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生计：渝东北乡村农民的生计策略、分化困境

 文/彭诗豪

 

我的家乡是渝东北地区的一个普通村落。渝东北地区以山地地形为主，耕地面积十分有限，农民单纯依靠种植粮食作物维持生计并不现实。为此，当地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林果业种植。家乡所在区县是重庆市柑橘产业的核心产区，以纽荷尔、脐橙等品种为主导，形成了规模大、产量高的柑橘产业格局。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我于2023年启动了以家乡柑橘产业发展为主题的调研项目，并以此为起点，逐步深入开展对当地不同类型农民生产生活状况的田野调查。

 一、农民的分化：三种典型的生计策略

 在调研过程中，我发现尽管柑橘产业在当地具有普遍性，但农民的生计方式却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态势。根据生产方式、资源禀赋与收入结构的差异，可将本地农民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规模种植户：产业依托下的销路焦虑

 规模种植户是我最早接触、也是接触时间最长的群体。在整个乡镇范围内，这一群体占比相对较高，具有较强的地方代表性。走在镇上的街道，随意询问某位路人对某个柑橘品种的了解，对方往往不仅表明自己种植该品种，甚至会主动联系其从事相关产业的亲戚协助受访。这种天然的产业嵌入性，使得田野调查的进入相对顺利。我第一次开展调研时并无经验，面对这种热情一时难以应对，最终以购买产品的方式换取了一次正式访谈。受访者为我介绍了一位典型的规模种植户。该户以自家住宅为中心，周边近10亩土地全部种植纽荷尔、红橙、丑橘等多个柑橘品种，品种多样，产量可观。然而，产量大带来的首要问题便是销路。访谈地点位于该户的销售点，过程中陆续有其他种植户参与讨论，大家不约而同地将话题聚焦于“销路”。

 销路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有没有销路”，二是“销路好不好”。前者主要困扰种植规模较小、市场知名度较低的农户。他们的销售半径多限于县域之内，而本地市场本身饱和，难以消化其产出。受限于信息、渠道与交通，这类农户很难主动拓展外部市场，销路问题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核心瓶颈。后者则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调研中，多位种植户提到，每到销售季节，外地客商前来收购时，往往利用本地产量集中、销售窗口期有限的特点，实施压价策略。由于价格主导权掌握在买方手中，农户只能在“接受低价”与“等待下一个可能的买家”之间做出选择，处境被动。

 长期如此，便形成了一条由销路问题引发的恶性循环：销路不畅导致收入下降，收入下降使得次年无力足额投入种植成本，成本削减又进一步导致产量与品质下滑，进而加剧销路困境。日积月累，借贷与欠债问题逐渐显现。部分家庭不得不让家中一部分成员外出务工以偿还债务，另一部分则留守产业，期待来年能够有所转机。

 

 

 

 （二）自耕地经营者：习惯驱动下的低收入维持

 在柑橘产业之外，还有一部分农民选择经营自耕地。与规模种植户不同，这一群体的耕作初衷并非追求经济收益，而是出于一种生活习惯或心理需求。许多老年人表示，自己不愿成为“耍耍手”（当地方言，意指闲人），种地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是对劳作习惯的延续，也包含一定为家庭分担生活开支的考量。据调研观察，绝大多数自耕地属于农户自主开垦的荒地，并未取得正式的承包经营权。在当地约定俗成的规则下，谁开垦谁耕种，但因地界不清、权属不明，常常引发邻里争执，甚至出现骂街现象。从面积来看，自耕地普遍偏小。虽然受访农户常称自家有半亩甚至一亩，但经实地测量估算，绝大多数实际面积不足0.3亩。

 

 种植内容上，自耕地呈现高度多样化特征。农户根据土地质量、位置、水源等条件灵活选择作物，以各类蔬菜为主。经营主体以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为主，种植方式仍沿用传统方法，包括挑粪浇水、人工除草、手工浇灌等。销售路径极为单一，主要依靠将蔬菜背运至镇上的菜市场零售。据观察，菜市场在清晨6点30分左右便已初具规模，摆摊者多为老年人。销售时间持续较长，一般至中午12点后人数才开始减少，但并非持续走低，下午3至4点又会迎来第二轮销售高峰，多为赶在晚饭前再次尝试。

 

 从销售结果来看，完全卖不出去的情况较为罕见。以笔者持续关注的几位老年摊贩为例，一日之内收入最高的可达36元（全部售罄），最低的也有11元左右，整体收益水平偏低但相对稳定。

 

 （三）半工半农：稳定与压力之间的平衡

 半工半农户以妇女群体为主，她们通常在乡镇的制衣厂或电子厂务工，同时在作物成熟季节返回田间从事农业生产。相较于前两类群体，她们拥有相对稳定的工资性收入，但收入水平普遍偏低。

 以调研中一位在镇电子厂工作的女性为例，若整月不加班，其月工资仅为1390元。更值得关注的是，许多妇女因需兼顾家庭、照看老人与子女，无法承担正式员工的工时要求，只能以临时工身份入职，收入按件计算，每件以“厘”为单位计价，月收入往往低于正式员工。对于这一群体而言，农业经营属于副业，目标并非获取可观收益，而是通过自产自销减少家庭在日常瓜果蔬菜等方面的开支，从而间接缓解经济压力。

