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摘录）

 

文/列宁

 

【原编按】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是列宁的巨大研究工作的成果，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重大贡献，完成了从思想上粉碎民粹主义的任务。这本书的写作继续了三年多。列宁动手写这本书是在1896年1月，即因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件被捕后不久。1896年1月14日，列宁在从狱中发出的第一封信中写道：

“自从我被捕以后就老想实现一个计划，而且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了。我很久以来就在研究一个经济问题(关于国内加工工业品的销售问题)，选了一些书，订了研究这个问题的计划，甚至还写了一些东西。 我打算这样：如果我写的东西超过了一篇杂志论文的篇幅，那就出一个单行本。”[见《列宁全集》第37卷第21页。——编者注]

在同一封信中，列宁托人按自己拟定的书单找书，并且谈了他写这本书的计划。

列宁写道：“书单分为两部分，我的文章也分为两部分：（一）一般理论部分，这部分需要的书较少，所以我想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它写完，但需要做较多的准备工作；（二）运用这些理论原理来研究俄国的情况，这部分需要很多书。其中最难得到的是：（1）地方自治局的出版物。不过，这样的材料我已经有了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可以订购(例如专题的小册子)，还有一部分可以通过熟识的统计员得到；（2）政府出版物—各委员会的报告书，代表大会的报告和记录等等。这些东西很重要，而要得到这些东西是比较困难的。自由经济学会的图书馆里有一些，也可能大部分都有。”[见《列宁全集》第37卷第22-23页。——编者注]

列宁克服了种种困难成功地搜集了为进行自己的研究所必需的一切材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准备材料，说明了列宁在准备这一著作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的范围和方法，这些材料中的一部分曾载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3卷。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初稿于1898年8月完成。初稿的最后修 改还需要不少劳动和时间。

1898年11月中旬，该书的前两章完成了。这两章是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转抄在单独的笔记本上并寄给亲属转交出版社的。

1899年2月11日，列宁完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最后两章和该书的附录；这一部分手稿于1899年2月15日寄给了出版社。

列宁的这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著作，不是为专家学者写的，他要求这本书印得尽可能便于广大读者进行研究。他在给亲属的信中详细地指出了该书的开本、字号和印刷，以及表格的排列、校对的程序。

本书于1899年3月26—31日出版，署名是：弗拉基米尔·伊林。资产阶级的报刊打算以沉默来扼杀列宁的这本科学著作，只是在 1899年秋天才第一次出现了一些带有敌对性质的评论。列宁曾在《非批判的批判》[见《列宁全集》第3卷第559-581页。——编者注]一文中给了其中的一篇评论以毁灭性的回击，列宁的这篇文章刊登在1900年5-6月的《科学评论》杂志上。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大工业的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

 

 

1896-1899年

 

第二版序言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 于1908年出版。列宁为了出版这本书的第二版，重新校阅了原文，改正了错字，做了很多修改和补充，新加了许多脚注，并且写了一篇新的序言。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中，列宁直接用“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来代替因应付检查而用的“学生”、“劳动人民的拥护者”等名词； 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引文来代替提到的“新理论”。

列宁根据较新的统计资料对自己的书做了很多补充。第二章新添 的一节(第十一节)，对1896—1900年军马调查的总结做了分析。列宁 引用了证实他以前所做的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的新事实，特别是工厂统计机关的新材料；他对1897年人口总调查总结进行了分析，更全面地揭示出俄国阶级结构的图景(见《列宁全集》第3卷第456—461页“第二版补充”)。

在第二版中，也对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上进行的斗争做出了总结。根据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经验，完全证实了列宁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评述，列宁认为他们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企图为了资产阶级利益而利用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

在第二版的序言中，列宁说可能在将来修订自己的著作，并指出那时要把这部著作分作两卷：第一卷专门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第二卷专门研究革命的总结和成果。——编者注]

本书是在俄国革命的前夜，即在1895—1896年大罢工[指1896年5—6月彼得堡纺织工人的大罢工。罢工是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领导下进行的，罢工的基本要求是缩短工作时间。斗争协会散发传单，号召工人们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保卫自己的权利。这次罢工是彼得堡的无产阶级第一次结成广大阵线向剥削者进行的斗争，参加罢工的工人达三万人以上。彼得堡罢工促进了俄国全国罢工运动的发展，迫使沙皇政府加快了工厂法的修改并于1897年6月 2日(公历14日)颁布了关于把各类工厂工作日缩短至十一个半小时的法律。列宁指出，这次罢工“为我们整个革命中最强大的因素即后来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开辟了新纪元”。——编者注]爆发后一个稍呈沉寂的时期中写成的。当时工人运动似乎平息下去了， 实际上却在广阔和深入地发展，为1901年示威运动准备基础。

本书根据经济调查和批判地分析了统计资料后对社会经济制度，因而也是对俄国阶级结构所作的那个分析，已为现在一切阶级在革命进程中所展开的政治发动所证实。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完全显露出来了。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远较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为大这一点也显露出来了。本书论证了这两种现象的经济基础。

其次，革命日益显露出农民在现在的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劳役制经济的许多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说明了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或者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众的阶级结构的内在矛盾，它的小资产阶级性，以及它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阶级倾向的对抗性。变穷了的小业主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下列一些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为数甚少的小生产者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变成资产者，而绝大多数的小生产者不是完全破产变成雇佣工人或赤贫者，就是他们永远生活在无产阶级状况的边沿。本书论证了农民中这两种倾向的经济基础。

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 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完全颠扑不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 不能忘记这一原则。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 一切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去。

但必须善于运用它。只有具体分析了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在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问，却时常出现一种相反的议论问题的方法，即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的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笑。例如有些人从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一般真理中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又会把他曾经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这是海涅骂他的应声虫时说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第四章中曾引用过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04页。——编者注]

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俄国革命在客观上可能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路线和结局：

