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大战与骑手群体的劳动困境

文/忍冬青

引入：外卖大战之后

阿里系（包括淘宝闪购和饿了么），美团，京东三家外卖行业巨头的外卖大战在26年年初落下帷幕。回顾这场外卖大战，引起其的导火索是2025年2月京东外卖的上线。京东集团宣布要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集团创始人刘强东甚至颇为作秀的亲自跑外卖并且和骑手一起吃火锅。随后美团也跟进宣布要为全职骑手缴纳社保并且承担50%的养老保险。

到25年的4月，京东、阿里系、美团之间的竞争以对用户的补贴正式开始，各大平台通过红包，满减等手段吸引用户消费。到外卖大战结束，在过去的一年中，美团、阿里、京东三家在一年内至少烧掉1500亿元补贴，其中美团约400亿、阿里约700亿、京东约350亿。而到25年末三家巨头企业市场份额占比分别是美团保持约50%-60%，阿里系约42%，京东约8%。三分天下的产业格局形成。

下图为红餐产业研究员整理的三大外卖平台订单量占比情况：

导致这场持续一年的外卖大战走向结束的原因包括市场监管总局的压力，以及各大平台在市场份额竞争中导致的巨额亏损。在26年6月17日，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在其中明确的提到：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问题突出，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利益，挤压实体经济，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

下图为外卖大战中的三家企业的产业政策（饿了么是阿里系企业）：

在外卖大战后的一片狼藉的市场中，受损害的不仅仅是平台，更多的是骑手群体。近日互联网上关于外卖大战后运力过剩的讨论愈发众多，常见的说法是耸人听闻的“1600万骑手过剩”论，这个论断是按照当下注册骑手两千万人，而日均单量仅仅需要四百万熟练骑手跑单推算而来的。关于骑手群体就业质量和数量的讨论在后文时事评论中被更多的探讨。

参考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研究院的《“1600万骑手过剩”的事实硬伤和“污名化”，在误导和混淆公共政策议题》，1600万骑手过剩论存在这样的明显误区。

第一，把所有的注册骑手都当作以送外卖为主要生计的人群，正如孙萍在《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一书中所强调的，送外卖是一个过渡劳动。可以相信的是，有众多的人群以外卖仅仅作为副业或者在过渡时期后就放弃以外卖为主要生计手段。更加可信的数据来自美团平台和淘宝闪购，2023年约745万名骑手在美团平台获得接单收入，但其中全年接单260天以上的高频骑手只占11%即不到80万人，约48%的有接单收入骑手全年接单不足30天。淘宝闪购去年夏天旺季的最新数据，日活骑手为200多万人，对应一半的市场份额。

第二，只需要400万骑手依靠26年平台日均单量1.1亿和熟练骑手每天能送30到40单推算而来，但是实际上，外卖行是呈现潮汐变化的，在极端天气如严寒和暴雨时候，单数暴涨，运力短缺，但是在平常时候，运力则有可能冗余。

尽管盛传的1600万骑手过剩论存在明显的误导和夸大， 但是这不能成为忽视外卖骑手的困境的借口。在外卖大战尤其是平台的消费补贴结束后，单量面临着大幅度的缩减。据瑞银（UBS）2026年3月12日发布的研报，截至26年2月，包括京东、淘宝闪购、美团三平台在内的日均外卖订单量仅约1.1亿单。而在2025年7月时候，三大平台的总单量达到了2.5亿的峰值（据美团内网信息，截至25年7月5日22时54分，美团即时零售当日订单已经突破了1.2亿单，其中，餐饮订单已超过1亿单，占比高达83.3%。25年7月7日，淘宝闪购、饿了么联合宣布：日订单数超8000万；非餐饮订单超1300万；淘宝闪购日活跃用户超过2亿）。

工人日报在26年4月的《外卖“补贴大战”，对骑手影响几何？》这篇文章基于实地的考察提出了这样的现状：“持续近1年的外卖补贴大战给骑手带来了连锁反应：单量起伏大、收入不稳定；平台争抢运力导致骑手频繁换平台、试错成本上升；配送时限压缩，商家出餐慢、顾客沟通不畅等末端矛盾更多转嫁到骑手身上”。对于北京地区受调查的骑手，其在外卖大战后面临的两大状况一是日均单量的下降导致其在线劳动时间变长。二是由于平台的竞争导致送单时间被不断的压缩（早期行业普遍约30分钟，后来收窄到20多分钟，现在一些模式已经压缩至19分钟送达）。淘宝闪购平台的名字变动就在外卖大战中发生，以前是小时送，后面变成了闪购。

