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书评

文/Lucky

 

 

最近到了大四毕业的时候，从人生阶段看也是需要面对工作这一人生大事。我想到了农民工这一群体，想到了我也是从农村出来，我的母辈也是农村出来，我与这个群体紧密联系着，构成了我的社会存在。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西方存在不同。

在这篇文章中，

“今天的农民工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新的发展地区。从人数以及集中化来说，其实已经完全达到了马克思理解的阶级结构出现的标准。但是我们在他们作为一个自在的阶级出现时并没有用一个阶级的视野去理解他们，而且往往回避阶级的处理方式。”

农民工处在农民变成工人的过程之中，他们即保存了一份土地，但又进城进行雇佣劳动。他们的生活方式、情感联结、再生产领域等都与传统的无产阶级存在差别。

 

一、30 年来农民工身上发生了工业化而没有发现城市化，也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在他们身上是两个脱钩的环节。

这些农民工手上还有一块土地，工业危机失业了，我们便可以让他们回家，老了干不动了，我们可以让他们回家。我们可以让社会再生产的成本让农村来承担。我们没有必要让农民工转化变成工人。

让他们进城打工而不是生活，造成了空间上的一种分割。就是说，他的生产领域是在城市的空间，而他的再生产则在农村的空间进行。

1，内心情感结构的变化

文章中以“不能回去”举例。他们不再是小农的生产方式的参与者，而是大工业下的一个生产者，其内心自我认同更多是现代化的工人。（发达的都市、五光十色的商品、以及那时候的社会对都市的推崇等）其次，对比农村耕种的落后封闭，虽然工厂里也是受到压榨剥削，但却会感觉比上一代缺衣少食的生活比要幸福的很多。（belike在北平拉车的力工可以吃上肉和米面，但在偏远农村的地主却可能只有逢年过节才吃上肉。城市聚集起来的资源可以平摊成本）赚到的工资也比在农村守着一亩三分地要多。

对家的情感矛盾。“在思想和观念层面上，家不过是农民工在想象中所扎下的根，是在城市中没有根，茫然、漂泊的状态中希望获得意义的表现，就像船需要抛锚一样。我认为，很多情况下，农民工对家乡的思念更多的是想象意义上的。” “而在农民工中间却突然出现了这么多想家的主题。我认为我们更多的要把这些看作是对工业事件的反应，是他在城市生活中，在工业事件中的无根状态下想象的东西。”

在问卷调查中发现，新一代农民工除了想家以外，还深刻感受着“不自由”和“无意义”。城市居民在工作中感受到的不自由、枯燥等还有家的平衡，回到家庭的再生产空间，有家人、社区、朋友等开展生活，这些消极的体会则会缓解很多。而相对于农民工群体，他们身边大多的是工友和老乡。

2，特殊的空间

首先，户籍制度使得他们必须办理暂住证，这分割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其次，工厂提供的宿舍让他们可以劳动力再生产。而这种宿舍则是环境恶劣的。再次，在经济上，对于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对于回到农村重新种地已经是不太可能了。而回去从事养殖业商业等对于小县城的金融体系、市场空间等限制则是非常有限的。在文化价值生活方式上，农村已经掏空了，这种掏空不仅仅是资源和劳动力上，而且是在意义体系上。

漂泊无依、对自我的认同存在割裂等是这些农民工生命情感的高频词。而他们对子女的态度则也是割裂的。一方面希望小孩读书出人头地，以后在大城市买房子定居，另一方面又将小孩留在农村接受教育，缺乏情感联系，在匮乏的教育资源以及家庭结构的压抑中，出人头地则是一件困难事情。

 

二、城乡对立的历史与发展

1.在传统中国，家庭内部生产和消费是没有分离的，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同时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基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生产和消费没有分离，同时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有一定分离，但不完全分离。同时，精英（如举人）的乡城流动性很强，可以“衣锦还乡”，这种结构保持了一种有机的平衡。

