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回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摘录]-第一编

 

文/列宁

 

【编者按】

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回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一书彻底批判了民粹派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揭露了民粹派冒充“人民之友”，其实是人民之敌的真面目，阐明了工人阶级是社会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的原理，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主要手段的光辉思想，并规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任务。

这本书写于1894年(第一编在4月脱稿，第二、三两编在夏季脱稿)。

列宁早在1892-1893年住在萨马拉的时候，就开始写这本书。他在萨马拉马克思主义者小组中宣读过一批论文，激烈地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瓦·沃·(沃龙佐夫)、米海洛夫斯基、尤沙柯夫和克利文柯等。这些论文是《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的准备材料。

列宁的这本书是分编出版的。第一编于1894年6月在彼得堡用胶印版刊印。1894年7月，第一编又用胶印版印过第二版；同年8月和9月，阿·阿·甘申先后在哥尔克（弗拉基米尔省）和莫斯科把第一编和第二编刊印约一百份；同年9月，安·亚·瓦涅也夫在彼得堡用胶印版把第一编刊印五十份(这已是第四版)，同时还把第三编刊印约五十份。1894年切尔尼果夫省波尔兹纳县有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小组曾用胶印版刊印过《什么是“人民之友”》。这本书的第二编至今没有找到。

《什么是“人民之友”》在俄国国内外广泛流传，劳动解放社以及其 他在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都很熟悉这部著作。

这本书的第一编和第三编胶印本是1923年初在柏林社会民主党档案中发现的，差不多与此同时又在列宁格勒国立谢德林图书馆里发现。

1936年又发现了1894年出版的《什么是“人民之友”》的新的胶印本。这份胶印本中包含有列宁显然在国外准备刊印此书时亲笔加进的许多文字上的修改。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1894年4月

 

第一编

《俄国财富》[俄国财富》( <Pycexoe Bozam em60》) 是1876年在彼得堡创办的月刊，1918年中停刊，从九十年代初期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机关刊物，由克利文柯和米海洛夫斯基编辑。该杂志主张和沙皇政府妥协， 鼓吹放弃反对沙皇政府的任何革命斗争，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1906年起该杂志成为“人民社会党”这一半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编者注]开始了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战役。该杂志的魁首之一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在去年第十期上就宣布要进行一场反对“我国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论战”。随后出现了谢·克利文柯先生的《论文化孤士》一文(第12期)和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艺和生活》一文(《俄国财富》1894年第1期和第2期)。至于该杂志本身对我国经济现实的看法，谢·尤沙柯夫先生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文中(第11期和第12期) 已做了最充分的叙述。这些先生总是妄图在自己杂志上表达真正“人民之友”的思想和策略，其实他们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死敌。现在我们就来把这些“人民之友”、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把他们的思想、把他们的策略仔细考察一下。

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最注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因而专门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做了分析。在把许许多多阐明这个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内容做了一个大体介绍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下面一大段话开始了自己的批评。

他说：“首先自然要发生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在《资本论》中，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把逻辑力量与渊博学识、与对全部经济学文献和有关事实的精细研究结合起来的范例。他把那些早被遗忘或现在谁也不知道的经济学理论家搬出来，他对工厂视察员在各种报告中或专家在各种专门委员会上所陈述的那些极琐碎的情节也没有忽视；总之，他翻阅了大量的实际材料，一方面为了论证，一方面为了说明他的经济理论。如果他真的创造了‘崭新的’历史过程观，根据新观点说明了人类的全部过去，并总结了迄今有过的一切哲学历史理论，那他当然会同样细心地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当然会真正重新审查并批判地分析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当然会研究全世界历史中的大量事实。象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通常所做的那样把马克思和达尔文比较一下，就会更加确信这一意见。达尔文的全部著作是什么呢？这就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马克思的与此相称的著作究竟在哪里呢？这样的著作是没有的。不仅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而且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也没有这样的著作，虽然这种文献数量很大，传播很广。”

这一大段话极清楚地证明公众对《资本论》和马克思是懂得多么少呵。他们被马克思著作中的大量证据所压倒，不得不奉承他，称赞他，同时却完全忽略学说的基本内容，若无其事地继续弹着“主观社会学”的老调。说到这里，不能不想起考茨基在其论马克思经济学说一书前面所选载的一段很正确的题词：

Wer wird nicht einen Klopstock loben?

Doch wird ihn jeder lesen？Nein.

Wir wollen weniger erhoben

Und fleissiger gelesen sein![谁不赞美克洛普什托克呢？但是，每个人都会去阅读他的著作吗？不会的。我们希望人们少恭维我们，而多用心阅读我们的著作吧！(莱辛)——编者注]

正是如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应当少称赞马克思，多用心阅读他的著作，或者更好是多认真思索自己所读的东西。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把逻辑力量与渊博学识结合起来的范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句话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把光辉词句与空洞内容结合起来的范例。这个评语是完全公正的。马克思的这种逻辑力量究竟表现在哪里呢？它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读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上述那一大段话时，会以为这全部力量不过是用于最狭义的“经济理论”而已。同时为了更加强调马克思表现其逻辑力量的范围的狭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着重指出“极琐碎的情节”、“精细研究”、“谁也不知道的理论家”等等。这样看来，似乎马克思对于这些理论的创造方法并没有加进任何值得指出的真正的新东西，似乎他把经济学保留在过去经济学家所原有的范围内而没有将它扩大，没有对这门科学本身提出“崭新的”见解。然而凡是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谎言。说到这里，不能不想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十六年前与一个鄙陋的资产阶级老爷尤·茹柯夫斯基进行论战时对马克思的评论[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载于《祖国纪事》1877年10月第10期。——编者注]。也许当时的时候不同，也许当时的感觉较为新鲜，不管怎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当时的那篇文章在笔调或内容方面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原文是 Das  oekonomische Bewegungsgesetz  即经济运动规律>[本选集引文中尖括号<>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编者注]’，——马克思曾这样谈到他的《资本论》并严格遵行了他的纲领”，——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这样评论的。我们来更仔细地考察一下批评家所认为严格遵行了的纲领吧。这个纲领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

这句话本身就使我们碰到几个需要加以解释的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而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其次，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时常听见经济学家说：只有财富的生产才受经济规律支配，而分配则以政治为转移，以政权和知识界等等对社会的影响如何为转移——而这也就是《俄国财富》那些政论家和经济学家所喜爱的思想之一。马克思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谈到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并把这个规律叫做 Naturgesetz (自然规律)呢？许许多多本国社会学家写了大堆著作，说什么社会现象迥然不同于自然历史现象，因此，研究前者必须采用十分特别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这一点如何理解呢?

所有这些疑难都是自然和必然发生的，当然，只有不学无术之徒才会在谈到《资本论》时忽略这些疑难。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且先从《资本论》同一序言中再引一段话来，这段话只比上述引文稍后几行。

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 208页)。——编者注]

只要把我们从序言里引来的这两段话简单地对照一下，就可看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正在于此，而这个思想，象我们所听见的那样，是以稀有的逻辑力量严格遵行了的。说到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两件事实。马克思只说到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换句话说，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得指出马克思用以得出其结论的方法，这种方法，象我们刚才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听见的那样，就是“精细研究有关事实”。

现在我们来分析我们的主观哲学家企图非常巧妙地避而不谈的《资本论》的这一基本思想。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怎样才可以而且必须把这种形态的发展认为是自然历史过程呢？——这就是现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已经指出，从旧的（对俄国说来不是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看来，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们谈论的是一般社会，他们同斯宾塞派争论的是一般社会是什么、一般社会的目的和实质是什么等等。在这种议论中，这些主观社会学家所凭借的是这类的论据：社会的目的是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利益，因此，正义就要求有某一种组织，凡不合乎这种理想（“社会学应从某种空想开始”，——主观方法的首创者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句话最好不过地道破了他们的方法的实质）组织的制度都是不正常的，应该取消的。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类天性的某些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你们看见这位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只是能够满足人类天性的社会，而完全不是什么社会形态，何况这些社会形态还可能是以少数奴役多数这种不合 “人类天性”的现象为基础的。你们同样看见，在这位社会学家看来，谈不到把社会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学家既然认为某种东西合心愿或不合心愿，就应当找到实现这合心愿的东西或取消那不合心愿的东西的条件”，即“实现某种某种理想的条件”，——也是这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的。）不仅如此，甚至谈不到什么发展，而只能谈到由于……由于人们不聪明、不善于真正懂得人类天性的要求、不善于找到实现这种合理制度的条件而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离开“心愿”的偏向和“缺陷”。显而易见，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基本思想，是在根本上摧毁这种妄想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道德的。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马克思自己曾把他对这个问题的推论经过描写如下：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可以阅读&lt;黑格尔法哲学批判&gt;导言 | 精选好文——编者注]。这项工作使我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如政治形式一样，是不能单单从法律根据和政治根据中引伸出来和得到解释的；更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中得到解释和引伸出来，它们仅仅根源于物质的、生活的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的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法作家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物质生产中不得不彼此发生一定的关系，即生产关系。这种关系总是同当时他们的经济力量所具有的那个生产能力发展阶段相适合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所以，是生产制度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纯粹精神生活的过程。它们的存在不仅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相反地，人的意识本身则是依赖于它们的存在。但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人们彼此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因此，它们也就开始同作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财产制度发生矛盾。于是，生产关系便不再同生产能力相适应，而开始束缚它了。社会变革的时代就由此产生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竖立在它上面的全部庞大上层建筑也多多少少或慢或快地发生变更。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严格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指明的变革，一种是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等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方面所发生的变动，关于冲突的想法便通过这些形式而深入人的意识，并且由于冲突而通过这些形式喑中进行斗争了。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本身的自我意识为根据。相反，这种自我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生产条件和生产能力条件之间的冲突中去解释……我们概括地加以研究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制度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史上演进的几个时代。”[本选集中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均按列宁的俄译文译出，其中个别地方与原文稍有出入。——编者注]

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在此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径直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留下来；结果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但这个充分表现于《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Conlrat social>) 是让·雅克·卢梭的主要著作之一 (1762年出版)，该书的中心思想是认为任何社会制度都应该是人们之间自由协商的结果。“社会契约”的理论虽然基本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理 论，但它是在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提出的，终究起过革命的作用。这个理论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号召消灭封建等级特权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编者注]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痕迹在一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中的结论是和一切历史观察完全矛盾的。社会成员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做一个由某种原则所贯穿的一定的完整的东西，——这是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的事；恰恰相反，大众是不自觉地适应于这些关系的，而且根本不了解这些关系是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例如人们千百年来生活于其中的交换关系，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了解释。唯物主义继续深入分析，发现了人的这些社会思想本身的起源，也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因此，只有关于思想的进程取决于事物的进程的唯物主义结论，才是唯一可与科学的心理学相容的结论。其次，从另一方面说，这个假设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水平。在此以前，社会学家总是难于分清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的主要现象和次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的根源），不能找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使我们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一般科学的重复律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当他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这里当然始终说的是社会关系的意识，而不是其他什么关系的意识。——编者注]而形成的关系）时，始终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杜会形态。只有这种概括才使我们有可能从记载社会现象（和从理想的观点来估计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譬如说，划分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东西，研究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东西。

最后，第三、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例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进化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社会思想和人的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四十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什么因素来说明问题，但他使我们有可能看出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在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并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

《资本论》的骨胳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胳为满足，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胳有血有肉。《资本论》所以大受欢迎，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一著作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明出来，将它的生活习惯，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具体社会表现，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都和盘托出。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相比较是完全正确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谁读《资本论》而不能看出这些概括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马克思了，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甚至在序言中就已指出这些思想。而且这种比较不仅从外表方面（不知为什么这一方面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感兴趣）看是正确的，就是从内容方面看也是正确的。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 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现在，自从《资木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 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没有另一种想科学地说明某种社会 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习惯）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在没有另一种想象唯物主义一样把“有关事实”排列得秩序井然、把某种社会形态生动地描绘出来并给以极科学的解释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唯物主义并不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

现在还有人读了《资本论》而在那里找不到唯物主义，这岂不是再可笑不过的奇闻么！唯物主义在哪里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带着实在莫名其妙的神情问道。

