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真的毁掉了家庭吗：福利、债务与不平等的重塑

文/Melinda Cooper

译/Deepbean

 

前言

 

 

 

本文为Melinda Cooper所著《家庭价值观：新自由主义与新社会保守主义之间》序言。小标题为编者自拟。

 

这篇文章讨论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庭危机”，也不是简单追问资本主义是否摧毁了家庭。它真正要处理的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为什么在市场化、个体化、福利收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家庭并没有消失，反而一次次被重新召唤出来，成为承担风险、债务、照护和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位。

 

本文实则澄清了新自由主义与新社会保守主义之间看似对立、实则互补的关系。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契约、选择和个人责任；新社会保守主义强调婚姻、父职、母职、家庭伦理和私人义务。前者似乎在瓦解传统，后者似乎在捍卫传统。但二者合流之处恰恰在于：它们都拒绝让国家以去家庭化、去性别规范化的方式承担再分配责任，而是共同把原本可能由公共制度承担的风险重新推回私人家庭。

 

也就是说，“家庭价值”并不只是文化战争中的保守口号，也不只是经济政策的遮羞布。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重新组织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市场化先拆除旧的稳定结构，使劳动、住房、教育、养老和照护不断个人化、债务化；随后，家庭又被要求出来兜底，把这些风险翻译成父母责任、子女义务、婚育责任和道德责任。资本主义并不是单纯摧毁家庭，而是摧毁一种家庭形式，再制造另一种更适合其运作的家庭形式。

 

但部分左翼批判容易把资本主义理解成一种单向度的瓦解力量：它瓦解共同体，瓦解稳定工作，瓦解长期关系，也瓦解家庭。于是，反资本主义就容易被想象成重新保护家庭、共同体和稳定生活。但问题在于，家庭并不天然站在资本的对立面。家庭同样可能是无酬照护劳动的场所，是债务和资产继承的容器，是风险私人化和不平等再生产的机器。若左翼只批判市场破坏家庭，却不追问家庭为何被迫承担如此多公共责任，那么反市场批判就可能滑向一种新的家庭保守主义。

 

将目光投向中国，中国社会当代的个体化进程也并不意味着家庭简单衰落。相反，个体越是被要求自主选择、自我负责、自我奋斗，就越需要依赖家庭资源来完成这种自主。住房首付、教育投入、婚育成本、养老照护、失业和疾病风险，都在不同程度上重新落回家庭。所谓新家庭主义，并不是传统家庭的简单复活，而是在市场竞争、公共保障不足、教育焦虑、住房资产化和老龄化压力之下形成的现代家庭结构。

 

因此，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年轻人为什么不结婚、不生育，女性为什么不回归家庭，或者个体为什么越来越不负责；而是为什么稳定生活必须通过私人家庭来购买，为什么照护责任仍主要由家庭尤其是女性承担，为什么公共风险总是被翻译成家庭义务。

 

家庭不是资本主义之外的温情避难所，而是资本主义运作的核心现场之一。我们既不把市场自由误认为真正的解放，也不把家庭稳定误认为天然的抵抗。

 

 

 

 

 

正文

 

 

一.资本主义下的家庭危机与福利改革

 

过去三十年间的种种变故，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世界的家庭，甚至有人称其近乎崩塌。

—— 加里·贝克尔，《家庭论》

 

家庭的历史，是一部持续不断的危机史。然而，这场危机在不同政治阵营面前，呈现出截然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样貌。对于左右两翼的社会保守主义者 —— 即 20 世纪 70 年代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的继承者 —— 而言，家庭危机的核心轮廓在过去数十年间几乎未曾改变。

 

美国家庭似乎仍深陷一场普遍的 “无父化（fatherlessness）” 流行病之中 ¹。年轻的贫困女性，尤其是非裔美国女性与拉丁裔女性，仍在非婚生育，且依旧指望福利国家为其兜底。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理论家对这一叙事做出了些许复杂化的阐释：他们提出，新保守主义者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1965 年那份声名狼藉的报告所诊断的、长期存在且近乎神话化的非裔美国家庭危机，此时已蔓延至白人中产阶级，促使一代又一代年轻女性放弃婚姻带来的稳定，转而追求以职业为核心的自恋式生活 ²。就在更近的时期，他们又发现，婚姻本身已成为美国社会的阶层标识 —— 一种似乎专属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的特权；反过来，它也被视作一条实现社会流动的捷径而应被加以倡导 ³。

 

尽管这套话语不断被调整、细化，但其核心框架自 20 世纪 70 年代成型以来，仅发生过微小的偏移。即便它催生了长达四十年的惩罚性福利改革，其支持者依旧将他们眼中美国家庭的持续衰落，归咎于 “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所构建的福利国家。

 

新自由主义者与家庭危机话语之间，始终保持着更为复杂的关系。毫不夸张地说，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声势浩大的政治行动，正是由家庭结构的变迁所激发。被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视作典范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无疑将福特制家庭工资（Fordist family wage）的瓦解，视为其所处时代的核心事件 —— 这一事件的影响，从种族关系的变迁、劳动力市场的重组，到社会福利的核心目标转变，在各个领域都清晰可辨⁴。

 

（编者注：福特制家庭工资以男性产业工人的薪资足以独立支撑配偶、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全部生计为核心，构建起“男性养家糊口、女性操持家务”的标准化性别分工，同时打通了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消费” 的资本积累闭环，是 20 世纪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核心社会支柱之一。）

 

 