或者是与农奴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旧地主经济保存下来，慢慢地变成纯粹资本主义的“容克”经济。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农奴制地主经济的内部改革。国家的整个土地制度变成了在长时期内还保持着农奴制特点的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是革命摧毁旧地主经济，粉碎农奴制的一切残余，首先是大土地占有制。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小农经济的自由发展，由于剥夺的地主土地落入农民手中，小农经济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整个土地制度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因为农奴制的痕迹消灭得愈彻底，农民的分化就进行得愈迅速。换句话说：或者——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部分和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基础；由此，保皇派自由资产者和地主起主要作用，富裕农民将迅速地转向他们，农民群众日渐破产，他们不仅受到大规模的剥夺，而且还受到某些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是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党，1905年10月成立，首领是巴·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人用假民主主义作掩饰，自称为“人民自由”党，力图把农民拉过去。他们企图用君主立宪制的形式来保存沙皇制度。后来立宪民主党变成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组织过反苏维埃共和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暴动。——编者注]式的赎买的盘剥，反动统治的欺压和愚弄；这种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行者将是近于十月党人[十月党或十月十七日同盟是代表大工业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产业的大地主利益的反革命政党，于1905年沙皇的10月17日诏书颁布后成立。十月党人在口头上承认10月17日诏书(在这个诏书中，被革命吓坏了的沙皇答应给人民公民权)，事实上并不想对沙皇制度实行什么限制，他们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内外政策。该党的首领是大工业家亚·古契柯夫和大领地所有者米·罗将柯。从1906年秋天起，十月党成了执政党。——编者注]那一类型的政治家。或者——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和一切与其相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基础；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不稳定的或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处于中立的情况下起主要作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在工人和农民群众处于最好的(一般只是在商品生产下才可能有的)境况下最迅速而自由地发展；由此，给工人阶级进一步实现其真正的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革任务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当然资本主义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发展的因素有可能无穷地复杂地结合在一起，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单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本书是为读者提供革命前俄国经济的分析。在革命时代，国家的生活发展得如此迅速而急骤，以致在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中无法确定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一方面是斯托雷平[彼·阿·斯托雷平是俄国反动官僚。1906年4月起任内务大臣，1906年7月起任大臣会议主席，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编者注]先生们，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者(决不只是类似司徒卢威的立宪民主党人，而是全体立宪民主党人)，都在经常地、顽强地和彻底地为完成第一种形式的革命而活动。我们刚刚经历过的1907年6月3日的政变[1907年6月3日(公历16日)政变是一次反动的政变，在这次政变中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并修改了杜马的选举法。新的选举法大大增加了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杜马中的代表名额，把人数本来就不多的农民和工人的代表名额减少了一大半。新选举法剥夺了俄国亚洲部分大多数居民的选举权，把波兰和高加索的代表名额减少了一半。根据这个选举法选出的并在1907年11月召开的第三届杜马，从代表成分来看是黑帮-立宪民主党的杜马。——编者注], 标志着反革命的胜利，他们力图保证地主在所谓俄国人民代表机关中占绝对优势。但是这个“胜利”究竟巩固到什么程度，则是另外的问题，因为争取革命的第二种结局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广大的农民群众也都相当坚决地、彻底地和自觉地力争这个结局。不管反革命怎样力图公开地使用暴力来窒息直接的群众性斗争，不管立宪民主党人怎样力图用下流和伪善的反革命思想来扑灭直接的群众性斗争，不管怎样，它总是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爆发起来，虽然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上层分子(特别是“人民社会党人”[人民社会党是1906年成立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由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社会革命党人组成。该党提出了不超出君主立宪制范围的温和的民主要求。人民社会党人拒绝接受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的纲领性的原则，主张以赎买的办法征收地主的土地。列宁称人民社会党人是“市侩机会主义者”、“社会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人民社会党的首领是阿·瓦·彼舍霍诺夫、维·亚·米雅柯金、尼·费·安年斯基等人。在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人民社会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投入反革命阵营。——编者注]和劳动派[劳动派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由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组成。劳动派党团在所有四届杜马中都存在。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地方和城市的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是根据民粹主义的土地平均使用制的原则制定的，这个原则就是：用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私有土地(如果占有的面积超过了规定的劳动土地份额)组成全民土地；只许耕者本人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对出让的私有土地规定给予报酬。由地方农民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在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劳动派同人民社会党人一起投入反革命阵营。劳动派对十月革命采取敌视态度。——编者注])显然沾染上了立宪民主党那种温和适度的市侩或官吏的背叛、诌媚和自满的精神，直接的群众性斗争还是在“劳动派”的民粹派这种政党的政策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这一斗争的结局如何，俄国革命第一次进攻的最后结果如何，——现在还不能断定。因此全面修订本书[这种修订可能要求把本书扩大，要是这样，第一卷就只分析革命前的俄国经济，第二卷研究革命的总结和结果。——编者注]的时机还没有到来(而且因为参加工人运动，党的直接任务使我无暇及此)。本书第二版还不能超出评述革命前的俄国经济这一范围。作者只是对文字进行了审阅和修正，并以最新的统计材料作了最必要的补充。这些材料是；最近的马匹调查统计材料，收成的统计材料，1897年全俄人口调查总结，工厂统计的新材料等等。

作者

1907年7月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版(1899年)中，本章标题是《理论的探讨》。——编者注]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商品经济在它自身的发展中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它才获得完全的统治和普遍的扩展。因此，要分析国内市场的基本理论原理，我们应当从简单商品经济出发，来探索它如何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一、社会分工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分离开来，它们各自再分为一些细小的部门，各个部门生产商品形式的特种产品，并同其他一切生产部门进行交换。这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各个独立的工业部门的数量增加了；这种发展的趋势是：不仅把每一种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的每一部分的生产都变成专门的工业部门；——不仅把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制成消费品的各个工序都变成专门的工业部门。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多单一的经济单位(家长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造成消费品。在商品经济下，各种不同的经济单位在建立起来，单独的经济部门的数量日益增多，执行同一经济职能的经济单位的数量日益减少。这种日益发展的社会分工就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过程中的主要关键。马克思说：“……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必须实现(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有用物品，仅仅因为有其他商品构成它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作为价值的其他产品同它们相对立；换句话说，仅仅因为这些产品并不是作为生产者本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是作为商品，即作为只有通过变为交换价值(货币)、通过转让才变成使用价值的产品来生产的。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而且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资本论》第3卷第2部第177—178页[本文中，列宁在引证马克思的《资本论》时采用的是德文版1872年第2版第1卷、1885年版第2卷和1894年版第3卷。——编者注]，俄译本第526页。[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章。——编者注]着重号是我们加的，以下引文中凡未另行注明者也都是我们加的)

不言而喻，上面所说的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的分离，工场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使农业本身也变成工业，即变成生产商品的经济部门。这种专业化过程，把产品的各种加工过程彼此分离开来，创立了愈来愈多的工业部门；这种专业化过程也出现在农业中，建立了农业的日益专业化的区域(和农业经济体系)[例如，伊·亚·斯捷布特在其《田间作物原理》一书中，把农业按照主要的市场产品分为几种类别。主要的类别有三：(1)田间作业的(按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说法是谷物的)；(2)畜牧业的(主要的市场产品是畜产品)和(3)工厂作业的(按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说法是技术的);主要的市场产品是经过技术加工的农产品。见亚·斯克沃尔佐夫《蒸汽机运输对农业的影响》1890 年华沙版第68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不仅引起农业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而且也引起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这种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的专业化，出现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在国际分工中，也出现在改革后的俄国，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细叙述。

可见，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因此，我国民粹派理论家在宣布这种发展过程是人为措施的结果，是“走出了轨道”的结果等等时，力图抹杀俄国社会分工的事实，或者力图削弱这一事实的意义，是十分自然的。瓦·沃·先生在其《俄国农业和工业的分工》(1884年《欧洲通报》24第7期)一文中，“否认了”“社会分工原则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第347页)，宣称我国的社会分工“不是从人民生活内部成长起来的，而是企图从外部侵入的”(第338页)。尼·一逊先生在其《概论》中，关于出售粮食数量的增加发表了如下的议论：“这种现象也许意味着：生产的粮食是在全国较平均地分配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渔夫现在吃到萨马拉的粮食，而萨马拉的农民则有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鱼佐餐。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论》1893年圣彼得堡版第37页)没有任何材料，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就在这里公开断定俄国没有社会分工！民粹派除了否认一切商品经济的基础——社会分工或宣布其为“人为的”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来建立俄国资本主义“人为性”的理论了。