费孝通当时讲的城乡关系。这个城指的是有围墙的城，在里面住的主要是消费者，也有一部分是手工业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供城里的消费者消费的。城里的消费者的资源来自地租及其他盘剥，有了地租后还可以进行多元投机，比如投资粮店、米铺、当铺，但总的来说，他的资源来自农村。

19世纪通商口岸开放后，帝国主义经济冲击使乡村手工业崩溃，城市兴起伴随着农村衰败。这种通商口岸的出现使得原来已经有了的城乡剥削关系变得更加剧烈。

同时，现代教育都设在城市，培养出的知识分子成了费孝通所说的“逃兵”（deserters），他们接受的知识结构无法对接乡村社会，彻底回不去了。以鲁迅的《故乡》为例，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回到故乡也是卖掉老屋搬迁。新文化运动是以都市为根基的，是以书面语为基础的，跟广大农村没法结合；同时其知识结构也是一种外来的知识结构。

2.文章中给出两条突破：一是左翼知识分子下乡。二是抗日战争带来知识生产的机构转移。《小二黑结婚》这一作品就是在土地改革的背景下，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可以反抗传统的社会关系、封建的大家长权威，以及这种社会关系及权威背后所依赖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他们的爱情也不再是悲剧了。

 

在毛时代，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有了一个结合———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比如当时的“以厂为家”，工人对于厂的情感很深刻。

“毛时代希望建立的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一种结合，另一种是生产和消费的结合。当时很多国营单位是生产性的单位，也是消费性的单位。以单位为基础，有托儿所、医院、住房和其他福利，某种程度上有种家的形式这就是说，那时的领导不但管生产，还管吃喝拉撒。”那个时候流动是很困难的，你的生产和消费是相对固定和稳定的，使这些得以保证的是户籍制度。这一制度在去商品化的过程和保障一定程度的公平上起到了作用。

但怎么确定代理人是真的代表工人的利益而不是自己阶层的利益呢。

 

 

三、对于未来的期待

1，从就业权，社会保险，市民权这三个方面保障。

2，行政赋权。

第一，中国的政府治理体系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治理体系，中央政府的政策是通过多层级地方政府组织来实现的，多层级政府之间的目标紧张必然导致赋权过程首先是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博弈的过程。

第二，地方政府的赋权实践服从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和政治稳定目标的要求，同时遵循“城市中心主义”的原则。

第三，行政赋权与行政限制往往是伴随在一起的。我能够赋权，也能制定规则限制权利的实现。

3.在行政赋权的制度结构中，农民工处于被动和从属状态，必然导致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如果没有农民向工人阶级的转变以及农民向市民的转变是无法真正实现的。

但是，行政赋权无法形成劳动者源于自我规定性的权利意识，从而最终难以完成向工人阶级的转变；无法形成稳定的职业行为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意识，从而最终难以完成向市民化的转变。

第二，行政赋权还会导致政策难以得到农民工自身的积极回应。

 

后面又强调了一些现在我们都知道的政策，就不再具体摘抄了。

这是2010年那时候的构想。现在也过去了15年之久了，回想我在2010年的时候，我应该是上小学了，但我没有留在苏州。倒也不是户籍原因，但也是和当时农民工处境有关系了。后来小学毕业家里也讨论让我回苏州读初中，但最后也没有再回去，嫌弃我在农村长大跟不上城里上课，照顾小孩读书很麻烦等。。

很难再回想小时候作为留守儿童的生活，可能记忆有些偏差选择性多提取了痛苦的内容。而我作为农民工的下一代，未来也是被牺牲掉的。

矛盾的态度是常见的，也总让我很痛苦。

那个时代也挺割裂的。对于一些怀念过去的帖子我是觉得很荒唐的，好在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一切都发展的向好的方面进行，这群被牺牲的小孩也是时代的见证人了。

 

来源：云雀与山鹰

编辑：江城子

 

 

发布时间：2026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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