事实上，在其存续期间，福特制家庭工资不仅是一套塑造性别与两性关系规范的机制，更居于 20 世纪中期劳动、种族与阶级秩序的核心：非裔美国男性因被排除在男性养家者工资体系之外而被定义，非裔美国女性则因被限定于为白人家庭服务的农业劳动与家政劳动而被定位。新自由主义者对福特制家庭危机的回应，首先可被概括为适应性与容纳性。他们摒弃了社会保守主义者直白的道德说教，转而致力于将原家庭主妇们新解放出来的劳动力，纳入扩张后的家庭服务市场之中，并着力设计新的机制，为种族歧视、无保护性行为等风险进行定价。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似乎没有任何一种社会解放，不能被纳入契约服务或高风险信贷的新型市场之中。

 

但如果就此认为，新自由主义对家庭价值的重视程度不及社会保守主义，那就大错特错了。加里·贝克尔指出：“家庭是一切市民社会的根基”，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对 “近几十年来家庭的稳定性与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 感到担忧⁵。新自由主义者尤为关注稳定的福特制家庭瓦解所带来的巨额社会成本：例如，选择无过错离婚的女性、非婚生育的女性、未购买私人保险而发生无保护性行为的女性所产生的成本，最终并非由私人家庭承担，而是转嫁到了政府与纳税人身上⁶。

 

相较于社会保守主义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法理论家虽更愿意接纳家庭内部关系的性质与形式发生的变化，却仍力图重新确立私人家庭作为经济安全首要来源的地位，使其成为福利国家的全面替代方案。过去数十年间，美国的福利改革之所以高度聚焦于倡导婚姻与构建负责任的家庭这一议题，正是得益于新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保守主义者在这一核心问题上的持续合流。

 

 

二.左翼的误区：新自由主义并非破坏家庭

 

与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保守主义者均形成对照的是，尽管家庭议题在当代社会政策中占据着突出位置，某一类左翼批判者却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本身，视为家庭生活的破坏者。在关注晚期现代性对亲密关系结构影响的左翼社会理论家中间，一种观点广为流传：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引入的弹性劳动关系，已然瓦解了爱情与亲代抚育所赖以维系的长期责任纽带。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伊丽莎白·贝克 - 格恩斯海姆（Elizabeth Beck-Gernsheim）、伊娃·伊卢兹（Eva Illouz）等人，均以各自的方式、带着不同程度的怀旧情绪指出，在短期契约与随意雇佣主导的时代，爱情正变得愈发转瞬即逝⁷。

 

不过，迄今为止沿这一方向展开的最为系统、最为持续的论证，来自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他在近年的研究中，详细阐释了其眼中弹性雇佣合同与 “弹性家庭（flexible family）” 之间的因果关系⁸。施特雷克关注的核心，是战后标准雇佣关系的瓦解，以及与之相伴的、所谓福特制家庭的崩塌 —— 这种家庭模式由男性劳动者、全职居家的妻子与母亲，以及两个及以上子女构成。

 

他指出，战后时代的经济安全，建立在被严格执行的性别分工基础之上：女性被限定于低薪、非稳定的就业形式，而福特制工人的工资，则以供养居家的妻子与子女为核算标准。施特雷克追问：这套特定的经济安全架构，为何在 20 世纪 70 年代如此迅速地崩塌？为何从这套体系中获益甚多的群体，对此几乎没有发起任何反抗？

 

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他提出：“标准雇佣关系曾经支撑的社会与家庭结构，本身已在一场真正革命性的变革中解体。事实上，在同一时期、整个西方世界范围内，福特制家庭被弹性家庭所取代的过程，与福特制就业被弹性就业所取代的过程，几乎完全同步。”⁹

 

施特雷克力图论证，长期婚姻契约的松动，发生在福特制雇佣关系瓦解之前，二者的时间间隔虽短，却具有关键意义，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衰落的直接诱因 ¹⁰。20 世纪 60 年代，家庭法与亲密关系领域发生了一场革命 —— 从无过错离婚制度的引入，到同居现象被日益广泛接受 —— 这场革命摧毁了福特制家庭工资存在的根本理由，进而导致其在随后的数十年间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如果女性不再在经济上长期依附于男性，男性也不再负有终身供养妻子与子女的义务，那么，福特制经济安全的核心制度——家庭工资——还会有谁来捍卫？

 

正是在这一点上，施特雷克的反女性主义立场显露无遗。毕竟，正是女性主义率先挑战了福特制家庭的法律与制度形态：它鼓励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的独立薪酬，将婚姻从一种长期的、非契约性的义务，转变为可随意解除的契约。在他的叙事中，女性主义者（被其想象为中产阶级）由此剥夺了女性（被其想象为工人阶级）通过与福特制工人结婚所获得的经济安全 ¹¹。女性主义动摇了 “男性的薪酬应足以供养妻儿” 的核心理念，进而帮助雇主推广了非稳定就业与职场弹性的规范，最终损害了全体劳动者的安全保障。

 

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与夏娃·夏佩罗（Eve Chiapello）所著的《资本主义新精神》（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虽未陷入施特雷克式直白的反女性主义，但其对反文化左翼的概念批判，却最终导向了完全相同的结论。他们对晚期福特制社会运动的修正主义历史考察指出，左翼内部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裂：一派是生产性左翼，致力于构建与维护战后共识所提供的经济安全；另一派则是他们所称的文艺左翼(Artistic Left)，更热衷于批判福特制生活中可预见的安稳与既定规范 ¹²。前者大致可等同于工会运动与传统社会主义左翼，后者则由左翼中全新的组成部分构成——从女性主义、同性恋解放运动，到学生运动与反主流文化。

 

通过区分 “正当的劳工政治”（聚焦经济安全与社会关系的持久性）与 “失当的性政治”（聚焦从既有社会关系中获得解放），博尔坦斯基与夏佩罗将家庭的衰落，视作新自由主义引发社会不安全感的最显著标志。他们写道：“在社会倒退的这些年里，家庭成为了一种流动性更强、更为脆弱的制度，加剧了就业的不安全感与普遍的不安情绪…… 企业对最大限度弹性的追求，与家庭作为时间与地理刚性因素的贬值形成了呼应，因此…… 相似的意识形态逻辑被用来为劳动关系的适应性与情感生活的流动性辩护。”¹³

