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 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文/马克思和恩格斯

 

【原编按】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作用的重要文献。

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奥·施拉姆三人在苏黎世《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发表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严厉批判了他们妄图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党变成改良主义政党的主张。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无产阶级政党不能为了对旧社会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而把自身目标的实现推迟到遥远的未来。他们还重申，“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

1878年10月德国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后，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状态。在这种异常困难的形势下，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抬头，而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种倾向采取调和主义态度。为了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克服党内的错误思想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这封具有党内文件性质的通告信。

这封通告信是恩格斯在1879年9月11日之后起草的，是对奥·倍倍尔8月20日来信的回复。9月17—18日马克思疗养结束回到伦敦，立即同恩格斯共同讨论起草这封信，并将最后方案确定下来。马克思在9月1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把这封信叫做通告信，指定“在德国党的领袖中间内部传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4卷第390页。——编者注]。

《通告信》第一次发表在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2年卷第 23期。

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由柯伯年、艾思奇、景林等翻译的《马恩通 信选集》收入了《通告信》的节选。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1879年9月16日-18日之间

亲爱的倍倍尔：

对您8月20日的来信答复得迟了，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好长时间不在，另一方面是因为遇到了一些意外的事情：首先，“李希特尔” 的《年鉴》[指社会改良派杂志《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由卡·赫希柏格(笔名路德维希·李希特尔博士)于1879—1881年在苏黎世出版。——编者注]来了，而后赫希柏格本人也来了。

我只好断定，李卜克内西没有把我最近给他的信拿给您看，而这一点我是特别嘱咐过他的。不然，有些理由，李卜克内西已经提出过，我在那封信中已经作了答复，您大概就不会再提了。

下面就来逐条分析要谈的问题。

一、同卡·希尔施的谈判

李卜克内西问希尔施是否愿意担任拟在苏黎世重新创办的党的机关报的编辑。希尔施希望了解有关报纸经费的情况：报纸能有多少经费，由谁来提供经费。这第一点是为了知道报纸会不会过上几个月就一命呜呼；另一点是为了了解由谁掌握钱袋，也就是说，归根到底由谁来主宰报纸的立场。李卜克内西回答希尔施说：“一切安排就绪，其余情况你将从苏黎世得知。”(李卜克内西7月28日给希尔施的信)这封回信希尔施并没有接到。他倒是收到了伯恩施坦从苏黎世写的信(7月24日)，信中伯恩施坦通知说：“(报纸的)组织出版和监督权委托给我们了”，“菲勒克、辛[指保·辛格尔。——编者注]和我们[指“苏黎世人”爱·伯恩施坦、卡·赫希柏格和奥·施拉姆。——编者注]”开过会，会上有人认为：

“您担任《灯笼》编辑时和个别同志发生的分歧，会给您的地位造成一些困难，但我认为这种疑虑并非十分紧要。”

关于经费的事只字未提。

希尔施在7月26日立即回信，询问报纸的财政状况。哪些同志负责弥补亏损？钱数多少，期限多长？编辑的薪水问题在这里无关紧要；希尔施只是想知道，“能不能保证有至少使报纸维持一年的资金”。

伯恩施坦在7月31日回信说，如果有亏损，就用自愿捐款来弥补，其中有些（!）款子已经定下来了。希尔施关于他打算给报纸设定 的立场的意见(这一点下面谈)引起了异议，并接到一项指示：

“监督委员会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因为它本身也是受监督的，也就是说，要承担责任。因此，关于这几点，您应当同监督委员会商议。”

最好是立即答复，尽可能用电报答复。

可见，希尔施收到的不是对他那些合理的问题的任何答复，而是一份通知，说他必须在设于苏黎世的监督委员会的领导下编辑报纸，而这个委员会的观点同他的观点是有重大分歧的，甚至连委员会的成员是谁，都没有告诉他!

