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教育了我们？革命·理想·信念的思考（2）

 

文/党人碑

 

10岁参加八路军，你要说当年的王连进教授，有多大的革命觉悟，那明显不合实际。

正如教员同志所说的，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的实践中来，只能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社会实践中来。

换言之，从目不识丁到学科带头人，从敷药都不熟练，到群众口中的子弟兵好大夫，既要感谢斗争，感谢人民，感谢同志，也要“感谢”敌人。

1941年的中秋之夜，河北省行唐县连庄村，月儿高挂，清辉遍地。根据地军民正在过节，由于前期多次反“扫荡”的胜利，大家都有些侥幸和疲惫心理，觉得鬼子也不过如此？

 

 

没想到狡猾的日军，针对山地战，采取了轻装化，战术上更加隐蔽，一方面声东击西，白天对我迂回包抄，拂晓前到位，发起突袭，同时不通知沿途伪军，以免情报泄漏，尽量达成突然性。

当时只有13岁的王护理员，正和医务所的伤员、医护人员，以及来慰问的群众，有说有笑，突然一位浑身是汗，气喘吁吁的侦察兵冲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敌人快来了，赶紧转移！”

不急细说，侦察兵就跑出村外，去其他村子报信了。

医务所一边准备转移，一边通知群众，顿时全村人乱乱作一团，鸡鸣狗叫。还好群众斗争经验丰富，很多的时间，多数都转移到了山沟里。

 

唯有一家母子，慢了一步，先把公婆护送出村后，回来收拾东西，就被进村的鬼子堵在院子里。

兽性大发的鬼子，轮流侮辱了母亲，然后又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杀死了她。尽管母亲拼命保护孩子，两岁不到的小家伙，平时人见人爱，小王也抱过，一个苹果脸，谁抱都咯咯笑的可爱孩子，也被鬼子杀死在母亲身边。可以想象，那时母亲何等的绝望和悲愤？

烧杀抢掠之后，鬼子兵嗷嗷叫唤，唱着歌，打着膏药旗走了。此时已近黄昏，它们也怕遭到八路军和民兵的伏击。鬼子的战术，就是快进快出，尽量摧毁我们的抗战基础和民心。

 

村里人陆续回来了，目睹了这对母子惨遭杀戮的悲剧，群众和八路军全都失声痛哭。公婆更是悲痛欲绝，婆婆突然不哭了，从血泊中抱起了满身是血的小孙子，站着发呆……

小王在这一刻，突然长大了，他也不哭了，迅速脱下自己的军衣，走过去，给躺在地上，赤身裸体的大嫂盖上。大娘抱着孙子，扑在媳妇的身上，再次哭出了声，嚎啕大哭。她一边哭，一边咒骂：“千刀万剐的日本鬼子，伤天害理，不得好死，要下十八层地狱的。”

全村群众同仇敌忾，顿时愤怒的仇恨的火焰，在大家心头点燃，男女老幼，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口号声发自肺腑，犹如巨浪，一浪更比一浪高。

 

 

小王又看了看，那个他曾经抱过的小弟弟，两眼圆睁，斜视一方，可能受了惊吓，也可能是在叫妈妈，这就是死不瞑目啊！参加革命前，以及革命以来，小王见过了无数死人，唯有这次，最为动容，久久不能释怀。

多年后，王老回忆当年，说：“这对母子的惨死，哪里只是她们母子的悲剧？简直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国格与人格的侮辱与伤害。”于是，那一刻，他明白了抗战的意义，革命的意义，他突然长大了。

当天连庄村的遇害乡亲中，还有位放牛老汉。

老汉无儿无女，牛就是他的一切，为了赶牛，他在村外被鬼子堵住了。鬼子抢了他的牛，还把他绑在树上，逼问他，八路在哪里，伤员在哪里，不说就杀了你！

 

老汉也真是硬骨头，面对刀枪、狼狗和殴打，一声不吭，打成了重伤也仍然一声不吭。鬼子无计可施，押着他到附近一座小山上，逼着他高喊“日本鬼子走啦！你们回来吧？”来欺骗我们，想把大家诳回来，一勺烩。

