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境院第三届写作研修班第一次讨论课发言整理

整理/云开

审核/眉间尺

 

会议主题：我理解的那场“大革命”一一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60周年
会议创建者：云开
主持人：云开、齐力

预定开始时间：2026/05/16 19:00
预定结束时间：2026/05/16 21:00

 

 

齐力：我就简单的做一个开场白。今天大家都知道，是5月16日，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在60年前的今天，毛主席发了一个516通知，开启了一场这个为期10年的社会运动。

到今天，我们回顾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的时候，这一段历史非常重要。大家都想把它弄清楚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组织这样一个研讨会。一个是向我们的前辈们表示我们的尊重，表示我们这个对当年革命精神的一种延续。另外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今天就由我来主持这个活动，发言的顺序是飞舟先来。

因为飞舟她今天晚上还有其他事情，所以她先发言，之后大家都可以发言，我们就不指定顺序。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比方说某个同志的话，听到飞舟的发言之后，他特别想说，那我们那就让他第一个先说，好吧？好，那我就不多说了，飞舟，现在就请你这个做第一个的发言，好吗？哎，我看一下，我这里怎么好像没有看到飞舟的在会议室里面。

云开：刚刚还在现在好像掉线了，没事，我们灵活一点，先请其他同志发言吧，一边发言一边等飞舟。

齐力：好，计划先说。

 

计划：今天是5月16日。六十年前的今天，即1966年5月16日，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份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份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全盘否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给出了答案：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

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

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宪法里明确表示：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好，我们先来看几条新闻：

2025年7月，山西大同，一辆载着务工人员的中巴车在前往辣椒大棚的路上遭遇山洪，10人遇难。

2026年5月3日，辽宁丹东东港的一条乡间公路上，一辆核载仅6人的小型客车塞进了21个生命。它们朝着蓝莓田的方向驶去，却在途中撞上路边的树木。8人当场死亡，13人受伤。死者中多数是蓝莓采摘工——一群来自附近农村的中年女性。类似的事件有很多，而且还在持续发生.....请问，如果不是因为存在阶级斗争他们发生的土壤又是什么呢？

就在我们公司，无偿加班、996、请假困难、职场PUA、画大饼、承诺的薪资不兑现、变着法子扣绩效、老板强行回购合伙人股权、用AI蒸馏员工，工伤期间不给工资，给新进员工签劳务派遣合同…….手停即口停的工友越来越多的今天，毫无吸引力的新闻里却要我们这些劳动群众给修正主义者们唱赞歌，这是什么？难道这些不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吗？

作为一名为无产阶级站台、为劳动人民发声的红色写手如果不承认有阶级斗争，我们的方向又在哪里呢？

好，我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云开：好的，计划同志从自己的感受出发，结合新闻时事来说自己的看法，很质朴真切的发言。那么其他同志如果想补充或想发言的都可以说说。

 

香飘天云外：我来说吧。

我对文革的看法如下。

根本原因：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极其先进，不但当时超过了老百姓的思想意识，直到今天，依然超越了现在的大多数老百姓思想水平。我们国家的成立，是在延安等少数地区对人民群众的教育比较充分，广大的国统区民众是突然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人的思想是需要一点一点来成长的。教育群众，让群众能够自主的行使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力，这是发起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值得可喜的是，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已不可能被推翻，它将会长期的存在下去。

直接原因：1958年大跃进，被出现了很多不合常理的事情，老百姓明知道不对，但是默不作声；1958年左右，教育制度改革，大学里出现了大批的中译版西方教材，这些教材里，很多到今天还在用，但是学校的学生也是默不作声。这两件事，同时反映了我们的老百姓对很多民主事情不能够自觉地解决，需要发动，需要锻炼。群众思想不达标的事情，不能够靠直接推翻上层来完成。只有群众愿意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才能胜利。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当时大学直接停止招生，大批青年上山下乡去和贫下中农学习，而不是在学校里和资本主义教材学习。工业农业两个方向的发展很好，出现了大庆和大寨两个标杆，但是教育系统没有出标杆。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被诟病：我们和土地改革做一下比较，土地改革得到了群众全面的支持，所以没有办法被推翻，即使是在今天的这种环境下，也没有人敢明目张胆的违背群众的意愿。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中描述的很清晰，工作组带着小册子，进入山村，尽管工作组工作人员经验不老道，但是随着几次阶级划分会议的召开，很快就统一了思想，使土地改革很快的完成了。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也没有完全统一思想，没有真正的像土地改革那样的小册子（无法有），尤其是在教育口，没有标杆，没有形成完整的标准化的社会主义教材，这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没有真正的完成；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化的进程，急需国外的教材和知识。这种内需的原因，导致国外的教材很快就进来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最终的结果是＂国外什么都好＂。

文化大革命还需要我们继续长期坚持下去：我们今天的社会好比是秦始皇后面的汉朝。两种思想要同时存在很长的时间，须要经过东汉西汉，然后慢慢的统一思想。

 

 

齐力：好的，感谢这个香飘天云外同志的发言。

 

云开：好，接下来是飞舟同志的发言。因为她今晚嗓子不舒服，所以就由我来代念她的发言了。 

今天是五一六通知发表60周年纪念日，它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我们相聚在此一起讨探它的历史意义。

