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到“工人力量”：阶级历史的轨迹

文/青进社编辑部

原编按：本文译自connessioniprecarie.org，由马尔科·梅利蒂（Marco Meliti）编辑的访谈，点击“查看原文”可跳转至原网站。

在这场于2025年7月3日于帕多瓦进行、由 Devi Sacchetto 共同参与的访谈中，费鲁乔·甘比诺回顾了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一系列政治与思想经验，重点谈及“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于1970年8月至1971年10月期间组织的三次国际会议。结合自己参与这些会议组织工作的经历，甘比诺梳理出一张由个人关系与政治联系交织而成的网络，而正是这些联系，为工人主义分析带来了若干具有创新性的元素：例如乔治·拉维克（George Rawick）与约翰·沃森（John Watson）对非裔美国工人自主行动的关注；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与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以及C. L. R. 詹姆斯（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推动的反殖民实践——后者也成为英国新一代反种族主义行动者的重要思想参照。

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曾在工人力量的国际会议上被作为政治议题加以专门的讨论。战后剥削关系的重组越来越依赖于多种形式的移民劳动，这使得跨国劳动力流动愈发重要：既包括来自欧洲地中海地区、以“客工”身份前往中欧和北欧工作的劳动者，也包括从前殖民地迁往旧帝国中心的工人。种族主义与移民问题在揭示共同处境的同时，也凸显了不同地区之间的重要差异；与此同时，反殖民斗争与黑人解放运动的回响也开始在欧洲显现。“移民工人”这一形象及其所提出的问题，因此成为进入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尺度之政治问题的切入口。即便距离访谈中所回顾的那次组织尝试已经过去五十多年，组织问题依然带着同样的复杂性：如何面对彼此不同的生活、劳动与斗争条件，并在这些差异之间建立政治联系与跨国沟通。

与谈人：费鲁乔·甘比诺（Ferruccio Gambino），意大利资深左翼活动家，“工人力量”成员，《altre ragioni》期刊联合编辑，帕多瓦大学国际移民课程讲师。

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是意大利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重要工人主义（operaismo）政治组织，成立于1969年，活跃于工业工人斗争与学生运动交汇的激进左翼场域。该组织强调“活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主张从工厂罢工、工资斗争与日常生产关系出发推进革命实践，反对传统政党与工会的调解式政治路线。

其理论与实践与当时意大利“火热之秋”（1969年工人大规模罢工潮）密切相关，并与Mario Tronti、Sergio Bologna等人的思想发展存在关联。该组织最终于1973年解散，但其理论遗产深刻影响了后续自治主义（autonomia）与欧洲新左翼运动的发展。

底特律、伦敦与帕多瓦之间

马尔科·梅利蒂（Marco Meliti）： 

在此前的访谈中，你已经提到过你人生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由频繁地辗转于各个城市之间所构成的，你回忆了1968年和1969年因学术与政治原因在米兰、都灵与帕多瓦之间的往返。然而你也提到，在更早的几年间，火车与轮船曾将你带到过更遥远的地方，你在美国和英国进行了或长或短的停留。你能否谈谈这些经验，以及你在其中所发展出的思想与政治网络与关系？

费鲁乔·甘比诺： 

我对英国的兴趣，源于我决定最迟在1967年夏末离开美国。当时，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向我提供了延长一年合同期限的机会，我自1966年以来一直在那里工作，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会对这样的机会说不。但最终，我经过考虑后还是拒绝了它。1967年春天，我就说过几个月后会离开，但几乎没人相信。然而，在一个相当小的圈子里，很快便传开了一个说法：因为我在美国建立的联系，尤其是在底特律与“直面现实”（Facing Reality）小组的接触，甘比诺是一个“非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我预感到，这迟早会在美国给我带来麻烦。

我得出的结论是，换一个环境会更好，于是我在1967年9月回到了意大利。1968年春天，我去了英格兰。当时在底特律任教历史的乔治·拉维克（George Rawick）已经在那边临时度过他的学术休假年。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拉维克一直在研究他的关于非裔美国奴隶制的著作（《从日落到日出：黑人社区的形成》From Sundown to Sunup: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Community）。这本书大量引用了1930年代在联邦新政资金支持下记录并转录的、关于曾作为奴隶的人们的未发表且零散的口述访谈资料。1967年，拉维克决定前往英格兰，因为在那里有更多关于大英帝国及其他地区奴隶制研究学者留下的文献资料。在1967年4月前往伦敦之前，拉维克先到了纽约，我让他在我那里住了几个星期。那可能是我在纽约强度最高的两周，也正是在那里我们建立了牢固的友谊。