二、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

因为在商品经济以前的时期，加工工业同采掘工业结合在一起，而后者是以农业为主，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个工业部门同农业分离。商品经济不大发达(或完全不发达)的国家的人口，几乎全是农业人口，然而不应该把这理解为居民只从事农业，因为这只是说，从事农业的居民自己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几乎没有交换和分工。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中，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而言的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后者相对减少了；相反地，在农业中，耕种一定数量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土地的时候，可变资本才能增加，而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多的增加为前提。”(《资本论》第3卷第2部第177页，俄译本第526页)总之，没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的减少，资本主义是不能设想的，并且谁都知道，这种现象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情况对国内市场问题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它既与工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农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它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极深远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事实：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无论在他们纯理论性的论断中，或者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论断中，全都忽略了这一规律(关于这一规律在俄国表现的特点，我们将在下面第八章详细论述)。在瓦·沃·和尼·一逊先生关于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理论中，省略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小事：人口离开农业到工业中去，以及这一事实对农业的影响[我们在《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一文中已经指出，西欧浪漫主义者和俄国民粹派对工业人口增加问题所抱的态度是一样的。——编者注]。

三、小生产者的破产

在此以前，我们研究的是简单商品生产。现在，我们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就是说，在我们面前的不是简单商品生产者，而是一方面——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面——雇佣工人即劳动力的出卖者。小生产者变成雇佣工人，是以其丧失生产资料——土地、劳动工具、作坊等等为前提，就是说以其“贫穷化”、“破产”为前提。

于是产生了一种观点：认为小生产者的破产“使居民的购买力日益缩小”，使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日益缩小”(尼·一逊先生所著前书第185页。以及第203、275、287、339—340页和其他各页。在瓦·沃·先生的大多数著作中也有同样的观点)。这里，我们不来谈这个过程在俄国发展的实际材料，这些材料我们将在以后各章详细研究。现在是纯粹从理论上提出问题，就是说提出关于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时的一般商品生产的问题，上述两位著作家也是从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就是说他们从小生产者破产的一个事实断定国内市场的缩小。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这种观点所以顽固地残留在我国经济著作中只能解释为民粹派的浪漫主义成见(参看上面脚注中所指的文章)。人们忘记了，一部分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解放”出来，必须以这些生产资料转入他人手中、变成资本为前提；因而以下列情况为前提：这些生产资料的新占有者以商品形式生产那些原先归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就是说扩大国内市场；这些新的占有者在扩大自己的生产时，向市场提出对新工具、原材料、运输工具等等的需求，以及对消费品的需求(这些新占有者日益富有，他们的消费就自然增多)。人们也忘记了，对市场来说，重要的绝不是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产者现有的货币资金；早先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宗法式农民，他们生活水平的降低与他们手中货币资金的数目的增加完全相一致，因为这种农民愈破产，他们就愈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愈加必须在市场上 购买自己更大部分的(即使是极有限的)生活资料。“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从土地上>的解放，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被解放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变成可变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的物质要素。”(《资本论》第1卷第776页)“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家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而且也建立了国内市场。”(同上，第778页)因此，从抽象的理论观点来看，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社会中，小生产者破产所表明的情况与尼·—逊和瓦·沃·先生想做出的结论恰好相反，表明着国内市场在建立，而不是在缩小。如果同一位尼·一逊先生先验地宣称俄国小生产者的破产表明国内市场的缩小，而又引证我们刚才引证的马克思的相反论断(《概论》第71页和第114页)，那末，这只证明这位作家有引用《资本论》的话来打自己耳光的卓越才能。

四、民粹派关于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的理论

关于国内市场的理论还有下面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的价值分为下列三部分：（1）第一部分补偿不变资本，即补偿先前是以原料、辅助材料、机器和生产工具等的形式存在的，并且只是在成品的一定部分中再生产出来的价值；（2）第二部分补偿可变资本，即偿付工人的生活费；最后，（3）第三部分是归资本家所有的剩余价值。通常认为(我们照尼·一逊先生和瓦·沃·先生那样来论述这个问题)，实现头两部分(即找寻相当的等价物，在市场上销售)并不困难，因为第一部分用于生产，第二部分用于工人阶级的消费。但是第三部分即剩余价值部分怎样得到实现呢?它又不可能为资本家全部消费掉!于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得出了结论：“获得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尼·一逊《概论》第2篇第15节整节，特别是第205页；瓦·沃·1883年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市场的商品供应过剩》一文和《理论经济学概论》1895年圣彼得堡版第179页及以下各页)。上述两位著作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以需要国外市场，是因为资本家不能用别的办法来实现产品。俄国国内市场由于农民破产、由于没有国外市场无法实现额外价值而日益缩小，而国外市场又是年轻的、很晚才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可望不可及的，——原来，仅仅根据先验的(并且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见解，就宣布证明俄国资本主义没有根基和没有生命力了！

