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

文/恩格斯

【编者按】

《给奥·倍倍尔的信》是恩格斯批判拉萨尔主义的重要文献。恩格斯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在准备与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合并时在纲领草案中对拉萨尔派的无原则妥协让步。恩格斯强调指出，对于工人阶级政党来说，一个新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外界就是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的，因此必须清除纲领草案中的拉萨尔主义。他在信中批判了斐·拉萨尔鼓吹的“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以及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和“国家帮助”等错误观点。他还批判了纲领草案中关于建立“自由国家”的错误主张，指出：“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这封信同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有密切的联系，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以维护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共同立场和观点。写信的直接原因是，1875年3月7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两个工人党的合并纲领草案。这个草案在原则上认同了拉萨尔主义，充斥着大量的荒谬论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纲领草案进行了严厉批判。他们认为，必须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坚持原则，决不能向拉萨尔派妥协让步，而应当迫使拉萨尔派放弃他们的错误主张，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实行两党的合并。但是，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没有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这个合并纲领草案只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就于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上通过。

恩格斯的这封信写于1875年3月18-28日，36年之后才首次发表在奥·倍倍尔的回忆录《我的一生》1911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1875年3月18-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已经接到您2月23日的来信，并且为您身体这样健康而高兴。

您问我，我们对合并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可惜我们的处境和您完全一样。无论是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什么人都没有给我们通报任何情况，因此，我们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登载的东西，而且报纸上并没有登载什么，直到大约一星期前才登出了纲领草案。这个草案的确使我们吃惊不小。

我们党经常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耳克们的无礼拒绝[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69年成立以后，一直为争取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而斗争。1872年9月初，社会民主工党美因茨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同拉萨尔派“进行原则上的合作”，9月底《人民国家报》发表声明，希望召开两派共同代表大会讨论分歧意见以便实现统一，而拉萨尔派的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却先后作出了反对统一的决议。1874年2月，爱森纳赫派国会议员向拉萨尔派代表建议组成统一的国会党团，又遭到拒绝。同年7月，社会民主工党科堡代表大会再次声明，希望德国两个工人派别统一起来，但是仍然没有得到拉萨尔派的响应。后来，由于爱森纳赫派不断发展壮大，而拉萨尔派内部矛盾重重，日趋瓦解，同时反动派加紧了对两派的迫害，拉萨尔派领导人才不得不谋求和解，以摆脱困境。——编者注]，因而就连每个小孩子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跑来表示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无法靠损害我们党的利益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是否合并要看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也称爱森纳赫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即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是符合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精神的。——编者注]或这个纲领的适合目前情况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要放弃国家帮助这个救世良方，即使不完全放弃，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次要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爱森纳赫派也被称为“诚实的人”。——编者注]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第一，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像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这样的国家，那里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国家和社会，而且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跟着资产阶级彻底完成了这种变形。拿德国来说，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么，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够多年同他们，同人民党[指德国人民党。该党成立于1865年，主要由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因此又称为南德人民党或士瓦本人民党。德国人民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宣传实行联邦制，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之外，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处，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编者注]携手一道走呢?《人民国家报》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内容怎么能够取自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呢？怎么能够在这个纲领中列入不下七项在字句上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完全一致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项政治要求，即1-5和1-2，这七项要求中没有一项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指哥达纲领草案提出的下列各项要求：“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自由的基础：1.凡年满21岁的男子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2.实行人民有权提出和否决议案的直接的 立法；3.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国民军代替常备军，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4.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5.实行人民裁判，实行免费诉讼。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1.由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2.科学自由。信仰自由。”——编者注]。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原则实际上在当前完全被抛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坚持这一原则的人们所抛弃。德国工人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性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能做得这样好。现在，在国外，当各国政府极力镇压在某一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尝试，而各国工人到处都极力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竟要德国工人抛弃这个原则！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指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 (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的日内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宣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这一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和平愿望，但在群众中散布了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马克思指出，这一组织是“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编者注]中的资产者的“欧洲合众国”的希望!