在他前往英格兰之际，拉维克邀请我一起去伦敦，部分原因是他想把我介绍给围绕C.L.R.詹姆斯聚集的西印度群体，他对这个圈子已经有一定的了解。简而言之，“意大利人”与C.L.R.詹姆斯之间的联系，正是通过乔治·拉维克和塞尔玛·詹姆斯建立起来的。而我与C.L.R.詹姆斯的第一次见面，则要晚大约两年，发生在1970年的伦敦，当时詹姆斯正从加拿大返回，他曾在那里任教。

C.L.R.詹姆斯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詹姆斯以一种友好但非常彻底的方式“考察”我，以了解我学过什么、如何学习、以及我如何在18岁前在乡村工作，之后又在完成高中学业后在米兰生活与工作。这种“考察”之所以细致，也部分因为C.L.R.詹姆斯熟悉乡村生活，并深知大城市与小村庄之间的普遍鸿沟。

当时，詹姆斯身体状况已经较差，主要是由于一场车祸的后遗症。然而他的头脑依然敏锐清晰，始终关注国际事务，尤其是西印度群岛，以及他自己的故乡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在伦敦及其他英国城市，当他偶尔被西印度和非洲社群邀请演讲时，他总是欣然接受。我也参加过其中一些讨论。这些聚会通常只有三四十人，都是年轻人，其中很多是学生，他们对他极为尊敬。有些学生政治经验尚浅，因此詹姆斯的发言带有强烈的教学性，并慷慨地回溯他们历史中的关键问题：殖民主义、奴隶制，以及争取自治与独立的斗争。然而，詹姆斯始终也对欧洲及意大利事务保持兴趣。他之所以关注意大利，是因为那里存在一场群众运动，在法西斯灾难之后，这一运动已明确向左转向。我记得在一次讲座结束时，大约是在1972年，他对一群学生说：“盯住那个国家：意大利。”

在政治上，詹姆斯与工党左翼的一些人物保持良好关系。他们感谢他揭示了殖民历史中最令人不安、最被遮蔽的部分——不仅仅是英国殖民主义。因此，他既避免与工党发生公开冲突，也没有推动成立专门的英国反殖民政治组织。简言之，C.L.R.詹姆斯不再像二战期间在美国南方那样勇敢地撰写反种族主义传单与小册子。他更多转向撰写批判性文章与演讲，专注于反殖民斗争，以及来自前殖民地、移民到欧洲的非洲裔群体的未来可能性。

1968年，我在帕多瓦的同事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在一次伦敦访问中，请我把她介绍给塞尔玛·詹姆斯的伦敦圈子。当时，塞尔玛·詹姆斯已经拥有极为丰富的政治经历。她来自纽约，与乔治·拉维克是同学，1951年至1953年间，她曾在洛杉矶这一庞大的工业区担任工厂工人，并活跃于“直面现实”小组。在洛杉矶，她发表了女权主义小册子《女性的地位》（A Woman’s Place，1953），以一种原创而具有斗争性的方式讨论了全球范围内的父权制（不仅仅是种族主义）隔离问题。

当C.L.R.詹姆斯因麦卡锡主义被驱逐出美国后，她毫不犹豫地追随他前往英国，并在那里展现出了对英国社会极为敏锐的政治感知力。因此，塞尔玛·詹姆斯与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在思想上找到了共振，并建立了友谊。但这种友谊在19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裂痕，其背景是《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1972）的出版——该书将两本小册子合并收录，即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的《妇女的力量与社会翻转》和塞尔玛·詹姆斯的《女性的地位》。

马尔科·梅利蒂：

尽管如此，这本书的出版仍然见证了一个理论与政治发展极为活跃、组织实践不断创新的时期，而且这种创新已经扩展到国际层面。例如，在争取“家务劳动工资化”运动中，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和塞尔玛·詹姆斯都是国际女权主义集体（International Feminist Collective）的重要人物。在我看来，这也是当时国际左翼对意大利所发生的一切格外关注的原因之一。