希尔施完全有理由对这种态度表示愤慨，他宁愿同莱比锡人[指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和路·菲勒克。——编者注]商议。他8月2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您一定是知道的，因为他曾坚决要求转达给您和菲勒克。希尔施甚至愿意在下述情况下服从苏黎世监督委员会：苏黎世监督委员会应向编辑部提出书面意见，并请莱比锡监察委员会来作出决定。

这期间李卜克内西于7月28日写信给希尔施：

“当然，事业的经费是有了，因为整个党+(包括)赫希柏格在内都做它的后盾，至于细节，我就不管了。”

李卜克内西在下一封信里，关于经费的事仍旧只字未提，而是保证说，苏黎世委员会不是编辑委员会，它只负责管理和财务。李卜克内西8月14日给我的信还是这么写的，并要求我们说服希尔施接受。直到8月20日，您本人对实际情况了解得还是很少，所以您写信对我说：

“他<赫希柏格>在报纸的编辑方面并不比其他任何知名的党员有更多的发言权。”

最后，希尔施收到菲勒克8月11日的来信，信里承认：

“住在苏黎世的三个人应当以编辑委员会的身份着手创办报纸，并且在三个莱比锡人的同意之下挑选一名编辑……据我的记忆，上述决议还指出，第二项所提到的(苏黎世)筹备委员会对党既负政治责任，又负财务责任……根据 这种情况，我觉得，……没有住在苏黎世的、受党委托创办报纸的那三个人的协助，就休想担任编辑。”

希尔施这才至少知道了一些确实的情况，固然只是关于编辑在苏黎世人面前所处的地位的情况。他们是编辑委员会；他们还负有政治责任；没有他们的协助，谁也不能担任编辑。简单说来，就是指示希尔施同他还一直不知道姓名的苏黎世的三个人商谈。

但是，李卜克内西在菲勒克的信的下边写了一段附言，造成了彻底的混乱，他说：

“辛格尔刚从柏林到这里，他报告说，苏黎世监督委员会不是像菲勒克所认为的那样，是编辑委员会，而实质上是管理委员会，对党即对我们负责报纸的财务；其委员当然也有权利和义务同你讨论编辑问题(附带说一句，这是每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他们没有受权监督你。”

三个苏黎世人和莱比锡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而且是唯一参加商谈的委员坚持要求，希尔施服从苏黎世人的业务领导，莱比锡委员会的另一个委员则根本否认这一点。在这些先生彼此取得一致意见以前，希尔施应不应当作出决定呢？希尔施有权要求了解已经作出的决议，因为那里边包括了要求他接受的条件，对这一点，人们丝毫没有加以考虑，特别是看来莱比锡人也根本没有想到要亲自去确实了解一下这些决议。不然，怎么会产生上述矛盾呢?

如果说莱比锡人在授予苏黎世人哪些职权的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那么苏黎世人对于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

施拉姆8月14日写信给希尔施：

“假如当时您没有写信说，遇有类似事件<如凯泽尔事件[1879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议员麦·凯泽尔在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同意下，发表了为政府的保护关税法案辩护的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谴责了凯泽尔这种在帝国国会中为有利于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而有损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提案进行辩护的行为，同时也尖锐地抨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对凯泽尔的纵容态度。——编者注]>仍然要采取同样的行动，即有可能再发表类似的书面言论，那我们就不会对此多费唇舌。但是鉴于您提出的这个声明，我们必须保留对新报纸刊载什么文章的决定权。”

听说希尔施在给伯恩施坦的信里谈过这一点，而这封信是7月26日写的，也就是在苏黎世的那次确定了三个苏黎世人握有全权的会议以后很久。但是，苏黎世人如此陶醉于他们官僚式的独揽大权，以致在答复希尔施这封写得比较晚的信时竟要求新的权力，即刊载文章的决定权。编辑委员会已经成了检查委员会。

赫希柏格到了巴黎，希尔施从他那里才知道这两个委员会成员的 名字。

这样，同希尔施的谈判破裂了，原因何在呢?

