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特辑·被遗忘的劳作：谁在支撑我们的自由与自我实现？

“解放要通过一种更公正的劳作的社会分配来实现”

访谈哲学家Katia Genel

Katia Genel，巴黎楠泰尔大学哲学教授，专长为德国哲学以及社会与政治哲学。她的研究涉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劳动和女性主义。她出版了《权威与解放：霍克海默与批判理论》（2013）、《汉娜·阿伦特：自由的经验》（2016），并与Jean-Philippe Deranty合著《承认还是歧见？朗西埃与霍耐特之间的一场批判性对话》（2020）。2025年出版《劳作的遗忘：阿伦特与女性主义劳动理论》。

（Autorité et émancipation. Horkheimer et la Théorie critique；Reconnaissance ou mésentente ? Un dialogue critique entre Jacques Rancière et Axel Honneth；L’oubli du labeur. Arendt et les théories féministes du travail）

您梦想着有一天，所有人类的工作都会完全令人充实、富有创造性、充满新意吗？这可算错了：没有任何工作能够不包含某种劳作（labor）。所谓“劳作”，就是那些评价很低、常常被遮蔽，却又对于维持世界运转必不可少的活动。哲学家Katia Genel展示了“非生产性”的劳作如何使“生产性”的工作得以进行，并邀请我们思考前者在社会内部究竟是如何被分配的。

问：你在工作（work）和劳作（labor）之间做了什么区分？

通常，我们把工作定义为一种改造物质、以生产某种东西的活动。这种关于工作的观念遮蔽了现实中的整个一大片面向：那些劳苦性的活动。它们旨在生命的再生产，而不是确定物品的生产；它们涵盖了所有与清洁、照护、物流或维护等相关的活动。

这类活动一直被劳动哲学所遮蔽。劳动哲学受到一种来自黑格尔的观念影响，即工作仅仅是生产物品，而人在这些物品中能够认出自己。即使是卡尔·马克思，在他描述工人工作的节奏和艰苦性时，也倾向于略过那种只是维持事物，而不是生产事物的“非生产性”劳动。

这种遮蔽正是问题所在：它无法解释一整系列职业，也就是大流行期间被突出强调的所谓“第二线”：居家服务人员、收银员、装卸工以及垃圾清运工等。在处于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旁边，这些都是暴露在风险之中的职业，却被排除在理论视野之外。劳作是一种不对称和根本性压迫的源头：尽管它无处不在地存在于我们周围，我们却像它不存在一样思考和行动。

问：对劳作的遗忘是如何发生的？

一般的哲学对于那些稍显“低贱”的对象有一种普遍的沉默。柏拉图怀疑是否存在毛发、泥巴、污垢的理念……布尔迪厄谈到哲学家的“经院式”地位：他们是在一个特权位置上发言，而这个位置预设他们自己，或者更广泛地说，社会已经把许多任务委托给别人，从而使他们能够专心思考。在某些自由主义思想家那里也能看到这种沉默：他们声称，个人必须保有发展自己关于美好生活观念的可能性……但却小心翼翼地不去比较各种活动本身。至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确实会谈到各种任务，以此描述工人的工作，但他们感兴趣的主要还是生产性的活动。

“劳作并不只涉及家务劳动，或在家庭内部进行的照护劳动；它以远为广泛的方式存在于社会之中。”

问：那么，劳作又是如何重新回到前台的？

首先要感谢女性主义者。她们最先观察到，无偿家务劳动是如何没有被纳入考虑的。通过把它作为研究对象，她们看见了被遗忘的劳作的一整个部分。随后，一些哲学家将照护（care）的伦理学形式化，展示了那些涉及关心他人的活动通常是如何被贬低和遮蔽的。人们曾经以为，这些活动来自某种所谓的“女性本质”。

我希望把这种分析扩展到全部活动之上：劳作并不只涉及家务劳动，或在家庭内部进行的照护劳动，它以更为广泛的方式存在于社会之中。

我们倾向于在两类活动之间作出区分：一类是令人充实的、重要的、承载着尊严和自主性的活动，另一类则是前者所依赖的活动，它们是他律的、不体面的：这就是劳作。后者是不可还原的：我们必须“执行”它们，才能生存。它们之所以艰苦且异化，是因为它们是被强加的。自主性的活动则是那些人在其中实现自我的活动：它们被看作具有创造性，因为在其中，我们通常是给自己设定规则。

问：劳作和工作这两个维度是如何彼此衔接的？

这一区分由阿伦特加以普及，她区分出两种不同的逻辑。一方面是世界的逻辑，它建立在一整套由我们生产出来的持久物品的存在之上：这就是work，即工作。另一方面是生命的逻辑，它注定要重复、要消失，而labor，即劳作，就被归属于这一逻辑。因此，劳作关乎这种生命的必要性：我们一起床，就必须重新整理床铺，重新打扫，重新保养自己的身体，重新吃饭，如此等等。通过强调工作的创造性和解放性来赋予工作以价值，这一可能性预设了对劳作的遮蔽；而劳作是一种必要的劳动类型，但在根本上是消极的。

然而，让我们再次提醒自己：这种劳作必须被完成。为了使最丰富、最自主的社会互动和人类互动能够发生，就需要一整套劳苦性任务的连续链条。

阿伦特所展示的是，“非生产性”的劳作和“生产性”的工作是紧密相连的。她还使用“对世界的照护”这一表达，来描述劳作如何负责维护构成我们世界的那些持久物品。正因如此，她在英语中写道：“keep the world clean”（让世界保持干净）：这是一种清洁，它使已经生产出来的成品能够在时间中维持下去。

