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新民主主义报》社论：捍卫民主，重燃希望

由杀人犯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这个世界上最剥削、最好战、最种族灭绝的国家，派遣“选举观察员”来监督哥伦比亚的选举；而国家选举委员会（CNE）竟然承认并授权美国大使馆及其86名代表作为国际观察员，以“加强”2026年5月31日总统选举的“透明度”。这充分暴露了所谓“拉丁美洲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国家”对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极度臣服。这凸显了这种虚假民主的危机与腐朽状态，在这里，外国干涉被当作“透明度”贩卖给我们。

2022年，总统选举的弃权率高达45.09%，立法选举更是超过了50%。弃权实际上是那个巨大的“隐形政党”，是选举的真正赢家。超过一半的国家选择了不参与。再加上空白票和废票（上次总统选举中占近2%），以及往往受恩庇主义、就业承诺、地方压力驱动的投票，或者仅仅是为了反对另一个候选人而投票——这绝不是一种有意识、自愿的民主行为。是人民愚昧冷漠吗？还是说，国家的命运由选举产生这一观念本身就是谎言？

选举过程被誉为民主的最高行为，而社会现实却讲述了另一个故事：2016年至2024年间，检察总长办公室记录了1372起谋杀案，其中1322起仍在调查中。在这些案件中，793起没有实质性进展，剩下的529起中，仅有217起导致定罪，而真正的凶手受到惩罚的只有20例。2025年，有187名社会领袖被谋杀，仅同年1月至9月就有621起杀害妇女案（Femicide）。医疗体系的危机是结构性失败最明显的表现之一，而本届政府卫生部长却用“这是管理问题，不是资金问题”的声明来推卸责任。人们在等待手术或专科预约时死去。数据证实了这一点：2025年，关于医疗保健的法律诉讼超过31.2万起，一年内增加了4.75万起。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获得医疗保健不是一项有效的权利；预约专科医生是一项壮举，获得治疗或手术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磨难。因此，日常生活现实在有意无意中教导人民：国家和其机构意味着有罪不罚和基本权利的被剥夺。

现任领导人总是准备好现成的解释。责任在于反对派，因为“他们不让我们执政”；在于前任总统或政府，因为他们留下了遗留问题；或者在于游击队或看不见的内部敌人。但这种极右翼与所谓“左翼”之间的虚假两极分化叙事，意在刻意掩盖一个事实：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某一届政府，而在于国家本身的结构和社会的性质。

一千家最大的非金融企业的营业收入——仅占该国注册的两百多万个经济单位的0.05%——却占GDP的83%。此外，这些企业中有70%属于财团（母公司或子公司），这表明资本集中度极高。主要的经济集团——全国咖啡种植者联合会、萨尔米恩托·安古洛集团（Sarmiento Angulo）、阿尔迪拉·吕勒集团（Ardila Lülle）、圣多明各集团（Santo Domingo）以及安蒂奥基亚辛迪加（Antioqueño Syndicate）——奴役着整个国民经济，并将其出卖给帝国主义的利益。土地作为哥伦比亚这类“落后经济体”的主要生产要素，分配极度不均：1%的农场占据了81%的农业用地。因此，是少数人——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集中了权力并决定了国家的航向，而大多数人则被剥削和排斥。

因此，所谓“左翼”与极右翼之间的两极分化，意在掩盖一个更深层的现实：这种民主、这个国家、三权分立、武装部队以及整个制度框架，都是一小撮家族和经济集团对劳动人民实行持续统治的一部分。