 

与施特雷克一样，博尔坦斯基与夏佩罗认为，文艺左翼摧毁了战后家庭这一亲密关系的根基，从而为新自由主义攻击经济与社会安全铺平了道路。其分析暗含的结论是：重建福特制家庭（或其改良版本），是左翼议程更新的必要组成部分。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类反思同样出现在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的研究中 —— 她曾大量揭示家庭工资在塑造美国福特制性别分工过程中的核心作用。然而，弗雷泽长期坚持的文化承认与经济再分配的概念二分，使其在讨论资本的性政治时，陷入了与博尔坦斯基、夏佩罗相似的困境 ¹⁴。

 

在其近年的研究中，弗雷泽指责第二波女性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合谋，共同摧毁了家庭工资。“第二波女性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同步兴起、蓬勃发展，这仅仅是巧合吗？还是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反常的、隐秘的、选择性的亲和性？”¹⁵ 弗雷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我们对家庭工资的批判，如今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为弹性资本主义赋予更高意义与道德正当性的浪漫叙事的核心部分。”¹⁶

 

她所提出的替代方案，是重启经济安全政治，使女性（长远来看也包括男性）能够维系被新自由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强制性弹性所撕裂的家庭。弗雷泽虽不主张像施特雷克那样简单回归福特制，却试图构想一种改良版的家庭工资：它首先要承认并重视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并最终有可能打破性别分工本身 ¹⁷。但由于她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弊端界定为对福特制家庭工资的破坏，其分析便不可避免地导向了如下结论：反抗需要重建家庭，尽管是以一种更进步、更平等的形式。

 

 

三.波兰尼困境：

为什么“保护社会”容易滑向家庭保守主义

 

上述所有理论家，显然均受惠于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学说 ¹⁸，其提出的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命题，在当代左翼的反资本主义批判叙事中广为流传，近乎成为不容置疑的共识 ¹⁹。在其标志性的历史社会学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44）中，波兰尼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此前所有的交换经济区分开来，其核心差异在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力图将原本不可让渡的事物，纳入交换价值的范畴之中 ²⁰。

 

 

 

波兰尼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的英国发展至纯粹形态，其内在蕴含着一种永不停歇的计算冲动，即便劳动、土地、货币这些基础性的社会价值，也被置于商品交换的度量体系之下。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人类劳动本身丧失了所有内在价值，其价格由出价最高者决定；货币受制于利率与汇率的名义计量；土地的价格则由投机价值的波动所决定。由此，本应作为任何稳定交换体系的根基与锚点的核心社会要素，却作为虚拟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在公开市场中流通。

 

波兰尼以亚里士多德以适度交换为原则的家庭经济作为伦理参照，只能将这些创新视为对超越性经济正义规范的背离。他将现代资本主义理解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货殖术（chrematistics）的普遍化：在这种经济体制中，价值自我增殖的反常逻辑，压倒并吸纳了基础性社会价值的适度再生产 ²¹。

 

然而，作为 20 世纪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波兰尼同时主张，自由市场的瓦解性力量，必将催生一场反向运动（countermovement），其目标是保护社会秩序（乃至自由市场本身）免受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过度侵害。略显悖论的是，波兰尼将这场反向运动设想为外在于资本主义运行逻辑的，但在历史层面又具有必然性，甚至是自由市场自身所必需的。

 

通过反思 19 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他指出，自我调节市场的自由放任乌托邦，若缺乏某种外部社会保护主义的干预，便无法长期存续。当作为一种经济理想付诸实践时，自我调节市场会释放出威胁市场体系自身存续的破坏性力量。由此，当自由契约主义的个体化扩张被推向极致时，终将在某个时刻催生一场社会反向运动，致力于保护劳动者免受市场风暴的冲击。

 

尽管必须将反向运动理解为外在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但它对市场自身的持续运转而言，却最终是不可或缺的——其核心使命，正是守护那些核心的 “虚拟商品”——货币、土地与劳动——而资本凭其自身，无法对其予以保护。

 

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之所以对某一类左翼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核心在于它倾向于将资本主义本身等同于自由市场的逻辑，进而将其意识形态表达简化为经济自由主义，并将后者定义为一种瓦解社会的力量。然而，一旦接受了这些前提，反抗便只能被设想为保守主义的。

 

如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态的资本主义，可被还原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市场自由必然会走向瓦解、脱嵌与同质化社会存在，那么任何可行的反向运动，都必须寻求重新锚定价值，以遏制这些趋势。这一要求不仅适用于土地、劳动、货币这些 “虚拟商品”—— 社会保护主义运动力图将其 “去商品化（decommodify）”，恢复其基础价值的地位——也适用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而后者最终需要在家庭制度中获得稳定与重新嵌入 ²²。

 

如果资本主义被理论化为一种唯一的、专门破坏既有社会团结的力量，那么反向运动便只能被设想为一种恢复、或至少重塑工业资本主义到来之前被所谓摧毁的事物的努力。波兰尼对封建英格兰旧有的领土秩序流露出清晰的怀旧情绪，这并非偶然——在他的想象中，贵族与农民在那里共同维系着对土地、家庭与共同体的归属感。

 

波兰尼本人十分清楚，其反向运动理论与右翼的社会保守主义之间，存在着潜在的亲和性。事实上，他将20世纪初欧洲的法西斯运动，视作反向运动的一种极具破坏性的表现形式，而唯有通过建立兼具社会保护主义与政治民主的福利国家这一替代方案，才能避免此类后果的发生 ²³。

 