如何理解一场被政治权威彻底否定的社会文革？我们能否因其被否定，就简单地将其定性为彻底的“失败”？我的观点是：否定不等于失败。​

一场革命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它是否达成了其设定的具体目标，更在于它是否以其存在，揭示了某种深刻的社会矛盾，并以此持续叩问着未来。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场革命在操作层面的挫折。其试图通过“大民主”形式实现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核心政治构想，在实践中遭遇了严重的困境，并最终随着时代的转折而被官方决议所彻底否定。从具体目标的实现和政治路线的延续来看，这无疑是失败的。

然而，历史的评判维度从来不是单一的。当我们从历史哲学与问题揭示的维度审视时，会发现一幅不同的图景。它以一种极为激烈甚至悲剧的方式，将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可能面临的根本性悖论，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一个以消灭阶级和特权的政党，在执政后，如何防止自身滋生出新的特权阶层与官僚主义？

它的巨大历史价值，恰恰在于它不惜代价地将这些深层忧虑和结构性矛盾，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文革虽然被否定，但它所尖锐提出的这些核心问题并未随之消失。在之后六十年的社会变迁中，每当权力监督、社会公平、理想信念等议题成为焦点时，它所敲响的警钟，总会在某些层面被重新听见。在这个意义上，它并非“失败”，而是以其自身的实践与挫折，完成了一次沉重的、对后世具有永恒警示价值的“提问”。

其次，文革的客观历史影响也超越了简单的“失败”标签。即使在全局性的动荡中，国家在若干领域——如独立工业体系奠基、国防尖端科技突破（“两弹一星”）、基础教育和农村医疗网络的扩展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些成就的归因固然复杂，但它们客观存在，构成了那段历史不可抹杀的另一个面向，证明并不是叛变者眼中的“停滞与真空”，而是在破坏与建设、混乱与秩序间充满了复杂张力。这部分遗产，同样是其历史价值复杂性的体现，而非单一“失败”可以概括。

历史评判本身是流动的。官方的“彻底否定”是特定历史转折时期的政治决断，旨在统一思想、开辟新路。但这一定论，并未也无法终结社会的记忆与思想的探索。在民间话语、学术反思和网络空间中，关于这场运动的记忆、阐释与争鸣从未止息。它作为一种批判性的话语资源和精神参照，持续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进行着隐性的对话。这种“否定之后的继续”，恰恰证明了其精神遗产的顽强生命力。它的政治方案被否决了，但它所触及的关于权力、平等与民主的终极追问，却获得了某种超越具体时代的持久性。

文革在毛主席去世不久，好像失败了。而到了今天，从全世界看，文革不仅成功了，而且在不断扩大其成功。因为，无论富人或穷人，都得到了教训：对于血腥的斗争，只有思想的斗争才能尽力避免和超越。于是，从那时起，富人怕了，说明文革的成功；穷人盼了，说明文革的成功。毛主席是马克思的学生，是一切人类先贤的学生，他又确实超越了他的所有先生。他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无人可比的威信，号召和带领所有人砸碎不平等的旧社会的旧秩序、旧精神，探索建立属于所有人的平等的具有新秩序、新精神的新社会。毛主席的伟大，正在于要从思想上精神上解放全人类。毛主席做了马克思和所有先贤想做的事情，而且做得很出色、很成功。

毛主席的伟大，就在于他伟大的思维。他为了人类自我解放而思维，他从追求自由公平的共同愿望出发而思维，他将思想的、经济的、政治的因素和客观的、主观的条件完全统一起来进行思维。在毛主席的思维里，没有私欲、没有狭隘、没有盲目；于是毛主席站到了思维的顶峰。这顶峰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

文革不朽，毛主席万岁！

 

 

云开：大家看一下有什么感想，或者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接着就说。 

 

贾兆强：我来说吧。今天既然有幸参加这个会，就对这段历史比较感兴趣。然后我也是对整个历史都比较感兴趣。

首先我感觉这个这个题目太大了，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只能说先从原因说起吧，就是说教员为啥发动这场革命，我理解的就是可能大部分的中上层都跟他发生了矛盾，他已经被孤立了。就是说而且那这时候可能中国社会就要走向了这个非社会主义，就是不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就是说可能教员也没办法了，只能依据这个底层的力量，也就是人民大众来做这个事情。

我记得教员最后一首诗，写的是“凭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我看了一个解读这个诗的文章，说的就是说当时虽然老百姓都跟着教员走，但实际上他们是不理解的，就是说只有他们在相当于受过二茬罪以后才会认识到这个资本主义的邪恶和狠毒。再说第二点，为啥说当时大部分的领导都不跟着教员走了？因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老子打天下、儿子做江山，肯定是要吃香喝辣。

包括我们五几年以后，很多的基层，中层的那些干部都已经飞黄腾达了，可以说贪污贿赂、讨小老婆，那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了，这个肯定是教员是痛心疾首的，但又没办法，因为他不可能把所有人都给这个清除掉吗？像刘青山、张子善虽然被枪毙了，但我感觉他们是代表当时的主流的，实际上因为这些人抱有的还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毕竟他们的文化水平也不高。

另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没底，至少他们那些人是没底的。而且从历史上来说，在这个社会当中，从世界社会当中，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可能有200多个种。每个国家，每个地区不同时代，作为不同时代的说法，对社会主义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型，更不是一个我们构想出来的对未来社会一个设定这个一个唯一的路线。我们就沿着这个路线或者奔着这个目标去，我感觉这种思维方法也是不科学的。

