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路之王”到数字囚徒： 这本《卡车司机与数据监控》为何说技术从未拯救劳动者？

专栏作者的话

前言：当代中国的卡车司机印象

人们对国内卡车司机（即我们常说的大货车司机）的印象非常差，《视野盲区》、《我以为是减速带》、《那你和保险说》、《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我都这么用力了你怎么还活着⟫是评论区最常见的表达。人们与卡车司机的矛盾已然不言自明，但社会科学需要挖掘原因，我们不能将目光停留在结果，要分析“何以至此”。除此之外，我们需要进行田野调查，下面介绍的⟪卡车司机与数据监控：技术如何控制了我们的工作场所？⟫就为我们提供了田野调查的绝佳范本。

⟪卡车司机与数据监控：技术如何控制了我们的工作场所？⟫是美国女性学者凯伦·利维的代表作，本书关注卡车司机和数据监控之间复杂关系，并在最后展望了机器人卡车司机的前景，预测未来不能仅仅基于技术能力，而要考虑这些技术能力将如何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本书最大的优点在于经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对我们的不少常识作了修正。

车轮上的人：美国卡车司机的政治与文化

卡车运输业是美国经济的动脉，各式商品通过卡车运到千家万户，但事实上卡车司机并不受欢迎，社区阻止卡车进入他们的社区，使用当地的道路，卡车停车场更是社区居民所避之不及的，邻避效应在这里反复上演。

我们需要分析卡车司机群体的画像，在外人眼里这份劳累的工作，在卡车司机心中却有另外一番滋味，正如作者总结的那样：“驾驶卡车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是一种身份、一种自豪感、一种传统、一种激情。”（P37）卡车司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自由，这让他们摆脱了工厂里重复乏味的流水线和上司无所不在的监视，当卡车轰鸣之时，老板的指令就天高皇帝远了，只有手握方向盘的自己才是卡车的主人。因此当电子监控试图夺走卡车司机的自由之时，反抗才会如此激烈。

总的来说，卡车司机面临着几个结构性问题，过低的工资，超高的工作时长，难以保障的工作条件与身体健康，匮乏的议价能力。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放松了对卡车运输业的管制，涌入的新人改变了原先的行业生态，在新的竞争环境之下运费大幅下降，服务质量也有所提高，卡车司机则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激烈的竞争让工作时间水涨船高，收入却在缩水，“对于大型公司来说，该行业的司机流动率每年接近100%”（P30），一个曾经让人艳羡的高薪工作现在却有巨大的劳动力短缺，面对劳动力的短缺和繁荣的市场，美国政府和卡车运输公司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似曾相识，“与其大幅提高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以提高司机的留任率，该行业的应对方式是通过游说取消他们认为烦琐的安全法规，并通过招募新的劳动力人口群体进入卡车行业”（P31），在这里问题的根源被刻意忽略了，“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逻辑在大洋彼岸也屡试不爽，每年几百万的新移民让他们有恃无恐，黑人和西班牙裔的卡车司机在改变这个传统的白人行业，也有漂洋过海去美国的华裔选择了卡车司机作为自己在美国安身立命的工作。卡车司机按英里付费的薪酬模式让在行业厮杀中幸存下来的卡车司机不得不过度工作，按英里付费的模式只依据两点之间的距离，拒绝考虑其他影响因素，公司不为卡车司机的非驾驶任务和“滞留时间”付费，公司将“市场效率低下，不可预见的延误和机械风险的负担转嫁给了司机。”（P35）卡车司机作为产业链的末端被迫接受了上游转嫁的成本。

在车轮上的过度工作下，卡车司机的健康难以保证，他们无疑是美国身体最不健康的群体，更为夸张的是，被困在卡车里全美奔波的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对身体进行全面的检查，小病拖成大病的人间悲剧在这里反复上演。除此之外，二八定律也盘旋在卡车运输业的上空，小型承运商和自营车主生存艰难，大型承运商下的卡车司机则完全缺乏自主性，只能任由公司摆布，且缺乏议价能力。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工会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卡车司机全美奔波的工作特性让工会连最基本的组织性都难以保证。

电子监控的到来

美国卡车司机的过度工作导致了睡眠不足，这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在新教伦理与优绩主义的共同作用下，卡车司机认为睡眠是虚弱的表现，而辛勤的工作会让他们取得成功，这也是男子气概的表现，因此他们通过兴奋剂来让自己保持清醒，以赚取更多的报酬。作者敏锐地从与卡车司机的交流中戳破了这种成功的幻觉，这只是卡车司机掩饰自己严峻经济困难的说辞，“卡车司机一方面通过‘自我压榨’来参与对自己劳动的剥削，即在剥削自身劳动力的过程中进行配合，另一方面又基于经济需要抵制或规避安全法规。”（P53）事实上，卡车司机自我剥夺睡眠无法通往成功与财富自由，他们只是在努力避免坠入破产的深渊。一方面，如果充足睡眠那么很有可能还不上账单，生活都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如果大幅减少睡眠，交通事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高悬头顶。绝大多数卡车司机用脚投票，选择了自我剥夺睡眠来解决这一两难的处境，这个选择通过侥幸来维系，一旦选择后只有等到交通事故的发生才得以终结，有些卡车司机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打盹时躲过了死神，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如此好运。