诚然，一些所谓“左翼”的政府和候选人也会谈论集中在寡头手中的权力，并谴责少数家族控制国家政治的事实。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谴责最终反而成了对统治阶级的最大帮忙。因为它们赋予了腐朽的政治世界一种革新的假象，制造了政府可以改变性质的幻觉，并将社会不满疏导进体制内的渠道。正如亚历杭德罗·加维里亚（Alejandro Gaviria）所言：“与其让火山憋着，不如让佩特罗（Petro）来一场可控的爆炸。”在该国历史的许多节点上，某些自诩为左翼的政府扮演的就是这样的角色：疏导、管控并最终遏制社会不满，而不去触动权力结构。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劳工、农民和大众运动正处于显著的高涨期——铁路、石油部门和香蕉种植园爆发罢工，农民协会为土地而战，组织起来对抗地主权力，包括托利马省利巴诺（Líbano）由革命社会主义党领导的那次标志性起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阿尔丰索·洛佩斯·普马雷霍（Alfonso López Pumarejo）政府上台，承诺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他的计划被称为“进行中的革命”（The Revolution in Progress），其中提议进行土地改革以改善人民生活。

洛佩斯·普马雷霍的上台，将大众运动的力量疏导并转向了对体制变革的期待，削弱了运动的自主性和斗争能力。在实践中，他的农业政策最终却有利于大地主和大资本：它促进了土地的商品化、农村信贷和农村资本主义扩张，而有效的再分配则是边缘化和缓慢的。结果是农民运动的去动员化和碎片化。“进行中的革命”实际上是前一个十年大众运动兴起的后果，也是所谓“暴力时期”（The Violence）的前奏。

“暴力时期”及后来的“全国阵线”（National Front）展示了国家如何在统治阶级内部轮换权力，而人民则沦为上层争斗的炮灰。人民重新组织起来，为土地、面包和自由而战。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该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农民和革命运动，广大阶层不再充当自由党和保守党的炮灰，而是举起了土地革命的旗帜。

在此背景下，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Carlos Lleras Restrepo）政府推动了全国农民用户协会（ANUC）的成立，以体制化的方式疏导农业斗争。虽然部分农民利用该组织推动了占地运动，但它也起到了将运动公司化、分裂和去动员的作用，使其服从于国家的逻辑。

耶拉斯·雷斯特雷波巡视全国各地，发表演讲称：“改革的一个基本方面是，那些在非自有土地上劳作多年的农民……应成为土地所有者。”他补充道：“我们不能再生活在一个地方强人时代……打倒发号施令的强人，打倒唯命是从的人民！”因此，在实践中，这些口号给了国家和统治阶级喘息之机，洗清了机构对镇压大众运动的血债，并为随之而来的农业反改革铺平了道路。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家推动与各游击组织的和平进程。这些协议远非代表对多数人结构性问题的解决，其目的在于消解那些为民主和革命诉求而战的派别。同时，它们通过将前起义者纳入体制，帮助合法化了现存秩序和选举道路。“民主”开放的结果是广大大众运动派别遭到灭绝——爱国联盟（Patriotic Union）的命运便是如此——这发生在国家和准国家力量的手中，并伴随着全国范围内准军事化势力的加强。

“体制革新”、“土地改革”、“和平协议”和“制宪会议”在很大程度上再次是对大众和革命运动兴起的回应，并为下一个周期铺平了道路：即血腥的90年代和2000年代，其特点是准军事大屠杀，由国家某些部门与美帝国主义通过“哥伦比亚计划”（Plan Colombia）支持并合谋实施。在此期间，约有600万至660万公顷土地被从农民手中夺走（约在1996年至2006年间），全国发生了2500至3500起大屠杀。这是企图用鲜血淹没游击战和大众革命运动的尝试。

但人民始终寻求决定自己的命运，逐渐建立起抵抗力量。特别是青年，展现了他们的组织和人民斗争能力，在9月9日和10日的英勇日子里（当时人民烧毁了全国约76个警察设施）以及2021年的大人民起义中表现突出，在那几个月里，人民青年在农村和城市地区与国家的武装力量对峙。这再次凸显了现存秩序的危机，以及统治阶级需要通过“改变某些东西以便让一切照旧”（changing something so that nothing changes）的策略，即大众运动的“可控爆炸”，来开启新一轮疏导人民斗争的周期。