在波兰尼看来，社会民主主义式的反向运动与右翼的社会保守主义之间的差异，对历史后果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 —— 但这种差异只是方法与程度的区别，而非本质的区别。波兰尼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同样怀旧于共同体、土地与家庭，却力图将这些制度改造为国家主导的社会保护的渠道。柏克式的保守主义者力图通过强制力灌输家庭价值，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试图通过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予以倡导。

 

可以说，波兰尼用某一类社会进步左翼的再分配型家庭价值，取代了旧有伊丽莎白济贫法传统中的私人家庭价值。就此而言，其双重运动的理论，可被解读为 20 世纪中期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表达——后者以福特制家庭工资的形式，完美融合了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

 

 

四.反转：资本不仅瓦解家庭，也重造家庭

 

本书则持相反的核心立场：波兰尼所谓的 “双重运动”，更恰当的理解方式，是将其完全视为资本内在运行逻辑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即便后者使用的是反资本主义的语言——同样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构成性表达。我们无需诉诸黑格尔式的马克思解读，便能认识到，这一双重运动是马克思对资本 “差异演算（differential calculus）” 的核心描绘，这也使其在批判的根本问题上，与波兰尼形成了尖锐对立 ²⁴。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最为清晰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价值化逻辑中两种相互对立的趋势：一方面，具有摆脱一切外部限制、实现社会财富投机性生成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具有重新确立此类限制、将其作为价值实现为私人财富的内在条件的冲动 ²⁵。

 

用更具启发性、不那么刻板的表述来说，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自我增殖的内在要求，“既超越民族壁垒与偏见，也超越自然崇拜，以及所有传统的、狭隘的、自满的、僵化的现有需求满足与旧有生活方式的再生产”²⁶，与此同时，它又要求重新肯定此类限制，以此引导与约束财富的实际实现。

 

然而，尽管马克思认识到，基础价值的重建可通过多种制度与法律手段实现 —— 从金本位、土地私有产权，到限制劳动者流动的流浪法 —— 其分析并未延伸至这一过程的亲密关系与再生产维度²⁷。马克思指出，资本为克服财富生成的一切数量限制，会逾越所有既定的再生产形式——即所有关于性别秩序的习俗或宗教约束、所有类似身份等级的社会流动限制、所有关于货币流通的国家限制 ²⁸。但我们不禁要问：资本不也同样被迫重新重申种族、家庭与民族的再生产制度，以此确保财富与收入在时间维度上的不平等分配吗？它最终不也被迫将家庭重建为私人财富积累的基本法律形式吗？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激进化重构²⁹：基础的确立从来都不只是 “经济” 层面的，因为它最终必须纳入价值得以以私人形式再生产与再占有的 “社会与文化” 条件 —— 即亲属关系、血统与继承制度。如果说现代资本的历史，一方面时常不断地破坏与挑战既有的性别与性秩序，那么它同时也包含着周期性地将家庭重塑为财富与收入分配工具的过程。

 

因此，正如  雷瓦·西格尔（Reva Siegel） 所指出的，现代家庭的法律史，可被理解为一个 “通过转型实现保存（preservation through transformation）” 的过程，而非渐进式自由化的过程：对既有的性别与代际等级的挑战，反复被纳入新的、更具民主性、却同样严苛的法律结构之中 ³⁰。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谓的 “传统的发明（reinvention of tradition）”，亦可被恰当地理解为这一双重运动的表达 —— 前提是我们不赋予传统本身任何先验的稳定性，同时认识到，这一概念的历史性本身，就是 19 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 ³¹。

 

 

彼得·奥斯本（Peter Osborne）将这些洞见转化为对历史哲学的总体反思，他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时间性，是由两种交替出现的趋势所界定的：一边是持续的自我革命，一边是不断的修复回归；一边是投机的扩张，一边是激进的怀旧。在奥斯本看来，这两种取向 “都可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在时间维度上内在固有的政治形态，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形式的替代性政治表达：即马克思与恩格斯近 150 年前所指出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³²。

 

这一分析的核心后果之一，便是消解了波兰尼式批判的有效性。我们无法像波兰尼所主张的那样，仅通过重新嵌入或稳定其波动的符号，来对抗资本主义交换的逻辑，因为这一工程本身，已然是资本双重运动的必要组成部分。信贷扩张的适应性力量，与构建社会基础的占有性冲动之间的张力，本身就是资本的构成性要素，尽管它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以截然不同的政治形式得以实现。

 

 

五.新自由主义与新社会保守主义的合流

 

 

据此，本书将新自由主义与新社会保守主义，视为资本双重运动的当代表达。在此，我追随温迪·布朗（Wendy Brown） 开创性论文《美国梦魇》（American Nightmare）中的核心观点：若要理解当代美国权力的政治理性，就必须将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放在一起思考 —— 考察它们的汇合、碰撞与共生关系 ³³。我要补充的是，为了避免陷入两类陷阱 —— 要么以左翼新自由主义对抗社会保守主义的倒退力量，要么以左翼社会保守主义对抗自由市场的瓦解效应 —— 这种并置思考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我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特指 20 世纪早中期兴起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乔治·梅森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以及其他各类学术机构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学派。关于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史学研究卷帙浩繁 ³⁴。本书聚焦于这一新经济自由主义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即由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的社会与经济动荡，以及芝加哥学派与弗吉尼亚学派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对此做出的知识回应所界定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直接针对劳动力性别与种族构成的变化、民权运动与福利权运动、学生激进主义的兴起等现象，精炼、乃至彻底修正了其核心概念。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罗丝·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加里·贝克尔等顶尖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重新界定了关于国家赤字支出、央行角色、通货膨胀、税收、消费者保护法、学费制度、福利体系的知识共识与公共共识。

 