鬼子那点鬼伎俩，老汉能看不出来？他宁死不屈，说啥也不喊，咋打也不喊，最后把他打急眼了，他终于喊出声了，扯着嗓子，拼命高喊：“乡亲们，你们千万别回来，鬼子还没有滚蛋。别受鬼子的骗，千万不要回来！”

呐喊声响彻山谷，传遍旷野，群众听到了动容，鬼子听到了丧胆。这就是中国人民，不可征服的中国人民，哪怕是一个放牛老汉，侵略者也无法让他屈服，如此侵略者和它们的侵略战争，怎么可能胜利？在觉悟了的中国人民面前，它们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最终从中国的地面上滚出去！

 

收敛老人忠骸的时候，全村人又都哭了，大家说老汉是为了全村人死的，他没有后代，今后全村人的后代，就是放牛老汉的后代，要让我们的后代活下去，后代还有后代，而不是被侵略者屠杀蹂躏，就必须跟着共产党、八路军，和敌人斗争下去。希望敌人的怜悯，完全是幻想，妇孺都不会放过，怎么可能放过其他人呢？

小王对放牛老汉，同样心存敬意，在他看来，老汉是个民族英雄，比说书唱戏，舞台上的岳飞、杨家将，更具体，教会了小王，在战争中，该怎样顶天立地做个中国人。

 

也就在这时候，小王也终于明白了，政治学习中，几任指导员都曾给他讲到的，教员同志在《论持久战》中的那段话的真实意义。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也就在这一年，在惨烈的反“扫荡”斗争中，十三岁的小八路，入了党。两位介绍人，都是卫生所的同志，其中一位是女医生朱仙。

 

朱仙大姐原来是北京的“洋学生”，抗战初期长途跋涉到延安，追求革命，从晋察冀白求恩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小王所在的第三军分区第二十大队后方卫生所。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曾经的“洋学生”完全革命化，成了“土八路”。她一身八路制服，脚上一双老乡做的“山杠子”鞋，和男同志一样吃住，一样工作，一样打游击，爬山涉水也决不后人。而且作为共产党员和业务骨干，朱仙同志不但要全面负责医疗护理工作，还全方位地关爱着小八路，是他们的知心大姐。

这里要讲讲当时的游击环境，今天看惯了抗日神剧的朋友们，可能很难想象，对于女同志，何等不方便？

 

1941年夏，卫生所转移到一个叫碾子窝的小山村。

村子小，群众少，住宿环境恶劣，为了少占民房，不给群众添麻烦，同时也尽量保证“好房子”，先紧着伤员住，医护人员在野外打窝棚住。

夏夜山风吹，不受蚊子叮咬，对男同志来说，既凉爽，又适意，可对一个女医生就不那么方便了。

当时，无论男女，都只有一套衣服，没有什么换洗衣服，往往脱了衣服，下河沟洗澡，边洗衣服，将湿衣晒在石头上，从水里爬起来，衣服也干了，换上就可以跑了。男同志好办，女同志呢？就凭这点，革命战争年代的女同志，有何等不易，也就可想而知了！

 

作为共产党员，朱仙同志时刻都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以白求恩精神对待伤员，同时带动全体医护人员努力工作。对伤病员，她永远是无限热情，陪伤病员谈心，嘘寒问暖，喂水、喂饭、理发、洗脚，不少原本该护理员做的工作，她也当仁不让，抢着干，仿佛永远不知疲劳。缺医少药是家常便饭，朱仙同志却不认这个“命”，总是想方设法找中草药和替代品，为伤员治病换药。用安慰等精神疗法缓解伤病员的痛苦，支撑他们与伤痛作斗争。

饶是如此，当时的艰苦环境下，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很多好同志，受尽痛苦，却无法救治，在极端痛苦中牺牲。有位姓张的伤员，下肢受了轻伤，伤口愈合了，但腿却伸不直。为了早日重返战场，张同志就咬紧牙关，拼命拉伸，结果出了事。因为没有医药和手术器械，只能看他疼得直打滚，汗流满面，却咬紧牙关，咬碎满嘴牙，最后活活疼死过去……