“劳作在于对世界进行维护，以避免世界被自然过程侵入，并最终走向退化。”

问：就拿我们所在的这家咖啡馆来说：为了让它成为一个适合进行生产性工作的地方，也就是适合我们进行这场访谈的地方，就必须有人完成一些维护性任务，比如清洁、电力、管道维修。是这样吗？

是的，劳作在于对世界进行维护，以避免世界被自然过程侵入，并最终走向退化。如果我们在世界中生产出来的成品能够展现，那是因为存在一整系列属于维护或照护的任务。

问：然而，它们仍然是不可见的！你如何解释这件事？

这是劳作的一个核心特征：它被不可见化。为什么？因为它只是把世界维持在某种状态之中，所以我们可以假装看不见它。因此，它得不到价值承认，而我们则试图把它委托给别人，最常见的是委托给被贬低的群体，比如移民或女性。简言之，我们千方百计地把“脏活”委托出去，以便摆脱它。清洁女工或保姆的服务，就可以被用来维持一种自主性的幻觉，也就是一种解放理想的幻觉；在这种幻觉中，解放被理解为对一切生命必要性的想象性废除。

问：您为什么说这是自主性的幻觉？

因为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构：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自己是自主的，但在我们曾经是儿童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将来成为老年人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甚至这个自主性的时刻本身也仍然是幻觉性的：我们依赖于同服装、食物等生产链条之间的关系...否认这种必要性，就是一种相当奇怪的置身于世界中的方式。

解放并不仅仅意味着从外在约束中解放出来，也意味着从内在表象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把解放理解为摆脱必要性，那么它就建立在对许多其ta人的支配之上。重新学习如何获得解放的一种方式，也许恰恰是以悖论性地重新学习自己动手，正如哲学家Aurélien Berlan在其著作《土地与自由》（Terre et liberté）中通过“自制”的概念所提出的那样。这样一来，问题就是把劳作带入工作之中。但这一提议也有其局限：对于那些无法自己动手、必须依赖ta人劳作的人来说，它无法成立。如果我们把劳作放在整个社会的尺度上来考虑，它也无法成立，因为整个社会恰恰建立在劳动分工之上。

“机器，无论是什么机器，都只能消除一部劳作。所有照护任务都并不能被完全替代。我不知道机器人将来是否真的能够给人换尿布！”

问：把劳作委托给机器，会是一种解决方案吗？

确实有这样一种想法：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劳作“委托”给机器。机器，无论是什么机器，都只能消除一部劳作。有些机器，比如外骨骼，也许可以减轻劳作中的一部分身体艰苦性，但永远不可能完全取代它。所有照护任务都并不能被完全替代。我不知道机器人将来是否真的能够给人换尿布！必须真正理解劳作的“社会必要性”：在我看来，真正的解放要通过一种更公正的劳作的社会分配来实现。

问：这意味着必须判定哪一种活动属于劳作，哪一种活动属于工作…

我的想法并不是在二者之间划出一条过于清晰的界线，因为它有时是流动的。在“生产性”的工作中，也存在劳苦性的方面，也就是为了完成它而付出的努力。例如，面包师生产的是易腐坏的物品，但与此同时，面包仍然是他的工作产品。

我们不应该陷入幻觉，以为所有活动在艰苦性、承认和社会性价值化方面都是等值的。这里存在一个争论：一些女性主义者以及不少社会学家认为，任何职业都可以得到它应有的承认。

问：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是一种消解策略：人们试图把劳作转化为工作，因为据说这样就能在其中找到承认。持有这种话语时，我们有可能会最小化、相对化某些活动中令人排斥、艰苦，甚至带有强制性的方面。最后我们会认为，只要把它们组织好，它们就会失去其劳苦性、失去其艰苦性。所有那些说人在这类工作中也可以获得充实的人…通常自己并不从事这类工作。

这样说并没有任何轻蔑之意。许多从事劳苦性活动的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满意的。问题在于，这并不是系统性的。如果我们如此喜欢在媒体上呈现一个为自己职业感到自豪或满意的清运工，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看见所有其ta那些人：ta们之所以从事这类活动，是出于义务，是因为为了谋生ta们没有其他选择、是因为ta们没有证件、是因为ta们没有受过培训。必须能够展示劳作中不可还原的部分，即一切“积极的”或创造性的工作所依赖的消极而艰苦的条件。

“为了不通过把劳作消解在工作之中而使其失去关注，也不通过只强调它的有用性而过度‘积极化’它，毫无疑问，必须把发言权重新交还给劳作者。”

问：就是要让它可见，但又不试图赋予它一种“虚假的承认”？

这并不只是一个可见性的问题，而是劳作的社会分配问题。正如女性主义者Alyssa Battistoni所说，我们更了解照看我们孩子的人，而不是生产我们运动鞋的人。（译注：这里意思是说，被看见、被承认与否，和被剥削这个事实无关）整个有薪的、受到承认的生产性工作经济，都建立在广义照护的一种剥削形式之上。如果你让市场来配置劳作，它最终总会落到女性或最不稳定的人群身上——并使这些人反过来难以保障其自身家庭的劳作。

我们也不能仅仅依靠国家。必须在整个社会的尺度上重新组织劳作，以面对其负担。为了不通过把劳作消解在工作之中而使其失去关注，也不通过只强调它的有用性而过度“积极化”它，毫无疑问，就必须把发言权重新交还给劳作者：ta们期待什么，ta们需要什么，ta们会提出哪些调整，以减轻或补偿劳作在其生活中所代表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