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小说近十年研究综述

文/李泽

［摘要］：陈映真的小说以独树一帜的文学风格、对社会嬗变的深刻体察及深切的人道主义精神，影响了台湾一代文学青年和知识分子，体现了五四传统在台湾的延续。然而，在八十年代以后，海峡两岸文学界有很多人对陈映真产生许多偏见。但近十年以来部分学者站在左翼立场上，肯定陈映真对台湾文学与思想发展的贡献，同时批判台湾主流舆论和部分大陆文人对陈映真的偏见，推动了我国陈映真研究的不断发展。
［关键词］：陈映真；小说；思想；左翼；民族主义

陈映真的小说以独树一帜的文学风格、对社会嬗变的深刻体察及深切的人道主义精神，影响了台湾一代文学青年和知识分子。 他在台湾文学界延续五四传统，被许多读者与学者视为“台湾的鲁迅”。
然而，在八十年代以后，海峡两岸文学界有很多人对陈映真产生许多偏见，即使有一些人对陈映真的文学创作表示一定认可，也会对陈映真在出狱后的思想感到难以理解。因此在当下台湾的主流舆论中，陈映真早已被刻意遗忘，他的文学作品与社会思想在大陆也一直少有人问津。因此这十年来主要研究成果都出自于论文。
一、台湾陈映真研究主要学者的解读以及大陆学者对台湾学者解读的再解读
在当下的台湾，多数学者往往用自由主义与台湾分离主义的思想评价陈映真，只有赵刚与吕正惠两人能长期站在左翼思想的立场上研究陈映真的小说。因此这两人，尤其是赵刚，是我国陈映真研究的权威。近十年来，大陆的某些核心期刊收录了这两人的一些论文，大陆也有人对赵刚的解读作出自己的解读。
赵刚在《〈苹果树〉：书写是为了克服绝望》中分析了《苹果树》的思想主旨，认为“这篇小说所描写的是一种在 60 年代初岛屿台湾上的……一种在绝望中犹抱存希望的惊疑、无奈与扭曲，是对陈映真与吴耀忠他俩的青涩、彷徨、反抗、迷乱、自省、欲望，与绝望的自残描述与反思。”［1］在分析陈映真后期小说代表作《夜行货车》的《战斗与导引：〈夜行货车〉论》中，赵刚总结了自己“从喜欢到不喜欢再到又喜欢上《夜行货车》”［2］的历程，同时揭示了具有“‘战士’、‘教育者’与‘立法者’”这三重身份的陈映真如何“在同时与新殖民主义西化派、反共亲美本土派和亲美反共中国文化派的三面作战的困难条件下……企图借由文学的力量，对那广大的可能为右翼本土派透过身家叙事进行召唤的台独潜在支持者的青年们，进行用心良苦的‘导引’……展演了乡土文学论战时期左翼乡土派旗手所理解的‘乡土文学’”［3］的复杂性，解读出《夜行货车》的丰富内涵。
在《陈映真是如何炼成的？》中，赵刚根据《陈映真全集》的内容，从陈映真的早年经历中分析陈映真为何成为台湾左翼文学代表作家。赵刚尤其关注“陆家大姊”与牯岭街旧书摊对陈映真的影响：他认为“陆家大姊”死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这事“对陈映真有重大启蒙意义，”［4］使少年陈映真不会被国民党在白色恐怖时期的主流史观与后来台独主义的思想吸引，而牯岭街旧书摊的大陆左翼书籍“让青年陈映真进入到一个由中国现代史、现代文学与革命理论所构成的崭新的知性的世界，”［5］促使陈映真左翼思想成型。其中关于“陆家大姊”的部分补充了对陈映真早期经历研究的空白。
在陈映真去世一年后，《陈映真全集》在2017年出版，参与《陈映真全集》的编辑过程的吕正惠在《重新思考1970-80年代的陈映真——出版〈陈映真全集〉的意义》中，总结了自己在过去对陈映真的研究中的教训，即“不考虑陈映真对 1970-80 年代台湾社会的全部观察和感受而只讨论他的小说……掉入某种形式主义。”［6］最后他得出“不管你想要研究陈映真的哪一个方面，都一定要整体性地了解陈映真，才不会产生以偏概全的弊病”［7］的结论。这使他摆脱了过去对陈映真的某些想当然的偏见。
马臻在《如何理解陈映真及其文学？——从赵刚的陈映真研究谈起》中对赵刚对陈映真的研究作出很高评价，称赵刚“极有力地拉近了我们与陈映真之间的距离。”［8］他揭示出赵刚研究陈映真小说的“秘诀”：“从‘左翼主体’的视野去理解陈映真，”［9］在“充分尊重作品的自主性”［10］的基础上，磨炼“文本细读的耐心与功夫”。［11］同时，马臻还揭示出赵刚的局限性在于美式学术教育的长期影响使他与陈映真的台湾统左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仍有一定隔膜，为反思赵刚的成果提供新途径。