 

此情此景，谁不落泪？

一贯坚强的朱仙同志，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痛哭失声。她说，我们不仅没有治好伤员的腿，而且伤员丧失了生命，我们竟无能为力。

就是这样一位老大姐，让小王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榜样的力量。

多年之后，已是“王老”的小王，还会跟青年医生提到朱仙医生，他说：“是她，教给了我应该怎样做人，该做怎样的人，该树立怎样的理想与信念。更是她将我一个穷孩子，培养成了一个真正的小八路，一个共产党员。”

 

1942年初春，卫生所带着伤员，由平汉铁路西回到冀中，过封锁线的时候，朱仙同志壮烈牺牲，年仅24岁。她的一生如此短暂，仿佛划过夜空的一颗流星，闪耀着，而瞬间消失，却意义非凡，因为她点亮了无数“小王”这样的小八路的前进之路，把革命的光芒，不断传递下去，哪怕只是一颗流星，却一颗颗传递下去，照耀着不断照亮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前进之路。

牺牲的同志并不只有成年人，在朱仙烈士牺牲前，碾子窝反“扫荡”的时候，小王的好朋友小赵，为掩护伤员，也不幸牺牲。

小赵才16岁，曾和小王是培训班的同学，又一起来的卫生所，朝夕共处。只是斗争经验不足，一紧张，扔出去的手榴弹没拉弦，没有炸死敌人，他也被俘了。但小赵是个好样的，敌人逼问他，伤员在哪里？他宁死不说，最后被敌人用刺刀挑死在河滩上。

 

掩埋忠骸的时候，小王唯一的遗憾，就是小赵没能炸死两个鬼子，也不枉人世间走一遭。不过，这也不能怪小赵，毕竟他们都还只是孩子，战争本不该他们参加的！

尽管日伪军的“扫荡”不断，但对于冀中抗日军民来说，真正的考验是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关于这次“扫荡”，我前面写过太多了，只告诉大家一个概念，其实就够了——

1942年日本侵略军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曾经是震撼全国，震撼全世界的一次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分割最严重、手段最残忍的一次“扫荡”。

 

小小的卫生所，也迎来了大考。

小王所在的卫生组，原来有好几位伤员，他们都被敌人搜出来，残忍杀害了。其中有位19岁的伤员，腿伤已经快痊愈，拐着腿能走一段路了，单独行动还有困难。牺牲时，他手无寸铁，拐着腿冲向敌人，倒在麦田里，双目圆睁，满是不甘。

还有位双目失明的同志，为了不给战友添麻烦，他失踪了，最后发现也惨死在田野中。多年之后，王连进同志还会想起这位烈士，想：“他的眼是被敌人炸瞎的，他是不是找敌人算帐去了？他是不是不愿我们为带他而增加负担，独自一人同敌人拼搏去了？”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伤员和医护人员，同样面临大考。

伤员都牺牲了，医护人员也所剩无几，带队的刁医生，看着几个还是孩子的医护兵，沉痛地告诉大家：“我们没有完成任务，心里又难过又愧疚。现在环境这么艰苦复杂，必须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你们中谁愿意回家的就走吧！革命不勉强，别做对不起革命的事情，将来还可以回来，继续革命。”

有个姓孙的看护员说，我愿意回家。

小王认识小孙，他们都是武强人，小孙是孙庄的，距离小王老家中王庄，不过五六里。

 

小孙走了，小王他们几个却没有走，都看着刁医生。

刁医生继续说：“不愿回家的跟我走！”

途中，刁医生把你年纪最小的王连进、王增喜，“坚壁”在了献县代村。这是一个“堡垒村”，有二三百户人家，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都是好同志，二话不说，就把俩孩子收留了。群众对突如其来的外乡人，谁也不来盘根问底，仿佛原本就是这村上的一分子。

不久，王增喜也回了家，王连进则彻底融入了代村。对外，王连进喊村支书朱长法同志为“老朱叔”，说是本家表侄，吃住干活，打成一片。割麦、耕田、锄草、拉大耙、拾柴禾、担粪、挑水、扫院子……完全就是个庄户人家的孩子，不过这也没什么，原本小王就是劳动人民家的苦孩子，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八路军又讲究个“军队和老百姓，打鬼子保家乡，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家人，才能打的赢。”

