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的爱国化：张雪峰神话与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赦免

/大狗叫

问题不在于张雪峰本人究竟配不配这些称号，而在于这些称号为什么能够如此顺滑地附着到他身上。一个以教育竞争为生的人，为什么可以在死亡之后被重新写成竞争之外的人？一个帮助家庭进行路径计算的人，为什么可以被讲述为公共责任的承担者？一个高度市场化的教育咨询者，为什么可以被转译成爱国叙事中的道德人物？

这里发生的并不是简单的怀念，而是一场意识形态加工。教育竞争没有被遮蔽，而是被洗净了。它仍然是竞争，仍然是筛选，仍然是家庭之间围绕有限机会展开的防御性搏斗；但在悼念话语中，它被重新说成清醒、责任、照料和爱国。

民族主义并不是教育竞争之外的装饰物。更准确地说，它是竞争伦理被道德化、国家化之后的一种情感形式。私人自救被说成公共贡献，路径优化被说成国家需要，家庭防御被说成对下一代负责。张雪峰神话的关键，就在于它使一种原本赤裸的竞争伦理获得了更体面的面孔。

一、黑箱的解释者

张雪峰首先被悼念为“敢说真话的人”。

这个形象之所以有力量，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拆开了教育制度的黑箱，而是因为当代教育竞争本身已经被经验为一个巨大的因果黑箱。高考分数今天产生，志愿今天填报，专业今天选择，但后果几年后才显现。行业是否收缩，学历是否贬值，城市是否还有机会，岗位是否足够稳定，都不可能在选择发生时得到验证。

家庭必须下注，却无法知道下注结果。

张雪峰提供的，正是一种在不确定中行动的确定性。他把漫长、延迟、复杂的社会风险，压缩成短句、判断和命令：不要报什么，应该选什么，普通家庭不要浪漫，先保饭碗。这些话未必真正解释了结构，却让结构暂时变得可操作。

他的权威因此不依赖完全正确，而依赖决断的形式。普通家庭并非不知道世界复杂；恰恰是因为世界过于复杂，才需要一个人把复杂性切成可以执行的答案。所谓“真话”，在这里首先不是事实，而是一种情绪功能：它让焦虑获得了句子，让迷茫获得了方向。

争议也由此反过来加固了他。越是被批评为功利，越容易显得现实；越是语言粗暴，越容易显得没有修饰；越是被媒体和平台争议包围，越容易被拥护者理解为“说了不让说的话”。争议没有摧毁他的权威，而是参与制造了他的权威。

所谓黑箱破解，并不是黑箱被拆除了。它只是被翻译成家庭可以承受的答案。

二、普通家庭的摆渡人

解释黑箱之后，张雪峰又被重写为“普通家庭的摆渡人”。

悼念话语中反复出现“普通人”“寒门”“少走弯路”“没有试错空间”。这些词看似温情，实际指向的是教育竞争中的阶级位置：有一定教育投入能力，却缺乏制度性安全；相信学历仍然重要，又越来越清楚学历本身正在贬值；希望孩子上升，却随时恐惧下沉；无法退出竞争，也没有能力改变竞争规则，只能不断优化自己的路线。

这种家庭最深的焦虑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错了”。选错专业，押错城市，进入衰退行业，学历无法兑换工作，都可能被理解为整个家庭多年投入的失败。教育选择因此不再是兴趣问题，而成为家庭风险管理的核心环节。

张雪峰的摆渡人形象正是在这里出现。他提供的不是集体出路，而是家庭单位的避险技术。所谓少走弯路，并不意味着弯路消失；所谓帮助普通人，并不意味着普通人的结构处境被改变；所谓给寒门指路，也并不是废除寒门，而是提高一部分家庭在既有筛选中的生存概率。

这不是解放政治，而是防御性竞争。

但防御性竞争不能直接以自利面目出现。一个家庭为了自己的孩子计算专业回报、就业概率和稳定岗位，本身可以理解，却不容易被歌颂。它需要一种道德语言减轻自身的不安。于是，路径计算被说成照料，风险规避被说成责任，竞争策略被说成对孩子负责。