我就再谈谈这个这次革命的经验，就是说这经验就是我觉得正如教育院自己以前就说过的，其实社会斗争很简单，你就是有一部分核心，然后团结大部分中间阶层，斗争一小部分，采取这种方法是无往而不胜的。

但是为啥这次就我不知道教员去世以后，这次革命就结束了呢？ 所以还是刚才我说的，因为大部分握有统治权的人是没有跟教员走的，这个说教员看到的是大部分底层老百姓是跟他走的，就是说但这个底层毕竟没有掌握权力，就是说所以这个第一个经验就是还是对这个权力还是应该看的比较重要。这就要说第二个经验了，就是其实也是教员通过这次运动来达到的一个目的。我感觉就是开启民智，也就提升全社会老百姓的认知，要让他们意识到这种资本主义对他们将来肯定是一个不好的。就是说如果说走这条道路，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因为我们现在今天都已经体会到了。以前我坐公交，听我们村里人就吹龙门阵聊天，就说以前我们是把他们共产了，现在他们又把我们共产了，就是现在基本上一无所有了。

总结一点，就是要提高老百姓对这种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

基本上我就想到这么多，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齐力：好的，谢谢贾兆强同志的发言。接下来还有哪位同志要发言的？ 

红云：我现在可以发言。

我认为所谓的大革命，历史上只有法国大革命，可以和1966年5月16日的文化大革命相媲美。法国大革命是所谓的资产阶级大革命里面最典型的最彻底的最清晰的一次革命。我们1966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我认为也必将载入史册，成为我们新时新时代。

在我小时候我们的父辈，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评价非常的不好，他认为那是个大动乱的时代。像我的母亲，她就觉得那个年代太乱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有一种感觉，我以前的话确确实实也认可，因为我从小受到的这个教育受到这个一些影响，就是这样认为的。但自从进入了我们这个学习以后，我的思想观念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变。

以前的话，很多的人对这个修正主义、对这个改革开放以后的这整个这一套，它的欺骗性很强，对普通的老百姓，对多数人他们的欺骗性很强，它一直在欺骗大家，我感觉就从最早的就从最早的农村改革到城市里面的企业改革再到后面的房住房改革、医疗改革，这一系列改革它开始都是给你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愿景，好像这样一改后，整个社会会变得非常美好了，一起美好起来。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贫富差距显然拉大。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资料，就中国的现在的富豪，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现在排全球第一，超过了美国。我就想起了我们这个就是没有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两个决裂。

在1956年到1966年，我们可能在这个生产资料公有制方面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进步。这方面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体系，在城市里面以国营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乡村，以集体主义，以这个人民公社为代表的集体所有集体主义他这个10年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他已经深深的感受到了我们中国的存在的问题是共产党内部自身的问题，我们很多党内干部甚至是高层，他们的思想并没有改过来。他们的意识形态，某种意义上还还停留在过去。

他们并没有随着我们这个经济这个经济体制，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个公有制的建立而进入新时代。新的社会主义时代，他们还是停留在过去。这个情况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两个决裂里面中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所有的一切，还没有跟过去进行一个决裂。但毛主席他已经完全做到了，他做到以后他就非常痛苦，他就觉得他所有的思想在他的同志中间并没有得到大家的从内心的一个认可。前面有个同志说了，就老子打天下、儿子做江山，就是说打下江山，就是为了享福。虽然那批共产党员那批领导人，他们都是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但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化并没有真正的改变过来，也就是所谓的灵魂深处的革命并没有并没有严格讲的话，并没有开始。所以我个人认为，只有毛主席义无反顾的举起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大旗。在他最后的10年，他举起这个大旗，他就等于和他的前面几十年的革命都一刀两断。凡是不愿意跟他走社会主义这条路的，不愿意为大多数人服务和努力的，他就跟他们进行了决裂。

他跟他的以前的所谓战友、同志，这些所有的关系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决裂。他以这种大无畏的精神领导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它是世界，它有世界意义的。他不是在我们中国闭门搞的文化大革命。当时中国革命进行往全球进行了往全球进行了输送。我们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到了法国，到了日本，到了全球，很多的国家到了到了南美，到了美国，它有全面的全球性的影响。

我也是通过这10多年的学习，我才了解到文化大革命很多的一些事情。这场革命它的利益历史意义，我认为是无与伦比的，超过了我们中国20世纪的国民革命，超越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是正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它也必将引领我们走向更高更远的征途。

我们小时候所受的教育是没办法，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被这个修正主义所蒙蔽多数的老百姓。那时候都认为党还是那个党国还是那个国。

其实从内到外都已经完全有根本性的变化。

毛主席过世后不久，中国就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走了那另外一条道路。我就想起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在1920年代进行了一次国共第一次合作。

在孙中山这个革命先驱过世后国民党的右派也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一样，文革后也是这个情况，只不过是有毛主席在的话，第一次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就是1927年以后，我们中国共产党走向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走向这一条正确的道路。而这个文化大革命后，1976年以后，我们现在还在还在积极的在探索，在摸索我们今后要走的路。

我前一段时间在学习的列宁这个著作，通过学习班，我认为我们今后的道路肯定是在城市当中，在我们的先进的青年代表当中，在我们的劳苦大众当中，只要我们抓住这两个群体，一个就是青年群体，一个是基层的农民工工人。我觉得只要有这个两个群体，我们应该会找到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新的道路。

正如毛主席在1927年所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我相信我们现在你说我估计可能呢我们新的道路应该跟我们的文化是直接相关的。