二、批判对陈映真的偏见与弘扬陈映真的精神
在海峡两岸，有一批学者站在左翼立场上，肯定陈映真对台湾文学与思想发展的贡献，同时批判台湾主流舆论和部分大陆文人对陈映真的偏见。在陈映真于2017年去世后，一些学者以学术的方式追忆陈映真的精神，形成陈映真研究的一股高潮。
俞巧珍在《“鞭子与提灯: 陈映真文学和思想”学术研讨会综述》中整理了“鞭子与提灯: 陈映真文学和思想”学术研讨会参会者的观点，从“从‘忧郁’到‘理性’的写作者，”［12］“‘孤独’前行的思想者，”［13］“‘人间爱’的实践者”［14］这三方面总结了与会者为陈映真描绘的三种形象。“此次会议既是对陈映真的深情纪念，同时也打开了陈映真研究的新视野。”［15］
在反思部分大陆文人对陈映真产生偏见的历史的过程中，赵稀方《今天我们为什么纪念陈映真？》认为殖民性意识是陈映真最值得纪念的思想，然而改革开放后的大陆主流文人因为大陆历史“不存在完全的殖民地经历，加之一直忽略台港澳经验”［16］而不能理解陈映真思想的可贵之处。
而更多学者批判台湾主流文学批评对陈映真的固定偏见。刘奎在《陈映真与理想主义之困》中揭示陈映真的理想主义不是空悬的，而是“在长期的写作与社会斗争中”［17］形成的，这观点是“重读陈映真并继续实践他的理想之路”［18］的基础。张立本在《陈映真思想试探：从“人如何设想命运”展开的一面向》中就“《死者》《归乡》及《忠孝公园》有关‘人如何设想命运’的片段”［19］证伪了台湾的文学主流对陈映真作品的“‘狱前／狱后’二分”［20］法，揭示陈映真文学思想的一脉相承性与发展性。他在另一篇论文《陈映真“关心受辱、弱小者”吗？——以小说版本商榷近年陈映真研究》中，将陈映真小说的早期版本与后期版本进行比较，认为“本文所举的版本差异，应该足够揭破晚近发展起来的‘二分’观点，并且稍稍唤起阅读感觉调整。”［21］这为陈映真研究提供一条新路。马雪在《“文学”与“思想”的两难：我们该如何理解“陈映真文学”》中就陈映真去世后“大部分评论家的说法还是那套其生前早已遭遇过的‘分裂’说”［22］的情况进行批判，认为他们所谓的“意念先行”［23］实质是陈映真在被新殖民主义统治的地区所实现的文学艺术性与思想深度的辩证统一。古远清《一个陈映真，两种不同诠释》肯定从“中国意识”［24］与左翼立场出发的赵刚对陈映真研究的巨大贡献，批判“绿色文学阵营中的新秀”［25］陈明成对陈映真“台湾文学中一个意义重大的‘病人’”［26］的偏见。
三、对陈映真小说中的忧郁与虚无的研究
一些学者关注到忧郁与虚无情绪在陈映真早期小说中的突出性与在后期小说的发展性，而且发掘出特殊年代下这些情绪与左翼思想的相生相成性。
李娜《试析 1950-60 年代台湾青年的“虚无”，重新理解“现代主义与左翼”——以陈映真、王尚义为线索》“特别整理分析王尚义作品的风靡和限度，以及 1960 年代台湾青年的社会意识的起源与现代主义的关系，”［27］让后人“更好地理解陈映真和他们这一代人的经验。”［28］而作者“不限定从左翼的立场出发，或许更有利于探明其复杂的生成过程。”［29］刘奎《陈映真小说的忧郁诗学与情感政治》揭示陈映真小说的忧郁氛围一直贯穿他的文学创作历程，并不断发展证明“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陈映真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统一的。”［30］朱文斌与岳寒飞《在虚无中存在——论陈映真小说的“虚无”书写》批判某些学者对陈映真塑造大量“虚无者”的质疑，揭示出陈映真小说“虚无者”形象对反抗者与读者的双重意义。
四、对陈映真小说中的历史记忆的研究
后期的陈映真在创作的包括“白色恐怖”三部曲在内的小说时，致力于发掘被台湾主流舆论遗忘，歪曲的历史记忆。一些学者进一步发掘这些小说包含的历史痕迹，使陈映真小说的历史深度与广度得以逐渐显现。