时事评论-垄断时代的劳动过程

继承自马克思的左翼政治经济学和被布雷弗曼与布洛维等人发展的劳动过程理论为分析外卖大战和受其影响的新就业群体提供了良好的工具。左翼政治经济学揭露了资本积累和垄断竞争的剥削与扩张内核，而劳动过程理论对于发掘被灵活用工掩盖的外卖骑手的劳动与再生产过程提供了决定性的方法论。

平台竞争中的垄断政治经济学

相较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欧美新古典经济学派），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超越了其将市场行为高度模型化，数学化的局限。当代左翼政治经济学部分继承和保留了马克思对阶级，不平等和剩余价值剥削的关切，并把这一综合考虑用在了对二十一世纪新现象如平台经济的分析。

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尼克·斯尔尼塞克在其著作《平台资本主义》中勾画了欧美平台经济在传统制造业衰落后的发展历程并把平台经济分为了五类。在尼克 斯尔尼塞克的分类体系中，外卖平台被归纳于精益平台，其几乎不拥有任何资产（不买车、不盖房、不雇佣正式员工），纯粹通过算法匹配闲置劳动力和需求，提取垄断租金。美团的骑手主要分为众包和专送两类，尽管众包更加轻松自由，而专送底薪保障更好，但这两类员工都不是美团平台的正式职工，美团也不会为其缴纳五险一金。美团的外卖骑手站点遍布全国，对于专送骑手，外卖站长每天早上甚至会对其训话并令其总结前一个工作日的不足（参考自陈龙基于亲自跑外卖而写的《数字疾驰：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但是绝大部分外卖骑手站点和站长也不归属于美团，而是隶属于当地的网络科技公司，这些公司为美团提供外包服务。

尼克的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和中国当下的外卖产业竞争有一定的距离，而中国人民大学的谢富胜等人的研究则更加契合当下。在谢富胜等人的文章《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对于平台经济的资本垄断进行了结合技术垄断的实质现象的考察。

对于平台经济，其资本积累的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平台经济具有的内在垄断倾向。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平台的技术特性导致少数几家大型平台企业，占据绝大多数数字基础设施。这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产生了直接影响。以淘宝闪购平台的上线和占据广阔的市场为例，其能迅速上线并占据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阿里系下的淘宝已经早已占据了线上营销业，管理着大量的用户和运力资源，因此在其投入资本到外卖行业后，其可以综合的调用包括线上平台和线下仓储在内的资源。

一方面，平台可以借助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相关的关键性信息，对大量产业资本实施直接影响和控制。美团等平台经济的兴盛使得餐饮行业改变，一些餐饮行业被迫登陆美团平台进行线上销售并不断压缩其制作成本以适应外卖产业竞争中的价格博弈。美团推行的X超市等落地商业服务体系也撼动了传统的基层零售业，以笔者在某发达地区的亲身经历为例，早在25年年中的时候，X超市在蔬菜零售就做到了以克为计量并且甚至会赠送若干克的蔬菜来吸引用户。

垄断性平台的兴起将大量非垄断性过剩资本挤出市场，以 致 推 向 毁 灭，使资本积累的平衡发展因而得以短暂修复，但同时导致中小资本和新增资本的普遍过剩，无数风险投资丧失了价值，从而以更大的规模加剧了资本积累过剩的矛盾。垄断竞争的激化，迫使垄断平台组织不断扩大再生产，大力推行消费主义，借助软件和硬件的快速更新迫使客户负债提前消费。美团就提倡消费主义以及提前消费来扩张垄断资本，其大量发行消费券和包含各种优惠券的月卡。

在前述的平台经济走向垄断的资本积累过程分析基础上，谢富胜等人在论文《平台竞争、三重垄断与金融融合》中进一步论述了像美团和阿里系这样的复杂嵌套型平台体系间竞争的表现。平台经济领域的竞争与垄断，并非简单的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完全垄断竞争格局光谱之上的对立两极。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平台经济领域垄断，建立在平台横向垄断、纵向一体化和跨行业平台复合体的基础之上，其中的层级嵌套式平台系统之间的竞争愈益激烈。这种垄断下的竞争是极端不平衡的。小型独立平台对大型平台系统各重要节点的竞争威胁迅速地减少甚至趋近消失。大型平台系统间的竞争因为跨行业的多线对抗而日益激烈，强迫“二选一”、生态封锁、数据闭环等手段层出不穷。以美团和阿里系间的竞争为例，要求二选一不仅仅表现在对于餐饮行业商家，也表现在对于外卖骑手运力的控制和竞争，骑手必须在阿里系企业和美团之间做出选择，而不能同时以两者的配送骑手的身份参与配送。