好，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齐力：好，感谢红云同志的发言，既回顾了历史，也展望了未来，很好。

 

钊明：接下来我来谈一谈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发生根源的一点理解吧。

我最想追问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它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历史事件，而是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历史和自然运动一样，不会无缘无故地突变。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往往是旧有矛盾不断积累、发展、转化的结果。

所以，理解文化大革命，不能只从1966年5月16日那一天开始看，也不能只停留在对《五一六通知》《十六条》这些文件的孤立理解上。它背后有一条更长的历史线索：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对革命胜利以后怎么办的思考，到建国初期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再到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七千人大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最后才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其实很早就意识到，革命胜利并不意味着问题结束。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讲过，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他特别提醒全党，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警惕党内有人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这说明，毛主席从一开始就不是只看到夺取政权的问题。他更关心的是：夺取政权以后，党会不会变质？国家会不会变质？革命者掌握权力以后，还能不能继续保持革命性？

建国以后，这个问题很快就具体化了。党内围绕国家未来道路发生过不少争论：到底是继续发展新民主主义，还是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尤其是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过程中出现了很大阻力。这不是偶然的，它反映的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理解。

为什么毛主席那么急切地推进合作化？为什么他会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觉得，这背后涉及一个关键问题：怎样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

后来有一种解释，特别强调生产力，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以要先发展生产力，其他问题都可以放到后面。但如果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尤其是回到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会发现，他并不是机械地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他非常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也就是说，如果生产关系不改变，旧的社会关系和旧的利益结构保留下来，那么所谓生产力发展，最后也可能导向另一条道路。

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党内一些长期负责农村工作的领导同志，也对合作化持比较谨慎甚至反对的态度。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是：广大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问题在于，很多人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不知道社会主义应该怎么搞。

这也就引出了后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等一系列探索。它们背后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不是说我们不想搞社会主义，而是怎样才能真正走好社会主义道路。

到了1958年以后，尤其经过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大多是从长期革命战争中走出来的，有战功，也有政治觉悟，但对于怎样组织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和社会生活，其实并没有成熟经验。很多时候，大家是凭着革命热情，希望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

所以在大跃进到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一开始仍然认为，很多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改变落后面貌。但七千人大会以后，情况开始变化。尤其到1962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毛主席的目光越来越转向共产党内部。他重新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他看来，问题已经不只是工作方法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建设经验不足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仍然在党内有自己的表现形式。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毛主席逐渐提出一个更尖锐的问题：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走资派还在走”。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再次强调阶级斗争问题。他指出，在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灭亡，总是企图复辟；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影响和旧势力；人民中也还有一些没有真正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一有机会就可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些表述非常重要。因为这说明，毛主席已经不是在一般地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而是在思考一个更深的问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如果会，它从哪里产生？它怎样通过党和国家机器表现出来？

我理解，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开始酝酿。它的雏形，在1962年前后的这些讲话和文件中已经可以看到。除了国内这条线索，还有另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毛主席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观察和分析。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论战展开，毛主席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苏联这样一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会迅速走向修正主义？为什么一个经历过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会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发生变化之后，出现如此严重的路线转向？

苏联的变化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天然保险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掌政权以后，也不是天然不会变质的。问题恰恰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新的资产阶级会不会重新产生？如果会，它的政治代表在哪里？

我理解，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段。

在这个阶段，毛主席比较重视的是：为什么苏联会走向修正主义？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苏联党和苏联人民没有经历足够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没有真正深入人心，广大党员和群众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缺少清醒的认识和鉴别能力。

因此，毛主席在中国推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希望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进行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让大家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为什么修正主义会使社会主义事业误入歧途。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毛主席的思考又进一步深化了。到了1965年前后，他逐渐认识到，仅仅把问题归结为“教育不够”“思想认识不深”是不够的。修正主义不只是某种错误思想，也不只是理论水平不高的问题，它有更深的社会根源和政治根源。

于是就进入第二个阶段：毛主席逐渐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思考。

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资产阶级也不只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地主、资本家。更危险的问题在于，新的资产阶级可能会在共产党内部、在国家机器内部、在掌握权力的干部队伍中产生。也就是说，如果搞社会主义革命，却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抓不住问题的要害。毛主席后来非常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就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马克思和列宁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也论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但毛主席进一步追问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还会不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共产党执政以后，党内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如果会，无产阶级怎样继续革命，怎样防止党和国家变质？

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就不能简单理解为一场普通的政治运动，也不能简单理解为文艺、教育、学术领域的批判运动。它背后真正指向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防止修正主义，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防止共产党自身资产阶级化。

把国内和国际两条线索合起来看，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更容易理解了。

国内这条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路线分歧：从建国初期道路问题的争论，到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七千人大会后的调整，再到1962年重新强调阶级斗争。

国际这条线，是苏联修正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强烈警示：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变质，共产党执政以后也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这两条线交汇到一起，使毛主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最大的危险不只是外部敌人，也不只是旧社会残余，而是党内可能形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到了1964年底、1965年初，这个问题在四清运动中集中爆发出来。当时中央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和主持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之间，围绕“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公开产生分歧。

问题的焦点在于：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究竟是一般的干部作风问题、经济账目问题，还是群众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间的矛盾？