（1）由于莱比锡人和苏黎世人都顽固地拒绝告诉他任何一点有关报纸的经费基础和报纸能否维持下去——哪怕仅仅一年的确实情况。只是从我这里(根据您告诉我的情况)，他才知道定下来的款项。 因此，根据以前的说法(党+赫希柏格)，几乎不能得出别的结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者是报纸现在就主要由赫希柏格供给经费；或者是很快就要完全依赖他的捐款。这后一种可能现在还远没有排除。这笔——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800马克的款子正好等于这里的协会在上半年补助《自由》周报的经费(40英镑)。

（2）由于李卜克内西一再保证(后来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苏黎世人根本没有在业务上监督编辑工作的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见不一的滑稽剧。

（3）由于最后确信，苏黎世人不仅要监督，甚至要检查编辑工作，给希尔施分派的只是傀儡的角色。

希尔施在了解这一切以后拒绝了，我们只能同意他的做法。我们从赫希柏格那里[手稿原件上“从赫希柏格那里”是用铅笔写的。——编者注]听说，莱比锡委员会由于两个不住在当地的委员而得到了加强，因此只有在三个莱比锡人意见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迅速进行干预。这样，真正的重心就完全转移到苏黎世了，而希尔施也同任何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编辑一样，是不能同那里的人长期共事的。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

二、给报纸确定的立场

伯恩施坦早在7月24日就告诉希尔施说，希尔施在担任《灯笼》编辑时和个别同志的分歧，会给他的地位造成困难。

希尔施回答说，他认为报纸的立场，总的说来，应当和《灯笼》的立场相同，也就是说，在瑞士要避免引起诉讼，在德国不应引起不必要的惊恐。他问那些同志是谁，并继续说道：

“我只知道一个人，并且我向您保证，如果再出现类似的违纪行为，我对此人将仍然照此办理。”

伯恩施坦俨然以新的官方的检查大员的姿态对此回答说：

“至于报纸的立场，监督委员会的意见自然是，《灯笼》不能作为榜样。我们认为，报纸不应当热衷于政治激进主义，而应当采取原则上社会主义的立场。诸如攻击凯泽尔这样一些曾引起所有同志异口同声<！>斥责的事件，无论如何应当避免。”

如此等等。李卜克内西把抨击凯泽尔说成是“一种失策”，施拉姆则认为十分危险，因此要对希尔施实行检查。

希尔施再次写信给赫希柏格说，像凯泽尔这类事件，

“如果有正式的党的机关报存在，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议员可能不会如此放肆地无视它的明确的表态和善意的提示”。

菲勒克也写道：

“已经指示”新报纸“……采取冷静克制的立场，尽量不过问以往发生的一 切分歧”；该报不应当是“扩大的《灯笼》”，而“人们至多可以指责伯恩施坦采取过于温和的方针，如果说在我们确实不能打出鲜明旗帜的时候这还算是一种指责的话”。

但是，这个凯泽尔事件，这个据说是希尔施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凯泽尔是社会民主党议员中唯一在帝国国会里发言并投票赞成保护关税的人。希尔施谴责他违反党的纪律，因为他：

（1）投票赞成党纲明确要求加以废除的间接税；

（2）同意拨款给俾斯麦，从而违反了我们党整个策略的首要基本准则：不给这个政府一文钱。

就这两点来说，不可否认希尔施是正确的。既然凯泽尔一方面践踏了议员们通过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可以说是宣誓遵守的党纲，另一方面又践踏了党的策略的确定不移的首要基本准则，竟投票赞成拨款给俾斯麦，以酬谢反社会党人法[非常法或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查禁，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编者注]，那么我们认为，希尔施同样也完全有权像他所做的那样，给凯泽尔以有力的打击。

我们怎么也不能理解，在德国人们怎么会对抨击凯泽尔一事恼怒得这样厉害。现在赫希柏格告诉我，“党团”曾准许凯泽尔那样行动，而有了这一准许，人们认为凯泽尔便得到了庇护。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就有点不像话了。首先，希尔施和其他人一样，不可能知道这个秘密的决定。其次，党所蒙受的耻辱，以前还可以推给凯泽尔一人承担，现在由于这种情况，这种耻辱就更大了，同时，希尔施的功绩也更大了，因为他把凯泽尔的愚蠢言论以及更加愚蠢的投票行为公诸于世，从而挽回了党的名誉。难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确实染上议会症了吗，以为有了人民的选举，圣灵就会降临到当选者的头上，可以把党团会议变成永无谬误的宗教会议，把党团决议变成不容触犯的教条?