他读了《共产党宣言》[可以阅读共产党宣言 | 精选好文——编者注]竟看不出那里对现代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看不出那里甚至对种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批评也是在某种某种生产关系中寻找并找到这些理论的根源的。

他读了《哲学的贫困》[可以阅读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节选）| 精选好文——编者注]竟看不出那里对蒲鲁东社会学的剖解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看不出那里对蒲鲁东所提出的各种各样历史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批评是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的，看不出这本书的作者本人关于应在哪里寻找材料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切指示都是援引生产关系的。

他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那里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种（而且是最复杂的一种）社会形态的模范，是大家公认的无与伦比的模范。于是他坐下来拼命思索这个深奥的问题：“马克思究 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

凡熟悉马克思的人都会反问他：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没有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大概只有当某个卡列也夫在某本玄奥的历史作品的“经济唯物主义”一章中逐条指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著作的时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会知道这些著作吧。

最可笑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责备马克思，说他没有“重新审查<原文如此！>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这简直可笑极了。试问这些理论十分之九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都是一些关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等纯粹先验论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我有意举出这些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心意相投的例子）。而且这些理论就其存在来说已是无用的，就其基本方法、就其彻头彻尾的暗淡无光的形而上学来说也是无用的。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问题开始，就等于从末尾开始。当你还没有专门研究过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甚至未能确定这个概念，甚至未能去认真研究事实和客观地分析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时候，你怎能得出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概念呢？这就是任何科学所由以开始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最明显的标志：还不善于着手研究事实时，总是先验地臆造一些毫无结果的一般理论。形而上学的化学家还不善于实际研究化学过程时，就臆造一种关于什么是化学亲合力的理论。形而上学的生物学家谈论着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力。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议论着什么是灵魂。这种方法就是很荒谬的。不分别说明各种心理过程，就不能谈论灵魂：在这里要想有所进步，就必须摈弃那些关于什么是灵魂的一般理论和哲学议论，就必须有本事把对于说明这种或那种心理过程的事实的研究放在科学的基础上面。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责备，正好象一个毕生撰写什么是灵魂这一问题的“作品”的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连一个最简单的心理现象都弄不清楚）竟来责备一个科学的心理学家，说他没有重新审查一切关于灵魂的著名理论。他，这个科学的心理学家，摈弃了关于灵魂的哲学理论，径直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本体(神经过程)，因而，譬如说，分析了并说明了某种或某些心理过程。于是我们这位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读起这部著作时，称赞过程描写得很好，事实研究得很好，但是他并不感到满足。这位哲学家听见周圍的人说那位学者有崭新的心理学观点和科学的心理学的特别方法时，颇为激动并怒气冲冲地说，且慢，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这个方法呢？在这部著作巾岂不是“仅仅只有一些事实”吗？其中岂不是丝毫没有重新审查过“一切关于灵魂的著名哲学理论”吗？这是完全不相称的著作呀!

在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看来，自然，《资本论》同样是不相称的著作。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看不出什么是社会这种先验论的议论的毫无用处，不懂得这种方法并不是研究和说明问题，而只是把英国商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或俄国民主派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理想充做社会概念。正因为如此，这一切哲学历史理论就象肥皂泡一样，一出现就化为乌有，至多不过是当时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征象，丝毫没有推进人们对社会关系、即使是个别的但是真实的（而不是那些“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关系的理解。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伟大成就在于他摈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做了科学的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责备马克思，说他从头开始，而不从尾开始；从分析事实开始，而不从最终结论开始；从研究历史上一定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开始，而不从关于什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开始！于是他问：“相称的著作究竟在哪里呢？”呵，好一个绝顶聪明的主观社会学家呵!

如果我们这位主观哲学家仅仅对哪部著作论证过唯物主义这一问题有疑问，那也许只是小小的不幸。可是他，尽管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证，甚至没有找到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叙述（也许正因为他没有找到），却把这个学说从未企求过的东西硬加到它的头上。他引证了布洛斯所说的马克思提倡一种崭新的历史观，于是毫不客气地推论下去，似乎这个理论企求“给人类解释其过去”，说明“人类的全部<原文如此!>过去”等等。这完全是捏造！这个理论所企求的只是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组织，而不是说明任何别种社会组织。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已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那末，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须应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虽然这些社会形态尚未经过专门的实际研究和详细分析，正象已为充分的事实所证实了的种变说思想应用于整个生物学领域一样，虽然对个别的动植物种来说其变化的事实还未能确切断定。种变说所企求的完全不是说明“全部”物种形成史，而只是把这种说明的方法提到科学的高度，同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说明历史的方法。 据此可以判断，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采用的是多么机智、多么郑重、多么体面的论战手法：他首先歪曲马克思，把一些妄诞的企求加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头上，说它企求“说明一切”，企求找到“打开一切历史门户的钥匙”（这种企求当然已被马克思在他答复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文的“信”[指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这封信是马克思于1877年底读到尼·康· 米海洛夫斯基《卡·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时写的。这封信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抄寄俄国。据恩格斯说：“这封信曾以法文原本的手抄本在俄国流传很久，后来译成俄文于1886年发表在日内瓦的《民意导报》上，随后又在俄国国内的报刊上发表过。这封信同所有出自马克思笔下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编者注]里立刻就用极辛辣的方式反对过了），接着讥笑自己所捏造出来的这种企求，最后，把恩格斯的一段确切的意见 (其所以确切，因为米海洛夫斯基这一次是摘录，而不是转述）引来，即把唯物主义者心目中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我们从它那里得到的一切东西还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史等语引来, 于是做出结论说，“这些话把经济唯物主义的活动场所缩得很小了”！要多么幼稚或多么自以为是的人，才会指望这种戏法不会被人识破呵！首先歪曲马克思，接着讥笑自己的捏造，然后引来确切的意见，便厚颜无耻地宣布这些意见把经济唯物主义的活动场所缩小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种讥笑办法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可从下述例子看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论证过它们。”（即没有论证过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根据）“固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写一部哲学历史和历史哲学性质的著作，甚至也写成了(1845—1846年)，但这部著作从未刊印[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一书。由于警察当局的阻挠，由于出版商——他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对的派别的有关代表—— 的拒绝，这本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未能出版，只发表了第二卷的第四章。该书原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中搁置数十年之久，直到1932年才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第一次用德文全部发表。此处米海洛夫斯基所引证的恩格斯的话，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序言。——编者注]。恩格斯说：‘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于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做出结论说：“由此可见，在‘科学社会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要点被发现以及随后在《宣言》中被阐述的时候，据作者之一自己承认，要做这样一件事情他们的知识是不够的。”

你看这种批评多么可爱呵！恩格斯说他们白己当时对经济“史”的知识不够，因此，他们也就没有把自己的“一般”历史哲学性质的著作刊印出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把这点硬说成这样，好像“做这样一件事情”，如制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点”即做出《宣言》中已经发表的对“资产阶级”制度的科学批评，他们的知识是不够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懂得概括全部历史哲学的企图和科学地说明资产阶级制度的企图间的差别，或者是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知识还不足以批判政治经济学。如果是后者，他就太刻薄了，他竟不肯把他断定这种不够时所持的理由以及他所做的更正和补充拿出来给我们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不发表他们的历史哲学著作而集中全力对一种社会组织做科学的分析，这只表明他们有最高度的科学诚心。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决定讥笑他自己所附加的这些东西，硬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明知自己缺乏制定这些观点的知识，这只表明他的论战手段，这些手段既不证明他聪明，也不证明他讲体面。

再举一个例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恩格斯在论证作为历史理论的经济唯物主义方面做得多些，他有一部专门历史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im Anschluss) 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这个‘就'真是妙极了。美国人摩尔根的书[指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 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一书。——编者注]的出版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经济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许多年以后，并且完全与经济唯物主义无关。”于是他认为“经济唯物主义者附和了”这本书，同时因为在史前时期没有阶级斗争，他们便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公式加上这样一个“更正”：在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原始时代，起着头等作用的人本身的生产即子女生产，是和物质生产并列的决定要素。

恩格斯说：“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此宣称：“总之，在四十年代末发现并宣布了一个崭新的唯物主义的和真正科学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给予历史科学的东西，正与达尔文理论给予现代自然科学的东西一样。”可是随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重复说，这个历史观从未科学地论证过。“它不仅没有在一个拥有大量的和多样的实际材料的场所内检验过<《资本论》是“不相称的”著作：其中只有事实和精细研究而已!>，甚至没有用批判和排斥其他哲学历史体系的方法来充分论证过。”恩格斯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即《反杜林论》。——编者注]“只是顺便说出的一些机智的尝试”，于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可以完全回避这部著作中所涉及的大量重要问题，尽管这些“机智的尝试”很机智地指明了“从空想开始的”社会学的空洞性，尽管这部著作详细地批判了认为政治法律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的 “暴力论”，亦即《俄国财富》的政论家先生们所极力鼓吹的“暴力论”。的确，用几句空空洞洞的话来胡乱评论这部著作比认真分析其中唯物地解决了的问题，哪怕是一个问题，也要容易得多；而且这样做又很安全，因为书报检查机关大概永远也不会准许翻译此书，于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就不必替自己的主观哲学担忧，可以把这部书叫做机智之作了。

更为突出和更可借鉴的(为表明人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  思想，或赋予空洞性以思想形式)是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评论。 “《资本论》中有一些含有历史内容的光辉篇幅，但 是〈这个“但是” 妙极了!这甚至不是“但是”,而是有名的《mais》,译成俄国话就是  “耳朵不会高过额头”>这些篇幅按此书的任务来说，局限于一个确定的历史时期，它们并不确立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只不过涉及某一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换句话说，《资本论》这部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著作，对于这一社会及其上层建筑做了唯物的分析，“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宁愿回避这个分析：看呀，这里仅仅说到“一个”时期，而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则想概括一切时期，并且概括到根本不具休谈及任何一个时期。很明显，为了达到这个日的，即为了概括一切时期而在实质上不涉及任何一个时期，就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做一些“光辉”而空洞的泛泛之谈。在用空话来支吾搪塞的技巧方面，谁也比不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原来只是因为他，马克思，“并不确立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只不过涉及某一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所以不值得(单独地)从实质上涉及马克思的研究工作。多么奥妙呀！“并不确立”，只“不过涉及”!——的确，用空话来抹杀任何一个问题是多么容易呀！例如马克思屡次说明商品生产者的关系是法治国家公民权利平等和自由合同等等原则的基础，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以此确立唯物主义呢，还是“不过”涉及呢？我们的哲学家本着他固有的谦逊态度，避免从实质上回答问题，而径直从自己那些夸夸其谈、言之无物的“机智的尝试”中做出结论。

这个结论如下：“在企求阐明世界历史的理论宣布以后四十年，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对这一理论来说还是尚未解决的哑谜，这种情况是一点也不奥妙的；而解决这些哑谜的钥匙：第一、是由一个完全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无关、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理论的人找到的；第二、是借助于非经济因素找到的。‘人本身的生产’这一名词，即子女生产，使人有点可笑，而恩格斯却抓住这个名词以便至少在字面上保持它与经济唯物主义基本公式的联系。可是，恩格斯不得不承认，人类的生活在许多世纪内都不是按照这个 公式形成的。”的确，你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论战手法真是“一点也不奥妙”！这一理论是说，为了“阐明”历史，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基础。由于实际材料不够过去没有可能把这个方法用来分析欧洲上古史的某些极重要的现象，例如氏族组织[氏族组织是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社会经济形态，即原始公社制度。氏族组织产生的时期同现代人的类型的最后形成的时期相同。氏族组织的发展经过两个时期：母权制和父权制。父权制解体的时期就是原始社会变成阶级社会和国家产生的时期。“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在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性质。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使人无法单身去同自然力量和猛兽作斗争……公共的劳动导致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这里还不知道什么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这里没有剥削，也没有阶级。”——编者注]，因此，这个组织仍然是一个哑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也没有放过机会来讥笑一下：咳，为什么这样，既然有科学的历史观，而古代史却是一个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你从任何一本教科书里都可以知道氏族组织问题是引起大量的理论米加以说明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编者注]。后来，摩尔根在美洲搜集了丰富的材料，遂有可能分析氏族组织的实质，并得出如下的结论：对氏族组织的说明，不要在思想关系(例如法律关系或宗教关系)中而要在物质关系中去寻找。显然，这件事实只不过光辉地证实了唯物主义方法而已。所以，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了非难这个学说而首先提到解决最困难的历史之谜的钥匙是由一个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无关”的人所找到的时候，我们只能惊异于人们是多么不会辨别什么东西在给自已辩护，什么东西在无情地打击自己。其次，我们的哲学家说，子女生产并不是经济因素。可是，你究竟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看到他们确实谈到经济唯物主义呢?他们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做唯物主义而已。他们的基本思想（在摘自马克思著作的上述引文中就已表达得十分明确的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思想关系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关系是人们维持生存的活动的形式（结果）。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说，对政治法律形式的说明要在“物质生活关系中”去寻找。怎么，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子女生产关系是一种思想关系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这一点的解释很独特，值得拿来分析一下。他说：“无论我们怎样搬弄‘子女生产’这一名词以图在它与经济唯物主义之间建立一种即使是字面上的联系，无论它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中怎样与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其他现象交织着，但它毕竟有它本身的生理根源和心理根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你这一番子女生产有其生理根源的话莫非是说给吃奶的孩子们听的么！你为什么要哄骗呢？>而这就提醒我们说，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不仅没有解决历史问题，而且没有解决心理学问题。氏族联系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中已失掉它的意义，这是没有什么怀疑的，但关于直接的两性联系和家庭联系，却未必能同样有把握地这样说了。固然，它们因一般生活的复杂化而有了大大的改变，可是只要有相当的辨证的技巧就可以证明：不仅法律关系，就是经济关系本身也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我们不来做这件事情，不过我们还是要举出遗产制度来说一说。”

