了批、刘节有代陈寅恪受了斗、陈寅恪最的后生死都毫无无尊严，以此否定了胡守为等人的看法，但在整篇行文中，除了一处引用《刘节日记》外，整篇多为引述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及陈家、刘家后人的回忆，其中洪对蒋文最为倚重，但蒋自1964年之后再无来过中大，根本无从亲历这段历史，但蒋自1964年之后再无来过中大，根本无从亲历这段历史，洪又如何能以蒋文来判定长期工作、生活在中大的胡守为等三人所言为不实之词呢？

洪在文中写道：有人认为《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文学创作不可信，其实，最早以文字记录下这段历史的并不是陆键东。蒋天枢1979年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在这里不难看出，洪是将蒋文的可信度建立在文章体例上的。洪文中还说到：看看亲历者，陈先生的三位女儿怎么叙述这段历史的……（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撰《也同欢乐也同愁》274页）。

陈流求自1950年代起就在重庆、成都工作了，并不在陈寅恪身边，其余二女在文革前也已独立成家，洪不加考察分辨，将其笼统称为亲历者，而又从自己的推测中笃定地认为身在中大的胡等人并不知情此事：胡守为是1959年组织派给陈先生做助手的，在文革中要么他也受到冲击，要么“靠边站”，已不可能再待在陈先生身边了……

足以显示出其对这段历史的了解程度和治史态度。

另外，在关于刘节一事上，洪文说到：在《真实的陈寅恪》中，胡教授也同意“刘节是那样表示过”，可话锋一转，胡说“但最终是否代替陈先生挨斗了，并没有依据”！这是他在怀疑刘先生的诚信吗？直至刘先生逝世（1977年），国家还处于未能拨乱反正的混沌之年，陈寅恪仍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说代斗光荣这样的话等于惹祸上身，而并非往脸上贴金的事。如果没有的事，刘先生为什么要这样说？

如果按洪文的观点，那又如何评价在1978年，胡守为便将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遗稿整理并刊发在《学术研究》上的举动呢？

[9] 蒋天枢（1903－1988），古代文学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27年考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师从陈寅恪、梁启超研习文史。

[10] 编者注：关于陈寅恪被批斗和刘节代陈受批斗的说法主要来源于以下材料：蒋天枢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81年出版），记录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陈寅恪遭遇了“迫害”：运动始后不久，黄萱被红卫兵赶走，不准再协助先生做工作。九月，又将公家所派护士三人赶走。自出资所请护士（原供轮班代替者）一人得留。以后缺乏人扶持，折磨亦日多。方风声紧急时，师母让保姆将阳台上外门关闭。旋即有多人从阳台上爬进来，无法拦阻，他们又去开了大门，大量人涌进楼上，挤满一屋子人。大字报贴到床头上、门上，连大门外、校园中、树上都挂满大字报。先生心脏病情况开始恶化。

《事略》又记载，在1967年：年底红卫兵要抬先生去大礼堂批斗，师母阻止，被推倒在地。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代表先生去挨。会上有人问刘有何感想？刘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感到很光荣！”

在《刘节日记》中，此事件是记录在1968年1月15日：上午斗陈寅恪、冯乃超，我去陪斗。

另吴宇定在《守望：陈寅恪往事》（2014年出版）对此事描述为：1968年1月14日，掌权的那一派红卫兵到陈家，勒令陈氏做好准备，翌日将用箩筐将其抬到大礼堂会场接受批斗。但是，红卫兵又怕在批斗场上陈氏身体吃不消，会被斗死在会场，从而给对立派留下攻击自己这一派的口实。所以，第二天上午，他们便改了主意，勒令陈氏在家听广播直播的大会批斗情况。陈小彭戴着一个大口罩到现场观察批斗实况。据陈小彭回忆，以及当时在台下看热闹的中大老人对笔者说，冯乃超和刘节都低头弯腰跪在台上，主要批斗他们如何包庇纵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散会后有人问陪斗的刘节有何感想？他虽然在1968年1月4日、12日、15日连续被批斗，但此时大义凛然、掷地有声地回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革命群众见其顽固不化，气焰嚣张，一拥而上，好一顿触及皮肉的拳打脚踢。下午他又被迫到东区学生宿舍搞卫生。