张雪峰神话的第二重功能就在这里。它让家庭竞争获得情感上的无辜性。人们不再把自己理解为竞争者，而把自己理解为被帮助者；不再把路径优化理解为相对优势的争夺，而理解为避免受伤；不再把教育投资理解为阶层防御，而理解为普通人最后的正当努力。

竞争没有被取消。竞争只是变得可以被忍受。

三、成功的道德赦免

仅仅有用，还不足以神话化。一个帮助家庭降低风险的人可以被感谢，但不必然被崇拜。要完成更高层次的道德升格，张雪峰必须从“有用”变成“正当”，从“帮家庭避坑”变成“为国家培养人才”。

这一步是竞争爱国化的关键。

在纪念话语中，张雪峰不再只是让学生找到工作、让家庭少走弯路的人。他被说成引导年轻人进入国家需要的方向，鼓励学生学理工、搞科技、服务民族未来。专业选择于是从收益计算上升为国家责任，就业规划从家庭自救上升为公共贡献，个体成功从竞争结果上升为共同体价值。

这里不是爱国主义战胜了功利主义，而是功利主义借助爱国主义获得赦免。

教育竞争原本高度私人化。每个家庭都在为自己的孩子争取更好的学校、专业、城市和岗位。一个人的上岸，常常意味着另一个人的落选；一个家庭押中了路径，常常意味着另一个家庭承担更大的风险。这个结构很难被直接说成高尚。它太接近筛选，太接近排斥，太接近家庭之间彼此竞争的现实。

国家叙事的作用，就是把这种私人竞争重新放入更高的道德框架。你不是只为自己的孩子选专业，而是在为国家输送人才；你不是只追求稳定岗位，而是在回应时代需要；你不是只避免家庭下沉，而是在参与民族复兴。通过这种转译，竞争获得了公共性的外壳。

这里形成的是一种国家加尔文主义。成功不再只是成功，而是德性的证明；路径正确不再只是判断准确，而是清醒、负责、有担当；进入“国家需要”的行业，不再只是收益更稳，而是更有公共价值。相应地，失败也不再只是结构性失败，而容易被重新解释为不清醒、不现实、没有规划、没有抓住机会。

国家不是竞争的反面，而是竞争的道德担保者。它没有削弱零和筛选，却为筛选结果提供更高意义。竞争者由此可以相信，自己参与的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共同奋斗；自己追求的不是私人优势，而是国家未来；自己赢得的不是相对位置，而是道德认可。

爱国主义在这里不是竞争的反面，而是竞争的赦免。

四、死亡的封圣功能

死亡没有终结张雪峰的公共形象，反而改变了讨论他的规则。

生前的张雪峰仍然可以被争论。他的商业模式、专业偏见、平台表演、功利主义教育观、对文科和新闻的贬低，都可以成为公共讨论对象。死亡之后，这些争议并没有消失，却被重新放入悼念的情感秩序中。批评不再只是批评，容易被理解为冒犯死者；分析不再只是分析，容易被说成冷血；质疑不再只是质疑，容易被标记为看不起普通人。

死亡并不终止意义。死亡冻结反对。

原本可以被看作教育焦虑商品化的现象，被重新说成长期为普通家庭操劳；原本可以被批评为市场中介的角色，被重新说成替普通人点灯；原本可以被讨论的功利主义语言，被重新说成残酷现实中的清醒。死亡改变了同一批材料的阅读方式：粗暴变成真诚，营销变成奉献，功利变成责任，过劳变成燃尽。

更重要的是，死亡关闭了其他解释路径。张雪峰之死原本可以引向平台劳动、过劳文化、教育焦虑产业化和绩效社会对身体的压榨。但悼念叙事更倾向于把它解释为人格证明：他太拼了，太累了，太替别人操心了。结构性问题被重新个体化，个体死亡被重新道德化。

