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富的村全是“红”的?

文/闻新哨长

 

今年我为乡村做村史馆,走了很多村庄,见了很多村支书。前些天,在一个空心村的村史馆里,我站了很久。

墙上贴满了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扛着锄头、挑着担子、喊着号子,脸上淌着汗,眼里有光。那是五十年前、六十年前的事了。村史馆的展板上写着这个村当年修了多少水库、开了多少梯田、建了多少工厂——可走出村史馆,我看到的是一条空荡荡的街道,几间锁着门的老屋,一群坐在墙根下晒太阳的老人。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

照片里的大多数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孙子,在城里的流水线上;他们的重孙,在城里的学校里。户口本上写着"农业户口",可他们没在这片土地上种过一天地。

这个村庄,不是孤例。

全国自然村数量,四十年间减少了一百五十万个。七普数据告诉我们,十五岁到三十九岁的年轻人常住在乡村的比例,低于百分之三十。农业劳动力中,近八成为五十周岁及以上。山东邹平台子镇,青年人口流出率普遍介于百分之四十四至八十五之间,常住人口中六十岁以上村民占比高达百分之六十三。秭归县长春村,全村六百三十二户一千六百二十九人,常住人口仅一百五十户四百五十八人,"多为平均年龄大于六十岁的老年人"。

人去村空。剩下的,是走不动的,和不想走的。

村史馆的墙上,那些修水库的人不会想到:他们用肩膀扛起来的水库,今天还在;可他们的村子,快空了。

人走了,什么来了?资本来了。

第一幕:资本来了。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城市工商资本过剩,大量资本"寻找出路,将希望寄托于农业生产"。到2021年,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已超过五点五五亿亩,超过确权承包地的百分之三十。

资本开着宝马进村了。他们说:把地流转给我们,你们去城里打工,双赢。

第二幕:圈地逐利。

资本下乡,不是来种地的,是来圈地的。资本秉承逐利性原则,大规模、超大规模流转土地,哄抬租金。经营户在流转耕地上"偏好种植果木等经济作物,而非粮食作物"——这叫"非粮化"。地还是那块地,可上面长的不再是麦子和稻谷,是给资本赚钱的果园和苗圃。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教授说得透彻:"资本与土地结合一定会将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挤出农业和土地,一直建立在与土地相结合基础上的2亿多农户就会失去农业这个最后的保障。"资本下乡与农民竞争有限的利润,"其挤占农民作为基本保障的农业收入的副作用却是致命的"。

温铁军教授也直言:"有相当多的农业投入、农业政策是优惠资本集团下乡的,鼓励它们圈占大量资源。"

第三幕:跑路。

第一波下乡资本很快出现亏损,"纷纷毁约跑路","农户没有收到租金而利益受损"。贺雪峰有一个生动的概括:"几乎所有下乡资本都是开着宝马进村,骑着自行车逃离。"

资本有退路,农民没有。宝马开走了,可以去下一站。可农民的地被"非粮化"了,租金被拖欠了,想回来种地,地已经不是原来的地了。

资本跑了,村庄更空了。

空心村之外,还有另一种村庄。

我在一份名单上看到了它们。2024年全国百强村排名,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位居榜首,山东省龙口市东江镇南山村、江苏省江阴市夏港镇长江村分别位列第二、三名。河南临颍县南街村位列第五。全国有三千个以上的集体化村,"个个强村富民、共同富裕"。

全部是集体所有制。全部。

媒体和权威报道列出的榜单,全部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村庄。用数据说话:百强村中没有一个单干村。这些村庄——华西村、南街村、南山村、大寨村、长江村、兴十四村、周家庄——在人均收入、产业规模、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表现突出。

这不是巧合。这是道路的选择。

南街村,河南临颍的一个小村子。1986年,村里把1981年分到户的耕地、牛棚、磨坊,连同那几台叮当响的旧农机,一并收回集体账本。有人撂挑子,有人抹眼泪,有人写告状信寄到县里。可到2024年,集体资产摸到了三十多亿,年产值二十亿出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80元,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高出快一倍。这里没有"空巢老人"——村东头养老院的空调是统一装的;也没有"留守儿童"——小学门口接孩子的不是保姆,是爸妈下班顺路骑的电动车。村卫生所墙上贴着一张手写告示:"本村户籍,挂号、输液、拍片,全免。"