费鲁乔·甘比诺： 

的确如此。1973年，我们曾在英格兰北部参加了一场由“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组织的会议。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和我一起从意大利前来，塞尔玛·詹姆斯则从伦敦赶来参加。国际社会主义的活动家们惊讶地发现，我们这些“意大利人”既是政治活动家，同时又在大学任教。事实上，会议一开始，他们便谈论起所谓的“意大利学派”（Italian School），把我们这些来自“工人力量”的人当作一个思想流派来介绍，仿佛是在赠送我们一份我们从未索求过的礼物。

我先让他们围绕这个“意大利学派”的说法讲了一会儿，随后举手发言，表示至少就“工人力量”而言，根本不存在什么“意大利学派”。顿时整个会场安静了下来。我们从来不把自己视为某个“学派”的成员。相比之下，我们更关心的是讨论阶级结构，以及那个通过一系列进退起伏而持续横跨多个大陆的帝国主义体系。问题之一在于，一旦你提出帝国主义这一维度，立刻就会触碰到某种禁忌。英国人往往会马上以英国无产阶级所遭受的苦难来回应，试图与之形成对照。而另一方面，值得称赞的是，英国女权主义者并没有像男性那样采取这种立场。

马尔科·梅利蒂： 

尽管如此，这个所谓“意大利学派”的概念此后仍持续吸引着英吉利海峡彼岸学界的关注，例如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便是如此。在一项关于国家转型问题的研究项目（1976—1977年）的资料中，人们不仅能找到马里奥·特龙蒂、塞尔焦·博洛尼亚、圭多·巴尔迪（马里奥·蒙塔诺的笔名）等人的文章，也能看到……费鲁乔·甘比诺的文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工人与国家》（Operai e Stato，1972）一书迅速获得国际读者群，正如塞尔焦·博洛尼亚后来所回忆的那样。早在1972年秋，美国期刊 Telos 就发表了该书的书评以及博洛尼亚那篇文章的英文译本（后来还被译成德文）；而你那篇关于英国福特工人斗争的文章英译本，则成为《红色笔记本》（Red Notes Pamphlets）系列于1976年出版的第一本作品。

费鲁乔·甘比诺： 

我的那篇文章的英译本绝非忠实翻译。译者是埃德·埃默里（Ed Emery），他既没有征求我的同意便将其出版，而且正如他本人后来承认的那样，为了让文本更具吸引力，他对英文版本进行了简化。顺便说一句，当时在意大利，人们几乎不怎么谈论英国；换句话说，它被视为一个相当缺乏吸引力的国家。相反，在欧洲范围内，英国却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从战后初期开始，它与法国一道，率先成为移民输入国，而这些移民主要来自英属西印度群岛，其中部分是通过专门的招募政策来到英国的。英国的金属制造业以及医院体系，都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这些移民劳动力。此外，福特公司之所以持续在英国保持重要布局，也不仅仅是因为英国国内汽车市场，更因为它还看重南非和荷兰等市场。

英国之所以值得关注，还有一个原因：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似乎正在推动一种支持全民医疗制度的潮流。这种影响不仅扩展到欧洲大陆，也波及美国；而在美国，各种类似方案最终都未能成功。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建立，本身就带有减轻女性照护劳动负担的明确意图。

马尔科·梅利蒂：

而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本身也离不开从加勒比地区招募的大量护士，尤其是辅助服务人员。谈到那个时期的人口迁移模式，你关于福特公司的那篇文章中有一些十分精彩的论述涉及这些问题。在继续之前，我想引用其中一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印度群岛和非洲裔工人——他们约占达格纳姆（Dagenham）两万二千名工人总数的20%——从事零部件生产，并为运往南非的装配线准备原材料。南非与荷兰一道，是英国福特公司最大的汽车市场。而在南非，福特公司却会对这些工人实行歧视；事实上，它确实是按照肤色进行歧视的。”