尼·一逊先生论述实现问题时，所论述的显然就是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学说(虽然他在自己的《概论》中论述这个问题的地方没有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但是他根本不懂这个学说，并且正象我们马上就能看到的，把这个学说歪曲得面目全非。因此就发生了一种怪事，就是他的观点在本质上完全和瓦·沃·先生的观点相反，而瓦·沃·先生，我们是决不能责备他“不懂”理论的，因为怀疑他即使只懂得一点点理论，就会是极大的不公平。两位作者都那样论述自己的学说，好像他们是第一个讲到这个问题，“靠自己的头脑”使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他们两人大摇大摆地看也不看旧经济学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两人都重复着被《资本论》第二卷彻底驳倒过的旧错误[瓦·沃·先生议论实现问题时那种越出一切著作常规的勇气，特别惊人。瓦·沃·先生阐述了自己的学说并暴露出对正是论述实现问题的《资本论》第二卷毫无所知，稍后，立即又说，他“自己的议论所采用的”正是马克思的理论!!(《理论经济学概论》第3篇《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规律<原文如此!?!>》第162页。)——编者注]。两位作者把整个产品实现问题归结为额外价值的实现，显然认为不变资本的实现并不困难。这种幼稚的观点含有极大的错误，而民粹派实现论的其后一些错误就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事实上，在说明实现问题时，困难正在于说明不变资产的实现。为了得到实现，不变资本必须重新投入生产，而这只有生产生产资料的资本才能直接做到的。假如补偿资本的不变部分的产品是消费品，那就不可能把它直接投入生产，而必须在制造生产资料和制造消费资料的两个社会生产部类之间进行交换。问题的全部困难正在这里，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却没有看到这种困难。瓦·沃·先生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一般来说，好像不是积累，而是消费，他一本正经地说：“落到少数人手里的大量物品，超过了机体的消费能力<原文如此!>的目前发展水平”(前引书第149页)；“产品过剩不是因为厂主的俭朴和节制，而是因为人的机体的有限性或者伸缩性不够，来不及使消费能力扩大的速度赶上剩余价值增长的速度”(同上，第161页)。尼·一逊先生竭力这样提出问题，好象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日的是消费，好象他注意到了生产资料在实现问题中的作用和意义，但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弄清楚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而被一系列的矛盾搞糊涂了。我们不想详细分析这一切矛盾(尼·一逊先生的《概论》第203—205页)—这是一件枉费精力的工作(这件工作布尔加柯夫先生[不妨提醒现在的读者，布尔加柯夫先生以及下面常常提到的司徒卢威先生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1899年曾力图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他们却都甘愿从“马克思的批评家”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了。(第2版注释)——编者注]在其《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一书中完成了一部分，见该书1897年莫斯科版第237-245页)，况且要论证刚才对尼·一逊先生的论断所做的评价，只要分析一下他所做的结论就行了，这个结论是：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尼·一逊先生这个结论(实质上是简单地重复瓦·沃·先生的结论)很清楚地表明，他既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的实现(即国内市场的理论)，也根本不了解国外市场的作用。事实上，这样把国外市场扯到“实现”问题上来，有没有哪怕是一星半点的常识呢？实现问题就是：如何为资本主义的每一部分产品按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和按物质形式(生产资料，消费品，其中包括必需品和奢侈品)在市场上找到代替它的另一部分产品。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把对外贸易撇开，因为把对外贸易扯在一起丝毫也不能解决问题，而只会把问题扯远，把问题从一国移转到数国。就是这位在对外贸易上找到了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的尼·—逊先生，例如对工资问题是这样议论的：直接生产者即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那部分年产品，“只是可以从流通中抽出的在价值上与工资总数相等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第203页)。试问，我们的经济学家从哪里知道这个国家的资本家所生产的生活资料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讲都恰好能够由工资来实现？他又从哪里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要国外市场呢？显然，他是不能知道的，他只是随便地抛开了国外市场问题，因为在议论可变资本的实现时，重要的是以一部分产品去代替另一部分产品，至于这种代替是在一国内还是在两国内进行，则根本无关紧要。然而讲到额外价值，他却抛开了这个必要前提，谈论着国外市场，干脆避开了问题不作解答。产品在国外市场销售的本身是要加以说明的，即要找到销售的那部分产品的等价物，找到能够代替销售部分的另一部分资本主义产品。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说道，在分析实现问题时，“根本不必考虑到”国外市场即对外贸易，因为“在分析一年内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扯进去只会把问题搅乱，对问题本身或其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资本论》第2卷第469页)。瓦·沃·先生和尼·一逊先生自以为已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做了深刻的估计，指出了额外价值实现的困难。其实，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矛盾的估计是极为肤浅的，因为如果讲到实现的“困难”，讲到由此而产生的危机等等，就应当承认，这些“困难”决不单单对额外价值，而且对资本主义产品的各个部分都不仅是可能的，并且是必然的。这一种因各生产部门分配的不合比例而引起的困难，不仅在实现额外价值时，而且也在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时都会经常发生；不仅在实现消费品时，而且也在实现生产资料时经常发生。没有这种“困难”和危机，资本主义生产，即孤立的生产者为自己所不知道的世界市场进行的生产，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五、亚·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观点以及马克思对这些观点的批判

为了分析实现的学说，我们应当从亚·斯密谈起，因为这个问题的错误理论的基础是他创立的。在马克恩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中，这种错误理论完全占据统治地位。亚·斯密把商品价格只分成两部分：可变资本(照他的说法是工资)和额外价值(他没有把“利润”和“地租”并在一起，所以他认为商品价格其实是三部分)[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801年第4版 第1卷第75页。第1篇：《论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和劳动产品在国民各阶层间进行分配的自然秩序》,第6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比比科夫的俄译本(1866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171页。——编者注]。同样，他把全部商品，即社会的全部年产品也分成这样两个部分，并把它们直接列入社会两个阶级——工人与资本家(斯密称作企业主和土地占有者)的“收入”[前引书第1卷第78页，俄译本第1卷第174页。——编者注]。

他究竟根据什么把价值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抛掉呢？亚·斯密不可能不看到这一部分，但是他认为这一部分也该归在工资和额外价值中。下面就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论断：“例如，在粮价中，一部分是土地占有者的地租，另一部分是工资或生产这种粮食的工人生活费和耕畜饲养费，第三部分是农场主的利润。

看来，这三个部分是直接地或归根到底地构成了粮食的全部价格。也许有人会以为，需要第四部分来补偿农场主的资本或补偿他的耕畜和其他农具的损耗。但是应当注意到，农业中一切工具的价格，例如耕马的价格，其本身就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的<即地租、利润和工资>。因此，虽然粮食价格也包括马的价格和饲养费，然而粮食的全部价格还是直接地或归根到底地分成这样三个部分：地租、工资和利润。”[前引书第1卷第75—76页，俄译本第1卷第171页。——编者注]马克思称斯密这个理论是“令人惊异的”。“他的证明不过是在重复同一个论断。”(第2卷第366页)斯密“是在把我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语出圣经《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耶稣被捕后解交罗马检查官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us)审讯，本丢·彼拉多知道耶稣是加利利人，就把耶稣送交加利利地方检查官希律，而希律拒绝审讯，又把耶稣送回给本丢·彼拉多。人们沿用此语时省去希律，而说“从本丢推给彼拉多”, 指推来推去，不解决问题的意思。——编者注]”(第2版第1卷第612页)。斯密在谈到农具的价格本身分成这样三个部分时，忘记加上一句：还有制造这些工具时所使用的那些生产资料的价格。亚·斯密(继他之后的经济学家也一样)错误地把资本的不变部分排出于产品价格之外，是同错误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积累，即同错误地理解扩大生产和额外价值之转化为资本有关的。亚·斯密在这里也抛掉了不变资本，认为所积累的、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额外价值完全为生产工人所消费，就是说完全用作工资，而事实上，积累的那部分额外价值是用作不变资本(生产工具、原料和辅助材料)和工资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7篇《积累过程》第22章《额外价值之转化为资本》第2节《政治经济学家对扩大再生产的错误理解》) 中批判了斯密(以及李嘉图、穆勒等)的这个观点，并在那里指出： 在第二卷中“将表明，亚·斯密的这个为他的一切后继者所继承的教条，甚至妨碍了政治经济学去了解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最基本的结构”(第1卷第612页)。亚·斯密所以犯这个错误，是因为他 把产品的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混同起来了：新创造的价值确实分解成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至于产品的价值，则除此而外还包括不变资本。马克思在分析价值时就揭露了这个错误，他确定了创造新价值的抽象劳动与有用的、把早先存在的价值再生产成新形式 的有用产品的具体劳动之间的区别。