为了解决卡车司机的过度驾驶和疲劳问题，美国联邦政府选择通过“服务时间”的规定从法律上限制卡车司机的工作时间，具体的规定时间大致如下：“今天大多数长途卡车司机每天可以合法驾驶的时间不得超过11小时，并且每天可以‘在岗’不超过14小时这种状态包括驾驶和其他工作职责，如加油、装货/卸货和执行必要的车辆检查。一旦达到最长的在岗时间，需要休息10小时。此外，每周也有时间限制：大多数卡车司机在连续8天内最多可以工作70小时，然后必须休息34小时（被称为‘重新设置你的70小时’）。”（P54）最初卡车司机被要求使用日志记录他们的工作时间，这种日志非常容易造假。卡车司机造假的根源在于卡车司机萎缩的收入，造假可以让他们更多的工作，提高卡车司机的收入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但监管机构和公司没有选择解决问题的根源，他们选择增加卡车司机篡改日志的难度，电子日志设备就此应运而生。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甚至更加棘手。

大型卡车公司对于电子日志设备表达了支持，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去更新设备，更为重要的是，这能让小型卡车公司和自营车主的经济压力雪上加霜，无形中帮助了大型卡车公司对市场的垄断。此外，大公司还能通过掌控的大量卡车司机形成相关的数据系统以降低成本。大多数卡车司机强烈反对电子日志设备，因为电子日志设备的成本都由卡车车主自身承担。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冷冰冰的时间监控忽视了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仿佛只要时间一到卡车司机就可以直接停靠到路边睡觉，这样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将卡车司机工作的运行成本无形推高了。最后，电子日志设备侵蚀了卡车司机工作的独立性和自由，电子日志设备像一个楔子打入了卡车司机的工作场所和私人空间，电子日志设备对时间的记录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卡车司机自己在被记录，“电子监控感觉就像是对一个更加神圣空间的入侵。”（P65）

在传统观念里，执法人员是监控者，处于权力结构的强势方，但新技术的引入为权力结构提供了新的变量，在新一轮军备竞赛中，卡车司机暂时处在上风。依据作者的田野调查，电子日志设备的引入打破了检查站执法人员的例行工作流程，削弱了执法人员的专业性。在纸质日志向电子日志设备过渡的时期，执法人员过往积累的纸质日志检查经验完全失效，各式各样的电子日志设备又存在很大的差异，这让执法人员感到棘手。卡车司机敏锐捕捉到了执法人员对新技术的抗拒，通过各种方式得以规避检查。当检查到电子日志设备时，执法人员与卡车司机甚至从过去的对立关系达成了短暂的合作关系，共同对抗新技术的到来。卡车司机对电子日志设备的厌恶自然不必多说，执法人员也反感电子日志设备对他们过往工作流程的颠覆，电子日志设备的出现动摇了执法人员的专业性。长远来看，这轮军备竞赛虽然暂时卡车司机占据上风，但电子日志设备型号统一后，执法人员会重新获得专业性，此外他们还有对卡车司机检查的自由裁量权，重回权力关系的上位只是时间问题，但电子日志设备对卡车司机的监控和桎梏则永远不会停止，虽然卡车司机也能利用大数据获益，但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转型期或许短暂，根深蒂固的权力关系可能卷土重来，但对转型期的观察仍然至关重要，诚如作者所言：“现状被打破的时刻，往往是揭示社会组织基础的根深蒂固的假设和权力结构的关键时机……传统上，我们倾向于认为监控技术强化了传统的权威关系：国家和其他强权主体利用这些工具重新确立并加深对被监控对象的控制。然而，电子日志设备的个案使这种理解变得复杂化，它表明围绕这些技术的小规模互动实践很重要，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技术甚至可以重新调整观察者/被观察者的关系，从而出人意料地动摇权力动态的平衡。”（P15、129）

电子日志设备带来的不仅仅是对时间的记录，大公司凭借电子日志设备强制令将其他监控功能寄生其中，以此为代表的数字监控彻底改变了公司对卡车司机的管理方式，并把收集到的海量数据出售变现，当然这些汇总的数据也能用来为卡车司机争取权益。过去卡车司机的工作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自由，对于各类突发事件可以自行处置，现在通过数据的聚合，卡车司机积累的道路知识被车队管理系统取代，就此卡车司机从“船长”变成了单纯听从命令的“司机”。当车队管理系统建立完毕时，公司用这些抽象的数据量化绩效，评估卡车司机的效率，给卡车司机施加公司和家庭的压力，就此抽象的数据完成了社会化，融入了社会环境。卡车司机的案例是有代表性的，它“揭示了职场监控如何为管理者巩固对工人的控制权开辟了新的途径。”（P107）而这一切监控动态都在一个小黑盒子里完成捆绑。在这个监控系统中，政府，企业，第三方监控各取所需，完成了对利益心照不宣的共谋，“通过互操作系统叠加的监控利益，产生了远超国家或企业任何一方所能实现的整体监控能力，从而创造了一种混合的，相互强化的监控制度组合。”（P109）