迈向新的革命国际

马尔科·梅利蒂： 

不难理解，除了英国学术界之外，这类理论与政治思考也在其他圈子里引起了一定关注，尤其是在英国黑人力量运动（Black Power）相关群体当中。从这些伦敦政治团体保存下来的档案中，我们知道他们阅读过一些发表在《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上的文章译本；与此同时，根据《工人力量》刊载的会议报告（第34、35、36期，以及第44期增刊《迈向新的革命国际组织会议》），我们还知道至少有三次国际会议汇聚了多个欧洲组织及其他团体的参与。你能谈谈这些会议吗？

费鲁乔·甘比诺： 

第一次国际会议于1970年8月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巴龙科利（Baroncoli）举行。不过在此前一年，一些活动家已经从瑞典的基律纳（Kiruna）来到意大利——那座矿业城市如今正在被整体迁移，因为人们发现其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1969年，基律纳矿工发动了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罢工。他们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来到马尔盖拉（Marghera），同行的还有一些德国工人，共同参加了一场会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次会议由奥古斯托·芬齐（Augusto Finzi）和伊塔洛·斯布罗焦（Italo Sbrogiò）负责协调。会上，他们放映了一部自行制作的纪录片，介绍自己的劳动条件。遗憾的是，当时我并不在意大利。

巴龙科利会议一部分由拉波·贝尔蒂（Lapo Berti）负责组织，他主要协调与德国代表团的关系；另一部分则由我负责——我的任务是邀请底特律革命黑人工人联盟（League of Revolutionary Black Workers）的约翰·沃森（John Watson）前来参会。会议在一座农舍中举行，持续了两天。我后来曾在美国电影杂志《黑色摄影机》（Black Camera）上撰文回顾这次会议。会议的目标，是促成那些活跃于工厂斗争中的政治团体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尽管他们所处的民族国家背景彼此差异极大。在巴龙科利会议上，最核心的人物是约翰·沃森。他是在途经英国之后来到意大利的，在英国期间，他曾与英国黑豹运动的一些成员进行交流，而这些人后来组成了“今日种族集体”（Race Today Collective）。英国西印度群岛移民社群与底特律革命黑人工人联盟之间的联系纽带，正是“现实面对”（Facing Reality）小组，也就是C.L.R.詹姆斯（C.L.R. James）、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马丁·格拉伯曼（Martin Glaberman）和乔治·拉维克（George Rawick）等人所构成的政治网络。

在佛罗伦萨参会的还有来自德国支部的同志——其中有学生和曾经的学生，他们有些在法兰克福附近的欧宝工厂工作，有些则参与了工厂内部的劳工斗争。我们差一点就没能避免约翰·沃森与德国同志之间发生冲突。当沃森正在讲述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时，其中一群德国同志问他：革命黑人工人联盟是否会与底特律的白人工人对话？是否试图“教育他们”，让他们形成革命意识？约翰·沃森顿时有些恼火，而我和拉波·贝尔蒂则无奈地举起双手。这时我对约翰说：“等一下。”随后我走到德国同志那里，明确告诉他们，如果把问题放在一种教育学式的框架中来讨论，那么整个会议很可能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更好的做法是让约翰·沃森说明1967年底特律大起义期间以及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会议得以继续进行。到了下午，沃森放映了一部名为《终于传来了消息》（Finally Got the News，1970）的纪录片。

这次会议持续了一天半，成果颇丰。会议中唯一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意大利人或美国人的，是一位化名“玛丽亚”的同志。她来自当时仍处于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并与巴塞罗那的工人委员会（Comisiones Obreras）合作开展工作。玛丽亚在会议开始前最后一刻才抵达，而等到会议结束时，我们才发现她已经独自离开了。

马尔科·梅利蒂： 

这些会议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关于你提到的这些联络与协作，它们主要是在组织之间展开，还是更多通过个人关系建立起来的？