于是，悼念形成自我循环。很多人悼念他，所以他一定值得悼念；他值得悼念，所以批评者显得不合时宜；批评者越存在，越证明悼念共同体需要守护他。死亡没有让争议结束，而是让争议进入更难被打开的道德回路。

张雪峰由此不再只是被喜欢的人，而成为不应被冒犯的人。

五、悼念的边界政治

当张雪峰被固定为黑箱解释者、普通家庭摆渡人、国家人才引路人，并在死亡中获得不可冒犯性之后，对他的态度就不再只是个人评价，而开始变成阵营标记。

支持他，意味着承认他站在普通家庭一边；悼念他，意味着承认他帮助过寒门孩子；维护他，意味着承认他代表某种现实主义的清醒。相反，继续批评他，便容易被说成不懂普通人的难处、站在精英一边、对底层缺乏同情，甚至被纳入更宽泛的政治嫌疑：公知、白左、境外叙事、反国家、反统一。

这时，张雪峰本人已经不再是核心。他的名字变成一种边界装置。

这个装置把复杂问题压缩成简单站队。教育制度的问题被替换为谁理解普通人，劳动市场的问题被替换为谁愿意说真话，阶层固化的问题被替换为谁在嘲笑寒门，公共保障不足的问题被替换为谁攻击摆渡人。原本应该指向结构的愤怒，被导向对批评者的识别和围剿。

平台尤其擅长这种转换。它不需要解决矛盾，只需要把矛盾重新组织为敌我关系。悼念、感恩、怨恨、民族主义、反精英情绪、对子女未来的恐惧，都可以被压缩到同一个名字之下。张雪峰由此成为一个高度黏合的符号：普通家庭、教育焦虑、国家未来、反精英情绪和道德正当性，被临时绑在一起。

这不是公共讨论的深化，而是公共讨论的封闭。真正的问题不再是教育竞争如何产生，而是谁有资格批评一个被说成帮助普通人的人。结构退场，敌人登场。分析停止的地方，站队开始。

结语：信息差神话与中产阶级的民粹幻觉

张雪峰当然不会是最后一个。

但更讽刺的是，如果一个人真正追求的是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成功，那么张雪峰其实也没有那么有用。他的神话建立在一种近乎荒诞的反讽上：他批判新闻学，嘲笑文科，贬低那些“不实用”的专业，却正是依靠新闻学和传播学意义上的注意力机制、议程设置、情绪动员、叙事包装和平台流量完成了自己的商业成功。他不是站在媒体逻辑之外的人，而是最熟练地使用了媒体逻辑的人；他不是黑箱的外部批判者，而是另一个黑箱的经营者。

这并不是个别矛盾，而是整个张雪峰神话的症候。他不断告诉普通家庭，命运可以通过信息差被修正，未来可以通过专业选择被提前锁定，风险可以通过一个更“清醒”的判断被规避。但现实一次次显示，所谓正确专业从来不稳定。曾经被说成有出路的土木工程，在房地产周期塌陷后迅速变成陷阱；曾经被说成最稳妥的计算机，也在行业收缩、裁员、学历通胀、年龄歧视和 AI 浪潮中不断制造新的失望。

计算机专业曾经被包装成技术时代最可靠的上岸通道，仿佛只要学会写代码，就能绕开阶层下沉，进入一条足够稳定的中产流水线。但 AI 浪潮撕开了这个神话的另一面：最先被自动化威胁的，恰恰可能是那些被批量训练出来、只掌握工具性技能、缺乏议价能力的初级劳动者。所谓“时代风口”，很快就会变成新的筛选机器。昨天被说成避坑的选择，今天可能变成坑本身；昨天被说成普通家庭翻身的路径，今天可能只是把更多普通家庭送进同一个拥挤赛道。所谓“正确答案”，不过是一个产业周期高点上的幻觉。