 

 

二、困境下的出路：外出务工的大众选择

 在对三类农民的生计状况进行分类描述的基础上，我进一步关注他们应对困境的打算。受访农民年龄集中在45至70岁之间，无一例外均曾参与上世纪南下打工潮，在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有过务工经历。面对当前困境，他们的应对策略高度一致——回归打工。

 “趁着还有几年时间，打算出门打工。”这是一位2016年返乡创业的柑橘种植户在访谈中说的一句话。她与丈夫当年承包土地大规模种植柑橘，初期销路良好，但近年来产业每况愈下，她再次萌生外出务工的念头。“等孩子上高中了，我就出门打工。”这是一位2014年返乡照看孩子的妇女在访谈中的表述。2020年，她的孩子尚在上小学，因老人身体状况不佳，她不得不返乡照顾。如今老人已去世，孩子逐渐长大，半工半农的收入加上丈夫在外打工的工资仍难以支撑家庭开支，外出务工再次成为她的选项。

 在现实压力下，外出务工成为多数农民应对困境的首选路径。即便当前大环境不如以往，他们仍然普遍认为，打工收入远高于在家务农或经营产业。即便存在观望时间上的差异，最终归宿仍是打工。甚至55岁以上、已接近实际退休年龄的群体，依然将打工视为可行出路。他们并非不清楚自身在年龄上的劣势，而是形成了一套自我说服的逻辑：可以先做散工，再慢慢寻找稳定活计，实在不行，也可以帮子女带孩子，以另一种方式为家庭分忧。

 三、何以离开：农民出路选择的深层原因

 在面对不同的生活压力时，不同类型的农民为何会作出相同的选择？是单纯的经济困境使然，还是更深层次的自我认知在起作用？

 （一）对自身处境的认识：收入焦虑与负面情绪

 具有大规模种植产业的农民最担心的是销路问题，想要拓展销路增加收入。经营自耕地的农民虽然在调研当中普遍表示对于收入并没有过多的要求，但是在访谈的字行间仍然有种植成果能够所获得报酬的期待。半工半农的农民对于收入增加明显更加强烈。究其原因，有大规模种植产业的农民无论销路如何不堪，但始终有高收入的潜力，在一般情况下能达到他们的最低要求以上。半工半农的农民，很多一边带孩子、照顾老人，一边在工厂上班的妇女，通常就是因为家庭顶梁柱的个人收入难以支撑整个家庭支出，而被迫将空闲时间在压挤出来进行工作，她们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由此，从调查中分化出来的三种主要的农民类型。我们可以找出他们共同的一个生活话题，即收入。

 除了收入这个生活话题以外，我在调研过程中尝试询问他们对于其他生活方面的认知或者困难。从“你对你现在的生活有哪些认识或者觉得如何？”这样提问，很多农民会有不知道、还行、还好的反馈。除了因为这个问题的空泛化以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触及到他们认知自我的敏感神经。

 那他们的认知自我的敏感神经是什么呢？是对于自己生活有哪些问题或者困境的反馈。当我如此进行提问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个反馈内容，涉及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反馈内容困境的细化可以分为很多种，在此我们不一一赘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农民对于困境的高度关注，能够大胆的推断出他们自身对于生活的认知是苦难的、是失望的、是具有负面情绪的。

 （二）认知偏差与路径依赖：困境之外的自我设限

 这种负面情绪的产生，固然与外部生活压力有关。农民对困境的高度敏感，最终往往归结于一个认知：只要收入提高，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然而，将问题完全归因于外部压力，无助于抓住问题的根本。调研中，我注意到两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一是在困境描述中存在夸大倾向。例如，某户家庭人口6人，在回答年收入时直接给出“不足1万”的答案，这显然与现实情况不符。

 二是在应对策略上存在明显的认知局限。当提及通过电商手段拓展柑橘销路时，许多农户的回应是“不知道”“不会做”“不想做”。在销路困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部分农户并未真正尝试寻找新的解决路径，而是习惯性地回归早期认知——出门打工。

 这种对打工路径的“迷恋”，不能简单归结为经济理性。它反映出农民在长期生计实践中形成的一种认知惯性：打工是确定的、可控的、可预期的，而产业经营则充满不确定性。即便他们曾在外出务工后返乡创业，说明具备一定的积累与能力，但在困境面前，他们仍然选择退回熟悉的路径，而非尝试新的可能。

 由此可以推断，造成农民当前困境认知的缘由，并非仅仅是外部经济环境的压力，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自己处境、能力、未来预期和社会角色的理解。这种理解具有强烈的自我保护色彩，但也存在偏差。农民并非没有自我认知，相反，他们的认知极度强烈且固化，需要通过持续的学习与实践逐步修正。

 

 

 

来源：耕读田野-调查与阅读

编辑：雁回锦书

 

发布时间：2026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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