总而言之，平台垄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基于对资本积累和数字平台垄断的形成过程的考察，探讨了平台经济从增量红利发展时期到存量垄断和巨头竞争时期的变迁。这种恶性的资本逐利的垄断竞争契合了大卫哈维在《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中所述的“历史上很多事物看似蕴含着解放的可能性，结果却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支配性实践的回归”。技术上的进步并不能掩盖平台经济巨头如美团，阿里系等的剥削垄断的内核。

灵活用工所掩盖的劳动过程

伴随着外卖大战结束后的骑手就业群体冗余的报道。近日，对于灵活就业群体的夸大性质的报道也引起了笔者的关注，纷杂的报道背后的原始数据来自于《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在报道中指出2025年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达到2.8亿人，并预测2026年将增至3.2亿人，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约7.25亿）的比例超过四成，正式从就业市场的“补充形式”转变为“重要支柱”。3.2亿的统计数据来自于过宽的统计口径，其把几乎把所有经济上自立且没有被城市企业正式雇佣的劳动者都算了进去。

在当下，包括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在内的灵活就业群体实际上发挥了宏观就业中的缓冲池作用。正如孙萍在《过渡劳动》一书中所述的，送外卖以其灵活性而被骑手群体推崇。对于骑手群体，灵活性不仅仅表现在工厂中的严密劳动监管和控制不复存在，也表现在多劳多得的较为自由的配送和休息方式，还表现在外卖工作的短期习得性和离职简单性。而对于美团平台，骑手和其之间既不是劳动关系，也不是标准的劳务关系，平台和骑手之间的用工责任被束之高阁。因此这种灵活的用工和不断变化的运力也被企业所崇尚，而像京东把部分骑手变为正式职工并为其缴纳社保更多的是一种迎合政府对于新就业群体的劳动和谐倡导的政策。

为了分析在灵活用工现象中的就业群体，应用劳动过程理论显得十分必要。劳动过程理论的核心议题是“资本如何控制劳动以及工人如何反抗”，即“劳动秩序何以可能”。其出发点是劳动力的“不确定性”，即资本购买劳动力后需将其转化为劳动产品，这一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控制权转移至关重要。劳动过程理论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构建的基于剥削考察的劳动和资本的对立。1970年代工人出身的美国劳工社会学家布雷弗曼以《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等书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社会学学科分支，理查德 埃德沃兹和布洛维分别对资本的控制（参考“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和资本控制的全球差序格局（参考《生产的政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政体》）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而自从劳动过程理论西学东渐以来，包括沈原，李静君，潘毅等人又立足于大陆世界工厂中的劳工和农民工议题对其进行了发展（参考”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和《大工地》）。

劳动过程理论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并不是停滞的，把劳动过程理论应用在平台经济的劳动群体的分析已经是普遍的趋势了。在本篇文章中笔者主要参考陈龙的《“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来对外卖行业中的劳动过程进行考察。陈龙继承了布雷弗曼和布洛维等”在劳动世界中思考劳动过程“的优良传统，他在跑外卖的过程中一边融入骑手社群，一边积累田野资料。陈龙在《“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中对于科学技术控制进行了特别的考察。平台的数字控制表现在：

**第一，**平台在骑手的劳动过程中不断的进行数据收集，包括骑手的餐厅楼层、消费者偏好、实时天气、路段、时间等——统统加以分析并运用到对骑手劳动时间的管理上。

**第二，**由于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看到骑手的轨迹数据，当消费者发现骑手绕路或偏离自己的位置时，就可以打电话催促骑手；而当骑手向平台系统反馈订单送达时，如果反馈的地理位置与顾客的住址之间的直线距离大于500米或者骑手从取单到送达的时长小于5分钟，平台系统就会判定骑手“欺诈”。

“数字控制”最大的特点就是隐秘地收集、分析数据并用于管理，使控制走向智能化和隐形化。而且，正是由于平台系统基于无形的数据、算法、模型并打着技术中立的旗号计算送达时间、配送价格以及配送路线，才没有引起骑手对平台系统量化控制的质疑。在外卖大战后，伴随着竞争的激烈化，骑手的送单时间不断的被压缩，而可以想象的是，对于送单时间的精确的压榨和计算正式基于隐形的平台数字控制而实现的。

对于骑手的劳动过程管理和制造同意（布洛维语），除了线上的平台的数字控制，线下站点的管理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后文的调查和《数字疾驰》书中也反映了站点的管理制度，线下站点最经典的管理模式是站长家长制，站长在每天早上都会召集骑手开晨会。在基层控制中站长的角色也往往是复杂的，其角色和地位类似于富士康中的基层线长，一方面其对骑手扮演了威权形态的角色，会通过打电话催促骑手上线送单，召开晨会训话等方法对骑手进行规训，另外一方面部分站长也是从骑手晋升而来，面对平台和第三方公司的业务要求，其也承担了压力体制下的被分包角色。