吴宝林《“再政治化”的文学实践——读陈映真小说〈铃铛花〉》发现了陈映真“独特的小说力学，”［31］即将左翼思想“通过一种媒介化的形式重组了内容，”［32］“通过对历史的清理和回顾来层层展现现实，将纠缠在一起的问题的面向分清层次，抽丝剥茧，然后一一对应它们的历史根据与起源，再找到某种解决和解释的方式。”［33］
刘堃《女性、革命与知识分子的人格模拟———论陈映真小说〈山路〉》解读出蔡千惠形象的丰富性。她认为“《山路》篇幅短小，但几乎囊括了陈映真创作的全部主题：为广大底层劳动者的福祉而献身的革命精神，对于底层穷苦民众的人道主义关怀，基督式的、原罪的忏悔与救赎，对于革命理想的沉沦的忧虑与失落。这些主题通过蔡千惠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得到了扭结和统一，使得她呈现出复杂的心理层次和精神内蕴。”［34］
王斐然《〈赵南栋〉“沉默叙事”的多重意涵——陈映真对“白色恐怖”的另类书写》发掘出《赵南栋》比“白色恐怖”三部曲前两作更丰富，更深刻的内容：在“白色恐怖”被台湾主流舆论的“转型正义”［35］与批判“民族国家暴力”［36］的话语体系束缚下，陈映真用以幸存者的遗忘与革命者的超克为核心的“沉默叙事”［37］“打开新的思考空间”。［38］
马雪《以“文学”的方式介入“思想”论战——试论陈映真小说〈忠孝公园〉的问题意识》“通过追踪小说的创作时间，将其放回原有的历史情境，试图挖掘《忠孝公园》作为一部‘思想剧’所蕴含的具体的问题意识。通过分析该小说文本与陈光兴‘大和解’论文的‘对话’关系，进一步呈现陈映真如何以文学的方式介入思想的论战。”［39］王锐《陈映真的〈忠孝公园〉与现代中国政治认同问题》把握住陈映真创作《忠孝公园》的时代背景，即台湾新左派受台湾主流舆论误导，产生“本省人”与“外省人”只能靠“在深层次的情绪上做到互相理解”［40］来达成“和解”的错误观点，进而提出陈映真认识到的“现代中国政治认同中的一些关键问题，”［41］即“能否充分反思国民党式的中国论述，能否清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遗毒，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重要性……而不应用一种反历史的态度来解构国家、解构阶级叙事。”［42］
赵牧《文本内部的日本——论陈映真小说中的殖民记忆》根据台湾的日据时期残留意识入手，分析陈映真小说的殖民记忆。他认为“陈映真在书写相关记忆时更多从象征层面发掘其意义。在他早期的“密教”式书写中……尽力发掘其间的抵抗记忆，并通过象征方式将其隐秘地纳入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1980年代以降，台湾左翼思想来源中的大陆因素在其创作中得到正面表现，殖民地抵抗记忆开始与革命想象明确关联起来，但清理历史负担和资本批判的同时，也试图于正反两方面从日据记忆中询唤出新型跨国经济和文化殖民的叛逆者。”［43］
五、对陈映真小说中乡土变迁的研究
一些学者对陈映真小说中关于台湾乡土变迁的部分进行研究，挖掘出陈映真笔下逐渐被资本入侵的台湾乡土真实面貌。
吴舒洁《“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家国伦理——试论陈映真早期的家庭书写》研究了陈映真“市镇小知识分子”［44］书写的伦理部分。她认为在陈映真早期小说中“‘家’构成了个人与历史联结的中介，表现出封建性、殖民性（或半殖民性）与市民性对于主体的历史规定性。这些小说虽然表面上借用了现代主义‘异乡人’的叙事模式，实际上却具有初步的政治经济学思考，揭示出战后台湾市民社会的畸形构造，以及知识主体所置身的历史条件。”［45］陈映真在他一些后期小说里使用家族史书写法时“试图在历史的河流中克服各种意识形态的封闭与对立……凭着最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实践，使自己最终成为中国民众的一分子。”［46］
吴心越《台湾资本主义化之下的伦理追寻——试论陈映真小说中的“故乡”》分析了陈映真小说对于“故乡”的意象。她认为陈映真小说的故乡意象从觉醒青年争相逃离之地到在资本入侵中失落之地，再到现代社会下人的精神土地，体现了陈映真越来越清晰的人文主义立场与历史的、文化的民族主义立场。
