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

文/A.J.霍恩

译/赵丁琪

 

来源：Simplifying Socialism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悖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始于一个真切的洞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支配关系并非仅存在于经济层面，它同时是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并且深刻内嵌于个体感知与阐释世界的方式之中。这种支配不仅依靠强制力运行，更通过对意识本身的塑造发挥作用。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继承并深化了马克思开创的理论事业，拒绝将社会生活粗暴地简化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

然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矛盾开始显现。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拓展支配关系范畴的同时，也收窄了社会变革的理论视野。它对意识形态的阐释越是趋于总体化，打破这种支配的可能性就越是难以被理论化。这一理论最初旨在解释支配何以持续，最终却逐渐演变为一套论证支配何以无法被超越的话语。

这一倾向往往并未被直白道出，而是作为一种理论趋势，弥散在风格迥异的诸位思想家的论述之中。在西奥多・阿多诺的理论中，支配全面渗透社会生活，以至于否定本身都变得摇摆、脆弱，近乎虚幻。在路易・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不只是一套观念，更是建构主体的深层结构，几乎没有为阐释何以产生能够冲破这一结构的主体留下理论空间。

其结果是一种奇特的理论倒置：一个以解放理论自居的思想传统，却越来越无力解释解放得以可能的现实条件。它对支配的分析极尽精密，对推翻支配的路径却只能给出极为单薄的论述。

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非在于其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存在谬误，而在于它将这一分析推向极致后，构建出了一套让变革能力在理论上变得不可理解的社会图景。一种无法解释支配如何被打破的马克思主义，不再承担革命理论的功能，反而沦为论证革命不可能性的理论。

 

从历史挫败到普遍化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一系列革命失败的历史背景之下。一战后席卷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的革命浪潮未能夺取政权，俄国革命陷入孤立，这进一步强化了一种认知：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远比此前设想的更为复杂。

正是在这一语境下，理论转向发生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将革命视为植根于物质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具体历史可能性，即便承认革命进程具有不平衡性与长期性，也依然将其理解为现实社会力量的产物。在列宁等思想家那里，理论重心落在组织、策略与政治干预对历史走向的能动塑造上；在卢卡奇那里，阶级意识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斗争的现实经验中形成的。

然而，革命挫败之后，问题被重新表述：如果革命未能在预期的地方发生，那么原因不仅在于物质条件，更在于意识结构本身。无产阶级为何没有行动？为何选择默许，或至少未能进行决定性的反抗？理论焦点随之从斗争动力转向社会再生产机制。

这一转向起初具有积极意义。它让马克思主义者得以更深入地研究意识形态、文化，以及支配关系如何在直接生产领域之外获得稳固。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霸权概念，正是为了把握这种复杂性：统治阶级的权力不仅依靠强制，更依靠对社会认同的主动建构。

但随着理论发展，问题逐渐变质。一套最初用于解释特定历史失败的分析，逐渐固化为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普遍性阐释。曾经让革命变得艰难的历史条件，被解读为让革命无限推迟乃至彻底不可能的结构性条件。对“革命为何没有发生” 的分析，在潜移默化中转变为 “革命为何不可能发生” 的论证。

就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情境性的问题被普遍化，挫败的偶然性被重述为必然性。而随着这一转变，曾经驱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革命变革何以可能——也逐渐淡出理论视野。

 

主体能动性的封闭

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转向始于对革命失败的解释，那么它最终发展出了更为深远的后果：重构了行动得以可能的根本条件。

支配不再主要被理解为植根于物质条件的阶级关系，而是成为渗透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总体化结构。个体不仅在行动上受到束缚，就连认知、反抗支配的能力本身，也被支配关系所塑造。

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中，工具理性、大众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商品化共同构建了一个依靠内部意识实现自我再生产的世界。主体并非站在支配之外与之对峙，而是在支配内部被建构、被塑造，甚至在关键层面依附于支配。

这一洞见具备极强的解释力。它解释了无持续强制下支配关系的延续性，也解释了为何剥削体系即便在公开反抗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实现自我再生产。它还揭示出，权力不仅通过压制发挥作用，更通过塑造能够在现有秩序中适应、理解并正常运转的主体来运行。