毛主席的判断是，不能把“四清”简单理解成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这类具体问题。它背后真正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群众和走资派之间的矛盾。而刘xx等人的看法，则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也就是基层干部在经济、组织、作风等方面的问题。这次分歧非常关键。它说明，毛主席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党内问题并不只是个别干部贪污腐败、作风不正，也不只是基层管理混乱，而是更深层的路线问题。党内高层本身，已经出现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理解，甚至出现了变质的危险。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才有了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重上井冈山期间，毛主席有很多重要谈话和思考，其中一些内容已经非常鲜明地表达出他为什么要进一步推动文化大革命。

这里还可以联系一个问题：为什么毛主席后来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基础如果改变，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也会动摇。农村集体经济一旦瓦解，不只是农业本身的问题，还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工业体系，进而影响国家独立、民族工业、国防建设和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反对的不是某一个具体政策本身，而是担心中国重新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中国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长期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很可能只能成为帝国主义体系的附庸。要走这条路，就必然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违背共产党最初的宗旨和井冈山道路的追求。

所以，毛主席反复强调要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避免社会主义国家变质。文化大革命正是在这个历史脉络中发生的。

因此，《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出现，实际上是这一整套问题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集中表达。它们不是孤立的文件，而是毛主席多年思考的结果：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到怎样防止社会主义变质；从怎样改造旧社会，到怎样防止新的资产阶级在党内产生；从怎样教育人民群众，到怎样发动群众起来监督党、监督干部、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如果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是“革命胜利以后怎么办”的问题，那么到了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经过苏联修正主义教训之后，毛主席进一步提出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如何防止共产党自身变质？如何防止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如何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仍然能够掌握国家和社会的方向？

这就是我理解文化大革命时核心的一点：它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历史偶然事件，而是毛主席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总结苏联修正主义教训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党内资产阶级和继续革命问题进行长期思考之后，所作出的一次历史性探索。

当然，这个探索后来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展开，也带来了许多值得继续讨论的问题。但如果回到它最初的问题意识，就会发现，它并不是简单的“动乱”二字可以概括的。它真正想回答的是一个更根本、更尖锐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革命会不会停下来？如果停下来，权力会不会异化？共产党会不会脱离群众？新的资产阶级会不会重新产生？人民群众如何防止自己曾经争取来的社会主义成果被篡夺？

到了1976年，毛主席回顾自己一生时说，他一生主要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同蒋介石斗争了几十年，把他赶到几个小岛上；第二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件事反对的人不多，第二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这句话说明，在毛主席自己看来，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晚年一时冲动的事件，而是他一生政治实践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第一件事解决的是夺取政权的问题，第二件事试图解决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变质、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所以，今天重新理解文化大革命，重新阅读《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不是为了停留在某种历史情绪中，而是为了重新理解毛主席当年提出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怎样防止修正主义？怎样防止党和国家变质？怎样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人？

这也是为什么，五十多年过去以后，今天仍然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重新捧起《毛选》，重新阅读毛泽东思想。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遇到了许多与阶级、劳动、资本、权力和人的命运有关的问题，也因此重新发现了毛主席思想中那种穿透现实的力量。

毛主席留给我们的，不只是某一段历史，更是一种观察社会、理解世界、反思自身命运的方法。

 

齐力：好的，感谢钊明同志的发言。他的发言给我有很大的启示。

我觉得他是用这个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分析视角的话，去在探索为什么中国会发生那样一场10年的伟大的这个这个社会运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视角，我自己也很受启发。

好，然后接下来请李培培同志发言。

 

李培培：各位好。今天咱们的主题是“我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样的节日讨论这个主题很有意义，纪念“516通知”诞辰60周年，纪念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纪念它的发起人，不忘他老人家那份守护人民政治权利、破解历史周期律的赤子之心。这也是刚才有同志提到的“不忘初心”。

很多人谈起文革，记忆里就是混乱和争议，却忘了它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最朴素也最根本的目标——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让革命的初心不被权力异化。我对这段历史的了解经历了否定、疑惑，到感动、肯定，再到肃然起敬。

我理论知识薄弱，很惭愧，刚才听钊明同志发言，我自己没有看过任何一本马列毛的书籍，说不出深刻的道理。我是借助电影和小说来改变认知的，今天就借助我看过的电影和小说来谈三点：第一，为什么要文化革命？第二，文革的初心和底色；第三，文革到底要革谁的命？

我看过一些文革时期的电影，比如《青松岭》《奔腾的小洋河》《创业》《决裂》《春苗》等，还有浩然老师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柳青的《创业史》等。这些文艺作品直接反映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青松岭》里的万山大叔说过：“车把式的眼睛应该是风吹不昏，沙打不迷。”这句话反映了他的睿智和清醒，但也反映出人民群众经常看不清——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具有迷惑性，会勾走群众的魂。刘老师在研修班第一次课上也说，很多左翼也分不清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何况广大群众？

《金光大道》中有个人物叫邓九宽，他本是互助合作的最初支持者和参与者，但到最后却变成了公然阻碍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人。当合作社富裕后，他把帮助别的社的社员当成包袱，像黄世仁逼迫杨白劳一样在年关逼人还债。这说明阶级观念在农民心中根深蒂固，让本是同阶级的人变得凉薄、薄情，一旦得势就立马可以变身为剥削阶级。

革命虽然胜利了，解决了政权和所有制问题，但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更根本的问题出现了：旧的思想、旧的文化、旧的习惯还在牢牢束缚着人的头脑。封建的官本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修正主义的和平演变，都在通过文化渗透企图让革命变色、政权变色。政权易了，人心没变；制度换了，文化没变。所以必须发动一场文化的革命，批判旧学术、旧文艺、旧风俗，建立无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要从课堂到戏台，从书本到日常生活，把旧势力的根子挖掉，让人民在精神上真正站起来。只有精神上站立了，才能真正的当家做主。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改造人心、保卫革命成果的深层革命。