失策固然是造成了，但这不是希尔施造成的，而是以自己的决议庇护凯泽尔的议员们造成的。既然是那些比任何人都更有责任注意维护党纪的人通过了这样一个决议，公然违反党的纪律，那就更糟了。但是还要糟糕的是，人们竟然相信，不是凯泽尔通过他的发言和投票，也不是其他议员们通过他们的决议违反党纪，而是希尔施违反了党纪，因为他不顾这个决议——他也不知道这个决议——抨击了凯泽尔。

其次，毫无疑问，党在保护关税问题上，也和在迄今实际存在的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上，如关于帝国铁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20—424页。——编者注]的问题上一样，采取了不 明确、不果断的立场。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党的机关报，尤其是《前进报》特别喜欢讨论未来的社会制度的结构，而不去认真地讨论这些问题。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以后，保护关税问题突然成了现实问题，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没有一个人具备作出鲜明而正确的判断所需的条件：了解德国工业的状况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此外，在选民中间，保护关税的各种思潮有时还不可能绝迹，这些思潮确实也要顾及到。摆脱这种混乱的唯一途径是从纯粹政治方面来把握问题(像《灯笼》所做的那样)，但是并没有坚决地这样做；因此党不可能不在这场辩论中第一次表现出犹豫不决、缺乏自信和糊里糊涂，以致最后由于凯泽尔并同凯泽尔一起大出其丑。

对凯泽尔的抨击成了以种种调子教训希尔施的借口，说什么新的报纸万万不可仿效《灯笼》的越轨行动，新的报纸不可热衷于政治激进主义，而应当采取原则上社会主义的和冷静克制的立场。在这里，菲勒克丝毫不比伯恩施坦少卖力气；菲勒克之所以认为伯恩施坦是适合的人，正是因为他过于温和，因为我们现在不能打出鲜明的旗帜。

然而，到国外来不是为了打出鲜明的旗帜，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在国外，没有什么东西阻碍这样做。在瑞士没有德国的新闻出版法、结社法和刑法。在家里由于德国惯常法律的限制，早在反社会党人法以前就不能讲的话，在瑞士可以讲，而且也有义务讲。因为在那里我们不仅面对德国，而且面对欧洲，我们有义务在瑞士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向欧洲直言不讳地阐述德国党的道路和目标。谁在瑞士还愿意受德国法律的约束，那恰好证明，他就只配受制于这些德国法律，他实际上只会说在非常法颁布以前的德国所允许说的话。编辑部成员可能暂时回不了德国，对于这种可能性不应有所顾忌。谁不做好冒此风险的准备，谁就不适于走上如此引人注目的光荣岗位。

不仅如此。德国党之所以被非常法宣布为非法，正是因为它在德国是唯一严肃的反对党。如果党在国外的机关报上放弃这个唯一严肃的反对党的角色，表现温顺，以冷静克制的态度忍受脚踢，以此来向俾斯麦表示感谢，那么它只是证明，它该挨脚踢。1830年以来，德国流亡者在国外出版的所有报刊中，《灯笼》无疑是最温和的刊物之一。要是连《灯笼》都算过于狂妄无理，那么新的报纸只会在非德意志国家的同志们面前损害党的名誉。

三、三个苏黎世人的宣言

这时我们收到了赫希柏格的《年鉴》,里面载有《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载于1879年《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第1年卷第1册第75—96页。——编者注]一文。这篇文章，如赫希柏格本人对我说的，正是苏黎世委员会的三个委员[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编者注]写的。这是他们对过去的运动的真正批判，因而也就是他们为新机关报的立场所提出的真正纲领，既然这一立场是由他们来决定的。

文章一开头写道：

“拉萨尔认为有巨大政治意义的运动，即他不仅号召工人参加，而且号召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在约翰·巴·施韦泽的领导下，已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