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民收入问题时，阐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是非常必要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亚·斯密在谈到国民收入这个问题时，已经不能坚持他那个把不变资本排出于国家总产品之外的错误理论了。“大国全部居民的总收入 (gross revenue)是他们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而纯收入(neat revenue) 是扣除了维持他们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开支后所剩下的部分，就是说，纯收入是他们不必动用自己的资本就能够转入直接消费的资财 (stock) 的那个部分或者是就能用在生活资料、 享受和娱乐方面的那个部分。”(亚·斯密，第2篇《论资财之本性、积累和使用》第2章，英文版第2卷第18页，俄译木第2卷第21页)这样，亚·斯密把资本排出于国家总产品之外，断定它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即(纯)收入；可是他却把资本包括在社会总收入中，把它同消费品(=纯收入)分开。马克思就抓住了亚·斯密的这个矛盾：既然不把资本包括在产品中，又怎么能把资本包括在收入中呢？(参看《资本论》第2卷第355页)在这里，亚·斯密自己不知不觉地承认了总产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不仅有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而且还有不变资本。在以下的议论中，亚·斯密遇到了另一个在实现论中有巨大意义的极重要的区别。他说：“显然，应当把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开支排出于社会纯收入之外。不论是用于维修有用的机器、工业工具和有用的建筑物等等的必要材料，或者是把这些材料变成有用的形式所必需的劳动的产品，都决不能构成纯收入。固然，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能够把自己工资的全部价值转入直接消费的资财，这种劳动的价格能够构成纯收入的一部分。”但是在其他形式的劳动中，不论是(劳动)“价格”，“或者是”(劳动)“产品”，“都充作这种直接消费的资财，即劳动价格充作工人的资财，而产品充作其他人的资财”(亚·斯密，同上书)。这里，他意识到必须把两种劳动区分开来：一种劳动提供能够成为“纯收入”的消费品；另一种劳动提供“有用的机器，工业工具，建筑物等等”，即提供那些决不能用于个人消费的物品。由此，他已经近于承认：要阐明实现问题就一定要把两种消费区分开来：一种是个人的消费，另一种是生产的(=投入生产的)消费。纠正了斯密的上述两点错误(从产品价值中抛掉不变资本，把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混同起来)，才使马克思有可能建立起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实现的卓越理论。

至于说到亚·斯密之后和马克思之前的其他经济学家，他们全都是重复了亚·斯密的错误[例如，李嘉图说道：“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产品都分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用于计件工资，另一部分是利润，第三部分是地租。”(《李嘉图全集》季别尔译本1882年圣彼得堡版第221页)——编者注]，并没有前进一步。因此在关于收入的学说中充满着多么糊涂的观念，这一点，我们还要在下面谈到。在关于总商品是否可能发生生产过剩的争论中，站在一方的李嘉图、萨伊、穆勒等人和站在另一方的马尔萨斯、西斯蒙第、查默斯、基尔希曼等人，所依据的都是斯密的错误理论，因此，按谢·布尔加柯夫先生公正的批评来说，就是：“从不正确的观点出发，对问题本身作了不正确的表述，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争论只会导致空洞的和烦琐的辩论”(前引书第21页。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这些辩论的叙述：《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 响》1894年圣彼得堡版第377—404页)。

六、马克思的实现论

从上述各点已经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理论所依据的基本前提是下面两个原理。第一，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产品和个别产品一样，都是由下面三个部分组成的：（1）不变资本，（2）可变资本，（3）额外价值。对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关于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的人来说，这个原理是不言而喻的。第二个原理是必须把资本主义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即用于生产消费、用于投入生产的物品的生产，这些物品不用于人的消费，而用于资本的消费；第二部类是消费品即用于个人消费的物品的生产。“仅就这一分法来说，就比早先关于市场理论的一切辩论都更有理论意义。”(布尔加柯夫所著前书第27页)于是发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正是在现在，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需要把产品按其实物形式作这样的分类，而在分析个别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时，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分类，根本不谈产品的实物形式问题呢? 根据什么我们能把产品的实物形式问题列入对完全建立在产品交换价值上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研究呢？问题是：在分析个别资本的生产时，关于产品在哪里和怎样出售，工人在哪里和怎样购买消费品，以及资本家在哪里和怎样购买生产资料的问题被我们撇开了，因为这个问题不能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什么并且与我们的分析无关。那时我们所考察的只是生产的个别要素的价值和生产的结果问题。而现在的问题正在于：工人和资本家从哪里获得自己的消费品？资本家从哪里获得生产资料？产品怎样满足这些需求和怎样使扩大生产成为可能？因而这里不仅是“价值的补偿，而且是产品实物形式的补偿”(Stoffersatz.——《 资本论》第2卷第389 页)，因此把各种在社会经济过程中起着完全不同作用的产品加以区分，是绝对必要的。

如果注意到这些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就没有什么困难了。我们首先假定是简单再生产，就是说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的重复，没有积累。显而易见，第二部类表现为消费品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是由本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来实现的(因为简单再生产的前提就是剩余价值全部消费掉，任何一部分剩余价值都不变成资本)。其次，第一部类表现为生产资料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应该交换成供制造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工人所需的消费品来实现。另一方面，第二部类表现为消费品的不变资本，只有交换成生产资料来实现，以便下年度重新投入生产。这样一来，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同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进行了交换：生产资料部类中的工人和资本家因而获得了生活资料，而消费品部类中的资本家则销售了自己的产品并获得了进行新的生产的不变资本。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这些交换部分应当彼此相等，即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与额外价值之和应该等于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相反地，如果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就是说要进行积累的，那么前者就应该大于后者，因为必须有生产资料的余额来开始新的生产。不过我们还是回过来谈谈简单再生产。我们这里还有一部分社会产品没有得到实现，这就是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其一部分是通过本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来实现的(例如煤和铁的交换，因为其中每一种产品都是生产另一种产品所必须的材料或工具)，而另一部分则直接投入生产(例如开采的煤在本企业中重新用于采煤；谷物重新用于农业等等)。至于积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其来源是生产资料(它们是从本部类资本家的额外价值中取得的)的剩余，这一剩余也要求消费品中的部分额外价值变为资本。至于这种追加生产是怎样同简单再生产结合起来的问题，我们认为无须详加考察。我们的任务并不是专门研究实现的理论，而说明民粹派经济学家的错误以及从理论上对国内市场问题做出一定的结论，上述的一切就已经足够了[见《资本论》第2卷第3篇。本篇详细地研究了积累、消费品之分为必需品与奢侈品、货币流通和固定资本的损耗等等，对没有机会阅读《资本论》第二卷的读者，可向他们推荐上引谢·布尔加柯夫先生书中关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叙述。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叙述较米·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叙述(《现代英国的工业危机及其原因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第407—438页)令人满意，因为杜冈-巴拉诺犬斯基先生在制定图式时很不恰当地背离了马克思，并且对马克思的理论说明得不够；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叙述也较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的叙述(《政治经济学原理》1898年圣彼得堡版第281—295页)令人满意，因为亚·斯克沃尔佐夫先生在关于利润和地租这种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持有不正确的观点。]。