 

说到这里，有个题外话：在国民党军队里，“老百姓”可不是好词儿，而是骂人的。国民党军出身的旅美老作家王鼎钧就讲过，他在“国军”新兵阶段训练时，长官连打带骂，一骂就是“死老百姓”。

如此瞧不起老百姓，甚至仇视老百姓，怎么可能不脱离老百姓，走到老百姓的反面，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的死敌呢？如此，焉能胜，焉得不败？

反观小小代村，老百姓坚定地和共产党、八路军，站在一起。

为什么呢？

 

 

有次，大批日伪军围了代村，所有男女老少，都被压在了打谷场上。轻重机枪和大狼狗都属标配，枪如林、刀似海，为首老鬼子挥着东洋刀，叽哩哇啦，汉奸翻译赶紧说：“蝗军说了，你们村有八路和干部，赶紧交出来，交出来‘绵羊票（伪币）’大大有赏，不交出来，统统死啦死啦地！”

打谷场上，一片静寂，没人吭声。

鬼子汉奸急眼了，怪叫着殴打乡亲们，劈头盖脸，不少人头破血流，却一声不吭。农村不比城市，都是熟人社会，谁家来了外来人，口音都藏不住，更何况是个小八路，即便别人不知道，老朱家左邻右舍，亲戚朋友，能不知道吗？他们中有些人也被打了，却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指认小王。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一位驼背老汉，被从人群中抓出来，倒吊在老树上。敌人怎么打，老人家垂了下头来，浑身是血，虽已六七十岁，骨头却硬似壮年，有一根中华民族的脊梁在人格上挺立，威武不屈，缄默以对。

到了中午，敌人熬不住，抓鸡杀牛，埋锅造饭。饭后，又抓了十来个青年妇女，说她们是“妇救会”，带回去“干活”。后果可想而知，大家也能猜到，日本鬼子就是畜生，是中国人民的死敌！

事后，群众待小王，继续如乡亲，如子侄，并没有人把亲人受伤受辱的责任，算到他的头上。后来几次日伪围村，群众继续掩护小王，一如既往。

 

多年之后，王老想起代庄的父老乡亲，仍在慨叹：“人民啊，伟大的人民！始终是心向党，向着他的子弟兵的，在敌人的皮鞭、枪口、刺刀下，也决不屈服动摇。”

正是有了人民的大力支持，有了人民的牺牲和奉献，我们才能胜利，胜利了我们过上好日子了，怎么能忘记人民呢？忘记了人民，我们和鬼子汉奸，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呢？不能忘，不敢忘！

1943年的春天来了，严寒的冬天终于熬过去了，冀中的斗争形势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一切向好。在我抗日军民的不断打击下，敌人再没有原先的猖狂，被压缩缩回了交通线上的主要据点。

 

好消息传来，组织上捎信来，让小王归队。

不过，也有个坏消息，由于村里出了汉奸特务，老朱叔被抓，虽然出卖老朱叔的坏种，很快就被处决了，但小王走的时候，却没能等到老朱叔回来，也不知道老朱叔，后来怎么样了？

就这样，小王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尽管再没有见到老朱叔，也不能跟代村的父老乡亲告个别，但他内心深处，却无比依恋。因为是这里的父老乡亲，保护了他，养育了我。冬有棉衣，夏有单衫，不挨饿，不受冻，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吧？如果不是军民鱼水情的政治基础，不是群众对我党我军发自肺腑的认可与支持，无数个“小王”，怎么可能在极为残酷的斗争中，好好地活下来，看到胜利呢？

 

胜利常伴随牺牲，所以我们才常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胜利固然值得向往，牺牲更不容遗忘，乃至背叛，否则革命将会迷路，革命者再没有了前进的方向，人民也将被弃之敝履，被辜负……

如果有这天，后果如何？你懂的！

 

 

 

 

 

来源：党人碑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