好极了，我们的哲学家终于由说空话[责备唯物主义者没有解决历史问题，却不试图把唯物主义者对各种历史问题所做的许多唯物主义说明的“任何一种”拿来分析一下；或者说：本来是可以证明的，但我们不来做这件事惰，的确，象这样的手法，不是说空话又是什么呢？——编者注]进而谈到可以审查的和不许如此轻易“瞒过”问题实质的一定事实了。我们且来看看，我们这位马克思的批评家究竟怎样证明遗产制度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作为遗产往下传的，有经济生产的产品<“经济生产的产品”！！这是多么通达呀！多么响亮呀！多么优雅的语言呀！>，而遗产制度本身在一定程度内是为经济竞争的事实所制约的。可是第一、作为遗产往下传的，还有非 物质财富，这表现在以父亲的精神教育子女。”总之，教育子女是列入遗产制度的！例如俄国民法中有这样一条：“父母应努力以家庭教育来培养其<子女>德性，并协助政府方针之实施。”我们的哲学家莫非把这一点叫做遗产制度吗？“第二、（甚至专就经济领域来说）没有当做遗产来传授的生产的产品就不能有遗产制度，同样，没有‘子女生产’的产品，没有这种产品以及与之直接结合着的复杂的紧张的心理，也就不能有遗产制度。”(咳，请你们注意这句话吧：复杂的心理与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着”！这简直妙不可言！) 总之，遗产制度是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的上层建筑，因为没有子女生产就不能有遗产制度！是呀，这真是发现了美洲呀！直到现在，大家都以为子女生产不大能够解释遗产制度，正如饮食的必要性不大能够解释私有制度一样。直到现在，大家都认为：如果从前俄国在采邑制度[采邑制度是十五世纪特别是十六世纪在俄国出现并确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采邑与世袭领地不同，世袭领地是归贵族完全私有和世袭的地产，采邑则是暂时和有条件地归供职贵族占有的地产。采邑是封建君主的财产，起初由封建君主暂时赐给军中供职人员或朝廷官吏。后来，采邑占有制逐渐变成世袭占有制。从十七世纪起，采邑和世袭领地这两种封建土地占有制之间的区别逐渐消失；采邑占有者和世袭领地占有者的封建权利趋于一致。在彼得一世时代，采邑完全成为地主贵族的私有财产。——编者注]鼎盛时代，土地不能当做遗产来传授（因为当时只是把土地看做有条件的私产），那么对这件事实的解释需要在当时社会组织的特点中去探求。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必认为，这件事实不过是由于与当时地主的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着的心理还不够复杂而已。

我们可以把一句有名的格言改个样子来说：只要把“人民之友”刮一刮，就可以看出资产者的原形。的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一套关于遗产制度与子女教育、与子女生产心理等等相联系的议论，不就是说遗产制度也与子女教育一样是永恒的、必要的和神圣的么！固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替自己留条后路，说“遗产制度在一定程度内是为经济竞争的事实所制约的”，但这不过是一种企图不对问题作确定回答的诡计，并且是手法拙劣的诡计。既然没有一句话说到遗产制度究竞在怎样的“一定程度”内取决于竞争，既然丝毫没有说明竞争与遗产制度间的这个联系究竞由什么引起，那我们怎能理会这种意见呢？其实，遗产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而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已经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在市场上的出让是私有制的基础。例如当原始印第安公社的全体社员还共同制造他们所必需的一切产品的时候，私有制是不能发生的。当分工渗入公社，而社员开始各自单独生产某一种产品并把这种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卖的时候，表现商品生产者这种物质上的孤独性的私有制就出现了。无论私有制或遗产，都是单独的小家庭(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已经形成和交换已在开始发展的那个社会制度的范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例子所证明的恰巧和他所想要证明的相反。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指出一个事实，但这又是奇谈怪论！他继续修改唯物主义：“至于说到氏族联系，那么它们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中确实有一部分已在生产形式影响的光线下褪色了<又是一个遁辞，不过是更加明显的遁辞。究竟是何种生产形式呢？一句空话！>，但还有一部分在它本身的延续和综合中— 在民族联系中发展了。”这样说来，民族联系乃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综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社会历史的观念，大概是取材于一些向学生们讲课用的儿童故事。按这个陈腐浅薄的道理说来，社会历史是这样的：起初是家庭，这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细胞[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因为分散的小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才成为统治形式的家庭；这种家庭在史前时代是根本没有的。资产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现代制度的特征当做是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共同特征。——编者注]，然后家庭发展为部落，部落又发展为国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郑重其事地重复这种幼稚的胡说，这不过表明(除其他一切外)他甚至对俄国历史的进程也没有任何概念。在古俄罗斯还可以说有过氏族生活，而在中世纪，在莫斯科皇朝时代，这种氏族联系毫无疑义已不存在了，就是说，当时国家完全不是建立在氏族的联合上，而是建立在地域的联合上：地主和寺院接纳了从各地来的农民，而这样组成的村社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但在当时很难说已有真正的民族联系：当时国家分成各个“领地”，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公国，这些公国还保存着从前那种自治制度的鲜明遗迹，有其管理方面的特点，有时候还保存着自己的特殊的军队(地方贵族是带领着自己的军队去作战的)、特殊的税关等等。仅仅在俄国历史的近代(大约自十七世纪起)，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请最可尊敬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注意，这种融合并不是由氏族联系引起的，甚至不是由它的延续和综合引起的，而是由各个区域间日益频繁的交换，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既然这个过程的领导者和主人翁是商人资本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援引这两件事实，只是自已打自己的耳光，而他给予我们的不过是标本的资产阶级的鄙陋见解而已，其所以是“鄙陋见解”，因为他用子女生产及其心理来解释遗产制度，而用氏族联系来解释民族；其所以是“资产阶级的”，因为他把历史上一个确定的社会形态(即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范畴和上层建筑，当做同子女教育和“直接”两性联系一样普遍的和永恒的范畴。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主观哲学家一试图由说空话转到指出具体事实，就立刻滚到泥坑去了。而他在这个不很干净的地方，大概感到很舒服：安然坐在那里，收拾打扮，把脏水向四周乱拂。例如他想推翻历史是一系列阶级斗争事迹这一原理，于是以深思的神情宣称这是“走极端”，说“马克思所建立的、以进行阶级斗争为目的的国际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64年秋由马克思在伦敦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向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 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编者注]并没有阻止住法德两国工人互相残杀和弄得彼此破产”，在他看来，这也就证明唯物主义没有祛除“民族自负和民族仇恨的邪气”。这种断语证明批评家丝毫不懂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非常实际的利益是这种仇恨的主要基础，丝毫不懂得把民族感当做独立因素来谈就只是抹杀问题的实质。不过，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哲学家对民族有何等深奥的观念。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只会拿纯粹布勒宁[维·彼·布勒宁是俄国反动政论家和作家，1876年起参加《新时报》编辑部。他对一切进步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肆意诽谤，造谣诬蔑。列宁把布勒宁的名字当做一种卑鄙的论战手法的代名词。——编者注]式的讥讽态度来对待“国际”，说“马克思是诚然已经瓦解但还有希望复活的国际工人协会的首脑”。当然，如果象《俄国财富》第二期上国内生活栏记者用市侩鄙陋笔调所乱涂的那样，把“公平”交换制度看做国际团结的极限，而不懂得无论公平的或不公平的交换始终都以资产阶级的统治为前提和内容，不懂得不消灭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就不能停止国际冲突，——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他一说到“国际”时，就只一味嘲笑。那就不难了解，为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怎样也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除非在每一个国家内把被压迫阶级组织和团结起来反对压迫阶级，除非把这些民族的工人组织团结成一支国际工人大军去反对国际资本，是没有其他办法来克服民族仇恨的。至于说“国际”没有阻止住工人互相残杀，那只要把表明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对待进行战争的当权阶级的真正态度的巴黎公社事变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提醒一下就够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全部论战中特别令人愤慨的正是他的手法。如果他不满意“国际的”策略，如果他不赞成欧洲工人为求其实现而组织起来的思想，他至少应当直接而公开地批评这些策略和思想，说出什么样的策略更适当，什么样的观点更正确。但他并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异议，只是在汪洋大海般的空话中间到处插进毫无意义的嘲笑。怎能不把这叫做脏水呢？如果注意到在俄国不允许公开为“国际的”思想和策略辩护，就更不能不把这叫做脏水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论战时所使用的手法也是这样的：他不肯花费一点气力，老实地和准确地表达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原理，然后给予一个直接而确定的批评，却宁肯抓住他听来的马克思主义论据的片段，把这个论据加以歪曲。

请读者自己判断吧："马克思非常聪明，非常博学，所以他不会以为 社会现象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思想就是他发现的……这是 站在<马克思主义梯子[说到这个毫无意思的名词时必须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挑出马克思(这个马克思非常聪明，非常博学，所以我们的批评家不能够直接而公开地批评他的任何一个原理)，然后指出的是恩格斯(“没有那样多创作智慧的人”)，其次是多少有点独立见解的人，如考茨基，再其次是其余的马克思主义者。试问这种分法有什么重大意义呢？如果批评家不满意马克思学说的传播者，谁又妨碍他按照马克思学说来纠正他们呢？他丝毫没有这样做。大概他本想说得尖刻一些，但结果却很平淡。——编者注]>下级的人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发明或发现的新东西，而是早已确立的真理”>，或者说，他们对历来为确立这个真理而耗费心血和精力至多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很明显，这样的说法的确能给初次听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一个印象，而批评家在这些人们面前也就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曲解、讥笑和“取得胜利”(据说，《俄国财富》编辑部的撰稿人就是这样评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论文的)。只要稍微知道马克思的人都能马上看出这种手法的全部虚伪性和夸张性。尽可不同意马克思，但决不能反驳这样的事实，就是马克思万分确定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完全是“新东西”。其所以是新东西，是因为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须指明群众在现代制度下受压迫的事实，只须指明使每个人都可获得自己生产的东西的那个制度的优越性，只须指明这个理想制度的适合“人类天性”、适合理性道德生活概念等等就足够了。马克思认为不能以这种社会主义为满足。他并不限于评论现代制度，评价和斥责这个制度，他还对这个制度做了科学的解释，把这个在欧洲各国和非欧洲各国表现得不同的现代制度归结为一个共同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对这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客观分析(他指明了这个制度下的剥削的必然性)。同样，他认为不能满足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渺小的后裔即主观社会学家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人类天性的断语。他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他究竟如何证明这一点，以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何反驳这一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头再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援引的必然性的来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问题的曲解极为明显：他撇开了这个理论的全部实际内容、全部实质，而把问题说成这样，似乎这个理论只在“必然性”一词(“在涉及到复杂的实际问题时不能只援引必然性”)，似乎这个理论的证据就在于历史必然性是这样要求的。换句话说，他对学说的内容默不作声，只抓住它的名称，就又来对他努力使马克思学说变成的那个“磨光了的铜钱”加以讥笑。我们当然不会去探究这种讥笑，因为这套把戏我们已经看够了。让他去翻筋斗以博得布勒宁先生的欢心吧(无怪乎布勒宁先生在《新时报》上曾抚摸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头[指布勒宁曾于1894年2月4日在《新时报》上发表一篇杂文，极力称赞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新时报》(<Hogoe BpeMR》) 是1868年至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日报，最初是温和自由派的报纸，从1876年起成为反动贵族和官僚集团的喉舌，不仅反对革命运动，而且反对自由资产阶级运动。从1905年起该报是黑帮分子的机关报之一。列宁把《新时报》叫做卖身求荣的报纸的典型。二月革命以后，该报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疯狂地攻击布尔什维克，1917年11月8日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封闭。——编者注])，让他向马克思点头哈腰之后又悄悄地象小狗那样向马克思吠叫："马克思与空想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论战，即使没有这一点”，就是说，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重复论战的理由，“也是片面的”。我们只能把这种伎俩叫做小狗的吠叫，因为他简直没有拿出一个实际的、确定的、经得起检查的异议来反对这场论战，所以不管我们怎样乐于谈论这个题目，认为这场论战对解决俄国社会主义问题极为重要，我们简直也无法回答这种小狗的吠叫，而只有耸耸肩膀说：