在此前后，从未有任何一个时期，芝加哥学派与弗吉尼亚学派的成员如此直接地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深度介入了尼克松、卡特与里根政府的政策决策：在不同时期，他曾参与基本收入保障方案的起草，为央行的通胀政策提供专业咨询，并呼吁在加州大学系统引入学费制度。即便米尔顿·弗里德曼后来更多地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而非政治圈内人；即便新自由主义自身后来也失去了 20 世纪 70 年代那般清晰可辨的轮廓，那也只是因为它已被所有政治立场的决策者广泛接受，并彻底渗透到了主流经济学的方方面面 ³⁵。

 

我所说的新社会保守主义，指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及之后兴起的一系列保守主义运动谱系，它们往往因与新自由主义者相同的核心关切而被动员起来。在这一统称之下，我纳入了严格意义上的新保守主义运动（其早期形态几乎完全聚焦于国内社会议题）、由保守派天主教徒与福音派构成的新宗教右翼、劳伦斯·米德（Lawrence Mead，美国工作福利制的主要设计者）的新父权主义，以及社会福利领域的社群主义运动。

 

尽管其他学者常用 “新保守主义” 指代这一广泛的保守主义联盟，我更倾向于使用 “新社会保守主义” 这一更具普遍性的术语，以凸显联盟内部严格意义上的新保守主义者的特殊性。“新社会保守主义” 中的 “新”，意在将这些思潮与美国旧保守派（paleoconservatives）的传统主义或柏克式保守主义区分开来 —— 后者的反国家主义、反犹主义与对种族民主的排斥，使其无法与新政左翼达成任何妥协 ³⁶。

 

事实上，新一代社会保守主义者中的绝大多数，都曾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左翼同行，他们反对的是 “伟大社会” 计划对新政的扩张，而非新政本身。这些运动的代表人物有着多元的政治背景：少数人曾是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国家评论》主编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等右翼人物的同路人 —— 后者是冷战时期保守主义 - 自由意志主义联盟的核心人物 ³⁷；另一些则出自美国新教中更具原教旨主义色彩、传统上持遁世态度的思潮 ³⁸；更多的人则来自政治左翼。

 

第一代新保守主义者中的大多数，都是前托洛茨基主义者与冷战时期的民主党人，他们始终坚定地忠于新政福利国家及其保守的性秩序 ³⁹。尽管其中最知名的人物 —— 尤以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与其子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为代表 —— 后来与共和党结盟，其他人则始终坚定地留在民主党阵营中。20 世纪 80 年代后登上政治舞台的社群主义者，与比尔·克林顿等 “第三条道路” 的新民主党人关系密切，并始终致力于弥合宗教与世俗保守主义、党派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分歧⁴⁰。而新父权主义者劳伦斯·米德本人，从未明确归属任何政党，事实上，他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取得了最大的政策成功 —— 克林顿于 1996 年推动了全面的工作福利立法⁴¹。在这一整个时期，唯有白人宗教保守主义者始终压倒性地与政治右翼绑定。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与新社会保守主义，在应对同一组历史事件、以及对危机的共同感知中走向成熟，并最终合流。

 

 

六.危机的源头：60年代的解放运动？

 

人们几乎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新自由主义 - 新社会保守主义联盟，是针对凯恩斯主义本身而形成的 —— 即以新政福利国家为代表、并在约翰逊 “伟大社会” 计划下走向激进化的模式。但这一认知，完全误解了其批判的核心特殊性。

 

必须明确的是，触发其反应的，并非新政福利国家本身（尽管新自由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确有长期的批判传统），而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从战后凯恩斯秩序内部、乃至超越这一秩序而涌现的各类解放运动。在 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的不同时期，贫困活动家、福利维权者、女性主义者、艾滋病活动家与公共利益律师，共同阐述了一种新型的再分配政治：它将风险保障与性别分工脱钩，将社会保险与性规范脱钩⁴²。

 

这些运动在历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它们持续争取更广泛的财富与收入再分配，同时拒绝福特制家庭工资所施加的规范性约束。尽管新自由主义者与新保守主义者，对推动新政福利国家民主化的努力，出人意料地持同情态度 —— 尤其是在将非裔美国男性纳入家庭工资体系这一问题上 —— 但当福特制家庭本身受到质疑时，他们便断然拒绝、寸步不让。

 

简而言之，正是当 20 世纪 60 年代的解放运动，开始挑战作为福利资本主义核心与基石的家庭工资的性规范时，新自由主义-新社会保守主义联盟才真正得以形成。

 

 

七.家庭：经济秩序重组的工具

 

他们针对这场 “危机” 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并非回归福特制家庭工资（这类怀旧情绪是左翼的典型特征），而是借助福利改革、税收调整与货币政策的组合工具，战略性地重塑一种更为古老的、济贫法式的私人家庭责任传统。

 

在其影响下，福利制度从一项再分配项目，转变为管控穷人私人家庭责任的庞大联邦机器，而赤字支出也稳步从国家层面，转移到了私人家庭身上。通过旨在推动信贷市场民主化、推高资产价值的政策，这些改革者以家庭债务的话语体系，复兴了私人家庭责任的传统，同时容纳并消解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最具雄心的政治诉求。

 

尽管家庭价值政治在里根革命及之后的政治话语中占据着突出位置，大多数关于这一时代的叙事，仍将其视为边缘议题，认为其从属于货币政策、国家赤字支出、通过税收进行财富再分配等结构性经济斗争⁴³。

 

于是，罗纳德·里根被描述为利用家庭价值话语，掩盖其宏观经济政策的真实意图，并诱使工人阶级加入最终会损害其自身利益的联盟。新保守主义的文化战争，在事后被视作一种有用的障眼法，转移了公众对削减公共教育与艺术经费这一核心议题的关注；而克林顿的社群主义，则被同样解读为一种策略，用以软化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棱角，并成为弥合新、老民主党历史裂痕的有效工具。这类叙事通常出自左翼，倾向于将对家庭价值的高调辩护，斥为漂浮在巨额财富再分配与阶级斗争的真实叙事之上的无关碎屑。