读了曹征路老师的《民-主-课》，我对文革有了更深的理解。当我们闹革命是为了推翻压迫、让底层百姓翻身做主人，可很多时候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打天下者做天下”的历史循环总是让革命者掌权后慢慢蜕变成新的老爷。这本书提到，过去的革命者曾被污蔑为“匪”“赤佬”，可是胜利后有些人急着和过去的革命划清界限，用封建的“上智下愚”“为尊者讳”的逻辑去洗白自己，把底层的反抗污蔑为“流氓”“小瘪三”。这种“胜利即洗白”的叙事，本质上是在否定革命本身的正当性，否定人民造反、反对压迫的权利。

而文革恰恰是对这种异化的最直接的反抗。毛主席看得比谁都清楚：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果只改朝换代，不改变旧的文化逻辑和权力结构，那么老爷不过就是换了一副面孔，革命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他老人家说要搞文化大革命，要革文化的命，要把被颠倒的一切再颠倒过来。他不是为了搞破坏，而是为了建立一种全新的秩序——承认人民有造反的权利，承认统治者不是天生的，承认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不合格就要被撤换。这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也是《民-主-课》所要表达的主要思想。

很多人说文革是一场混乱的运动，可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它的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自上而下露当权派的阴暗面。它的内核是让普通老百姓敢怒敢言，敢说敢管，让权力时刻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民-主-课》里说的很好，民主不是画圈打叉选主子，民主是一种指点、江山敢怒敢言的自信和平等参与，是说了管用的日常气氛，一份当家做主的责任感，如果老百姓只能被动投票，却不能真正参与，不能监督权利，那从来不是民主，只是被捉弄的游戏。

上山下乡是把学生骗去农村就业，这是有些人说的，可书中有一个人物叫安老爹，他的一句话就点透的本质，不把自己变成农民，怎么能理解农民，不理解农民，怎么能理解革命，不理解革命，怎么能理解中国。毛主席的高明就在于，他把中国农民2000年的造反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了一起。他知道革命的根在农民国家的根在底层脱离了人民，革命就成了无源之水，政权就会失去根基。

文革也好，上山下乡也好，本质上都是为了让革命者永远不脱离人民，让权力永远不忘记自己的来源。文革也许或者有他的曲折和争议，但他的初心从未改变过。他要打破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要让人民在精神上真正站起来，要让权力融于永远属于人民。他告诉我们，革命不是一劳永逸的人民当家做主，也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守护，需要永远保持对权力的警惕，永远要和人民站在一起。

第三部分，我想谈一下文化大革命要革谁的命。

在16条上说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的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句话指明了文革要革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要革官僚主义的命革，脱离群众，高高在带上把人民当工具的权力异化的命，这一点几乎几乎都是能够达到共识的。

但我今天想说的是，比起革他们的命，更重要的是革自己的命。

《民-主-课》的主人公肖明，最后他悟出来通过文化大革命要打倒民主，关键是人民群众要自己教育自在这场大风浪中完成自己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改造。鲁迅先生在《华盖集》中有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这说的就是斗争、就是革命，也是把主体放在自己身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最重要的革命是无情的革自己的命，革自己的私革，自己思想中的阶级意识。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浅显的认知，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

 

齐力：感谢李培培同志的发言。我觉得这个发言很明显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而且讲的这个历史的信息也很丰富，非常谢谢李培培同志。

然后接下来是云开。

 

云开：好，大家的发言都很好，匆忙中我也没有准备什么，就想到哪说到哪吧。

别看60年过去了，但关于文革的争论，是从来没有平息过的。

前天我还在群里说，一些右派学者都已经写了很多文章，我们对此又怎么能没有自己的思考呢？

所以我们才要在喧哗之声中从辩证唯物史观出发，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努力进行剖析，去论证文革发生的这个历史必然性，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这个复杂运动，从而为理解整个20世纪国际共运的这个兴衰提供一把理论钥匙。正如殷之光所说，要把中国革命放在世界革命的框架下去理解。

我们知道，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革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先后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五一六通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下发全党的。那么，这次会议又是如何召开的呢?

其实，这次会议的召开并不是突然的。我发现不论是刚刚发言的几位同志，还是之前我看过一些专家、一些网友都是把文革视为毛主席一个人的意志发动的。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五一六会议的这个来看，实际上不是。因为如果说单纯是说是毛主席个人的意志的话，那么它可以说是不合法的。而五一六通知就这样显示出来它的其中一个意义了。在1966年3月和4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作好了充分准备。

1966年3月、4月在杭州召开的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同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一脉相承的，前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为后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好了充分准备。从党内程序上来说，在文革的问题上，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讨论以后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再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通过以后以中央名义下发全党执行，是符合组织程序的。

值得注意的是，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了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在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也是由于1965年10月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以后，地方领导人却多对此毫无反应。这表明在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上，不仅仅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中存在不同意见，而且地方高级领导层也是如此。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吸收地方高级干部参加，有利于解决核心领导层的分歧;同时对于地方高级干部也是一个警醒和教育的作用，因为文化革命的问题最终还是要依靠他们来贯彻执行，毕竟“路线确定了，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而在毛主席主持下召开的这两次会议，就是要吸收地方高级干部参加，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酝酿讨论的基础上，能够打通思想，取得一致意见。