呵呀，哈巴狗，它敢向大象吠叫，想必是力量不小!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往下一个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议论也是并非乏味的，因为它总算局部地向我们打开了“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这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我国“文化界”的自由派代表中间与瓦·沃·先生同样博得的称号)的真正的思想行囊。他谈到“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和个人活动的作用间的冲突”时说，社会活动家如以活动家白居，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他们是“被动者”，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喑室里牵出来的傀儡”，——据他说，这就是从历史必然性思想所应得出的结论，因此，他称这个思想是“没有结果的”和“游移不定的”。也许不是每个读者都明白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从哪里拿来这套傀儡之类的胡说吧。原来关于决定论和道德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间的冲突的思想，正是主观哲学家所爱用的法宝之一。关于这个问题，他耗费了大堆的纸张，说出了无数感伤的小市民的荒唐话，想把这个冲突解决得使道德和个人作用占上风。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冲突，冲突完全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担心(而且是不无根据地)决定论会推翻他所酷爱的小市民道德而捏造出来的。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 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出意志的身上。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呢？有什么东西能担保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于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中呢？这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其他社会主义者解决得各不相同的另一个问题：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活动应如何吸引群众参加才可产生重大的成果呢？显然，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取决于对俄国社会力量的结合的看法，对俄国现实由以构成的阶级斗争的看法，——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是只围着问题兜圈子，甚至没有打算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予以一定的解答。大家知道，社会民主主义者解答这个问题时所持的观点是：代表俄国经济制度的是资产阶级社会，要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出路，这条出路是从资产阶级制度的实质中必然产生出来的，这条出路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显然，如果是严肃的批评，那它的锋芒所应该指向的，或者是把我国制度看做资产阶级制度的观点，或者是对这种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的实质的看法，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不想涉及重大的问题。他宁愿用一些毫无内容的词藻来支吾搪塞，说什么必然性是一个太一般的括弧等等。要知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任何一种思想，假若你把它当干鱼对待，将其全部内脏剜去，然后摆弄剩下的外壳，那都会成为太一般的括弧！这个掩盖着现代真正重大而迫切的问题的外壳，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喜爱的领域，因此，他特别傲然自得地强调说，“经济唯物主义忽视或不正确地阐述英雄和大众的问题”。看呵，关于当前俄国现实由哪些阶级的斗争和在哪个基础上构成的问题，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看来想必是个太一般的问题，于是他避而不谈。可是对于英雄和大众(不管这是工人大众、农民大众、厂主大众或是地主大众)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的问题，他却极感兴趣。也许这确实是“有兴趣的”问题，但责备唯物主义者不应该集中全力来解决直接有关劳动阶级解放的问题，那不过表明自己是个庸人科学的爱好者而已。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结束他对唯物主义的“批评”时，又一次企图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恩格斯认为《资本论》曾被职业经济学家抹煞，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恩格斯这一意见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为了证明这种怀疑有凭有据，还援引一个可笑的理由，说德国有许许多多的大学！)，他说：“马克思决非就指这类读者<工人>而言，他对科学界人士也是有所期待的。”这话完全不对，因为马克思十分懂得，对资产阶级科学家方面的公正态度和科学批评不能有多大指望，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对这一点做了非常确定的说明。他在那里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der grosse theoretische Sinn), 已在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

还有一套颠倒是非的把戏又是针对着唯物主义的，而且完全是按照第一个公式套下来的。“这个理论<唯物主义理论>一直没有科学地论证过和检验过”。论点就是如此，而证据则是：“恩格斯、考茨基和其他某些人(如在布洛斯的大作里那样)的具有历史内容的个别很好的篇幅，本来没有经济唯物主义商标也行，因为<请注意“因为”二字！>实际上<原文如此！>这些篇幅顾到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虽然这种谐音以经济的弦声占优势。”结论……是：“经济唯物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又是那套老把戏！为了证明这个理论没有根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首先曲解它，硬说它怀有不肯顾到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的荒谬意图，——实则完全相反，唯物主义者即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先提出不仅要分析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而且必须分析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问题的社会主义者[这是在《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策略中完全明白表示出来而与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不同的地方。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不以经济方面为限的要求。1843年马克思在给预备出版的杂志拟定纲领时写信给卢格说：“社会主义的原则，整个说来，仍然只是……这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同样地注意另一方面，即人的理论生活，因而应当把宗教，科学等等当做我们批评的对象。……正如宗教是人类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可见政治国家在自己的形式范围内sub specie rei publicae〔从政治角度〕反映了一切社会斗争，社会需求和社会利益。所以把最特殊的政治问题，例如等级制和代议制之间的区别的问题作为批判的对象，毫不意味着降低 hauteur des prin- cipes〔原则高度。〕，因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用政治的言 辞 来 表 明人的统治和私有制的统治之间的区别而已。这就是说，批评家不但能够，而且应该接触这些政治问题(在道地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些问题是不值得注意的。”——编者注],  接着指出，“实际上”唯物主义者“很好地”用经济说明了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这件事实显然 是打击作者自己的)，最后做出结论说，唯物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你这套颠倒是非的把戏倒站住脚了!

这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用来“驳斥”唯物主义的一切。我再说一遍，这里并没有什么批评，有的只是一堆空洞的妄自尊大的胡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究竟拿出了什么异议来反驳生产关系是其余一切关系的基础的观点呢？他用什么东西驳倒了马克思用唯物主义方法得出的社会形态及这些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概念的正确性呢？他怎样证明他所举出的那些作家对各种历史问题的唯物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呢？对这些问题任何人都会回答说：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没有拿出任何反驳的理由，没有指出任何不正确的地方。他只是在那里兜圈子，力图用空话抹杀问题的实质，并顺便捏造种种无聊的遁辞。

当这样一位批评家在《俄国财富》第二期上继续反驳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很难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象样的东西。全部差别在于他那种颠倒是非的发明能力已经穷竭，他在开始利用旁人的了。

首先他大谈其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甚至说伽法尼电学也同经济唯物主义有联系，因为伽法尼[鲁·伽法尼是十八世纪意大利解剖学家和物理学家，电学创始人之一。他在蛙的神经肌肉组织实验中，首先发现了不同质的金属接触时发生的充电现象。——编者注]的实验给黑格尔也“留下了印象”。真是惊人的机智！这样说来，也可以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中国皇帝联系起来了！由此岂不是只能得出有人以胡说为乐事的结论吗?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继续说：“事物的历史进程的实质根本不可捉摸，经济唯物主义学说也没有把它捉摸住，虽然这个学说看来依靠两个基石，一个是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的发现，一个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

这样看来，唯物主义者所依靠的是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 就是说，唯物主义者把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建筑在黑格尔的三段式上。这又是老一套地非难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辩证法，这种非难看来已被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用滥了。这班先生既不能从实质上反驳这个学说，就拼命抓住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攻击这个理论的起源，想以此摧毁这个理论的实质。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毫不客气地采用了这种手法。充作他的口实的是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的一章[指《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三章《辩证法。否定的否定》(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9—183页)——编者注]。恩格斯在驳斥攻击马克思辩证法的杜林时说：马克思从未想到用黑格尔的三段式来“证明”任何东西，马克思只是研究和探讨现实过程，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假使说，有时某种社会现象的发展符合于“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的黑格尔公式，那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在自然界中全不是稀有的现象。于是恩格斯就引证自然历史方面(麦粒的发展)和社会方面的例子，例如起初是原始共产主义，接着是私有制度，然后是资本主义的劳动社会化；又如起初是原始唯物主义，然后是唯心主义，最后是科学唯物主义等等。谁都明白，恩格斯立论的重心在于断定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而坚持辩证法，挑选一些例子来证明三段式的正确，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而已。的确，既然已经肯定说以三段式“证明”什么东西是荒谬的，肯定说谁也没有想到这样去做，那末“辩证”过程的例子又能有什么意义呢？这显然只是表明学说的起源，难道还不明显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他说不可把理论的起源当做理论的罪过。可是为要在恩格斯这段议论中发现出超乎理论起源的东西，那显然必须证明至少有一个历史问题唯物主义者不是根据有关事实而是借三段式来解决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企图证明过这点吗?丝毫也没有。恰恰相反，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用实际内容把空洞的辩证公式充实到了这种程度，以至可以把它从这个内容上取走，犹如把盖子从茶碗上取走一样，不会改变什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所做的一个例外，即关于未来的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既然如此，米海洛大斯基先生为什么又如此热心地和这个不能改变什么的盖子周旋呢？为什么说唯物主义者“依靠”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呢？他为什么在攻击这个盖子时撒谎骗人，说他在攻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之一呢？

我当然不会去探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怎样分析三段式的例 子的，我重说一遍，因为这对科学唯物主义和俄国马克思主义没有 任何关系。但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此 曲解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态度究竞有什么根据呢?根据有二： 第 一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第二、米海洛夫斯 基先生又玩了(或正确些说，从杜林那里剽窃了)一套颠倒是非的 手 法 。

关于第一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时，常常碰见社会科学中的“辩证方法”，碰见社会问题范围(谈到的也只是这个范围)内的“辩证思维”等等。他由于头脑简单(如果只是头脑简单那还好)，以为这个方法就是按黑格尔三段式的规律来解决一切社会学问题。他只要稍微细心一点看问题，就不能不确信这种看法是荒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必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辩证方法对形而上学方法(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无疑也是属于这个概念的)的态度，我们在下面将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的议论为例予以说明。现在我们仅仅指出，每一个读过恩格斯(在反杜林的论战中。俄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或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各种注解和第二版《跋》;《哲学的贫困》)关于辩证方法的定义和叙述的人，都知道根本没有说到黑格尔的三段式，而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进化看做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把《欧洲通报》[《欧洲通报》(<BecmHaLK Eepoo》)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由米·马·斯塔修列维奇创办，1866年至1908年由他在彼得堡编辑出版，该杂志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经常刊登反对革命 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1909年至1918年夏由马·马·柯瓦列夫斯基 编辑。——编者注]1872年第五期上描写辩证方法的那一段话(短评：《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这篇短评的作者(伊·考—曼)是彼得堡大学教授伊·伊·考夫曼。马克思认为这篇短评对辩证方法做了恰当的叙述。——编者注])完完全全引来，这段话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引证过的。马克思在《跋》中说，他在《资本论》中所应用的方法被人们理解得很差。“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黑格尔的诡辩。”而马克思为要更明白地叙述自己的方法，于是摘引了上述短评中描写这个方法的那一段。该短评说：在马克思看来，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现象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这些现象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社会关系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关系制度的规律。所以马克思关心的是一件事：用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社会关系制度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全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日的，他只要证明现有制度的必然性，同时也就证明了另一制度的必然性，证明这种制度必然要从前一制度中生长出来，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这一点，不管人们意识到或意识不到这一点。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服从于一定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为转移，反而决定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 (请那些因为人们抱定自觉的“日的”，以一定的理想为指南，而主张把社会进化从自然历史进化中划分出来的主观主义先生们注意。)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中只起着这样从属的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这个文化为对象的批判决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换句话说，能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绝不是观念，而只是外部客观现象。批判应该是这样的：不是把一定的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它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尽量确切地把两种事实研究清楚，使它们在相互关系上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特别需要的是同样确切地把一系列的状态、它们的连贯性以及各个发展阶段间的联系研究清楚。马克思所反对的正是这种思想：经济生活规律对于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本身的规律。经济生活是与生物界其他领域中的发展史相类似的现象。从前的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把这些规律与物理规律和化学规律相提并论。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和各种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马克思力求根据这种观点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因而极科学地规定了对经济生活的任何确切研究所应追求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意义在于阐明调节这个社会机体的产生、存在、发展和死亡，以及这一机体由另一更高的机体来代替的特殊规律(历史规律)。