南街村不是孤例。

周家庄,河北省晋州市,全国唯一完整延续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的村庄。1982年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周家庄全体社员郑重按下手印,全票选择留下。他们不分田、不散伙、不拆队、不私有化。这一按,按出了四十余年集体共富的坚实足迹。2024年社员人均纯收入逾3.2万元,显著高于全国农民平均水平。集体零外债,公共积累九亿余元。从1958年成立至今,周家庄已经走过了六十多个年头。他们不设村委会,只分十个生产队,1.3万户籍人口守着两万余亩土地,把人民公社体制从1952年一路扛到今天。

塘约村,贵州安顺。2014年,全村921户3300多人,1400个青壮劳力中曾有1200人外出打工。村党支部把农民手里承包的零散土地集中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短短两年,村集体经济从不足4万元增加到186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不足4000元提升至10030元。

这些村庄有一个共同点:土地没有流转给资本,命运没有交给市场,年轻人没有送出去打工。他们靠自己,靠集体,靠那面红旗,活出了另一种可能。

为什么集体化的村庄留住了人,而资本下乡的村庄只剩下老人?

答案不复杂。农村想要富,"靠农业,就是靠土里刨食,几乎没有可能性。农村想要富,就得搞第二或者第三产业——工业或者服务业"。而搞工业和服务业,"需要资金、技术、人才。指望农村个人家庭拿出来,显然不太可能"。

资本下乡能带来资金,但资本是要回报的。赚到的钱,凭啥带当地人分?而集体化道路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靠自己,搞集体化筹集资金、培养人才。集体化能够统一规划土地、设施和技术,实现规模化经营;能够把原料加工、品牌建设、市场营销等环节纳入统一管理;集体经济收入可以用于农村道路、供水等公共设施建设。

南街村有26家企业。周家庄有纺织厂、阀门厂、生态养殖场、食品加工厂、四季采摘园。塘约村有莲藕种植合作社。有产业,就有就业;有就业,人就不会走。人留下,村就不空;村不空,就有希望。这是一个正向循环。

而资本下乡的村庄呢?资本来了,地流转了,人走了;资本跑了,地荒了,人更少了。这是一个死亡螺旋。

贺雪峰说得对:"限制城市资本下乡,给了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户更多留村获利的机会。""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是无止境的……同时,也必定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会面临城市化的失败,他们尤其需要农村这个'基地'、退路或保障。""三农"工作、乡村振兴,"不能变成'资本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城市人的乡村振兴'"。

两种道路,两种命运。

一个在凋敝,一个在振兴。一个在空心,一个在充实。一个在流失,一个在回流。

这跟地理无关,跟道路有关。

那些被资本"圈"过的村庄,资本走了,地荒了,人更少了。空心,不是"发展慢",是"被掏空"。而那些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南街村、周家庄、塘约——产业兴旺、人才回流、共同富裕。

宅基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和"最后保障线"。若允许自由交易,社会主体下乡可能导致一些农民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失去土地,"未来的生活保障将面临巨大风险"。

资本还在圈地,村庄还在空心,公共服务还在掉队。百强村全部是集体所有制——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明:集体化道路,才是强村富民的康庄大道。

全国百强村,全部是集体所有制。三千个集体化村,个个强村富民。这不是巧合。这是道路的选择。那些空心村的墙上,还挂着五十年前修水库的照片。照片里的人,扛着锄头、挑着担子、喊着号子——他们用肩膀扛起了水库,扛起了梯田,扛起了那个年代的希望。可他们的后代,把这些都流转给了资本。

而在南街村、在周家庄、在塘约,同样是一代人,同样是一面红旗,他们走了另一条路。他们没有把土地交给资本,没有把命运交给市场,没有把年轻人送出去打工。他们靠自己,靠集体,靠那面红旗,活出了另一种可能。

两种道路,两种命运。一个在凋敝,一个在振兴。一个在空心,一个在充实。一个在流失,一个在回流。

乡村是人民的,不是资本的。田里应该长出粮食,长出希望,长出人的尊严——而不是长出资本的利润表和跑路的路线图。

百强村的秘密,说穿了就一句话:集体化,才是正路。

 

来源:哨位札记

编辑:石凝丹

发布时间:2026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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