但理论的转向也由此开始。支配越是被描述为无所不在，否定与反抗的空间就越是收缩。如果主体完全诞生于它所要反抗的结构之中，那么能够发起反抗的主体何以可能，就愈发难以被理论阐释。批判依然存在，甚至愈发精致，但从批判走向变革的路径却变得模糊不清。

这是理论内部的结构性缺陷。一套将支配锚定在主体建构层面的框架，必须同时解释主体何以能够超越或冲破这一建构。然而在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一环节始终是薄弱的。理论重心完全落在社会再生产之上——意识形态如何延续、意识如何被塑造、社会关系如何自我稳定，却缺少对这些过程何以被中断的相应阐释。

最终形成了理论上的不对称。支配机制被细致剖析，变革机制却悬而未决。否定至多被呈现为脆弱的例外事件，难以定位，更难以普遍化。

由此，将支配拓展为总体化结构的理论努力，产生了一个非预期后果。它改变了主体能动性在理论中的地位。行动能力不再是分析的核心对象，而沦为一个被承认却未被解决的剩余问题。一套最初旨在解释支配何以延续的理论，一步步走向了无法充分阐释支配何以被超越的立场。

 

无统治者的支配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支配并非抽象状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植根于生产组织方式，体现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密不可分，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其权力的基础；在列宁那里，这一关系被赋予明确的策略内涵：阶级统治依靠制度维系，因此可以被对抗、瓦解并最终推翻。

即便这一框架被拓展，其阶级核心也未曾动摇。葛兰西将支配从单纯的强制拓展为通过市民社会建构认同的霸权，但统治阶级依然清晰可见：它不仅依靠暴力，更通过领导、引导与塑造社会规范与价值实现统治。

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这种清晰性开始消解。随着支配越来越被概念化为自我再生产的系统性存在，它与具体行动者的关联不断弱化。支配呈现为无中心的结构、无主体的过程，权力无处不在，其具体落点却难以界定。统治阶级虽未被否认，却逐渐退居为分析背景，取而代之的是对系统、话语与再生产机制的关注。

这一理论转向并非毫无依据。它反映了一种试图把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复杂性的努力——在现代社会中，支配关系是通过密集的制度与实践网络来中介运作的。该转向认识到，权力不仅施展于生产领域，也不仅依靠直接强制，而是内嵌于文化、法律、教育与日常生活之中。

但在拓展分析视野的同时，一些关键性内容也丢失了。当支配被描述为无处不在时，它反而可能变得无处可寻；当支配主要被理解为系统时，谁从中获益、谁主动维系这一系统的问题便不再居于核心地位。曾经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的阶级对立，被更为弥散的社会再生产论述所取代。

这一替代的后果不仅是理论层面的，更是战略层面的。

如果支配无法被定位，便无法与之直接对抗；如果权力没有明确的承载者，斗争便失去清晰目标。剩下的只有对“系统” 的泛化反抗，而这一对象过于宏大，难以展开具体干预。批判可以揭示其特征、追溯其影响、暴露其矛盾，却难以指明有效反抗的具体节点。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否定阶级概念。确切地说，阶级不再充当分析的核心组织原则。它沦为诸多分析要素中的一个，而非赋予整个理论体系统一性的结构性关系。

就这样，这种试图对支配进行更全面阐释的理论走向，带来了第二种理论封闭性。不仅主体能动性变得模糊不定，连这种能动性所要指向的斗争对象也被遮蔽了。这套理论可以描绘一个被支配结构所塑造的世界，却越来越难以识别维系这种支配的具体力量，进而也越来越无法指明如何才能终结这种支配。

 

无意识生成的意识论

如果说前述理论发展让主体能动性变得不确定、斗争对象变得弥散，那么二者的汇合则造成了更为根本的理论缺失：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如何被塑造的分析日趋精密，对意识如何实现变革的阐释却极为有限。