电子日志设备强制令的初衷是为了减少卡车司机过度工作的现象，人们普遍认为这增加了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危害了公共安全。但依据电子日志设备强制令的相关研究，“没有发现电子监控的推广导致我们真正关心的安全结果有任何改善！电子日志设备强制令开始执行后，卡车碰撞事故并没有减少而对于小型承运人来讲，事故数量实际上是增加了。”（P71-72）

卡车司机的抵制

人在技术面前无疑是弱势的，但并不是无能为力的。没有技术是无懈可击的，面对电子监控设备的强制安装，卡车司机进行了自己的反抗。被监控的卡车司机不是待宰的羔羊，他们努力让监控机制为我所用，并对监控机制进行破坏。卡车司机抵抗的策略主要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对监控系统的物理篡改、对系统捕获数据的操纵、利用系统的技术局限性、围绕该系统的社会性和组织性抵抗。

我们习惯于将抵抗理解为“自下而上的行动”，“一方进攻，一方反击”，是“弱者的武器”，但事实上抵抗可以涉及权力关系的各个角落，成为利益相关者之间协调权力关系的途径。大家各取所需，动态博弈。

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卡车司机的绝大多数抵制行动都是为了突破对工作时间的限制，他们强化了剥削他们的经济和阶级结构，美国学者迈克尔·H.贝尔泽将卡车运输业形容为“车轮上的血汗工厂”，这个血汗工厂已经到了卡车司机突破层层限制也要多上工的地方，“卡车司机亲手促成了他们自己的苦难”（P164），这不是卡车司机对剥削和超长工作甘之如饴，而是生活的重担让他们无法停下，这是现实最大的悲剧。如果说卡车司机的抵制行动还有什么价值的话，就是在抵制的过程中，卡车司机彰显了自己的身份，坚持了对自我的定义，拒绝了外界对卡车司机群体的强制改变，捍卫了卡车司机的职业共同体。这个过程是空洞和悲壮的，就像堂吉诃德面对风车的策马奔腾，那一刻他已然就是中世纪的骑士，纵然鼻青脸肿，但勇气和姿态是最昂扬的。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卡车司机反抗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卡车技术公司的关注，并希望与她合作设计更好的电子日志设备，作者没有接受邀请，拒绝了告密。

技术崇拜的命运

电子日志设备强制令的政策终将因治标不治本而严重走样，政府妄图通过技术解决方案来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注定是劳而无功的，这背后是弥散式的“技术崇拜”。在当下这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已然陷入了一种技术和科技的崇拜，他们对技术的进步顶礼膜拜，将错综复杂的社会做最极致的简化，希望在技术的普及下，一切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政府通过强制自上而下的使用新技术的方式来应对社会问题，在技术崇拜者的眼中，世界的运行逻辑俨然是光滑的，容不得一丝杂质与阻力，那么如何让世界的运转更加流畅呢？就要把技术这个“润滑剂”一股脑倾泻下去，不管这个过程中有多少边缘的失语者因为技术的洪流而被世界抹去。技术崇拜者以一种傲慢的眼光对整个社会君临天下，他们忽略社会实际运行中的别扭与挣扎，认为可以用科技的力量而将这些“落后”清除出去，这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掩盖了问题，问题的根源从未被触动。上位者对技术解决方案的兴趣就来自于技术不太会挑战现有制度权力结构，且相对容易实施。

如果我们真的想让技术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就要先把技术从全能的神坛拉下来，我们要有勇气直面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不能幻想某种技术能对问题进行全盘式的解决，对社会作更加全面的了解，而不是用傲慢的眼光俯视社会。要真正解决社会结构性问题，需要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法律相配套，这样才能让技术发挥作用。“技术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常常是失败的，因为其旨在解决的问题本质上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相同层面上的解决方案。”，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P21）

结语

房间里有大象，我们不能对大象的存在视而不见，我们要对大象和房间进行细致的分析，这是我们田野调查的方向，即使田野被封锁，我们也能从边缘和缝隙中看到常识之外的真实世界。任何结构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挑战现有的制度权力结构，自上而下对技术的强制推行无法触动问题的根基，腐烂依然会从电子元器件和钢铁中向外弥散。只要卡车运输业还是血汗工厂，卡车司机超长工作时间的问题就永远无法解决。

来源：叁零柒计划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