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孤骑行走的“人民之子”

 

文/穆白

在中国文坛，有一个人被称为“理想的旗帜”，他却说：“我远远地离开了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

他叫张承志。回族作家，红卫兵名称的命名者，却也是伊斯兰信仰的坚定守护者。他不是文学圈内的“主流”，却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他用半个世纪，在三种文明之间寻找信仰与尊严。

1948年，张承志出生在北京一个回族家庭。

虽然他是回民，有家庭的熏染，但他后来坦言：“直到来了宁夏，才开始真正接受伊斯兰文明。”

1968年，他主动前往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在爬冰卧雪的四年中，把自己锻造成一个真正的牧民。辽阔的草原为他的写作注入了最初的灵魂。那首广为流传的《黑骏马》，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听懂”的。

草原生活结束后，他进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著名民族史专家翁独健先生，获得硕士学位。

1980年代初期，他的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相继问世，那个在黄河边追寻理想的青年，成为整个八十年代的精神图腾。

1984年是他人生的分水岭。这一年，他缺席了北京的重要文学会议，却深入西海固荒僻的群山，哲合忍耶的历史如同天命一般展现在他面前。他看到的是中国底层人民最顽强的坚守，是“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信仰。

1991年，《心灵史》问世，在文化界投下一颗重磅炸弹。王安忆说它“为文坛带来了光芒”，张炜说“文学搞到这个份上才有点意思”。这本书不是一部普通的小说，它是哲合忍耶七代导师、两百余年苦难与坚守的心灵史。他借此全美了自己“为人民”的写作誓言。2012年，《心灵史》改定版出版，他把收益全部捐给巴勒斯坦难民。

《心灵史》之后，张承志彻底告别了小说创作，转向非虚构的散文和学术随笔。

1983年之后，张承志开始了他跨文化的“游学”生涯。他先后两次长期居留日本，任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后任爱知大学法学部助教授。

在日本，他做了一件特别的事——大量阅读日文书籍，从太宰治到佐藤春夫，从赤军史到明治维新。

2009年，他出版了《敬重与惜别——致日本》，用自省与良知梳理中日两国的历史与文化。

离开日本后，他去了西班牙，直奔南部安达卢西亚——那个被穆斯林统治了八百年的地方。

他背着电锅和粮食，乘坐大巴走遍了安达卢西亚的每一个角落。他写下了《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追忆那个被西班牙官方史学刻意抹消的穆斯林文明。他登上欧洲大陆最南端的西埃拉-内瓦达雪山，在三千米的海拔上体味“摩尔人最后的叹息”。

在拉丁美洲，他找到了另一个精神坐标——切·格瓦拉。他专程前往古巴，在圣克拉拉瞻仰了格瓦拉的纪念碑。在那间紧闭的门后，存放着格瓦拉被砍下的手。

他在《游击时代》里写道：“人的尊严，还有人的美感，不能听从投降的劝诱。一切的说理和一切的自卫，边缘的异端，绝路的暴力——都一个个各自为战，活脱像一些游击队员。”游击战，成了他向世界宣战的隐喻。

2019年之后，张承志的目光投向了俄罗斯。他翻出高中俄语课本，重温变位变格，然后登上了去喀山的火车。

站在伏尔加河畔，他想起了拔都汗士兵的那句话：“东方人的草原到此为止！这条大河把世界分割为两半！”他在这片土地上，思索着蒙古、鞑靼、俄罗斯三者的纠缠。2020年，他写下长篇散文《边境上的托尔斯泰》，试图用托尔斯泰这把钥匙，打开俄罗斯帝国与蒙古帝国的死结。

有人说他是“当代鲁迅”，有人说他是“理想主义的旗帜”，也有人说他过于偏执。

陈思和教授评价：“张承志是中国知识分子真诚实践‘知行合一’方向的代表。”他虽然不属于任何一个热闹的文学圈子，但他是中国文学的脊梁。

从《心灵史》到《敬重与惜别》，从《鲜花的废墟》到《大漠的西极》，他用三十年时间，在日本、西班牙、摩洛哥、古巴、俄罗斯之间穿行。他不是在旅游，是在“求学”，是在“游击”。他曾在文章里写道：“廉颇老矣，尚能新知——这才是白发之后的罗曼蒂克。”

他穿越了蒙古草原、黄土高原、日本列岛、安达卢斯、加勒比海岸。他不是在跳舞，他是在守护。

来源：WE视野

编辑：江城子

 

发布时间：2026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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