这就是马克思从报章杂志的无数评论《资本论》的文章中挑选出来并译成德文的一段对辩证方法的描述，这段描述对他的方法的说明，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十分确切的。试问，这里有一句话提到三段式、三分法、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等等胡说，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用骑士姿态加以攻击的那些胡说吗？马克思摘引这段描述以后直截了当地说，他的方法和黑格尔的方法“根本相反”。在黑格尔看来，观念的发展是按三段式的辩证规律来决定现实的发展的。当然，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说得上三段式的作用，才说得上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马克思说，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物质性的东西的反映”。于是全部问题归结为“对现存事物及其必然的发展的肯定的理解”：三段式只能起着使庸人发生兴趣的盖子和外壳(“我卖弄黑格尔的字眼”，——马克思在这个跋里说)的作用。现在要问，如果一个人想批评科学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一即辩证法，他无所不谈，甚至连蛤蟆和拿破仑都谈到了，而单单不谈这个辩证法有何内容，不谈社会的发展是否真正是自然历史过程，把社会经济形态看做特殊的社会机体的唯物主义概念是否正确，对这些形态的客观分析的方法是否正确，社会观念是否真正不决定社会发展反而为社会发展所决定等等问题，那末，我们应该怎样评判这个人呢？是否可以说只是由于他不理解呢?

关于第二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样“批判”辩证法以后，就把这种“通过”黑格尔三段式进行论证的办法硬加到马克思头上，并且洋洋得意地攻击这种办法。他说：“关于未来，社会内在规律是完全被辩证地提出来的。”(这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例外)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使剥夺者必然被剥夺的议论带着"绝对辩证的性质”。马克思的关于土地和资本公有的“理想”，“就其必然和毫无疑义而言，仅仅是维系在黑格尔三段式的最末一环上的”。

这个论据完全是从杜林那里拿来的，是杜林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oekonomie und des Sozialismus》，1879年第3版第486—487页)一书里运用过的。可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根本没有提到杜林。也许这套歪曲马克思的手法是他独自想出的吧?

恩格斯给了杜林一个绝妙的答复，在答复中他引述了杜林的批评，所以我们只引他的答复就可以了。读者一定会看出，这个答复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是完全适用的。

“‘这一历史概述<所谓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产生>[这个尖括号<>中的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杜林说，——在马克思的书中比较起来还算是最好的，如果它除了拄学术的拐杖之外不再拄辩证法的拐杖，或许还要好些。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现在的怀中产生出来。从十六世纪以来通过上述方法实现的个人所有制的消灭，是第一个否定。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因而被称为“个人所有制”的恢复，但这已经是以土地和劳动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高级形式了。既然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先生那里同时也称为“公有制”，那么这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更高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矛盾被扬弃<aufgehoben——这是黑格尔的专用术语>，根据黑格尔的这种文字游戏，就是既被克服又被保存。

……这样，剥夺剥夺者，是历史现实在其外部物质条件中的仿佛自动的产物……未必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凭着否定的否定这一类黑格尔遁辞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公有的必然性。其实，马克思观念的混混沌沌的杂种，并不会使那些知道从黑格尔辩证法这个科学原理能够得出什么，或者不如说一定能得出谬论来的人感到惊奇。对于不熟悉这些把戏的人，应该明确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教义问答中的原罪概念，而第二个否定则是引向赎罪的更高的统一的概念。这种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荒唐类比，当然不能成为事实的逻辑的根据……马克思先生安于他那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却叫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总之，——恩格斯总结说，——马克思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证明实行土地公有制和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他在根据从宗教中抄袭来的这种比拟戏法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未来的社会里，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即黑格尔的被扬弃的矛盾的更高统一，将存在着[这段杜林观点的表述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完全适用，关于这点，在他那篇《卡·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的论文里还有下述一段可以证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反驳断言马克思是私有制辩护者的茹柯夫斯基先生时，曾指出马克思的这个公式并将其解说如下；“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两个尽人皆知的戏法搬到自己的公式中来，第一、这个公式是按黑格尔三段式规律造成的；第二、合题是以对立(即个人所有制和公共所有制)的同一为基础的。可见‘个人’一词在这里具有一种特殊的、纯粹假设的，即辩证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意义，而丝毫也不能引为根据。”这是一个怀有最善良的愿望的人在俄国公众面前替“热血志士”马克思辩护以反对资产者茹柯夫斯基先生时所说的话。他就是怀着这种善良愿望而把马克思说成这样：马克思把自己对过程的看法建立在“戏法”上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从这里吸取一个对他不无益处的教训：做任何一件事情单靠善良愿望都是有点不够的。——编者注]。

我们先把否定的否定撇在一边，来看看‘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这叫作‘混沌世界’，而且他在这里令人惊奇地确实说对了。只是很遗憾，处于这个‘混沌世界’的不是马克思，而又是杜林先生自己……他按照黑格尔米纠正马克思，把马克思只字未提的什么所有制的更高的统一硬加给马克思。

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他们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这就是一切。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劳动者自己创造出来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懂俄文也一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为译文完全正确>，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五十六页<俄文版第三十页>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公社，并且说：‘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

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这个混乱的杂种，这种从黑格尔辩证法中一定能得出的谬论，这个混沌世界，这个马克思叫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的深奥的辩证法之谜，——这又是杜林先生的随意捏造和臆想 ……

那末，——恩格斯继续说，——否定的否定在马克思那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在第七百九十一页和以后几页<俄文版第六百四十八页和以后儿页>上，马克思把前五十页<俄文版前三十五页>中叙述过的关于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最后结果拿来加以对照。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私人占有自已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就是剥夺这些直接生产者，即消灭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消灭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上述的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消灭它自己的物质基础。这种消灭，这种从个人的分散的生产工具到社会的集中的生产工具的转化，就构成资本的渊源史。劳动者一旦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生产资料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变为资本>，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都要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经营自己经济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工艺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共同利用，劳动工具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东西，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共同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本身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于是资本成了和它一起并在它羽翼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现在我请问读者，辩证法的狡猾把戏和阿拉伯式花纹在哪里呢？把各种概念混淆起来使一切差别化为乌有在哪里呢？为信徒创造的辩证法奇迹和仿效黑格尔的逻各斯学说所玩出的戏法——据杜林说，没有这些东西马克思就不能自圆其说——在哪里呢？马克思历史地证明并在这里简略地概述：正象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造成消灭自身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历史的过程就是如此，如果它同时又是辩证的过程，那么这不是马克思的罪过，尽管这对杜林先生说来好似命中注定的。

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证过的)。

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在他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确已实现，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这就是一切。由此可见，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怀中产生出来，或者断定，似乎马克思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的必然性，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第125页)

读者可以看出，恩格斯这段驳斥杜林的出色的议论对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是完全适用的，因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也断言马克思完全把未来维系在黑格尔公式的最末一环上，断言对于未来的必然性的信念只能建立在信仰上[说到这里，我以为不妨指出：恩格斯的全部解释是载在他谈论麦粒、卢梭学说 以及其他辩证过程实例的那一章的。看来只须把这些实例拿来和恩格斯(以及马克思，因为这本著作的手稿预先读给马克思听过)这样明白肯定的声明——根本谈不到用三段式来证明什么东西，或把这三段式的“假设成分”塞到现实过程的描述中，—对照一下，就完全可以明白貴备马克思主义为黑格尔辩证法，是荒谬绝伦的。——编者注]。

杜林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间的全部区别只有下列两小点：第一、虽然杜林一说起马克思就怒火万丈，但他毕竟认为必须在他那部《批判史》的下一节里提到马克思如何在跋中断然反驳了黑格尔主义的罪名，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这段(上面引述过的那段)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本人对辩证方法的理解的言论却避而不谈。

第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第二个新奇的地方是他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动词的时问的用法上。为什么马克思说到将来的时候使用现在式呢？——我们的哲学家洋洋得意地问道。可敬的批评家，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去查任何一本语法书，它会告诉你，当将来的事情是必不可免和毫无疑义的时候，就要用现在式代替将来式。但是，究竟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它是毫无疑义的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惊问道，他想装出一副很激动的样子，借以把颠倒是非的把戏弥缝起来。但马克思对于这点也给了一个十分确定的答复。可以认为这个答复不充分或不正确，但必须指明究竟什么地方不正确，为什么不正确，而不要乱说一些黑格尔主义的鬼话，

一个时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仅自己知道这个答复是什么, 而且还以此教训过别人。他在1877年写道，茹柯夫斯基先生尽可认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的体系是一种猜测，可是，他“没有道德权利”回避“马克思认为有很大意义的”劳动社会化问题。呵，当然罗茹柯夫斯基在1877年没有道德权利回避问题，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1894年却有这种道德权利了！也许是丘必特可做的，公牛不可做吧？!

在这里我不能不回想起《祖国纪事》[《祖国纪事》(<0meuecm8ebe 3anucxu>) 是一家文学政治杂志，1820年在彼得堡开始出版；从1839年起维·格·别林斯基参加杂志编辑部，亚·伊·赫尔岑等人为它撰稿；从1868年起杂志由尼·阿·涅克拉索夫和米·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主持，在这段时间，杂志把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聚集在它的周围。涅克拉索夫逝世(1877年)后，民粹派对该杂志起主要影响。《祖国纪事》不断受到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并于1884年4月被沙皇政府查封。——编者注]发表的一则关于对这个社会化的见解的奇闻。该杂志1883年第七期载有波斯托龙尼先生一封《致编辑部的信》，这位先生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一样，认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的“体系”是一种猜测。这位先生说：“其实，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社会劳动形式不过是几百或几千工人在一个场所内磨着，锤着，转着，堆着，填着，拖着，并且还从事着其他许多操作。这个制度的一般性质很可拿一句俗话来表示：‘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与社会劳动形式有何相干呢？”

从这里马上就可看出这个人是把问题弄清楚了！“社会劳动形式”“不过是”“在一个场所内工作”！在一种尚属优良的俄国杂志上都有这样粗鄙的意见，还怎能要我们相信《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已为科学界所公认呢。“公认的科学”既不能用稍微象样的东西来反驳《资本论》，于是就恭维它，同时继续发表最无常识的意见，并重复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庸俗滥调。我们必须稍微谈谈这个问题，以便向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指明他按自己的不变习惯而完全回避了的问题的实质。