马克思的实现论对我们所关心的国内市场问题做出的主要结论如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增长超过消费品的增长。我们看到，事实上消费品(第二部类)中的不变资本是在同生产资料(第一部类)中的可变资本+额外价值进行交换。而按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来看，不变资本要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些。因而，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应该比消费品中的可变资本和额外价值增长得快些，而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应该增长得最快，它既要超过生产资料中的可变资本(÷额外价值)的增长，也要超过消费品中的不变资本的增长。因此，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类应该比制造消费品的部类增长得快些。可见，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个人的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的消费。但是如果把这种“不依赖性”理解为生产消费完全脱离个人消费，那就错了，因为前者能够而且也应该比后者增长得快些(其“不依赖性”也仅限于此)；但是不言而喻，生产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相关联的。马克思对这一点说道：“我们看到<第2卷第3篇>,在不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间，产生了一种不断的流通……”(马克思指的是经第一部类资本家之间交换而实现的生产资料中的不变资本)“……这种流通从来不进入个人消费的领域，就这个意义而言，它是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但是归根到底它还是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决不是为了本身需要而进行的，而只是由于生产个人消费品的那些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资本论》第3卷第1部第289页，俄译本第242页)

这种大量使用不变资本的现象，不过是交换价值术语所表明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为迅速发展的“生产资料”的主要部分，是由大规模的和专业的机器生产部门的材料、机器、工具、建筑物和其他一切装备组成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创立大的生产部门和机器工业时，其特点就是特别扩大由生产资料所组成的那部分社会财富，这是十分自然的…… “在这方面<即在制造生产资料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和蒙昧人不同的地方，决不象西尼耳所认为的那样，仿佛蒙昧人有特权有时可以随便花费自己的劳动，而不能从这种劳动中获得任何能变为收入即变为消费品的产品。事实上，不同的地方在于下列几点：

（1）资本主义社会把它所支配的一年的大部分劳动都使用在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的生产上，而生产资料既不能以工资的形式，也不能以额外价值的形式分解为收入，它们只能作为资本而发挥作用。

（2）蒙味人在制造弓箭、石锤、石斧和篮筐等时，他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在这里花费的时间并不是用于消费品的生产，就是说，他只不过在满足自己对生产资料的需要。”(《资木论》第2卷 第436页，俄译本第333页)对生产的这种“清楚的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丧失殆尽了，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拜物教把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产品的关系——因为每一种产品都变成了商品，它在为不知道的消费者生产和必须在不知道的市场上实现。既然对个别企业主来说，他们的产品的种类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因为一切产品都能提供“收入”)，所以这种个别的肤浅看法就被经济理论家用来对待整个社会，并且阻碍了认识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过程。

看来，生产的发展(因而也是国内市场的发展)主要靠生产资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并且显然是有矛盾的。这真正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扩大了，而没有相应地扩大消费。但这不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实际生活中的矛盾；这正是一种同资本主义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其他各种矛盾相适应的矛盾。正是生产扩大了而没有相应地扩大消费，才符合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有的社会结构，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结构却不让人民群众利用这些技术成就。在资本主义固有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 (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他们处于无产阶级地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马克思在下面的一些原理中指出的正是这种矛盾，而民粹派是喜欢用这些原理来论证他们关于国内市场在缩小和资本主义不先进等等的观点的。下面是其中的几个原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购买者，对于市场是很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自己的商品(劳动力)的出卖者，资本主义社会却有一种要把他们的价格限制到最低限度的趋势。”(《资本论》第2卷第303页)“……实现条件……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能力的限制……生产力愈发展，它同消费关系所借以建立的狭隘基础的矛盾也就愈大。”(《资本论》第3卷第1部第225—226页。)“以剥夺大量生产者并使他们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持和增殖，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实现，这种限度同资本为达到自己目的而必须采用的那些生产方法经常发生矛盾，因为这些生产方法力图无限制地扩大生产和绝对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生产作为它至高无上的目的……因此，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和创造与其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末它同时也是它  的这种历史任务与它固有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性矛盾。” (第3卷第1部第232页，俄译本第194页)“一切真正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有名的(有赫罗斯特拉特【赫罗斯特拉特 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留名于后世，竟焚毁了他故乡爱非斯城有名的阿尔蒂米斯神殿。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追求个人荣誉而不惜犯罪的人的通称。】名声的)爱·伯恩施坦在其《社会主义的前提》(《Die  Voraussetzungen etc.,1899年斯图加特版第67页)【爱·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修正；该书于1899年出版，列宁在流放地收到 这本书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一版已经出版了。因此列宁只能把对伯恩施坦论点的批判放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二版中。】中引证的正是这一段。自然，我们这位从马克思主义转到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机会主义者赶紧声明说，这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中的矛盾，马克思这种观点“同洛贝尔图斯的危机理论没有多大区别”。而事实上，“矛盾”仅存在于伯恩施坦的自负与他荒谬的折衷主义和对马克思理论的不愿深思这两个方面。伯恩施坦是何等的不懂得实现的理论，这在他十分可笑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似乎剩余产品的大量增长必然是有产者人数的增加(或者是工人生活福利的提高)，因为请看，资本家本身及其“奴仆”(原文如此！第51—52页)是不能把全部剩余产品都“消费”掉的!!(第2版注释)](第3卷第2部第21页，俄译本第395页)在所有这些原理中，只不过确定了上面讲的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而已[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这些原理 是同马克思自己对实现论的分析相矛盾的(《世界》杂志【《世界》(《Mup BoNzu》)是自山派的文学和科学通俗月刊，1892年至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孟什维克曾为该杂志撰稿。从1906年10月至1918年，该杂志改名为《现代世界》继续出版。】1898年第6期第123页《资本主义与市场》一文)。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他在分析实现时就已指出了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联系。]。如果从《资本论》的这些地方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实现额外价值的可能，似乎他是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等等，那就是再荒谬不过的了。马克思在分析实现时指出：“不变资本与不变资本 之间的流通归根到底是受个人消费限制的”；但是这个分析指出了这种“限制”的真实性，指出了消费品在国内市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要比生产资料小些。其次，如果从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中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和不进步的等等，那就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是想逃避不愉快的但却是明显的现实而耽于浪漫主义的非非之想。无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向和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并不是资本主义唯一的矛盾，因为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没有矛盾就不能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证明了它本身的历史短暂性，说明了它的瓦解和转变为高级形态的条件和原因，——但这些矛盾决不排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不排除它与从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比较起来的进步性[参看《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见《列宁全集》 第2卷。——编者注)]。

七、国民收入论

我们在阐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基本原理后，还应当简略地指出实现论在“消费”、“分配”和国民“收入”等理论中的重大意义。所有这些问题，特别最后一个问题，至今还是经济学家的真正绊脚石。他们对这个问题谈论和写作得愈多，由亚·斯密的基本错误所产生的糊涂观念也就愈多。在这里，我们来就这种糊涂观念举几个例子。

例如，值得指出的是：蒲鲁东在实质上重复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把旧理论作了略为不同的表述。他说：