今天，群众面临着两难选择：塞佩达（Cepeda）还是乌里维主义（Uribism）的回归。但极右翼——无论是乌里维主义还是其新形式——之所以能以更新的势头卷土重来，其背后的推动力恰恰是政治机会主义，即佩特罗主义（Petrysm）。它通过管理现存秩序并挥舞变革的旗帜，最终在反动势力中扮演了功能性角色。换句话说，举起变革的旗帜来将这种民主公司化和合法化，无异于给猪涂口红。它口头上反对寡头，却同时促进与代表大地主的全国养牛主联合会（Fedegán）主席何塞·费利克斯·拉福里（José Félix Lafaurie）结盟，并与安蒂奥基亚企业集团（Gilinski等）达成协议。

阻止极右翼（其经济基础是庄园制，其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再生产皆源于此）前进的唯一途径，不是那个被机会主义锈蚀的政府的“和平主义”，而是对服务于庄园制的极右翼狂暴势力及其敢死队的坚决斗争。

民主并不存在于一个官僚-大地主国家的选举中。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法改变国家深刻的独裁性质，这种性质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和统治阶级的权力网络维系的：从地方强人和恩庇网络到武装部队，其训练、意识形态和政策历来都是由美国为了反叛乱和反人民目的而塑造的。这种“民主”的历史连续性反映了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计划，他们自独立以来就用外国利益（先是英国，后是美国）取代了西班牙王冠，以剥削劳动人民。这是准军事部队与武装部队并肩实施大屠杀的民主，是“假阳性”（False positives，指军方杀害平民冒充游击队战果）的民主，是多数人臣服于少数人权力的民主。

然而，政府可以尝试改变的只是它的门面：自封为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达成宏大协议和国家对话的冠军，给人以这些阶层愿意谈判并自愿交出土地、从人民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对我们资源的控制权以及我们的主权的假象。经过几个世纪的剥削和镇压，指望“良好治理”能让它们“恢复理智”，简直就是一种欺骗。这种期待被抬高，仿佛只要在选举中击败几个顽固的极右翼分子，或者向国会施压通过几条“造福人民”的法律就够了。这是一种合法化现存秩序的操练，是一种用变革辞令和形式民主来掩盖剥削的表演，而权力结构却完好无损。

工会、协会和青年仍处于等待状态，将希望寄托于自上而下的改变。因此，大众组织被置于选举体制结构的服务之下，服从于支持选举、然后在总统任期内在国会中为他助威以推动某项法律的这种逻辑。结果，组织被缴械；公司化取代了民主和革命组织的阶级独立性；和平主义取代了战斗性；阶级斗争被替换为与剥削者的和解，替换为逆来顺受。

在这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呼吁所有哥伦比亚人民：工会会员、激进青年、农民群众和全体工人。是时候捍卫民主、重燃希望了。

捍卫民主意味着加强工会的阶级独立性，建立打破恩庇主义和公司化桎梏的组织，摆脱麻木状态，建立通过斗争（正如人民一贯所做的那样）来赢得并捍卫权利的基层组织。捍卫民主还意味着捍卫土地民主化：土地归耕者所有，通过瓦解庄园制——这是我国最深重的问题之一。这不是通过与拉福里之类的大地主达成协议来实现的，也不是通过购买他们选择以高价抛售的边缘地块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支持农民争取土地权利的斗争来实现的。

捍卫民主意味着提高那些今天不投票的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不是为了让他们重新信任这个从未给过他们任何好处的政治制度，而是为了让他们组织起来，将无意识的选举抵制转化为争取自身权利、反对剥削国家的有意识斗争。争取民主的斗争，就是人民历来拥有的、针对剥削者的反抗权的斗争。这是追求真正民族独立的战斗精神。难道当年与西班牙国王和穆里略（Murillos）对话就能实现脱离西班牙王冠的独立吗？

重燃希望，就是重拾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社会的信念，摒弃“聊胜于无”的心态，不再满足于残羹剩饭。这意味着相信一个自由而主权独立的国度。重燃希望意味着坚信，真正的改变只有通过人民组织、通过正面抗击国家及其保护的统治阶级、通过夺取几个世纪以来被剥夺的权利才能实现。少一点马戏，多一点斗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建立一个自由而主权独立的国度。

来源：第三岩浆库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