我不去考察，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在这里，专对施韦泽提出的谴责是：施韦泽使这里被理解为资产阶级民主博爱运动的拉萨尔主义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这是由于他加深了运动作为产业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性质。[本段开头这两句话作者在改动以前原来是这样写的：“施韦泽是一个大无赖，但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的功劳正是在于他戳穿了原始的狭隘的拉萨尔主义及其有限的国家帮助的万应灵药……不管他从卑鄙的动机出发干了些什么,也不管他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权怎样坚持拉萨尔的国家帮助的万应灵药，但是他戳穿了原始的狭隘的拉萨尔主义，扩大了他那个党的经济视野，从而为这个党后来合并为德国统一的党作了准备，这毕竟是他的功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任何革命社会主义的核心——拉萨尔就鼓吹过。既然施韦泽更强调这一点，那从实质上来说总还是前进了一步，不管他是如何以此来制造借口，使那些对他的专权构成危险的人物受人怀疑。他把拉萨尔主义变成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确实如此。但是之所以说片面，那完全是因为他从自私的政治动机出发，对于农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反对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根本没有兴趣。但是，指责他的并不是这一点，堕落之处在于，他加深了运动作为产业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性质。”——编者注]其次谴责他“把资产阶级民主派拒之于门外”。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社会民主党中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是“诚实的人”，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有参加该党的愿望；如果他们竟然希望加入这个党，那也只是为了挑起争吵。

拉萨尔的党“宁愿以极片面的方式充当工人党”。讲这种话的先生们，自己就是一个以极片面的方式充当工人党的政党的党员，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党中占据显要的职位。这是一件绝对说不通的事。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么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放弃他们的显要职位。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党如果还让他们占据显要的职位，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

可见，在这些先生看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当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了证明这一点，它首先必须抛弃无产者粗野的热情，在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领导下，“养成良好的趣味”和“学会良好的风度”(第85页)。那时，一些领袖的“有失体统的举止”也就会让位于可以很好调教出来的“资产阶级的举止”(好像这里所指的那些人外表上有失体统的举止并不是最不值得谴责的东西似的!)。那时也就会

“在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许许多多拥护者。但是这些人必须首先争取过来……以促使宣传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德国的社会主义“过于重视争取群众，而忽略了在所谓社会上层中大力

因此，选举资产者吧!

总之，工人阶级是不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有利于工人的东西。其次，千万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而要通过大力宣传把它争取过来。

如果我们打算争取社会上层或者仅仅是他们中怀有善意的分子，我们就千万不要吓唬他们。于是三个苏黎世人以为，他们有了一 个令人宽慰的发现：

“正是在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 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这样，如果占选民总数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并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五六十万社会民主党选民都极其有理智，不去用脑袋撞墙壁，不去以一对十地试图进行“流血革命”，那么这就说明，他们今后永远不可能去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由这一事件所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潮以及人民在由此发生的冲突中所争得的胜利！如果柏林在某个时候又会重新表现得那样没有教养，以致重演三月十八日事变[1848年3月18日柏林发生了街垒战。当王宫前广场上的示威群众被驱散时，军队突然开枪。普鲁士军事当局的这种挑衅行为遂成了全城进行武装街垒斗争的导火线，这场斗争以王室军队的失败而结束。在同军队进行的战斗中，柏林居民有400多人被打死，1000多人被打伤。起义者接管了王宫的警备事宜以后，于3月19日晨强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走上王宫阳台向在街垒战中的牺牲者脱帽致敬。——编者注]，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应当像“爱好街垒战的无赖”(第88页)那样参加斗争，而宁可“走合法的道路”，使暴动平息下来，拆除街垒，必要时就和英勇的军队一起向片面的、粗野的和没有教养的群众进军。如果这些先生们硬说他们不是这样想的，那么他们是怎样想的呢?

好戏还在后头。

“在批评现存制度和建议改变现存制度时，党越是心平气和、务实谨慎，清醒的反动派以赤色幽灵恐怖来吓唬资产阶级这一 目前<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情况下>得逞的伎俩，就越不可能重演。”(第88页)

为了不让资产阶级产生一丝一毫的恐惧，竟要明白无误地向它证明，赤色幽灵确实只是一个幽灵，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赤色幽灵的秘密如果不正是资产阶级对它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的生死斗争的恐惧，对现代阶级斗争的必然结局的恐惧，那又是什么呢！只要取消了阶级斗争，那么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的人物”就“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并进了”！但是上当的是谁呢？只能是无产者。

因此，就让党以温和驯顺的举止来证明，它永远放弃了各种“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正是这些行为给反社会党人法提供了口实。

如果它自愿地作出承诺，愿意只在反社会党人法所允许的范围内从事活动，那么俾斯麦和资产者就会大发善心，取消这个届时已经成为多余的法律!