 

 

 

 

八.结论：经济问题从来不是“纯经济”的

 

“经济过程可以、也应当与性别、种族、性这些所谓的文化现象相分离” 的观念，有着悠久的知识谱系：它既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术语体系，也表现为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的通俗区分，还表现为法兰克福学派晚期的承认与再分配话语（尽管这三者最终或许都源于 19 世纪人类学家亨利·萨姆纳·梅因（Henry Sumner Maine）等人提出的契约与身份的对立框架）⁴⁴。

 

作为一种方法论与政治出发点，这类二分法向来是可疑的。例如，19 世纪人类学中身份与契约的话语，恰恰在劳动力市场与私人家庭的边界被确立的历史时刻，掩盖并温情化了女性在家中从事的无酬劳动。女性由此被归入亲属关系与礼物交换的准神圣空间，而与此同时，她们正被男性工会主义者与保守保护主义者的联盟，积极排斥在契约劳动力市场之外⁴⁵。总体而言，左翼提出的 “社会生活去商品化” 或 “保护亲属关系” 的诉求，过于轻易地倒向了社会保守主义的论点：某些形式的（家务的、女性化的）劳动应当保持无酬状态。

 

今天，承认与再分配的二分法，仍在执行着类似的修正主义功能：它遮蔽了经济与性政治真实的历史纠葛，同时主动将家庭隔离于批判之外。我们只需回顾福特制家庭工资的历史案例，便能清晰地看到，再分配与承认无法被孤立地理解：作为一种再分配工具，标准的福特制工资，积极管控着女性与男性劳动、白人与非裔男性劳动之间的边界；而在其社会保险维度上，它与性规范的要求密不可分。福特制的阶级政治本身，就是一种身份政治 —— 因为它将白人、已婚的男性身份，设定为获得全面社会保护的准入条件。

 

如今，分配政治不再通过福特制家庭工资这一工具传导，并且（正如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揭示的），私人继承这一财富传递机制的影响，远比战后时代更为巨大⁴⁶。但即便在这里，承认与再分配的二分法，仍无助于我们理解性政治与经济政治的真实交织。毕竟，我们如何能将继承的财富分配功能，与家庭的法律及文化正当性相分离？性的规制，又如何能从以家族谱系为形式的财富占有法律工具中抽象出来？

 

本书的核心出发点是：经济形态的历史，无法与性别、种族、性的运作过程相剥离，否则便会彻底遮蔽财富与收入分配的政治本身。

 

通过重新审视并质疑关于 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危机的既有历史叙事，我力图证明：家庭议题对于后凯恩斯资本主义秩序的形成，其核心重要性不亚于它对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意义；因此，忽视这一议题，必将严重歪曲这一时代的政治史。与左翼的许多人士不同，新自由主义 - 新社会保守主义联盟的核心行动者，毫不犹豫地将家庭视为危机的核心场域。他们毫不怀疑，当时所有重大的宏观经济问题 —— 从通货膨胀、预算赤字，到不断膨胀的福利支出 —— 都反映了福特制家庭在性别与种族基础上发生的不祥转变。基于这一判断，他们眼中只存在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全面重塑美国家庭本身。

 

本书将致力于探究，这一重塑过程是如何被构想出来的，以及它最终如何超越了其设计者最初的知识抱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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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此点及下述内容，参见 Judith Stacey, In the Name of the Family: Rethinking Family Values in the Postmodern Age (Boston: Beacon Press, 1996).

2.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The Moynihan Report: 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in Lee Rainwater and William L. Yancey (eds.), The Moynihan Report and the Politics of Controvers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7 [1965]), p. 93. 关于所谓白人中产阶级家庭的危机，参见持社群主义 “左翼” 立场的 Barbara Dafoe Whitehead，“Dan Quayle Was Right,” Atlantic Monthly (April 1993)，以及持保守 - 自由意志主义 “右翼” 立场的 Charles Murray，“The Coming White Underclass,”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9, 1993)。

3. 关于美国低收入白人群体中的 “婚姻差距”，参见 Charles A. Murray,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New York: Crown Forum, 2012)。关于婚姻差距，从社会进步主义但仍属社群主义的视角展开的论述，参见 Andrew J. Cherlin, Labor’s Love Los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ing Class Family in America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14)。

4. Gary S. Becker,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 1.

5. Gary S. Becker and Guity Nashat Becker, The Economics of Life: From Baseball to Affirmative Action to Immigration, How Real- World Issues Affect Our Everyday Life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6), p. 93.

6. 同上，第 95-102 页。

7. Antony Gidde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Ulrich Beck and Elizabeth Beck- Gernsheim, The Normal Chaos of Lov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995); Zygmunt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pp. 89–90; Eva Illouz,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Love an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这些作品的论调各有不同，吉登斯与贝克夫妇的著作基调偏乐观，而鲍曼与伊卢兹的作品则直白地流露出怀旧情绪。

8. Wolfgang Streeck, “Flexible Employment, Flexible Families,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Reproduction” in Florian Coulmas and Ralph Lützeler (eds.), Imploding Populations in Japan and Germany: A Comparison (Leiden: Brill, 2011), pp. 63–96.