[11] 此文为谢泳的《陈寅恪诗抄本之谜》，于2012年7月1日发表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编者注：1964年蒋天枢来广州探访陈寅恪后，在陈生前，蒋再无来过中山大学，故蒋所知文革时陈寅恪书稿散失情况，实为从经人转述而知，这也正是为何蒋给习仲勋的信中未提有陈之诗稿遗失，而给周扬的信中又提及此事的原因，据“鼓励”蒋天枢上书言诗稿遗散的王元化回忆道：他说，陈先生的遗稿，除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外，还有诗作也放在了历史系，但没有凭据，不知可不可以写。我说：“你不要有顾虑，只管写好了。”

蒋遂在给周扬的信中写道：在两位老人逝世半年之后，“四人帮”党羽所谓“专案组”者，借口“审查特务案件”，把家中所保存的新旧著作稿件，从陈先生小女儿陈美延手中，以威胁劫持方式全部拿走。后来又辗转被历史系取去。中经家属多次索讨，迄不发还。陈师仅有三个女儿，大女儿陈流求，成都人民医院内科医生。二女儿陈小彭、小女儿陈美延，分别在中山大学生物、化学系工作。直到七八年，大女儿陈流求向广东省政府申诉，中大历史系才于当年四月间将稿件发还家属。但诗集三册和其他零碎稿件尚未发还。（见徐庆全《追寻陈寅恪遗稿的故事》）

而陈寅恪女儿陈美延则回忆为，因为中大化学系“革命群众”的“威逼”，故：在“文革”中，是我把父亲的文稿被迫交出去的。父亲被批斗后，我们全家都跟着挨批。我二姐陈小彭受审查，二姐夫也遭殃。二姐夫只好按他们的口径说，我父亲是“特务”。在审查二姐时，他们知道我父亲留有文稿，就要看文稿，想从中找到我父亲是“特务”的证据，二姐就被押回来取稿子。可是，钥匙在我这里，他们就又找我。当时我想，从父亲的文稿中不会找到父亲是特务的证据的，也可以洗清我姐姐和姐夫。我就把文稿借给他们。为了有凭据，我让他们列个目录留下，其中就有《柳如是别传》和父亲的诗稿。（见徐庆全《追寻陈寅恪遗稿的故事》）

虽然陈美延未有说明此次交出文稿的时间，但必然不会为陈寅恪去世半年之后的事（即1970年年中），1968年7月，军宣队进入中大，随后自本年9、10月起，中山大学的师生便开始上山下乡，整个校园因师生前赴干校和学校停止招生的原因，并无“革命群众”的“喧闹”，自然更难有“威逼”了。

将“革命群众”视为洪水猛兽的陈键东也在书中如此记叙了1968年后的中大：在这最后的时刻，甚少有人知道陈寅恪的真实生存状态。校园大部分人（包括陈寅恪两个女儿）都去了“五七干校”，只有革委会与“工宣队”等权力机构偶尔派人上门察看一番。

并且他在《陈寅恪最后20年》中还提及：陈寅恪虽有两个女儿同在中山大学工作，但二女儿早在六十年代前期就搬出娘家另住教工宿舍。三女儿也在1966年结婚迁出另筑小家庭。革命的风暴也给这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带来很大的伤害。陈家女儿们除了要参加运动，平时还不敢随意回娘家探望父母，免招来批判。在斗争陈寅恪时，据说陈寅恪的亲属中也有人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陈寅悟是大特务，陈家女儿也是特务”。亲属中还有人贴大字报云“要坚决划清界线”。

这番概括倒无疑印证了胡守为在此的说法，并且这几段关于“特务”“划清界限”“交书稿”的记述，也说明了胡守为和陈美延说的是一件事，即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即8月到10月的“破四旧”时期（最晚也不会超过1967年年初），陈美延将父亲的书稿交给了化学系，为划清界限。