其核心关切十分明确：如果支配不仅依靠强制，更依靠对感知与阐释的结构化塑造，那么一套完备的理论就必须解释个体何以将现存秩序视为自然、必然与不可避免。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将意识形态批判推向了远超早期理论的深度。意识不再被视为物质条件的被动反映，而是调解、再生产与稳定物质条件的主动场域。

这一转向带来了重要理论成果，它更精准地解释了认同如何被建构、矛盾如何被遮蔽、主体何以参与再生产支配自身的社会关系。它清晰表明，支配无法被简化为外部约束，而必须被理解为通过思想内部结构运行的存在。

但这一分析始终偏向社会再生产，它解释了意识如何在现有条件下被塑造，却未解释意识何以能够超越这些条件。主体主要呈现为结构的产物，由先于并塑造其活动的意识形态过程所建构。而这样的主体何以能够认知、对抗并最终冲破这些过程，始终悬而未决。

早期马克思主义并未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但研究路径截然不同。在卢卡奇那里，阶级意识既非直接自发，也非必然存在，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中、在集体斗争的调解下生成的。意识并非单纯被生产，而是被形成的，这一形成过程与实践不可分割。

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这一环节逐渐消退。理论重心落在主体如何被结构定位，而非主体如何穿行并反抗结构之上。意识有可能在斗争参与中获得发展，有可能在改变外部条件的同时改变主体自身能力，这一可能性始终未被充分展开。

这就造成了第二种与前者相类似的理论不对称性。就像支配机制被详尽阐释、而其推翻路径却始终模糊不清一样，意识在被规训的形态下被充分分析，其实现变革的过程却几乎未被解释。理论能够阐释意识形态的捕获机制，却无法阐释意识形态的断裂可能。

其后果并非仅仅是理论上的不完备。它从根本上重塑了政治可能性的视野。

如果意识主要被视为结构的产物，那么一种能够否定这一结构的意识形式的出现，就显得愈发不可能。即便变革偶尔被提及，也只是呈现为一种例外状态——难以在理论上立足，更难以被普遍化。

理论所缺失的，并非对意识形态的认知，而是对这种认知如何转化为现实行动力的阐释。它没能回答的，不只是个体如何看清世界，更是个体如何以能够变革深层社会关系的方式展开行动。

缺少这一环，批判就始终处于悬置状态。它可以越来越清晰地揭示支配得以存在的条件，却无法解释这些条件如何被最终终结。

 

作为建构过程的实践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主体能动性、支配机制与意识问题三个层面暴露出的局限，最终汇聚于同一个理论缺失。它所欠缺的，既非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也非对意识形态的洞察，而是一套关于行动能力如何在结构与意识形态之中、并反抗二者而得以生成的理论。

这一缺失并非直观可见，部分原因在于“实践” 一词从未退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它依然是核心概念，被用以指代行动、斗争与世界改造，但其实质内涵却不断被弱化——要么被预设却未被阐释，要么其可能性条件始终悬而未决。

如果支配关系是通过塑造意识结构来运作的，那么实践就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既成主体的外在表达。它必须被把握为一个参与主体自身建构的过程。人们感知、阐释并作用于社会现实的能力，并非与生俱来、一蹴而就；它是在历史中生成的，是通过介入那些它力图去改造的现实条件而形成的。

这就要求理论重心的转移。不应再把意识主要看作结构的被动产物，而必须将其理解为：在结构与实践活动的动态关系中不断发展的东西。意识形态会塑造人的感知，但无法穷尽感知的全部可能。社会矛盾在被人们充分理解之前，就已经被切身感受到了。而正是通过这种被中介的、不平衡的、集体性的切身经验，新的理解形式才开始逐步形成。

在此意义上，实践不能被简化为单纯的行动，它本身是一个建构性过程。个体参与斗争，并非只是追求既定利益，更是在能力上实现自我转变：他们得以认知此前模糊的社会关系，重新阐释曾经看似固定的现实条件，以超越既有视野的方式展开行动。