在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同志是耐心说服而不是一意压服的。

3月18日、19日、20日，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他在讲话中谈了党的历史、学术批判、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批评《人民日报》、农业机械化问题，主要讲的是关于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3月28日到30日，他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李云鹤、张春桥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在谈了文化革命的问题以后，他感慨地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们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五一六通知”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是在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又称为“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是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布的砸烂旧世界的宣言，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纲领性文件。

因此，这个通知的下发不是偶然的，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党内在意识形态形态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和斗争的必然结果。

1962年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党内在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上的分歧，不仅表现在“大写十三年”、“有鬼无害论”、京剧革命、两个文艺批示等问题的争论上，也表现在“合二而一论”、“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等问题的批判上。

这些分歧和争论此起彼伏，愈演愈烈，最终在批判《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上集中表现了出来。如果我们再与1950年代批判电影《武训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就不能不发现尽管批判的对象和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是从思想性质上来说，则是一脉相承的。

而“五一六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以后，随即下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和文化机关党委，青年学生、教师、知识分子迅速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过去报纸上的唇枪舌斗转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文革进入全面发动阶段。这些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还是“五一六通知”引发的。因而“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及其下发对于文革的全面发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所以，五一六通知的第一个意义就是为文革开辟了道路。既然是革命，就有一个问题，在什么范围内进行?革命的对象是谁?只有搞清楚了革命的范围，锁定了革命的对象，才能够打得稳准狠，取得革命的成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五一六通知指出，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在上层建筑方面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一次文化革命，也是一次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的范围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对象是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也就是学阀;政治革命的范围是政治上层建筑，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党阀。这就是说要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革命，将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对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不能转移斗争方向。这对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五一六通知还指出，必须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胜败关系到党和国家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如果胜利了，就会将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清除掉，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隐患，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果失败了，就意味着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但没有被清除掉，他们的势力还会蛰伏起来，一旦时机成熟就会重新整合出山，那样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

第二个意义，五一六通知为文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它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指导下起草的，毛主席进行的修改也是为了使文件能够将继续革命的理论精髓以更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和修改的指导思想，同时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又进一步促进了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传播，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这一理论的熏陶。

同时，我们还看到，五一六通知运用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仅对《二月提纲》的错误从十个方面进行了批驳，还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和说明，阐述了进行文化革命的正确观点。因而通知下发以后，人们就能够从通知和提纲的对比中得到启示，接受正确的观点，抛弃错误的认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进一步认识到进行文革的必要性，把握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提高人们在文革问题上的认识水平。

因此，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定位应该是明确的——这并不是毛主席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逻辑延伸，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突破。

对此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国际共运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历程，其中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没有特别清晰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一年之后他逝世了。

对斯大林留下的这个尾巴，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这里推荐阅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段经典论述是这么说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

这个论断是从根本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既然基本矛盾依然存在，那么社会革命就没有终结，只不过革命的形式和性质发生了变化。这就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毛主席还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一般说来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基本上是适应的，这种适应居于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某些方面又是不适应的，这居于次要地位。关键在于，“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适应性就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不适应性会退居次要方面，这个时候矛盾的双方会表现为非对抗性。反之，则不适应性就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适应性退居次要方面，矛盾的双方会表现为对抗性。”

同时，这两种状态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处于非对抗性的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向对抗性转变；同样处于对抗性的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向非对抗性转变。”这意味着，即使在矛盾处于适应性和非对抗性的时候，也存在着不适应性和对抗性的因素，存在着向不适应性和对抗性转化的趋向，“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隐患”。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未雨绸缪，保持高度警觉，采取必要措施，解决社会矛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正是这一基本矛盾的内在运动和转化可能，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成立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分析文革发生原因的方法论路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主要原因是社会主要矛盾还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这里念几组数据：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328个省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149个，占总数的45.6%”。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72人中有问题的38人”。江华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

这些严重问题是由主持大区和省委工作的一线领导人讲出来的，都是他们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而不是闭门造车主观臆造的产物，直到现在也没有哪一个人敢说他们说的情况是虚构的。从他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到，当时地方确有不少领导机构已经腐化变质，这说明在领导机关和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有多么严重!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解决，党和国家就有可能变色。

所以毛主席在阅读薄一波转的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社教蹲点报告上写的批注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仅对群众也要对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此来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同时，还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展开夺权斗争，将反革命分子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使权力掌握在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的手中）。

直接原因便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有些网友很小看路线斗争，总觉得它比起血腥的争权夺利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以为只是想法的不同，但其实路线斗争是非常残酷激烈的，其中对权力的争夺也是围绕路线斗争展开的。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高饶事件就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斗争的一次反映，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即“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根本分歧；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进行的斗争，这涉及到如何看待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如何走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围绕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进行的斗争——这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要不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我们将对这两条路线的评判延伸至整个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在“前三十年” ，“在人口增长一倍的情况下，不仅基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而在“后三十年”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面积破产，工农大众由国家的主人逐渐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孰优孰劣，历史已经给出了最清晰的判断。

第三个意义，便是之前说的为文革提供了合法程序。前面已经说过，就不再多说了。

所以，我认为，文革从来都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而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长期积累、不断激化的结果。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次伟大实践，是国际共运中反修防修的一次重大尝试。尽管这场运动在实践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和曲折，但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来看，这种性质的革命是必然的。