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社会化，这并不是说人们在一个场所内工作(这只是过程的一小部分)，而是说随资本集中而来的是社会劳动专业化，每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人数减少，工业部门的数目增多；就是说，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例如在手工纺织时代，小生产者自己纺纱并用纺出的纱织布，于是工业部门也就为数不多(纺纱业和织布业融合在一起)。一旦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工业部门的数目就增加起来，纺纱和织布都单独进行：这个生产单独化和生产集中化过程使机器制造业、煤炭采掘业等等新部门相继出现。在每个现在已更加专业化的工业部门里，资本家的人数日益减少。这就是说，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日益巩固，生产者在结成一个整体。零散的小生产者各人兼干几种操作，所以不大依赖别人：例如一个手工业者自己种麻、纺麻、织布，几乎是不依赖别人的。正是在这种分散的小商品生产者的制度下 (也只是在这种制度下)，“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俗话，即市场波动的无政府状态，才是有根据的。当劳动已因资本主义而社会化，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织布厂老板依赖纺纱厂老板；后者又依赖棉田资本家，依赖机器制造广老板，依赖煤矿老板等等。结果每个资本家离了别的资本家就不行。“人人为自己”的俗话显然完全不适用于这样一种制度：这里一人为大家工作，大家为一人工作 (上帝没有存在的余地，他既不能作为天空的幻影，也不能作为人间的“金犊”[据圣经《出埃及记》记载，“金犊”是以色列人为了走出埃及而祈求亚伦 (古犹太人的最高祭司)用黄金铸造的领路之神。——编者注])。制度的性质已完全改变。在分散的小企业存在的制度下，其中某个企业停工，只影响到社会少数成员，并不引起普遍的混乱，因而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不会激起社会的干涉。可是，如果一个属于十分专业化工业部门而几乎是为全社会工作并又依赖全社会(为简单起见，我特以社会化已达顶点时的情形为例)的大企业停工了，那末，社会其余一切企业都一定会停工，因为它们只能从这个企业取得必需的产品，即只有当这个企业的商品具备时，才能实现自己的全部商品。这样，所有的生产就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同时每种生产都由个别资本家经营，由他为所欲为，由他把社会产品攫为私有。于是生产形式就和占有形式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后者不能不适应前者，不能不变成公有的即社会主义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而《祖国纪事》的机智的庸人却把一切归结为在一个场所内工作。真是胡说八道！(我仅说明物质过程、生产关系的改变，没有涉及这一过程的社会方面，没有涉及工人的联合、团结和组织，因为这是派生的次要的现象。)

我们所以不得不向俄国“民主主义者”解释这种粗浅的道理，是因为他们全身浸透了小市民思想，以至除小市民制度外根本不能想象其他的制度。

我们还是回来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吧。他拿出了什么东西来反驳马克思在做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本身使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到来的结论时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呢？他是否证明了在实际上(在社会经济的商品组织中)社会劳动过程不是日益专业化、资本和企业不是日益集中、整个劳动过程不是日益社会化呢？没有，他没有举出一个理由来反驳这些事实。他是否动摇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一种不能与劳动社会化相容的无政府状态的论点呢？他丝毫没有谈到这一点。他是否证明过一切资本家所有的劳动过程联合为一个社会劳动过程的现象能与私有制和平共居呢？是否证明过除马克思指明的出路外还可找到其他摆脱矛盾的出路呢？没有，他对这点只字未提。

他究竟靠什么来进行批评呢？靠颠倒是非、歪曲捏造，靠无非是耍花招的滔滔不绝的空话。

这位批评家预先说上一大堆关于历史的三段一贯的步骤的废话，然后煞有介事地用“以后又怎样呢？”的问题，即用在马克思所描写的那个过程的最后阶段以后的历史将是怎样的问题来质问他，试问，我们怎能把这种手法叫做别的什么呢？请看吧，马克思一开始从事写作活动和革命活动时，就极其明确地提出了他对社会学理论的要求：社会学理论应当确切地描写现实过程，如此而已 (例如参看《共产党宣言》论共产党人的理论标准的一段话[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的下述原理：“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编者注])。他在《资本论》里极严格地遵守了这个要求：他力求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当他证明了这个组织在我们眼前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趋势，这个组织必然会灭亡而转变为另一个更高的组织时，他就结束了自己的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避而不谈马克思学说的全部实质，却发出“以后又怎样呢?”这种极愚蠢的问题，并装模作样地补充说：“我应当坦白地承认，我不完全懂得恩格斯的答复。”但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我们却应当坦白地承认，我们完全懂得这种“批评”的精神和手法!

或者拿这样一段话来说吧：“在中世纪时期，马克思所说的那个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甚至在经济关系方面也不是唯一的或主要的因素。除它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但马克思所解释的辩证方法<莫不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歪曲的辩证方法？> 却不主张来研究这些东西……所有这些公式显然不能代表历史现实的情景，甚至不能代表单是这种现实的诸因素的比例，而只能满足人们爱把任何一种东西都想象为有其过去、现在、将来的东西的那种癖性。”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甚至你的颠倒是非的手法也单调得令人作呕！首先把以三段式证明任何东西的意向偷偷塞进只企求确定资本主义现实发展过程的马克思公式里去[马克思所以把中世纪经济制度的其他特征撤开不谈，是因为这些特征属于封建社会形态，而马克思所研究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按其纯粹状态来说，确实是从零散的小商品生产的制度和个人劳动所有制开始的(例如在英国)。——编者注]，然后断定马克思的公式不符合于这个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强加于它的计划(第三阶段只恢复第一阶段的一方面，而把其余各方面略去了)，并极蛮横地做出结论说：“这个公式显然不能代表历史现实的情景！”

一个人甚至不能(用恩格斯评杜林时所用的字眼)破例地做出准确的引证，试问，同这样的人可以进行严肃的论战吗？甚至不打算证明这个公式的不正确在哪里，就硬要公众相信这个公式“显然”不合乎现实，试问，对这样的人能加以反驳吗？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去批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真正内容，却一味卖弄自己的机智来谈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范畴。例如恩格斯在反驳杜林先生的“永恒真理”时说，“今天向我们宣扬”三种道德，即封建基督教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可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自己的道德理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这一点说道：“我认为一切历史的三分法都正是以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范畴为基础的。”多么深奥的思想!可是，谁不知道把任何一个社会现象看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时，在它中间随时都可看见过去的遗迹、现在的基础和将来的萌芽呢？举例说，难道恩格斯曾想断言道德史(其实他也只是说“现在”)只限于上述三点吗？曾想断言封建道德以前没有奴隶制道德，奴隶制道德以前没有原始共产主义公社的道德吗？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不去认真批评恩格斯想以唯物主义观点阐明现代各派的道德思想的企图，却拿极空洞的词藻款待我们！

谈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声明他不知道在哪一部著作里叙述过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批评”手法时，提起下述一点也许不无益处，就是这位作者曾经知道此等著作之一并曾对它做出比较正确的评价。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这样评《资本论》的：“如果从《资本论》上去掉笨重的和无用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盖子<真是咄咄怪事！为什么“黑格尔辩证法”在1877年是“无用的”东西，而唯物主义在1894年却是依靠“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呢？>，那末，不管这部著作其他长处如何，我们也能看出这部著作很好地研究了解决形式和它借以存在的物质条件间的关系这一总问题所必需的材料，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所谓“形式和它借以存在的物质条件间的关系”也就是唯物主义学说要予以一定解决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关系问题，即思想的社会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的问题。我们再往下看吧：

“老实说，全部《资本论》<着重号是我加的>都是研究已经产生的社会形态怎样日益发展，怎样加强自己的典型特征，怎样使各种发现、发明、生产方法的改进、新的市场和科学本身被其征服、被其同化，怎样迫使这些东西为自己工作，以及这个形态怎样经不起物质条件的继续变化。”

真是变化莫测！在1877年，“全部《资本论》”是对一定社会形态的唯物主义的研究(难道唯物主义不正是以物质条件说明社会形态吗？)，而在1894年，却甚至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从哪部著作里去寻找对这个唯物主义的叙述了!

在1877年，是《资本论》“研究”“这个形态〈即资本主义形态? 可不是吗？>怎样经不起物质条件的继续变化”(请注意这点!)；而在1894年却是什么研究都没有了，资本主义形态经不起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的信念“完全”是维系在“黑格尔三段式的最末一坏上”了！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写道：“对于这个社会形态和它借以存在的物质条件间的关系的分析，将永远<着重号是我加的>是这位作者的逻辑力量和渊博学识的纪念碑”；而在1894年，他却宣称唯物主义学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经过科学的检验和论证!

真是变化莫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七十年代的俄 国农民社会主义，因为自由本身含有资产阶级性质而“唾弃”自由，曾同那些拚命抹杀俄国生活中的对抗性的“高头大额的自由主义者”作过斗争，梦想过农民革命，但现在它已完全腐化，产生了鄙陋的小市民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认为农民经济的进步潮流是“令人兴奋”的现象，而忘记了伴随着和决定着这种潮流的是农民的大量被剥夺；第二、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醉心于以维护“热血志士”(即革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和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家为己任，没有发觉马克思的方法和他自己的方法不能相容。人们向他解释了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社会学间的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恩格斯的论文和书籍解释了这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解释了这点(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里往往可以遇见对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非常中肯的批评)，——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不去认真地重新考虑问题，反而索性放肆起来。他现在不是欢迎马克思(如在1872年和1877年那样), 而是躲在形迹可疑的赞词的门槛下向他乱吠，并且大嚷大叫地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愿以“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为满足，不愿以货栈、农村改良、手工业博览馆和手工业劳动组合等等善良的小市民的进步办法为满足，而始终想做“热血志士”,始终主张社会革命，始终想要训练、领导并组织真正革命的社会分子。

讲了这一小段追述往事的插话以后，看来可以把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马克思理论的“批评”的工作告一结束了。我们试把批评家的“理由”归纳起来做一总结。

他想要打破的学说第一是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二是依据辩证方法的。

关于第一点，批评家首先说他不知道在哪部著作里叙述过唯物主义。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这种叙述，于是自己来捏造一套什么是唯物主义。为了使人觉得这个唯物主义怀有过分的企求，他捏造说似乎唯物主义者企求说明人类的全部过去、现在和将来；可是后来，由于参照了马克思主义者亲自的声明，发现他们认为已被说明了的只是一个社会形态，于是批评家就断定唯物主义者缩小了唯物主义的活动场所，这样一来，他就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为了向大家说明创立这个唯物主义的方法，他捏造说唯物主义者承认自己的知识不足以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自认(1845—1846年)对一般经济史的知识不够，虽然他们也 从未刊行这部证明他们知识不够的著作。演出这样的序幕之后，批评家就以如下的批评款待我们：《资本论》被推翻了，因为它只涉及一个时期，而批评家是需要一切时期的，因为《资本论》并不确立经济唯物主义，而不过涉及经济唯物主义。这些论据大概很有斤两并很重要，所以必须承认唯物主义从未科学地论证过。然后，批评家援引一件事实来反对唯物主义，说有一个与此学说完全无关的人，在另外一个国家内研究史前时期，也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其次，为要指明把子女生产拉到唯物主义上面去是完全不正确的，不过是玩弄字眼，于是批评家就来证明经济关系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这位严肃的批评家在这里为了教训唯物主义者而提出的指示，使我们获得一个深刻的真理：遗产制度非有子女生产不行，复杂的心理是同这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着”的，子女是以父亲的精神来教育的。顺便我们也知道了民族联系乃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综合。批评家在继续其关于唯物主义的理论钻研时，发觉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论据的内容都是认为在资产阶级制度下群众“必然”遭受压迫和剥削，认为这个制度“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他立刻宣称，必然性是个太一般的括弧(如果不说出人们所认为必然性的究竟是什么)，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是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批评家还说马克思同唯心主义者的论战是“片面的”，可是没有一句话说到这些唯心主义者的观点是怎样对待主观方法的，以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怎样对待这些唯心主义者的观点的。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基石——辩证方法，那只须这位大胆的批评家一推就推翻了。而且这一下是推得很准的：批评家大卖气力来驳斥用三段式可以证明什么东西的见解，可是没有一句话说到辩证方法并不是三段式，而是社会学中的唯心主义方法和主观主义方法的否定。另一下是专推马克思的：批评家在奋勇的杜林先生的帮助下，把一个不可思议的胡说悄悄地加在马克思头上，似乎马克思是用三段式证明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然后批评家就以胜利的神情来攻击这个胡说。

这就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的辉煌“胜利”的史诗！洞察这种胜利，岂不真是“大有教益”(布勒宁)吗?