蒋天枢并非亲历者，虽然在给周扬的书信里言之凿凿为这部分书稿是在1970年被抄走的，但参照上述人员的记述，这一1970年从陈美延处“胁迫”走书稿的说法实为附会。另外，洪光华在《陈寅恪没有被批斗吗》中，认为：可是《真实的陈寅恪》中那位中山大学的胡守为教授却很肯定地说“陈先生没有被斗过。”身为党员的青年教师胡守为是1959年组织派给陈先生做助手的，在文革中要么他也受到冲击，要么“靠边站”，已不可能再待在陈先生身边了。那么他是凭什么那么斩钉截铁地证明陈先生没有被斗过？看看亲历者，陈先生的三位女儿怎么叙述这段历史的。

如果说文革中被冲击的胡守为是一定靠边站的，遂并非亲历者，那陈寅恪的三个女儿中，大女儿陈流求自1950年代起就远在重庆、成都工作，又如何成为亲历者？剩下两个女儿不仅在1966年文革前便独自成家，还在文革开始之初就有与之划清界限之行为，又如何笃定为亲历者？

在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里，记载了1963年陈寅恪侄女来探望的片段：时腿已折伤，人也瘦得很，见时心里很难过。幸六婶康健，并有护士帮助照顾。

其中并无二位女儿在身边照顾的记录。在将文革控诉为对陈寅恪“迫害”的文章里，也是说取消了陈寅恪身边的护工，赶走黄萱等，并未有提及从陈寅恪身边驱离所谓作为亲历者的三个女儿的故事。既然如此，又如何笃定作为助手的胡守为一定比陈家三女儿更非亲历者呢？如果陈寅恪的女儿是否作为陈寅恪遭遇的亲历者是值得商榷的，那远在复旦大学通过书信得知消息的蒋天枢，其言论也自然是应该被审慎对待的。

蒋维崧记述了1967届年中大文学系毕业生林亚杰对胡守为的评价：林亚杰说，老胡出身不好，虽然五十年代就入了党，但在有些人眼里，始终是个“异类”。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气氛是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以“四清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林亚杰那些在读的大学生都集体停课下乡搞“四清”。胡守为常常是特立独行，被孤立。当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风声越来越紧，胡守为更是谨小慎微，夹起尾巴做人，自觉改造。所以林亚杰认为，指责胡守为没有尽到保护陈寅恪的责任，尚有几分合乎事实。胡那时是系里排位靠后的副主任，陈寅恪名声太响，他绝不敢螳臂当车，去保护陈寅恪。所以指出这个事实或许不谬，但分析原因则不能不说明这是时代的悲剧。林亚杰说，你认识老胡也不是一两天了，从青岛到西樵山，如果说他谨慎有余而魄力不足则不假，说他构陷入罪，落井下石是完全不可能的。林亚杰一席话听得我频频点头，表示赞同。（见蒋维崧《我认识的胡守为先生》）

所以尽管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暗示胡守为私吞了陈寅恪的书稿：王来信说当时放在历史系橱柜中。此文当日主系事者愿能知其下落。其二，一九七八年历史系发还稿件时，独师母手写诗稿三册，未予发还。陈小彭曾向胡君索讨多次，未得。但并未被诸学者相信。

蒋维崧在《我认识的胡守为先生》中，便记述了当时学界（1980年代）并不认为胡守为私吞了陈寅恪的诗稿：1988年的5月26日-28日，中山大学举办了纪念陈寅恪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季羡林、周一良、邓广铭、杨志玖、韩国磐等陈门弟子与私淑弟子一百多人参加了会议，提交了纪念论文……元史学者杨讷更是勇敢地说：“xxx老是盯住人家不放没道理。”既然没有充分的证据，应该“疑罪从无”。杨讷的主张被多数人接受了……听林亚杰告诉我，胡守为代表学校致闭幕词，如果得到代表们的信任，中大愿意再次承担下届陈寅恪会议举办方的责任。胡守为的话收获了一片掌声，公道自在人心，他似有如释重负之感。

[12] 陈小彭，1931年出生于北京，是陈寅恪的次女。1953年毕业于华南农学院园艺系，原广州岭南大学园艺系，并在毕业后被分配到海南工作，后调到了中山大学生物系任教。1980年移居香港，2023年去世。陈寅恪学化学的女儿应为陈美延。胡守为年事已高，这里应是将陈家女儿的名字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