“甲(指一切私有主、企业主和资本家)用一万法郎开办企业，预先把它付给必须为此而生产产品的工人。甲这样把自己的货币变成商品之后，他必须在生产终了时(例如以一年为期)重新把商品变成货币。他把自己的商品卖给谁呢？当然是卖给工人，因为社会上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企业主，另一个是工人。这些工人在早先因用自己的劳动生产产品而获得了满足其生活需要的工资一万法郎，而现在却必须偿付一万多法郎，即还必须偿付甲在年初就指望以利息和其他利润形式取得的附加额。工人只能靠借款来抵偿这一万法郎，因此他就负债累累，陷于贫困。于是一定会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或者工人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十分之九，或者工人只有把自己的工资偿还企业主，但是这样，企业主本身就陷入破产和贫困的境地，因为企业主得不到资本的利息，这种利息终究不得不由他自己来偿付。”(迪尔《蒲鲁东》第2卷第200页，引自《工业》文集。《政治学辞典》各条，1896年莫斯科版第101页)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个困难，即如何实现额外价值，同样是瓦·沃·和尼·一逊先生研究时所遇到的。蒲鲁东只不过用较特殊的形式描述了这个困难。他这种特殊的表述更使我国的民粹派同他接近，因为民粹派正和蒲鲁东一样，认为实现的“困难”正在于实现额外价值(按蒲鲁东的说法是利息或利润)，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从旧经济学家那里承袭来的糊涂观念不仅妨碍着阐明额外价值的实现，而且也妨碍着阐明不变资本的实现，就是说，他们的“困难”在于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整个实现过程。

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个“理论”讽刺地指出道：

“蒲鲁东提出下列荒谬的公式，表明他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这个公式是I'ouvrier ne peut pas   racheter son propre produit(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因为产品中包括了附加于生产费用 (prix-de-revient)的利息”。(《资本论》第3卷第2部第379页，俄译本第698页，有错误)

马克思引了一个庸俗经济学家福尔卡德 (Forcade) (他“十分正确地综合了蒲鲁东这样狭隘地提出的困难”)反驳蒲鲁东的一段话，这位福尔卡德说道，商品的价格不仅包括工资以外的余额即利润，而且包括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福尔卡德在反驳蒲鲁东的结论中说：可见，资本家也不能用自己的利润买回商品(福尔卡德本身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也没有理解这个问题)。

同样，洛贝尔图斯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提供什么。洛贝尔图斯虽然特别强调“地租、资本的利润和工资是收入”[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社会问题的研究》(Dr.Rodbertus-Jageizow.《Zur Beleuchtung  der sozialen Frage》)1875年柏林版第72页及以下各页。]这一论点，但他自己根本没有弄清“收入”这个概念。他在陈述如果政治经济学遵循“正确的方法”(前引书第26页)其任务如何时，讲到了国民产品的分配：“它<即真正的“国民经济科学”——着重号是洛贝尔图斯加的>应当指出国民总产品中的一部分产品如何经常用来补偿生产上使用的或损耗的资本，而作为国民收入的另一部分产品如何用来满足社会及其成员的直接需要。”(同上，第27页)虽然真正的科学应当指出这一点，可是洛贝尔图斯的“科学”却丝毫也没有指出这一点。读者看到，洛贝尔图斯只是逐字逐句重复亚·斯密的话，并且看来，他甚至没有觉察到问题在这里不过才开头。什么样的工人“补偿”国民资本？他们的产品怎样实现？关于这些，他却只字不提。他把他的理论(我提出与以往理论相反的这个新理论，第32页)概括成几个论点时，对国民产品的分配一开头就这样说道：“地租<大家知道，洛贝尔图斯所用的这个名词就是通常说的额外价值>和工资所以是产品的部分，是因为产品是收入。”(第33页)这个十分重要的附带条件本来应当使他接触到最本质的问题。他现在只是说所谓收入是指用来“满足直接需要的”产品。可见，还有不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这些产品该怎样实现呢？但是，洛贝尔图斯并没有觉察到这种含糊的地方，并且很快忘记了这个附带条件就径直地说“产品分为三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第 49—50页及其他各页)。这样一来，洛贝尔图斯实质上是重复了亚·斯密的学说及其基本错误，丝毫也没有阐明收入问题。说要对国民产品分配问题作出完整而卓越的新理论的诺言[同上，第32页：“……在这种最好方法的概论中，我不能不至少加上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国民产品分配问题的完整理论。”(<...bin ich  genotigt，der vor- stehenden Skizze einer besseren Methode auch noch eine vollstan- dige,solcher besseren Methode entsprechende   Theorie,wenigstens> der Verteilung des Nationalprodukts,    hinzuzufügen«.]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事实上，洛贝尔图斯并没有把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发展一步；他在给冯·基尔希曼的第四封社会问题书简([《资本。给冯·基尔希曼的第四封社会问题书简》1884年柏林版。 ——编者注])中长篇大论地议论道：货币是否应当列入国民收入，工资是从资本所得还是从收入中所得。这表明他对“收入”的概念是何等的模糊。恩格斯形容这种议论说：它是“经院哲学范围内的东西”(《资本论》第2卷序言第 XXI 页)[ 因此卡·迪尔(K.Diehl) 说洛贝尔图斯提供了“分配收入的新理论”是完全错 误的。〔《政治学辞典》(《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力) “洛贝尔图斯”条(Art.《Rodbertus》),    第5卷第448页。——编者注〕]。

关于国民收入的这种十分糊涂的概念，至今还在经济学家中占着完全的统治地位。例如，赫克纳在《政治学辞典》“危机”一条中(该书第81页)讲到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第5节“分配”)时，认为卡·亨·劳的论断是“很成功的”，而劳只是重复亚·斯密的错误，把社会总产品分为几种收入。罗·迈耶尔在其关于“收入”一条(同上，第283页及以下各页)中引了阿·瓦格纳(瓦格纳也是重复着亚·斯密的错误)的含糊不清的定义，并且公然认为“把 收入和资本区分开来是困难的”,而“最困难的是区分收益(Ertrag) 和收入(Einkommen)”。

由此我们看到，过去和现在都在大谈其古典学派(以及马克思)对“分配”和“消费”注意不够的经济学家，丝毫也不能阐明“分配”和“消费”的最主要问题。这是很明显的，因为不懂得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和社会产品各个组成部分的补偿过程，就不能说明“消费”。这个例子再一次证实了把“分配”和“消费”按经济生活中某些单独过程和现象分成某些独立的科学部门是多么荒谬。政治经济学绝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如果这种社会关系一经阐明和彻底分析，各个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也就决定了，因而，他们获得的国民消费份额也决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解决的问题、一切研究“分配”和“消费”的专家也丝毫没有向前推进一步的问题，由直接继承古典学派的、对个别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生产作了彻底分析的理论解决了。

单独提出“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问题是绝对得不到解决的，这只能滋长一些经院哲学的论断、定义和分类，只有分析了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个问题才能得到全面的解决。并且，只有阐明了国民消费对国民产品的关系和如何实现这种产品的每个单独部分时，这个问题才不再单独存在。留下来的问题只是给这些单独部分以名称。

“为了不致把问题搅乱，造成无谓的困难，必须把总收益(Ro-hertrag)  和纯收益同总收入和纯收入区别开来。

总收益或总产品是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 ……

总收入是扣除了补偿整个生产中用于生产和在生产上消耗了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和用它计算的产品部分)所余下的那部分价值(和用它计算的那部分总产品——Bruttoprod ukts oder Rohprodukts) 。 因而，总收入等于工资(即预定要重新转化为工人的收入的那部分产品)+利润+地租。纯收入是额外价值，因而也就是扣除工资后所余下的剩余产品，亦即由资本来实现的并应与土地占有者瓜分的剩余价值(和用它计算的剩余产品)。

……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利润加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下，整个社会持着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分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才是纯收入。”(第3卷第2部第375—376页，俄译本 第695—696页)

由此看来，阐明了实现过程，也就弄清了收入问题，解决了阻碍了解下列问题的主要困难：为什么“对于一个人是收入，对于另一个人则是资本”？为什么由个人消费品构成的并完全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产品还能包括决不能成为收入的不变资本?《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对实现的分析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最末一篇阐述“收入”问题时，只是给了社会产品各个部分一些名称和引用了第二卷中的这个分析[见《资本论》第3卷第2部第7篇《收入》(《Die  Revenuen》)第49章《生产过 程的分析》(《Zur Analyse des Produktionsprozesses》)(俄译本第688-706页)。马克思在这里也指出了阻碍以前的经济学家了解这个过程的情况(第379—382页，俄译本第698—700页)。]。

八、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国外市场?