在这里还不能不涉及一点，这一点虽然与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没有直接关系，但对判明批评家的理想和他对现实的理解是极为重要的。这就是他对西方工人运动的态度。

上文已经引证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声明，他说唯物主义在“科学”上(也许是在德国“人民之友”的科学上吧？)站不住脚，可是这个唯物主义，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在工人阶级中间确实传播得很快。”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究竟怎样解释这个事实呢？他说：“至于经济唯物主义在所谓横的方面获得成功，以及它以未经批判地检验过的形态来广为传播，这里成功的重心并不是在科学方面，而是在由未来的远景所规定的人生实践方面。”由未来的远景所“规定”的实践这一拙劣词句的意思，不外是说唯物主义所以得到传播，不是因为它正确地说明了现实，而是因为它离开这个现实，转到远景方面去了。接着又说：“这种远景要求于领会它的德国工人阶级的，要求于十分关怀德国工人阶级命运的人们的，既不是知 识，也不是批判的思索。它所要求的只是信仰。”换句话说，唯物主 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所以能广为传播，是因为这个学说许诺工人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可是，每一个稍微知道社会主义和西方工人运动历史的人，都可看出这种解释是极端荒谬和虚伪的。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马克思早在1843年写道：“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应该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并且马克思确切地执行了这个纲领。谁都知道，例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主要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只考察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要素。谁都知道，在说到未来的远景方面，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所提供的东西简直多得无比，他们极详细地描绘了未来的社会，想以这种制度的美景引诱人类，说那时人们将不必进行斗争，那时人们的社会关系将不是建筑在剥削上，而是建筑在合乎人类天性条件的真正进步原则上。尽管有大批叙述过这种思想的极有才干的人物和信心十足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只要大机器工业尚未把工人无产阶级群众卷入政治生活漩涡，只要工人无产阶级斗争的真正口号尚未发现，他们的理论始终是脱离实际生活的，他们的纲领始终是脱离人民的政治运动的。这个口号是由“不是空想主义者而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枯燥的学者”马克思，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很久以前，在1872年对他下过这样的评语的马克思发现的，并且他是这样发现的：根本不是指出什么远景，而是科学地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说明在这个制度存在时剥削的必然性，并探讨这个制度的发展规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当然可以对《俄国财富》的读者武断说，要理解这个分析并不需要知识，也不需要思索，可是，我们已经看出他本人(而我们将会更明显地看出他那位经济学家撰稿人[指谢·尼 ·尤沙柯夫。——编者注])对这种分析所确立的浅显真理完全无知，所以他的这种说法只能令人发笑而已。不容置辩的事实是：工人运动正是随着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发展而展开并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关于合乎人类天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今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盛行起来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简直违反真情，曲解唯物主义对“远景”的态度，企图闭口不谈唯物主义在工人中间盛行的真正原因，而用最鄙陋的小市民的方法来嘲弄西欧工人运动的思想和策略。我们已经知道，他根本不能举出一个理由来反对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因劳动社会化而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论据，可是他极蛮横地讥讽说，“无产者大军”正在准备剥夺资本家，“随后任何阶级斗争都会停止，天下就会太平，人间就会幸福”。他，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知道一条比这简单得多正确得多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须“人民之友”更详细地指出“明白的和确定不移的”实现“合乎心愿的经济进化”的道路，那时这些人民之友就一定会“被召去”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见《俄国财富》第11期尤沙柯夫先生《俄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文)，而暂时……暂时工人应当等待一下，应当指望人民之友，不要抱着“没有根据的自信心”来开始独立进行反对剥削者的斗争。我们这位作者为了根本打破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心”，就拚命痛斥“这个几乎可以容纳在袖珍字典中的科学”。的确，这还了得：又是科学，又是只值几文钱的小得可以放在口袋里的社会民主主义小册子！显然，有些人只是因为科学教导被剥削者独立进行争取本身解放的斗争，教导他们拒绝任何抹杀阶级对抗并想独揽一切的“人民之友”，才重视科学，因而才用一些使庸人都觉得难堪的便宜小册子叙述这个科学，这些人的自信心是多么没有根据呵。如果工人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人民之友”，那就会是另一回事了，那时，“人民之友”就会拿出真正的、大部头的、学院式的庸人科学给他们看，就会把合乎人类天性的社会组织详细地介绍给他们，只要……工人们愿意等待，不抱着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心而自己进行斗争就行了!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批评”的第二部分已经不是用来一般地反对马克思理论而是专门反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说到这一部分以前，我们必须稍微离开一下本题。原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正如他在批评马克思时不仅没有打算把马克思的理论确切地叙述出来，反而干脆歪曲了这个理论一样，在这里也肆无忌惮地歪曲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必须把原来的真情实况加以说明。要做到这一步，最方便的办法是把俄国从前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拿来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对照一下。讲到前一种思想时，我且借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俄国思想》[《俄国思想》(《Pyecxas MbCJMb》)是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月刊，1880年至1918年中在莫斯科出版。1905年革命以后成为立宪民主党右翼的机关刊物，由彼·别·司徙卢威主编。——编者注]1892年第六期上发表的论文，他在这篇论文里也谈到马克思主义(并且——说来会使他惭愧——是以庄重口气谈到的，没有涉及那些只有按布勒宁口吻才能在受检查的刊物上谈论的问题，也没有诬蔑马克思主义者), 并与马克思主义对立地——如果不是对立地，至少也是与它平行地—一叙述了自己的观点。我当然丝毫不想侮辱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说，不想把他算做社会主义者，也丝毫不想侮辱俄国社会主义者，就是说，不想把他们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等看待：我只是认为他们和他的论证程序实质上是一样的，差别只在于信念的坚定性、明显性和一贯性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叙述《祖国纪事》的思想时写道：“我们向来是把土地属于耕作者和劳动工具属于生产者作为道德的政治的理想。”你们看出发点是最善意的，充满了最善良的愿望…… “我国至今还存在着的中世纪劳动形式[作者在另一地方解释道：“所谓中世纪劳动形式，不仅是指村社土地占有制、手工业和协作组织而言。所有这些都毫无疑义是中世纪形式，但土地或生产工具属于劳动者的种种形式也应当算做中世纪形式。”——编者注]已大为动摇，但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完全取消这些形式以取悦于任何一种学说，不管是自由派的或非自由派的学说。”

真是奇怪的议论！无论何种“劳动形式”只在它被别的什么形式代替时才会动摇；而我们的这位作者甚至没有(而且在他的同道中一个人也没有)打算去分析和说明这些新形式，以及弄清旧形式被这些新形式排挤的原因。更奇怪的是这段议论的第二部分：“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取消这些形式以取悦于一种学说。”“我们” (即社会主义者，——请看上述附带说明)拥有什么手段来“取消”劳动形式，即改造社会各成员间的生产关系呢？难道根据一种学说来改造这些关系的想法不是荒谬的吗？我们再听下去：“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一定要从本民族内部培育出一种‘独特的’文明来，但也不是要把西方文明连同一切腐蚀它的矛盾整个儿搬到我们这里来：必须尽可能从各处采纳长处，至于长处是自己的或别人的，那已不是原则问题，而是实际方便与否的问题。这看起来非常简单、明白而易懂，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的确，这是多么简单呵！从各处“采纳”长处，于是万事大吉！从中世纪形式中“采纳”生产资料属于劳动者的原则，而从新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中“采纳”自由、平等、教育和文化。于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在这里了如指掌：社会学从空想——土地属于劳动者的原则——开始并指出合乎心愿的事情得以实现的条件——从四面八方“采纳”长处。这位哲学家完全形而上学地看问题，认为社会关系不过是这些或那些制度的机械的联合，不过是这些或那些现象的机械的联结。他从这些现象中抽出一种现象，即中世纪形式中土地属于耕作者的现象，以为可以把它移植到任何别种形式中去，好象从一所房屋上抽出一块砖来砌到另一所房屋上一样。但这不是研究社会关系，而是割裂应加研究的材料，因为土地属于耕作者的现象在实际上并非象你所设想的那样孤独地存在着，而不过是当时生产关系中的一个环节。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土地为大土地占有者即地主所瓜分；地主把这种土地分一块给农民，以便剥削他们，于是土地好像是实物工资，它为农民提供必需品，使农民能够为地主生产剩余产品；它是一块使农民为地主服劳役的土地。为什么作者没有考察这种生产关系体系，而只抽出一种现象，因而使这种现象完全被歪曲了呢？这是因为作者不善于观察社会问题：他(再说一遍，我只是把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议论当做例子来批评整个的俄国社会主义)根本没有打算说明当时的“劳动形式”，把这些形式看做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看做一定的社会形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根本不懂得辩证方法，因为辩证方法是要我们把社会看做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的。

他根本没有想到旧劳动形式被新劳动形式排挤的原因问题，于是在谈论这些新形式时重复着完全同样的错误。他认为只须指出这些形式“动摇着”土地属于耕作者的制度(一般说来，就是使生产者脱离生产资料)并斥责这不合理想就够了。他的议论又是十分荒谬的：他把一种现象(丧失土地)抽出来，却没有把它当做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另一种生产关系体系的组成部分，因为商品经济必然引起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造成不平等，使一部分人破产，使另一部分人发财。他指出了大众破产的现象，却忽略了少数人发财的现象，从而使自己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

虽然如此，他还把这种手法称为“寻求关于有血有肉的生活问题的答案”(《俄国财富》1894年第1期)，实则恰恰相反，他不能也不愿说明现实和正视现实，于是可耻地避开富人反对穷人这样的生活问题，而逃到天真的空想领域中去；他还把这称为“寻求关于提得尽善尽美的迫切复杂的真正现实生活问题的答案”(《俄国财富》第1期)，实则他根本没有打算去分析和说明这一真正的现实。

他没有这样做，他毫无意思地从各种不同社会形态中抽出个别的要素，从中世纪社会形态中抽出某某东西，从“新”社会形态中抽出某某东西，然后用这些东西臆造出一个空想来。显然，建立在这上面的理论，不能不与现实社会进化相隔离，其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空想主义者不得不生存和活动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并不是由四面八方采纳来的要素构成的，而是决定着农民和富农(善于经营的农夫)、手工业者和包买主、工人和厂主间的关系的，这些社会关系是他们所完全不了解的。他们想按自己的理想来改造这些不为他们所了解的关系，这种企图和努力是不能不遭到失败的。

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诞生”的时期，社会主义问题在俄国的情形大致就是如此。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以批评从前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观方法开始的；他们不以指出和斥责剥削现象为满足，他们力求说明这种现象。他们看见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是大众破产和少数人发财的历史，目睹小生产者的大量遭受剥夺与普遍的技术进步同时存在，发现这两个绝对相反的潮流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地方产生并随着商品经济的加强而加强，所以他们不能不得出结论，说他们所遇见的是必然使大众遭受剥夺和压迫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这一信念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实践纲领。这个纲领归结起来就是加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加入穷人阶级反对富人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俄国从最偏僻的乡村到最新式和最完善的工厂的经济现实的主要内容。怎样加入呢？答案又是由现实本身提示给他们的。资本主义已使主要工业部门达到大机器工业的阶段；它从而使生产社会化，造成了新制度的物质条件，同时也造成了新的社会力量：工厂工人阶级，即城市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和俄国全体劳动人民遭受着按经济实质说来是同样的资产阶级剥削，但它就谋本身的解放来说却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它已同完全建立在剥削之上的旧社会没有丝毫联系；它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本身就把它组织起来，迫使它开动脑筋，并给它以走上政治斗争舞台的可能。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然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一切希望放在这个阶级身上，把自己的纲领归结为发展这个阶级的阶级意识，把自己的全部活动都用来帮助这个阶级起来进行反对现代制度的直接政治斗争，并吸引俄国整个无产阶级加入这个斗争。

现在我们来看看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怎样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他用什么东西来反对他们的理论观点，反对他们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呢?

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观点被批评家说成下面的样子：

似乎马克思主义者说过，“真理在于：按照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俄国一定会发展具有一切内部矛盾和小资本被大资本吞并现象的资本主义生产，而脱离土地的农夫一定会变成无产者，一定会联合起来，‘一定会社会化’，于是万事大吉，幸运的人类就可坐享其成了。”

请看，原来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的理解与“人民之发”毫无区别，而只是对未来的想法有所不同：他们大概完全不注意现在，而只注意“远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意思正是如此，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完全相信，他们对未来的预察没有半点空想成分，一切都是按照严格科学的训条衡量过的”；最后说得更加明白：马克思主义者“信仰并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

总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陈腐最庸俗的非难，这种非难是所有那些丝毫不能从实质上反驳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的人早已用过了的。“马克思主义者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不可变易性”！

这完全是撒谎和捏造!