9. 同上，第 72 页。

10. 同上，第 76 页。

11. 同上，第 76-77 页。关于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劳动体制下女性经济不稳定性的延续性，有一篇极具针对性的论述，参见 Angela Mitropoulos, “Precari- us?” in Mute: Precarious Reader (London: Mute Publishing, 2005), pp. 12–19。

12. Luc Boltanski and Eve Chiapello,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Verso, 2007), p. 190.

13. 同上，第 xl 页。

14. Nancy Fraser, “From Redistribution to Recognition? Dilemmas of Justice in a ‘Post- Socialist’ Age,” New Left Review 212 (1995), pp. 68–93.

15. Nancy Fraser, Fortunes of Feminism: From Women’s Liberation to Identity Politics to Anti- Capitalism (New York: Verso, 2013), p. 218.

16. 同上，第 220 页。

17. 同上，第 134-135 页。

18. 这种理论借鉴有时是明确的。例如参见 Wolfgang Streeck, Re- forming Capitalism: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German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47–63 and 266–67; Nancy Fraser, “A Triple Movement: Parsing the Politics of Crisis after Polanyi?” New Left Review 81 (2013), pp. 119–32。

19. 不过，关于卡尔·波兰尼的批判，Angela Mitropoulos 与 Martijn Konings 的研究与我在本书中提出的批判密切相关，可参见二人的相关论述。Angela Mitropoulos, Contract and Contagion: From Biopolitics to Oikonomia (New York: Minor Compositions, 2012), pp. 158–66; Martijn Konings, The Emotional Logic of Capitalism: What Progressives Have Misse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19. 这两位理论家均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批判视角出发，将 “双向运动” 视作完全内在于资本动态、并构成资本动态的核心要素。关于当代新自由主义，另有研究关注了资本主义与社群的共生建构，参见 Miranda Joseph, Against the Romance of Commun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关于当代意大利新自由主义与新天主教保守主义福利哲学的共存现象，参见 Andrea Muehlebach, The Moral Neoliberal: Welfare and Citizenship in Ital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20.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44 [2001]).

21. 《大转型》一书中暗含了对亚里士多德的家庭经济（家政学，oikonomia）的指涉，而波兰尼在其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发现了经济》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探讨，该文收录于 George Dalton (ed.),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Essays of Karl Polanyi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8), pp. 78–115。文中对亨利·萨姆纳·梅因与斐迪南·滕尼斯的人类学研究的引用，清晰地展现了波兰尼思想中的保守主义根基。关于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与货殖学批判更为矛盾的相关论述，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做了分析，参见 Melinda Cooper,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Variations on de Anima,” Angelaki: Journal of the Theoretical Humanities 7. 3 (2002), pp. 81–104。

22.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139.

23. 同上，第 30-32 页、第 245-256 页。

24.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大量使用了极限与曲线的相关表述，显然是在借助微分学的语言，着力探讨时间维度中的变化问题。其核心的哲学参照是黑格尔的《逻辑学》—— 这部著作本身就是对微分学的反思。不过，多位研究马克思的学者提出，尽管马克思在《大纲》中沿用了黑格尔的话语体系，但同时也在努力界定一种截然不同的、关于变化与曲线的数学范式。Francine Markovits 从哲学与文献学的视角展开了这一论证，提出马克思早在其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博士论文中，就已在尝试摆脱（而非简单颠覆）黑格尔的辩证法。参见 Francine Markovits, Marx dans le jardin d’Epicur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4)。Daniel Bensaïd 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看待资本的计算体系时，所采用的视角与物理学中的分形数学、非线性复杂系统理论相近。通过对马克思致恩格斯书信的细致解读，他提出：“马克思始终未曾放弃这样一种希望，即找到一种‘不规则曲线’的非线性数学方法，让他能够在混沌中发现秩序”（第 50 页，译文为笔者所译）。在 Bensaïd 看来，马克思之所以未能完成这一探索，仅仅是受限于当时数学发展的水平。倘若我们将马克思的思想解读为对变化持有伊壁鸠鲁式或分形式的理解，这便意味着，差异、曲线或时间中的变化，必须被理解为相对于存在而言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因此绝不能被化约为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无论这些论述对于还原马克思的真实意图有多大价值，在我看来，这都是当下解读马克思最具启发性、也最具拓展性的方式。参见 Daniel Bensaïd, La discordance des temps: Essais sur les crises, les classes, l’histoire (Paris: Éditions de la Passion, 1995), p. 50。

25.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代表 —— 货币 —— 资本是一种不断超越自身限制边界的、无尽的、无限制的驱动力。每一个界限 [Grenze] 对它而言都必然是、也只能是一道需要突破的障碍 [Schranke]。若非如此，它就不再是资本 —— 即能够自我增殖的货币。倘若它在某个界限面前不再将其视作障碍，反而安于这个界限之内，它就已经从交换价值堕落为使用价值，从财富的一般形式堕落为财富的某一种特定的、实体化的形态。” 而 “资本不可阻挡地追求的普遍性，会在其自身的本质中遭遇限制”。Karl Marx,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gh Draft), trans. Martin Nicolaus (London: Penguin, 1993), pp. 334 and 410.

26. Marx, Grundrisse, p. 410.

27.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以最抽象的术语，将资本的 “内在界限” 定义为：必须在私有制形式内占有剩余价值的必然性（第 415-416 页）。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界限必须被理解为内在于资本本身 —— 而非外在的、超验的 —— 因为它并非增长的自然极限，而是由资本主义下私有化的财富创造形式所施加的限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为其自身的价值增殖所设置的各类界限，做出了更为详尽的论述。关于金本位与土地所有权作为资本的障碍，参见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3 (London: Penguin, 1981), pp. 706–708 and 882–907。关于土地的法律占有与流浪法作为障碍，参见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1976), pp. 873–904。