这一过程既非自动发生，也非必然实现，它不平衡地展开，受组织方式、历史条件与斗争形态本身塑造。但缺少这一过程，从批判走向变革的路径便始终无法被理论理解。

西方马克思主义未能充分展开的，正是这一运动过程：被支配结构所建构的主体，何以获得反抗这一结构的能力。它将分析重心集中于社会再生产，从而遮蔽了再生产并非从外部被中断，而是在社会生活自身的矛盾内部被打破的机制。

在这一层面重新引入实践概念，并非否定支配的深刻性，也非主张简单的唯意志论，而是坚持变革能力本身必须被理论阐释。它不应被预设为一种例外，而应被理解为在确定历史过程中生成的现实存在。缺少这一阐释，马克思主义可能沦为一套关于“局限” 的理论；拥有这一阐释，它才能重新恢复作为变革理论的本质——不仅变革结构，更变革能够实现结构变革的主体。

 

重思革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革命并未消失，但其地位发生了偏移。它不再被视为植根于社会矛盾发展与集体斗争的确定性历史过程，而是退化为抽象概念：被当作一种理论视域、一种可能性或一种否定性，却极少被阐释为可被理解的具体历史变革。

在一端，革命表现为无出路的批判：现存秩序被施以愈发严苛的分析，矛盾被彻底揭露，再生产机制被充分暴露，但从分析走向变革的路径依然模糊。革命不再是需要被理解的过程，而更像是思想趋近却无法跨越的边界。

在另一端，当这一理论缺失被强烈感知时，便出现了直接诉诸行动的倾向——这种行动脱离了使其具备有效性的现实条件，问题被倒置却未被解决：不再是只阐释支配而无法解释变革，而是空有变革姿态，却缺少对行动能力何以生成的相应阐释。

两种理论立场存在共同局限：二者都将革命与催生革命的现实历史进程相互割裂。想要突破这一理论困境，就必须重新界定革命的内涵。

革命既不能被简单视作单一的突发性事件，不能看作是在固化的支配秩序中凭空完成、骤然降临的断裂；也不能被矮化为碎片化行动的单纯叠加，仿佛仅凭零散的实践活动，就足以瓦解深度固化的结构性权力。以上两种视角，都割裂了客观历史条件与主体行动能力的内在关联：前者过度夸大客观条件的决定性，彻底否定主体行动的可能性；后者片面高扬主观行动，却无法解释实践何以适配具体的现实处境。

因此我们需要全新的分析范式，将革命理解为一种动态进程，而彻底颠覆旧秩序的突破能力，正是在这一进程中逐步生成。

这要求我们完成分析范式的根本转向：不再抽象争论革命是否具备可能性，转而聚焦核心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变革的各类要素如何萌生、演化与生长。这一视角促使我们关注：社会矛盾以何种形式被切身感知、被抗争挑战、被重新阐释；同时重视集体斗争的关键作用，正是集体斗争塑造出特定的意识形态，让潜藏的社会矛盾得以被清晰认知。

就此而言，革命并非必然发生，也绝非绝无可能。它具有历史偶然性，却绝非无序的偶然事件：既受物质现实条件的结构性制约，又依托条件内部不断展开的社会实践进程。革命既不单纯是制度危机的被动产物，也绝非纯粹主观意志的凭空创造，而是结构性危机与主体能动性动态交织、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

这一理论认知，重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常常割裂的历史连续性。它将社会批判与现实变革统一于同一个历史进程之中，重新建立二者的内在联结：这一进程，正是反抗并扬弃现存支配关系所需的主体能力与现实力量的历史生成过程。

强调这一理论视角，并非妄图一劳永逸地消解革命问题的全部复杂性，而是拒绝回避、悬置革命议题。我们不应将革命视作遥不可及的抽象远景，或是无法被理性解释的偶然断裂，而应将其本身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唯有完整把握革命的生成逻辑与发展过程，革命的现实落地才具备现实基础。

唯有立足这一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才能保持理论体系的内在完整性：它不仅能够解释现存社会的运行逻辑，更能科学阐释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现实力量与历史路径。

 

 

 

来源：读书札记与学术译介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