“请大家理解我们”,我们并不想“放弃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但是我们认 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达到那些 在开始考虑实现长远的追求以前无论如何必须达到的目标，那么我们的工作就 够做许多年了”。

这样，“现在被我们的长远的要求吓跑了的……”资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就会大批地来投靠我们。

纲领不是要放弃，只是实现要延缓——无限期地延缓。人们接受这个纲领，其实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有生之年，而是为了死后遗留给儿孙们。眼前应将“全部力量和精力”都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补补缀缀，为的是让人看起来毕竟还在做一点什么事情，而同时又不致吓跑资产阶级。说真的，我倒更喜欢共产主义者米凯尔，他为了证实他坚信几百年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垮台，就大搞投机事业，尽力促进1873年的危机，从而确实为准备现存制度的崩溃做了一些事情。

另一件损害良好的风度的事，就是对于“只是时代的产儿”的“滥设企业者的过分的攻击”；因此“最好是不要再……辱骂施特鲁斯堡及其同类人物”。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时代的产儿”，而如果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充分的理由，那么对任何人我们都不应该再去攻击，一切论战、一切斗争我们都应当停止；我们应当心平气和地忍受 敌人的脚踢，因为我们是聪明人，知道这些敌人“只是时代的产儿”, 他们不能不这样行动。我们不应当变本加厉地回报他们以脚踢，反而应当怜悯那些可怜虫。

同样，拥护巴黎公社毕竟也有有害的一面：

“使那些本来对我们表示友好的人离开了我们，而且总的说来是加强了资 产阶级对我们的怨恨。”其次，党“对于十月法律的施行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因为党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

这就是苏黎世三个检查官的纲领。这个纲领没有任何可以使人发生误会的地方，至少对我们这些仍很熟悉1848年以来所有这些言词的人来说是如此。正是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心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迫于自己的革命地位，可能“走得太远”。不要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应全面地和解；不要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而应尝试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要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应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1848年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现在同样可以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正如民主共和国对前者来说是遥遥无期的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的垮台对后者来说也是遥遥无期的，因此对当前的政治实践是毫无意义的；人们可以尽情地和解、妥协和大谈其博爱。对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是如此。在纸上人们承认这种斗争，因为要否认它简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在实践中却抹杀、冲淡和削弱它。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是工人党，它不应当招致资产阶级或其他任何人的怨恨；它应当首先在资产阶级中间大力进行宣传；党不应当把那些能吓跑资产者并且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实现的长远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力来实现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这些改良会给旧的社会制度以新的支持，从而把最终的大灾难或许变成一个渐进的、逐步的和尽可能温 和的瓦解过程。正是这些人在忙个不停的幌子下不仅自己什么都不 干，而且还企图阻止别人做任何事情，只有空谈除外；正是这些人在1848年和1849年由于自己害怕任何行动而每一步都阻碍了运动，终于使运动遭到失败；正是这些人从来看不到反动派，而后来又十分惊奇地发现他们自己终于陷入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脱的绝境；正是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史每一次都毫不理睬他们而走自己的路。

至于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在《宜言》中《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一节里早已受到了充分的批判。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一种令人不快的“粗野的”现象放到一边去的地方，留下来充当社会主义的基础的就只有“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了。

在至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人归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输送教育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一点我 们在《宣言》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但是这里应当指出两种情况：

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教育因素。但是，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德国资产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无论《未来》杂志或《新社会》杂志，都没有带来任何能使运动前进一步的东西。这里绝对没有真正的实际教育材料或理论教育材料。相反，这里只有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和起来的尝试；这些观点一个比一个更糊涂，这是因为德国哲学的残余现在正处于腐朽的过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自己首先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搬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炮制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教育者的首要原则就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教育者。

第二，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像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些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能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么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视情况甚至可以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分子。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么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这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符合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即采取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么很遗憾，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而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收回迄今为止我们在同国外的关系方面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但愿事情不至于弄到这种地步 。

这封信是为德国的委员会的全体五名委员[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弗·威·弗里茨舍、布·盖泽尔和威·哈森克莱维尔。——编者注]和白拉克写的……我们不反对让苏黎世人也看看这封信。

 

 

 

来源：《马恩文集》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