如果教育选择真的能够靠一个人的信息判断获得稳定优势，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如此普遍的焦虑。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某个家庭少听了一场直播，少买了一份咨询，少知道了一个专业排行，而是产业周期、资本流向、区域不平等、学历膨胀、技术替代和劳动市场收缩正在不断改变所有路径的含义。问题不是没有人把答案告诉你，而是这个时代根本没有稳定答案。

但张雪峰神话最有用的地方，恰恰在于它让人们继续相信：答案本来是存在的，只是自己没有拿到。

这正是二三线城市中产阶级最需要的幻想。他们在时代变化中不断遭遇失效：房产神话开始松动，学历回报开始下降，体制外机会收缩，体制内门槛抬高，上一代积累的经验越来越不能保证下一代安全。但他们仍然不愿承认，问题出在结构本身。于是，失败被重新解释为信息失败：不是时代变了，不是阶级通道变窄了，不是教育承诺破产了，而是自己没有得到正确指导，没有识破专业陷阱，没有找到那个真正懂规则的人。

这种信息差神话还必须制造敌人。既然答案本来存在，既然普通人本来可以通过正确选择改变命运，那么是谁遮蔽了答案？是谁误导了孩子？是谁让家庭走了弯路？于是，知识分子、媒体人、文科教师、公知、白左、精英、境外叙事，被统统缝合进一个阴谋性的敌人形象中。仿佛普通家庭的困境不是由教育市场化、就业收缩、阶层固化、技术替代和社会保障不足共同制造的，而是由一群“掌握话语权的人”有意操纵出来的。

这就是它的民粹性：它不反对真正的支配结构，却热衷于寻找一个可以被辱骂的文化敌人；它不追问资本、产业、教育和国家如何共同制造竞争，却把怨恨集中到知识分子、媒体人和文科身上；它不反对剥削，只反对那些让剥削显得不够体面的解释者。它把结构问题改写为话语阴谋，把阶级失败改写为信息遮蔽，把时代危机改写为“有人不让普通人知道真相”。

还有比这更民粹的幻想吗？

它一方面把社会结构问题降格为信息问题，另一方面又把信息问题人格化为敌人问题。它不再追问谁制造了竞争，而是追问谁没有告诉我怎么赢；它不再追问为什么上升通道正在收窄，而是追问谁阻止我看见正确路径；它不再追问教育为什么不能提供公共保障，而是追问为什么知识分子总在误导普通人。

张雪峰的封圣，正是为了维护这种幻想。只要他被塑造成“普通人的摆渡人”，那么普通家庭的失败就仍然可以被解释为缺少摆渡；只要他被塑造成“敢说真话的人”，那么结构性危机就仍然可以被说成真话被遮蔽；只要他被塑造成“国家人才的引路人”，那么私人竞争就仍然可以被包装成公共责任；只要批评他的人被说成看不起普通人，那么真正的结构批判就可以被轻易转化为敌我斗争。

因此，被悼念的从来不只是张雪峰。被悼念的是一种正在破产却仍不肯破产的中产阶级想象：只要信息足够充分，选择足够正确，判断足够现实，孩子就仍然可以安全上岸，家庭就仍然可以躲过下沉，个人命运就仍然可以通过一次正确规划得到修复。

这个幻想已经很旧了，也已经很疲惫了。

张雪峰现象的讽刺之处在于：一个靠平台传播、情绪动员和信息商品化成功的人，最终被塑造成反抗信息垄断的英雄；一个无法真正改变教育竞争的人，最终被塑造成普通家庭的救星；一个深度嵌入市场逻辑的人，最终被包装成市场受害者的保护人；一个把周期性风口讲成确定性路径的人，最终被封圣为时代黑箱的破解者。

这不是竞争的终结，而是竞争的再神圣化。

这不是普通人的胜利，而是普通人在失败之前，被允许再相信一次：不是结构出了问题，只是自己还没有找到正确答案；不是时代正在关闭通道，只是有人遮蔽了通道；不是竞争本身应该被批判，只是批评张雪峰的人不配谈“普通人”。

来源：深耕纪

编辑：江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