根据上述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理论，可以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理论是否和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没有国外市场的论点相矛盾?

必须记住：上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分析是以没有对外贸易为前提的：这个前提已在上面指出，其必要性也在进行这种分析时表明了，显然，产品的输入和输出只会把事情搅乱，对阐明问题丝毫没有帮助。瓦·沃·先生和尼·一逊先生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国外市场扯来说明额外价值的实现，因为指出国外市场根本没有说明什么问题，只是掩盖了他们的理论错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使他们借这些错误“理论”对必须说明的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发展的事实[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前引书中非常正确地指出：“直到现在，依靠农民市场的棉纺织业，在不断增长着，因此，这种国民消费的绝对缩减……"(这正是尼·一逊先生所说的)“……只是在理论上可以想象”(第214—215页)。]避而不谈。对他们来说，“国外市场”不过是抹杀国内资本主义(因而也就是市场)发展的一种遁词——这种遁词可以更便于他们对必须加以研究的证明俄国资本主义争夺国外市场的事实[沃尔金《沃龙佐夫先生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1896年圣彼得堡版第71—76页。——编者注]也避而不谈。

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外市场的需要，决不取决于社会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规律，而取决于下面几点：第一、资本主义只是广阔发展的、超出国家界限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个原因是有历史特性的。民粹派不能用“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价值”的几句陈词滥调来把这个原因支吾过去。这里必须研究——如果他们真想提出国外市场的问题——对外贸易发展史和商品流通发展史。研究了这些历史，当然就不会把资本主义描述成偶然离开道路的现象了。

第二、社会生产各部分之间(在价值上和实物形式上)的比例，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事实上只是通过多次经常的波动而形成的平均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为自己所不知道的市场而工作的个别生产者的孤立性，这种比例经常遭到破坏。彼此互为“市场”的各种工业部门，不是均衡地发展着，而是互相超越着，因此较为发达的工业就寻求国外市场。这决不象民粹派甘愿绞尽脑汁所断定的那样，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实现额外价值”。这只是指出各个生产部门的发展不成比例。在另一种分配国民资本的情况下，同样数量的产品能够在国内实现。但是要使资本离开一个工业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去，这个部门就必须经过危机，因此有什么原因能够阻止受到这种危机威胁的资本家不去寻求国外市场，不寻求促进输出的补助费和奖金等等?

第三、资本主义前生产方式的规律，是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原有基础上的重复：地主的劳役制经济、农民的自然经济和工业者的手艺生产就是如此。相反地，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生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在旧的生产方式下，各个经济单位能存在好几世纪，无论在性质上或者在数量上都没有变化，而且也不超出地主的世袭领地、农村或农村手艺人和小工业者(所谓手工业者)的小市集的界限。相反地，资本主义企业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和国家的界限。因为国家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已被商品流通所破坏，所以每个资本主义工业部门的自然趋向使它需要“寻求国外市场”。

因此，需要寻求国外市场，决不象民粹派经济学家所爱描述的那样，是证明资本主义无力维持下去。完全相反。这种需要明显地表明了资本主义进步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因而也破坏了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狭隘性)，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

由此可见，需要国外市场的后两个原因依旧是历史性的原因。要分析这些原因，就应当研究各个单独的工业部门，它在国内的发展，它如何变为资本主义生产部门，——一句话，必须研究资本主义在国内发展的事实，——至于民粹派以毫无价值(而且毫无意义)的关于国内外市场的“不可能性”的词句为掩护，来乘机回避这些事实，是不足为怪的。

九、第一章的结论

现在我们把上述与国内市场问题直接有关的原理总括一下。

（1）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这一分工就是：各种原料的加工(以及这一加)的各种工序)都一个个同农业分离，用自己的产品(现在已经是商品)交换农产品的各个独立的工业部门口渐形成。这样，农业本身变成了工业(即商品生产)，其内部也发生了同样的专业化过程。

（2）从上述原理直接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切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规律：工业(即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增长得快些，人口日益脱离农业而转到加工工业中来。

（3）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即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 标志着从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生义生产的过渡(而且是这一过渡的必要条件)，并建立了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的这种建立过程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小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解放出来了”)变成新占有者手中的资本，用来进行商品生产，因而生产资料本身也变成了商品。这样，现在甚至是进行这些生产资料的简单再生产也已经需要购买生产资料了(以前这些生产资料大部分是以实物形式进行再生产，部分是在家庭中制造的)，就是说出现了生产资料的市场。其次，现在用这些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变成了商品。另一方面，这种小生产者的生活资料变成了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即变成了企业主(无论是土地占有者、包工头、木材商、厂主等都一样)雇佣工人所花费的货币总额的物质要素。这样，这些生活资料现在也变成了商品，即建立了消费品的国内市场。

（4）如果不弄清楚下面两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产品的实现(因而也是额外价值的实现)问题是无法说明的：(1)社会产品，如同个别产品一样，按价值分为三部分而不分为两部分(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额外价值，而不象亚当·斯密和后来在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政治经济学所教导的那样，只分为可变资本+额外价值)，(2)按实物形式来说，社会产品应当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 (生产消费的)和消费品(个人消费的)。马克思确立了这些基本原理，全面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过程，揭露了把国外市场扯到实现问题上来的全部错误。

（5）马克思的实现论又阐明了国民消费和国民收入的问题。由上述各点可以看出，国内市场问题，决不能作为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问题无关的个别的独立问题而存在。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不是把这个问题单独提出的。商品经济出现时，国内市场就出现了；国内市场是由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的，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决定了它的发展水平；国内市场随着商品经济从产品转到劳动力而日益扩展，而且只有随着劳动力变成商品，资本主义才遍及国家全部生产，主要靠扩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着愈来愈重要地位的生产资料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由资本主义发展本身造成的，资本主义加深了社会分工，把直接生产者分为资本家和工人。国内市场的发展程度，就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撇开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问题而单独提出国内市场的范围问题(像民粹派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是错误的 。

因此，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如何形成的问题，就归结为下面的问题：俄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何发展，并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些方面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如何?

以下各章将就答复这些问题的材料进行研究。

 

 

 

来源：《列宁选集》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