在今天，回望历史提出的问题甚至更加尖锐，我认为甚至可以再对列宁导师那句“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进行补充了：只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也未必是马克思主义者，要既承认阶级斗争，还要承认在阶级斗争之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更要承认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进行继续革命的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可能这个前提还要不断的再加加加。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需要继续革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可能？如何防止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产生新的特权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文革被否定而自动消失，它们将继续考验着每一个严肃思考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人。

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齐力：好的，谢谢云开的发言。我觉得这个云开的发言信息量非常大，而且对于文革的很多事情都做了一个自己的理解，包括文革的过程，也做了一个简要的一个梳理。

这个咱们算是第一轮的发言，阿旺跟我说，今天晚上咱们是从七点到九点，听了同志们的发言之后，还有没有一些想要要说的内容？这个时候也可以来说，可以直接开麦，或者是说在群里面把文字打出来，也可以在那个聊天里面可以打文字的有谁要发言的么？

 

云开：就你先说吧，带动一下，来，哥，你先说。

 

齐力：好。其实我觉得这个今天大家的发言，说实话真的让我非常的感触。

这个感触的第一个感触是什么呢？真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因为在这里，我可能我的年龄比大家都要大一些，我是1979年出生的，今年已经46岁了。我估计今天参会的很多同志的话，除了计划同志之外，应该其他同志都比我小，甚至可能比我小的比多。

但是我听了大家对于这个文革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的过程，或者说我们再讲的大一点，对于第一轮共产主义运动到今天，我们应该从这个实践当中去吸取什么样的这个经验和教训，我觉得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呢非常的深，让我真的是很有感触。

我自己的感想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为什么说在今天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今天实际上是站在中国革命的延长线上，或者说是第二轮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始的前期的这个阶段是吧？

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共产主义者，或者说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他面临我们在做宣传的时候，或者说在跟其他同志聊天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比方说这个问题就是我是切身的，遇到过就是我和一个这个比我年龄更长一点的同志聊天，聊天的时候就讲到说我们今天中国社会出现了种种的社会问题。

这些社会问题最终的出路在哪里？最终出路还是在社会主义，那他这个人就开始批驳我了。他其实是一个右派，但是我觉得他和其他的很多右派又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的地方站在他认同共产主义的初心，他认为共产主义这个初心是好的，但是因为人性是自私的，所以共产主义没办法快去实现，这是他的看法。所以他就问我说社会主义不是已经搞过了吗？就是因为搞不成，最后才回到了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现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现状上面去，是吧？而且，社会主义不仅是搞不成，而且在第一轮共产主义这个运动在尝试的过程当中造成了很多的灾难，死了很多人造成了国家的很多混乱。所以说最后，时间已经证明过搞不成，才会我们今天又回到了目前这样的社会现状。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我是碰到过，我不知道其他同志有没有碰到，我相信多多少少也会遇到。

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共产主义运动来说的话，非常正确的去总结第一轮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个历史教训，并且把这个教训的话去搞清楚，去告诉更多的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它不单纯是一个历史问题，它更加更加重要的是一个现实的理论问题，然后那么我们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就想到了这个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里面曾经讲过的这样的一句话，当然原话我我不记得了，但大意是这样的，就是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在选定的条件下去创造历史，而是在过去条件下创造的。我们再说的直白一点叫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所以我们今天在回顾第一轮的这个共产主义运动，这些共产主义运动这个社会主义的政党是共产党，他们掌权以后相继发生了这样一种复辟的问题。既然这些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的都出现了这个复辟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从方法论上来讲，我们经常讲的就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你是要有方法论的，对不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所以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所开创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回到第一轮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个实践当中去，然后去回顾一下这个历史过程，然后再回顾历史的过程当中去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我这两天也在跟 AI在问，然后也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ai提到了一个非常值得考的问题。它说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要必须非常快速的完成工业化。其他国家先不论，就说从中国的条件来讲，中国当时一方面是要非常快速的完成工业化，完成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然后另外一方面又要让更多的群众去参与到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过程当中去。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数以亿万计的人民群众，要非常有序的去掌握国家的工业化，掌握国家这个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当时很多中国的老百姓的文化层次很低、文盲非常多。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如何能够非常有序的去让群众真正去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件事情的话确实是相当的有难度。

所以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一件事情要做成的话，它是需要有既要有这个客观条件、又要有主观条件。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讲的话，就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我们人他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去处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这可能是我们今天理解第一轮共产主义运动过程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钥匙，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同志又有新的想要分享的内容，还有吗？

大家不要那个不要保守，大家发言的时候，也不要有心理负担。不要觉得说我一定要想的很成熟了以后我再来讲，不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你没有想成熟，但是你开口讲了以后，你越讲好像越越有感觉，越能够把这个你心里面想说的话说出来。

 

云开：对，想说就说，不要想太多，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说。 

 

齐力：曙光打字说，历史已经明了，现实也已经证实，听了同志们的发言，了解了很多以前的不知道的内因，应当思考如何与现实的结合。

曙光可能不方便开麦，锦帆也说他在寝室不方便说话，其他同志们好像现在也没有想要发言的内容。 那如果这样的话，云开，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结束？ 

云开：嗯，是。本来老师还要现场点评的，但老师因故不能参加，所以就到这里吧。

齐力：那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 

云开：好，祝同志们晚安，周末愉快！

 

 

 

 

来源：人境网（对原文有所删改）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