28. Marx, Grundrisse, p. 410.

29. 马克思不愿将对基础价值的批判延伸至性别政治议题，这绝非偶然。尽管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呼吁废除私有继承权，但马克思在其他各类著作中，都流露出对这一方案的矛盾态度。二人尽管对资产阶级家庭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却始终将男性养家者工资制度视作工人阶级政治的核心制度。事实上，统一的工人阶级这一概念本身，似乎就建立在性别劳动分工的基础之上。这种分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只是被默认的前提，而实际上，19 世纪早期，正是通过强制手段将女性逐出工厂，才形成了这一分工。关于马克思在继承权问题上的矛盾态度，参见 Jacqueline Stevens, Reproducing the Stat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7–36。关于马克思对男性养家者工资制度的支持，参见 Melinda Cooper, “Reproduktion neu denken. Leihmutterschaft zwischen Vertrag und Familie,” in Melinda Cooper, Catherine Waldby, Felicita Reuschling and Susanne Schultz, Sie nennen es Leben, wir nennen es Arbeit: Biotechnologie, Reproduktion und Familie im 21. Jahrhundert (Berlin: Edition Assemblage, 2015), pp. 49–77。

30. Reva B. Siegel, “ ‘The Rule of Love’: Wife- Beating as Prerogative and Privacy,” Yale Law Journal 105 (1996), p. 2119.

31. Eric Hobsbawm, “Introduction - Inventing Traditions,” in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14. 关于 19 世纪英国传统的再造（作为理念与实践）的延伸性探讨，参见 Stephen Prickett, Modernity and the Reinvention of Tradition: Backing into the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2. Peter Osborne, The Politics of Time: Modernity and the Avant- Garde (London: Verso, 1995), p. 164.

33. Wendy Brown, “American Nightmare: Neoliberalism, Neoconservatism, and De- Democratization,” Political Theory 34. 6 (2006), pp. 690–714.

34. Roger D. Congleton, “Buchanan and the Virginia School,” in Geoffrey Brennan, Hartmut Kliemt, and Robert D. Tollison (eds.), Methods and Morals in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Essays in Honor of James M. Buchanan (New York: Springer, 2002), pp. 22–38; S. M. Amadae, 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 The Cold War Origins of Rational Choice Liberalis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3); Monica Prasad, The Politics of Free Markets: The Rise of Neoliberal Economic Policies in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Philip Mirowski and Dieter Plehwe (eds.), The Road from Mont Pèlerin: The Making of the Neoliberal Thought Coll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Ross B. Emmett, (ed.), The Elgar Companion to the 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2010); Jamie Peck, Constructions of Neoliberal Rea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Serge Audier, Néo- libéralisme (s): Une archéologie intellectuelle (Paris: Grasset, 2012); Angus Burgin, The Great Persuasion: Reinventing Free Markets since the Depress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ierre Dardot and Christian Laval, The New Way of the World: On Neoliberal Society, trans. Gregory Elliott (New York: Verso, 2013); Robert van Horn, Philip Mirowski, and Thomas A. Stapleford, (eds.), Building Chicago Economic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History of America’s Most Powerful Economics Progr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Daniel Stedman Jones,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Hayek, Friedman,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除了这些核心参考文献，还有大量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与哲学性文献，在此无法全部引用。

35. 经济学家 Melvin Reder 曾反思道，倘若 “[芝加哥] 学派的生命力受到了威胁”，那更多是因为 “其核心理念被广泛接受，而非遭遇了抵制”。该引文出自 Peck, Constructions of Neoliberal Reason, p. 116。

36. Russell Kirk, 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Santayana (Washington, DC: Regnery Press, 1953).

37. 关于这一联盟，以及它与新兴的新保守主义 - 新自由主义联盟之间的关联与差异，参见 Robert B. Horwitz, America’s Right: Anti- Establishment Conservatism from Goldwater to the Tea Party (London: Polity, 2013), pp. 23–62。新宗教右翼的核心天主教人物 Phyllis Schlafly，曾是 1964 年 Barry Goldwater 总统竞选的支持者。而 Goldwater 本人始终是坚定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后来还对共和党向宗教右翼的妥协提出了批评。

38. 同上，第 63-111 页。

39. 同上，第 112-156 页。

40. Stacey, In the Name of the Family, pp. 54–55, 95.

41. R. Kent Weaver, Ending Welfare as We Know I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pp. 117–20.

42. 我并非想表明这类努力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终结。近年来，我们看到大量政治实践再度兴起，它们拒绝将性别政治议题与经济正义议题割裂开来。参见 Dean Spade, Normal Life: Administrative Violence, Critical Trans 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Law (Boston: South End Press, 2011)。关于性别政治与政治经济学结合的相关理论反思，另参见 Rosemary Hennessy, Profit and Pleasure: Sexual Identities in Late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0); Lisa Duggan, The Twilight of Equality? Neoliberalism,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Attack on Equality (Boston: South End Press, 2004); Kevin Floyd, The Reification of Desire: Toward a Queer Marxism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Silvia Federici,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 (New York: Autonomedia, 2012); Mitropoulos, Contract and Contagion; Nikita Dhawan, Antke Engel, Christoph F. E. Holzhey, and Volker Woltersdorff (eds.), Global Justice and Desire: Queering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015)。

43. Thomas Frank,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How Conservatives Won the Heart of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2004); Paul Krugman,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New York: Norton, 2007), pp. 173–97.

44. 关于对这些区分的经典批判，参见 Judith Butler, “Merely Cultural,” Social Text 52/53 (1997), pp. 265–77，以及 Nancy Fraser 对此作出的回应，“Heterosexism, Misrecognition, and Capitalism: A Response to Judith Butler,” Social Text 52/53 (1997), pp. 279–89。我将在第四章再度探讨这些文本。

45. G. R. Searle, Morality and the Market in Victorian Britai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 pp. 134–66.

46.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Belknap, 2014).

 

 

 

 

 

 

来源：链合体

编辑：雁回锦书

 

发布时间：202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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