当然根本没有必要谈国际本身。但是，至少不应当比1869年的纲领后退一步，而大体上应当这样说：虽然德国工人党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讲错误的话),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并且始终准备着一如既往继续履行由这种团结一致所带来的义务。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罢工时进行援助并阻止本国工人移居国外，设法使德国工人通过党的机关刊物了解国外的运动的情况，进行宣传反对日益迫近的或正在爆发的王朝战争，在这种战争期间采取1870年至1871年所模范地实行过的策略等等。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别人把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铁的工资规律”是斐·拉萨尔的一个经济学观点。拉萨尔对他的“铁的工资规律”作了如下的表述：“这个在现今的关系之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之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这是这样一个中心点：实际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长久地低于它。实际的日工资不能长期地高于这个平均数；因为，否则就会由于工人状况的改善而发生工人人口从而人手供应的增加，结果又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大大低于这个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致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这样，就会使工人人手的供应短缺，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较高的水平。因此，实际的平均工资处于运动之中，始终围绕着它这个中心上下摆动，时而高些，时而低些”。(见拉萨尔《工人读本。1863年5月17和19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作的演说(根据速记记录)》1863年莱比锡第5版)拉萨尔最初是在《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第15-16页)中论述这个“规律”的。——编者注]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过多（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非常复杂，根据不同的情况，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件事根本不像拉萨尔所想象的那样用三言两语就能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5页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这一篇中驳斥得体无完肤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错误的论据。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在这之前，白拉克已经非常出色地指出这个要求毫无用处[指威·白拉克的小册子《拉萨尔的建议》1873年不伦瑞克版。白拉克深刻地批判了拉萨尔关于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主张，指出：“王室为了它自己，不可能真诚地、完全地代表一个被压迫的社会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觉悟才能获得解放。除此之外，不能依靠任何人。”他称拉萨尔的这种反动主张为“徒然追求宫廷恩准的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编者注]，并且我们党的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几乎全部的发言者在同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都已经被迫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助”！我们党不能比这更忍辱屈从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德·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针对社会主义者提出这个要求，是为了排挤他们!

但是，拉萨尔所说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下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一个，这个目的在纲领草案中是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的：“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这样说：德国工人党力求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

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组织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无产阶级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日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这种组织即使今天遇到最残酷的反动势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样）也决不会被摧毁。既然这一组织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们认为，在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是绝对必要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做的。而对方做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纲领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纯民主主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纯粹的时髦货，例如“人民立法”，这种制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多。要是说人民管理，这还有点意义。同样没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官吏对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都应当在普通法庭面前遵照普通法向每一个公民负责。至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说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出现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巴黎公社以后。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指《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和后来的《共产主义宣言》[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  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很成问题。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人的看法，这种看法作为当时当地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东西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这一问题已经有了更精确的叙述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它是这样一种纲领，一旦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还要公开采取）什么态度。请您想想，在国外人们是要我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负责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们替《民主周报》创办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话负责。[指米·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所表达的意思。马克思在对这本书作的摘要和评注中揭露了巴枯宁提出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编者注]人们就是以为，我们在这里指挥着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仅仅是理论上的。但是您自己会理解，这个纲领将成为一个转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们拒绝同承认这个纲领的政党一道承担任何责任。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像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倒退一步。我们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的工人对这个纲领将会说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

同时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难道我们党的优秀分子会愿意不断地重复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和国家帮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词句吗？我想看看比如您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而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听众就会向他们喝倒彩。而且我相信，拉萨尔派会死抱住纲领的这些条文不放，就像犹太人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1幕第3场。——编者注]不可。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那时我们想必已经使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和特耳克及其同伙重新获得“诚实的”名声；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派将会增强；我们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纯洁性，并且再也不可能有力地反对它自己一度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拉萨尔词句；如果拉萨尔派以后又说：他们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党，我们的人是资产者，那么，他们是可以拿这个纲领来证明的。纲领中的一切社会主义措施都是他们的，我们的党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要求以外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添进去，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又被这个党在同一个纲领中说成“反动的一帮”的一部分!

我把这封信搁下来，是因为您在4月1日庆祝俾斯麦生辰那一天才会被释放，而我是不愿意让这封信去冒暗中传送时被搜去的危险的。刚刚接到了白拉克的信，他对这个纲领也有很大的疑虑，他想知道我们的意见。因此，我把这封信寄给他，由他转寄，这样他也可以看一下此信，而我就用不着把这件麻烦事全部重写一遍。此外，我也把真相告诉了朗姆，我给李卜克内西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关于全部事件直到可以说太迟的时候他还连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们（而朗姆和其他人以为他已经详细地通知我们了）。虽说他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马克思和我，同他进行了多次不愉快的通信——，而这一次做得实在太不像话了，我们坚决不和他一起走 。

希望您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牢狱生活的您一定颇有裨益 。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弗·恩·

马克思刚刚搬了家。他的住址是：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月牙街41号。

来源：马恩文集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