陈泉《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台湾与台湾人——陈映真“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研究》系统性地分析了陈映真“华盛顿大楼”小说的内容，认为“在‘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中，陈映真用第三世界的视角，以细腻的文学形式剖析跨国公司内部的压迫机制和人们的羞耻、绝望与反抗，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描述了在跨国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台湾和台湾人的生存状况。”［47］
李勇《台湾左翼乡土文学对大陆社会转型期文学发展的启示——以陈映真的文学创作为例》从以陈映真小说为中心的台湾乡土作品与80年代以后的大陆乡土文学作品出发，认为“20世纪60年代之后，台湾左翼乡土文学经历了一个重振、衰落、复苏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台湾左翼乡土文学‘旗帜’和代表性作家的陈映真，其人道主义立场、社会历史分析能力以及他对这二者的完美结合都对当代大陆作家有极大的启示。陈映真的精神特质，代表了台湾左翼乡土文学的精神特质，它对大陆转型期文学发展极富启示。”［48］
六、其他
除了本文列举的以上角度外，一些学者从其他的一些方面分析陈映真小说，发表自己独到的观点。
黄文倩与徐纪阳发掘出鲁迅对陈映真创作的影响。黄文倩《陈映真早期小说对鲁迅的国民性思考的接受与衍义》从陈映真早期对鲁迅的国民性思考的接受出发，分析了《死者》与《苹果树》的“看与被看”关系，和《那么衰老的眼泪》与《将军族》中女性的顺从性格，展现出陈映真与鲁迅在国民性书写上的一大不同，即他更多地体现“感性和温情的立场与态度”。［49］徐纪阳《意象重构与左翼思想再出发——论陈映真早期创作中的鲁迅影响》通过对陈映真早期小说“鲁迅元素”的解读，揭示出鲁迅文风与陈映真风格之间的继承与发展，肯定了陈映真在白色恐怖背景下在台湾对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的延续，发展的成就。
吴舒洁《左翼的信仰之难——读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从《加略人犹大的故事》这篇小说的时代背景出发，揭示出当时陈映真作为白色恐怖时代的先觉者的彷徨无助与不懈挣扎。他还原了早期陈映真的鲜活形象：陈映真“同样也在苦苦等待着先知的到来，”［50］却难以看到同行者。但在自由主义思想等各种思潮的起伏下，他依然选择像小说里的犹大那样追求底层人民的利益。
彭明伟《早期陈映真小说与“战后”问题》对陈映真的《乡村的教师》，《文书》，《某一个日午》的战争创伤受害者的形象进行分析，从而展现陈映真的思想深度，即陈映真“目光不局限在本省人、青年知识分子身上……同时关切外省人流亡来台的生命历程，”［51］因此陈映真“摆脱巨大的历史的‘欺罔’结构束缚，”［52］获得真正的内心“光复”。
马海洋《反宰制、抗辩与主体性追寻——论陈映真小说的身体书写》揭示陈映真小说身体书写的作用：“启蒙的话语借助于感性身体的复苏而浮出历史地表，并经由身体使另一个世界敞开，祛除了社会权力组织性的遮蔽。”［53］她用身体书写理论为陈映真研究开创一个新的角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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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的大学毕业论文）

来源：人境网2026

编辑：江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