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论证过：俄国“应当有”资本主义，“因为”西方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等等。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理论当做什么必须普遍遵行的哲学历史公式，当做一种超过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以外的东西。只有主观哲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才弄巧成拙地暴露出自己不懂马克思，说马克思那里有一种普遍的哲学理论，而对于这种说法，他从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解释：他是找错人了。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以理论符合于一定的即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现实和历史为根据，而是以别的什么为根据来论证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同时他也不能以别的什么为根据来论证这种观点，因为对理论的这种要求已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自已十分明白而确定地声明过并被他用来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

当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可以任意反驳这些声明，说他“亲耳”听到的恰恰是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说法。可是，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真从他的交谈者口里听到各种荒谬的胡说，那与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或其他任何人有什么相干呢？这难道不只是证明他很凑巧地挑中了自己的交谈者吗？也许这位机智哲学家的机智交谈者曾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等等，可是，谁不知道现在(这早已被人看出)任何一个坏蛋都喜欢穿上“红”衣服呢？[我写这段话是假定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确实听到过信奉抽象历史公式的说法，他一点也没有撒谎。但我认为绝对需要在此附带声明一句：我是人云亦云而已。]如果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如此明达，竟不能把这种“乔装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辨别清楚，或者说，如果他如此深知马克思，竟没有看出马克思十分着重提出的这个衡量他的全部学说的标准(把“我们眼前发生的现象”表述出来)，那不过又证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并不聪明而已。

无论如何，他既然在刊物上进行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论战，他就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团体，这个团体早已用这个名称，而且只有它用这个名称，所以决不能把别人同它混淆起来，同时这个团体已有其文坛上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及其小组[指劳动解放社。该社是格·瓦·普列汉诺夫1883年在日内瓦创立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一直存在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编者注]。如果他这样做，——很显然，任何一个稍微正派的人是应当这样做的，——并且读过第一本社会民主主义著作，即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那么，他在该书头几页上就会看见作者以小组全体组员名义发表的那个绝对肯定的声明：

“我们决不想以伟人的威信<即马克思的威信>来掩护自己的纲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懂俄文吗？您懂不懂信奉抽象公式和在论断俄国事情时拒绝利用马克思的任何威信是有区别的呢?

您把偶尔从您的交谈者那里听到的断语当做马克思主义者的断语，而把社会民主派中一位卓越分子以整个团体名义在刊物上发表的声明置之不理，您懂不懂您这样做是很不老实呢?

往下还有更确定的声明：

普列汉诺夫说：“我再说一遍，在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在估计现代俄国现实的问题时可能发生意见分歧”；我们的学说“是运用这个科学理论来分析极其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初次尝试”。

我想这说得再明显不过了：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阐明社会关系所必需的宝贵方法，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本身的正确性及其与现实的相符合为标准的。

您或许以为作者在作这样的声明时，实际上有另外的想法吧？但这是不对的。他当时要解答的问题是：“俄国是否应当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呢？”可见这个问题完全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是按我国各种哲学家的主观方法提出的，因为这些哲学家认为决定这种应当不应当的问题的标准，或者是长官的政策，或者是“社会人士”的活动，或者是“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理想一类的胡说。现在要问，一位信奉抽象公式的人应当怎样回答这类问题呢? 他大概会说辩证过程的无可争辩性，马克思理论的普遍哲学意义， 每个国家必然经过……阶段等等。

普列汉诺夫是怎样回答的呢?

他是像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回答的那样回答的：

他把应当不应当的问题看做毫无意思的、只能使主观主义者发生兴趣的问题完全撇开，而始终只谈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只谈这些关系的现实进化。因此，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提得不正确的问题，而是回答说：“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装做行家的样子，大谈其信奉抽象历史公式、必然性的内在规律等等荒诞无稽的鬼话!而且把这叫做“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论战”！

我实在不懂，如果他是论战家，那谁又是空吠者呢?

谈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上述那段言论时，还不能不指出一点，就是他硬说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俄国一定会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这位哲学家大概认为俄国还没有“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这位作者想必赞成俄国资本主义只有一百五十万工人的意见，——我们在下文里还会碰见我国“人民之友”的这种幼稚思想，他们把其余一切剥削自由劳动的现象不知归到哪里去了。“俄国一定会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及其一切内部矛盾，而脱离土地的农夫一定会变成无产者。”真是越说越糟!这样说来，俄国没有“内部矛盾”吗?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一小撮资本家剥削人民大众的现象吗？没有绝大多数居民破产和一小撮人发财的现象吗？农夫还只是将要脱离土地吗?试问，俄国改革后的全部历史不是农民大量遭受世所未见的强烈剥夺又是什么呢?该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当众说出这种话来呵。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是有这种勇气的，他说："马克思谈的是现成的无产阶级和现成的资本主义，而我们还需要创造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俄国还需要创造无产阶级？在俄国，在大众比任何国家都更贫困、劳动者遭受的剥削比任何国家都更横暴、其贫民的生活常常被拿来同英国比较(而且比较得完全正当)的俄国，在总是有千百万人民忍饥挨饿而粮食输出反在日益增加的俄国，竟没有无产阶级！

我认为为了这些经典式的词句，应当给健在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建立一座纪念碑！[不过，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也许还要试图支吾搪塞，说他并不想说俄国根本没有无产阶级，而只是想说俄国没有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吧？是不是？那你为什么没有说出这点来呢？其实全部问题就在于俄国无产阶级究竟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组织所特有的无产阶级呢，还是其他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既然你 在整整两篇论文中对这个最关紧要和重大的问题只字不提，宁肯胡说八道，乱扯一顿，那又该怪谁呢?]

不过我们在下文里还会看见，“人民之友”的经常一贯的策略就是假装看不见俄国劳动者的痛苦不堪的状况，硬说劳动者的状况仅仅“有点动摇”，只须“文化界”和政府努力一下，就可把一切引入正轨。这些骑士们以为只要他们闭眼不看劳动群众状况所以不好不是因为这个状况“有点动摇”，而是因为劳动群众遭受一小撮剥削者的最无耻的掠夺，只要他们象鸵鸟一样把脑袋藏起来不看这些剥削者，那末，这些剥削者就消失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向他们说这是不敢正视现实的可耻的怯懦心理，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剥削事实为出发点，并说这件事实只能用把人民大众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俄国社会的资产阶级组织来解释，只能用这个无非是资产阶级统治机关的俄罗斯国家的阶级性质来解释，因此，唯一出路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时，“人民之友”就大哭大叫起来，说社会民主主义者想使人民丧失土地！想破坏我国人民经济组织！

我们现在来谈谈这至少是不体面的全部“论战”中最令人愤慨的地方，这就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政治活动的“批评”。谁也懂得，对社会主义者和鼓动家在工人中间的活动决不能在我国的合法报刊上予以真诚的讨论，受检查的正派刊物在这方面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谨守缄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竟忘记了这个起码的规矩，恬不知耻地利用他对读者公众说话的垄断权来诬蔑社会主义者。

不过，不利用合法报刊还是可以找到斗争手段来反对这个放肆无礼的批评家的!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假装天真地说道：“据我所知，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分为三类：旁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过程的旁观者）、消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减轻生育的痛苦”。他们“对庄稼汉不感兴趣，而把注意力和希望放在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人的身上”）和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公然主张使农村更加破产 的）。”

这是什么话？难道批评家先生不知道，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是那些认为现实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摆脱这个社会的唯一出路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者吗？他究竟用什么办法、根据什么理由把他们与那种荒唐的鄙陋议论混在一起呢? 他有什么权利(当然是道德权利)用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名称去称呼那些显然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基本原理的人，称呼那些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以一个特别团体的名义发表过意见、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出过任何一种特别纲领的人呢？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给自己留下了很多后路，好来为这种恶劣手段做辩护。

他用阔少爷的轻浮态度讥讽说：“也许这些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称的。”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自称的呢？是在彼得堡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的客厅里吗？是在私人信札里吗?就算是这样吧。那就请您在自己的客厅里、在自己的通信中去同他们交谈吧!要知道您是公开地在报刊上反对那些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公开地(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发表过意见的人的。而且您明知道只有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团体用这个名称，明知道不能把别的什么人同这个团体混为一谈，您却敢于宣称您在同“社会民主主义者”论战！[我现在且来谈谈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碰到的一个事实上的证明。每一个读过他的论文的人都会承认，他把斯克沃尔佐夫先生(《饥荒的经济原因》的作者)也列为“马克思主义者”。可是这位先生自己并不这样称呼自己，而且只要 读过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作品就可以知道，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看来，这位先生不过是一位最鄙陋的资产者罢了。不懂得他为之拟制进步方案的社会环境是资产阶级的环境，不懂得在农民经济中确已看出的一切“技术改良”都不过 是改善少数人状况而使多数人变成无产者的资产阶级进步，那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他对之提出方案的国家是一个只能拥护资产阶级和压迫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那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像一个被揭发的小学生那样躲躲闪闪，拼命向读者证明说：这与我毫不相干，我是“亲耳听到，亲眼看到”的。真妙极了!我们乐于相信在您跟前尽是一些庸人和恶棍，但这与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有什么相干呢？“在现时”,在不仅社会主义的活动而且任何一个稍许独立的和正直的社会活动都要引起政治迫害的时候，有一个在某种旗帜下面——民意主义[民意主义是因民意党而得名。民意党是民粹派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于1879年成立的秘密团体。该党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主要斗争手段。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刺杀(1881年3月1日(公历13日))以后不久，民意党就被沙皇政府粉碎了。在此以后，民粹派的大多数人都放弃了对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宣传同沙皇专制制度调和和妥协。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成了富农阶级利益的代表者。——编者注]的、马克思主义的、或者甚至是立宪主义的旗帜下面—真正工作的人，就会有几十个假借这种名义来掩护其自由主义怯懦性的清谈家，也许还会有几个简直是专谋私利的卑鄙分子，这谁不知道呢？只有最卑鄙龌龊的人，才会把各种肮脏分子玷污了(而且是不声不响地)其中某一派的旗帜这一事实拿来归罪于这一派，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全部叙述从头到尾都是曲解、歪曲和颠倒是非。我们在上面已经看见，社会民主主义者作为出发点的“真理”完全被他歪曲了，被他说成另外一个样子，其实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那样叙述过，而且也不能那样叙述。如果他叙述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俄国现实的真正见解，他就不能不知道：能与这些见解“相合的”只有一种态度，那就是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发展，组织并团结无产阶级进行反对现代制度的政治斗争。可是他还留了一手。他装着受了委屈的样子，伪善地指天誓日，并油滑地说：“我很乐意听到这点，但我不懂得你们究竟抗议什么。”(他在《俄国财富》第二期上正是这样说的)“你们仔细读一读我对消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论，就会知道我是说：从伦理观点看来，丝毫不容反驳。”

这当然不过是反复咀嚼从前的那些可怜的遁辞而已。

请你们说说，你们将怎样称呼这样一个人的行为，他宣称他在批评社会革命民粹派(另外一种民粹派还未出现，——我是拿这样 一个时期来说的)，同时却说出下列…类话来：

“据我所知，民粹主义者分为三类：第一是彻底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完全接受农夫的思想，并确实符合农夫的愿望把笞刑和打老婆的风俗普遍化，并且一般地奉行政府所施行的那种也曾称为人民政策的万恶的皮鞭刑棍政策；其次是胆怯的民粹主义者，他们并不注意农夫的意见，而只企图用结社等等方法，把不合俄国国情的革命运动搬到俄国来，——可是，假如不是道路很滑，容易使胆怯的民粹主义者滚到彻底的民粹主义者或勇敢的民粹主义者那里去的话，从伦理观点看米，丝毫不容反驳；最后是勇敢的民粹主义者，他们要完全实现善于经营的农夫的人民理想，因而去耕田种地，以便过十足的富农生活。”一切正派的人当然会说这是卑鄙的诬蔑。假如说这种话的人不能在同一报刊上受到民粹主义者的反驳，假如民粹主义者的思想迄今只是秘密地叙述过，因此，许多人对于这种思想都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并容易相信关于民粹主义者的任何一种传说，那末，大家都会认为这种人是……

不过，也许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自己也还没有完全忘记这里应当安上什么字眼。

然而已经够了！这类的诬蔑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还有很多，可是，我不知道还有哪种工作会比盘桓于这个泥坑中，收集散在各处的暗示，把它们加以比较并找出即使一点象样的反驳，更加费神，更加不讨好，更加麻烦的了。

够了!

 

 

 

 

来源：《列宁选集》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