费鲁乔·甘比诺： 

主要是建立在个人与政治关系基础上的联系；彼此之间存在着非常强烈的信任。

第二次会议于1970年11月在苏黎世举行。参加者包括一些曾经的学生，他们当时已经在法兰克福地区的汽车工业部门工作。此外，还有一些活跃于提契诺州（Canton of Ticino）工厂中的瑞士同志，尤其是在贝林佐纳（Bellinzona）上方山区的一家名为蒙特福尔诺（Monteforno）的铸造厂开展工作的活动家。他们在那里组织过一场运动，并在工人与瑞士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相当稳固而深厚的信任关系，而这些工人大多数都是移民。20世纪60年代，这家铸造厂的管理层曾派出几名来自提契诺的招募人员前往意大利，特别是撒丁岛招募工人。依靠这些意大利移民劳动力，工厂得以继续运转了数年，直到1995年最终关闭。

除了德国同志和在瑞士工作的意大利移民之外，与会者中还有几位奥地利人。我记得丹尼尔·科恩—本迪（Daniel Cohn-Bendit）似乎也参加了会议。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法国“五月风暴”的领导人物之一。当然，还有我们这些意大利人，至少有七八个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马尔科·梅利蒂： 

从你描述的与会者构成来看，我认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苏黎世会议中相当大一部分讨论都围绕移民问题展开。事实上，这次国际会议促成了首次跨国联合行动的尝试：与会者组织了一场多语种传单宣传活动，在圣诞节返乡季期间，向返乡移民乘坐的列车发放用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葡萄牙语、德语和法语印制的传单。

随后举行的是最后一次会议，于1971年10月1日至3日在佛罗伦萨召开。我认为这次会议至少在两个方面具有特殊意义。首先是国际组织问题——这一点从会议标题《迈向新的革命国际组织会议》便已清晰体现出来。其次则是其广泛的参与范围。除了此前几次会议中已经出现过的政治团体和工人代表——来自美国、瑞士、法国和德国的活动家与工人之外——还有以色列黑豹党（Israeli Black Panthers）、爱尔兰共和军，以及至少三位来自英国的参与者。根据《工人力量》第44期的会议记录，除了被称作“来自伦敦的同志”的发言者——也是三位英国与会者中第一位发言的人——之外，还有一位英国黑豹运动成员，以及一位“移居伦敦的安的列斯群岛的同志”。

在发言中，这位来自伦敦的同志回顾了英国黑人群体的工厂斗争与反种族主义斗争，并提到就在佛罗伦萨会议结束数天后，著名的“红树林九人案”（Mangrove 9）即将在伦敦开庭审理，而其中几位被告正是他的同志。随后，那位西印度群岛的工人梳理了战后英国公民身份法与移民法的发展演变，指出这些法律与所谓的“反罢工法”（即1971年的《劳资关系法》〔Industrial Relations Act〕）遵循着同样的治理逻辑：它们不仅针对移民，也同样构成了对英国白人工人阶级的管理与控制。

费鲁乔·甘比诺： 

那位“来自伦敦的同志”很可能是埃德·埃默里。当时他使用彼得·马丁（Peter Martin）这个名字，并属于“熊熊烈火”（Big Flame）组织。除了你提到的那位西印度群岛的工人之外，当时还有一位来自多米尼加人民共和国运动的活动家。他表示自己与工厂斗争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因为他所熟悉的只是种植园里的斗争形式。

在佛罗伦萨的会场里，一些意大利人对此只是耸了耸肩；而《工人力量》中那些理解力较差的同志则立刻把他打发掉了。就在那一刻，我发火了。这位同志远道从圣多明各赶来，试图向我们解释加勒比地区的劳动关系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而当地面对的是由美国跨国公司扶植起来的独裁政权。这恰恰暴露出那些工人主义者对于一切涉及非裔美国人处境问题的深刻无知——无论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加勒比地区。他们从未真正试图理解种族主义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如何持续至今。

事实上，即便在当时，进入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已经不仅仅是非裔美国人。亚洲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甚至还有少量北非人，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这些劳动场所。在底特律，叙利亚裔工人曾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中非常活跃的一部分力量，并且担任着一些重要职务。然而在这次会议上，也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人，他属于革命黑人工人联盟（League of Revolutionary Black Workers），但除了联盟内部的政治灌输之外，对于工业生产和工资问题实际上知之甚少。不过从那时起，人们已经能够听见革命黑人工人联盟内部发出的最后几声“吱嘎声”——组织解体前的征兆；与此同时，《工人力量》内部最初的裂痕与松动，也开始显现出来。

来源：青进社邮箱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