而骑手群体面对日益压缩的送单时间和隐形劳动控制，也采取了多元化的抗争措施。像”长沙外卖骑手“和”外卖骑手记录生活“这两个骑手自己运行的公众号就表现出了对于送餐时间的宽裕的呼吁并借助线上平台进行传播。而在更多的众包或者专送的骑手行业群中，即使这些群往往是由线上办理健康证的人创建的，骑手们也在其中通过交流加深日常劳动的情感体验。

可以想象的改良

面对互联网平台巨头的垄断性竞争以及行业配送体系的‘内卷化’逐底竞争，新就业群体正承受着系统性的风险转嫁，这使得探索与推进针对该群体的劳动改良措施显得愈发迫切。对于新就业群体的关切和研究不仅仅来自社会面，也来自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全国总工会。后两者关切新就业群体的原因并非简单的基于同情和关怀，更多的是来自于对新兴的庞大流动就业群体的陌生和失控。

对于全国总工会在市场经济时代的改革研究已经十分充分了，改革的根本原因在于总工会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开展的劳动竞赛，选拔劳动模范，开展职工休养等措施已经无法应对世界工厂和新兴产业群体的劳动形态了。在10年代总工会的改革更多的指向了直面世界工厂中的劳动群体，并采取了引入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和部分的接纳社会产业群体劳动组合的措施。（参考弗雷德曼的“The Challenge of Labour in China Strikes and the Changing Labour Regime in Global Factories”）随着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低成本红利的消退，加之欧美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全面抬头，国内制造企业通过劳资改良实现转型升级的外在条件不复存在，针对工厂劳动群体的微观改良进程亦随之削弱或者中断。进入2020年代，伴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新就业群体不断壮大，全国总工会的关注重心转移到了其中。

在24年后，总工会开始推动骑手群体和平台之间的集体协商，在文章《饿了么平台算法劳动集体协商》中对于25年9月发生在S市的总工会，饿了么平台，骑手三方协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这次协商中，饿了么平台达成了对于骑手关心的配送时间限制，配送路线规划和社保问题的初步妥协。

除推动集体协商外，总工会还部分吸纳了社会工作机构的基层治理方法，通过打造‘骑手驿站’、引入专业法律援助律师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就业群体构筑了底层保障。然而，这一良性尝试难以掩盖基层工会组织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弱化困境。在实践中，劳动者对工会的身份认同往往呈现出明显的工具化倾向，即入会常被窄化为通过缴纳会费换取节日福利的行政例行行为。

这一体制性痼疾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成因。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基层工会的建立往往依赖于上级工会的行政命令与企业管理层的合意，呈现出典型‘自上而下’的行政化建构特征，而非源于劳动群体的自发性联合。尽管这种‘行政包办’的组织架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层的内生动力，但在当前的治理框架下，中华全国总工会依然在大力推进新就业群体的“组织化”吸纳方针，试图在新的产业形态中复制并延展其体制网络。

总结

本文以 2026 年初收官的外卖大战为背景，通过左翼政治经济学与劳动过程理论的双重视角，系统剖析了数字平台经济从资本红利时期过渡到存量垄断时期对新就业群体造成的系统性风险转嫁与劳动秩序重塑。

宏观的垄断政治经济学分析表明，美团、阿里、京东等精益平台在烧钱千亿的恶性逐利竞争结束后，其巨额成本与内卷压力并未由资本自身消化，而是通过更为严密的数字控制，无形地转嫁到了处于行业最底层的骑手群体身上。配送时间的极限压缩、单量与单价的存量内卷，构成了大战后骑手群体普遍面临的宏观困境。面对新就业群体日益凸显的劳动危机，体制内的行政化工会吸纳与集体协商虽在局部达成了妥协，却因内生动力不足而面临结构性弱化的治理瓶颈。而由社会工作机构主导的服务型治理与微观改良尝试，成为了当下缓解系统风险、重构底层保障的一种务实且可行的方案。

技术本应包含解放劳动力、提升社会福祉的可能性，但在资本积累的支配性实践下，却演变为一场对新就业群体精细化抽干的数字疾驰。外卖大战虽已谢幕，但如何在新经济业态中穿透科技中立的幻象、重建兼顾算法效率与劳动尊严的和谐劳资秩序，依然是数字时代留给我们的长期命题。

来源：New Leftists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