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湖（33）

刘继明著

三

 

学习班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叫“讲清楚”，第二阶段叫“自查自省”，第三阶段叫“水落石出”。顾名思义，“讲清楚”就是向专案组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自查自省”就是自我反省，从思想和灵魂深处找出自己“犯错误”的原因，至于“水落石出”嘛，就是宣布处理结果，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都悉数结案。白小乙在大会上再三强调，这三个阶段就像小孩子玩跳房子的游戏，必须一关一关地过，谁先过关，谁先离开“学习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留级生”，但谁也别想“跳级”。

学习班总共有近百名“学员”，而专案组成员只有八个人，每两人一组，一个做笔录，一个主持讯问，跟公安局审案子差不多。以四个组平均每天传唤四个人计算，全部轮一遍，也需要近一个月的时间。但实际上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询问的时间也各有长短，有的人问题比较简单，交代问题积极主动，自然也就省事得多，一来二去便都“讲清楚”了。但碰上问题复杂，态度又消极，老谋深算，擅长跟专案人员“兜圈子”、“撒烟幕弹”的人，事情就棘手多了。有时几天下来，不仅没有把问题“讲清楚”，反而越讲越糊涂，绕来绕去的，连讯问的人也觉得自己被绕进迷雾中出不来了。专案人员称这种人为“老油条”，碰上这样的人，组长和副组长都会亲自出马，采取轮盘战术，反反复复，加班加点，有时候，为了寻找迫使对方认罪的证据，还得停顿下来，派人出去“外调”，一直到最终啃下这块“硬骨头”才罢休。只是这样一来，“讲清楚”的进程就变得格外地缓慢了。有些自认为问题不严重，想早点从学习班出去的人等得着急了，主动找到专案组问：“怎么还没有轮到我‘过堂’呢？”。学员们私下里都把“讲清楚”叫做“过堂”。专案人员打着哈欠，不耐烦地说：“急什么？先自己在房间里把问题想清楚吧，省得轮到你时讲不清楚，又耽误时间。”               

沈福天就属于那类“自认为问题不严重”的人之一。在等待“过堂”的那段时间，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把分发给每个学员的文件翻来覆去地看了无数遍，比研究工程图纸还要仔细认真。中央文件对“三种人”有十分明确的限定。所谓“三种人”，一是林彪、“四人帮”的追随者；二是有严重帮派活动的人；三是参与过打砸抢的人。对照这三条，沈福天觉得自己哪一条都靠不上。按照中央文件规定，除了“三种人”属于敌我矛盾，其他犯有“严重错误”或“错误”的人，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要在学习班上把错误讲清楚，最重的处理也只是“党内警告”，而且如果认错态度较好，处理结果不记入档案。

如此一来，沈福天刚进学习班时那种沉甸甸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开始冷静对待这次“隔离审查”。他学习过中共党史，多少了解一些党内政治斗争的情况，从二三十年代中央苏区的“肃反”，“清洗AB团”，到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再到延安整风和解放后的反右运动，哪一次都伴随着正确路线跟错误路线的激烈斗争，总有一批人在运动中被清除出革命队伍，而另一批人代表正确路线登上了新的政治舞台，这也许就叫吐故纳新吧，如同长江黄河那样，一波接着一波，从未停止过。用党员教科书里的话说，“我们党正是通过这样的斗争和洗礼，不断纠正错误，一步一步地茁壮成长起来的。”沈福天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且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虽然经历过文革这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还在红菱湖“五七干校”锻炼过一阵子，但毕竟党龄不长，思想上尚不成熟，面对这次隔离审查，权且当作是对自己的考验，无论如何要沉住气，要充分相信党组织既不会轻易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沈福天心里变得坦然起来，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我究竟犯过什么“错误”或者“严重错误”呢？他觉得，这是自己作为一名党员，有义务向专案组讲清楚的。

终于轮到沈福天“过堂”了。

负责主审的是白小乙，另一位专案组成员是个女的，约莫30来岁，短发，薄嘴唇，皮肤比较白，下巴上有一颗痣，若不细看，会以为是一只苍蝇叮在上面。这是专案组成员中惟一的一名女性，沈福天曾听学员们背后叫她“美人痣”，是水利部一位领导的爱人。两个人坐在靠窗户的一张办公桌后面，房中央放着一张凳子，不用说，这是接受审查的人坐的地方。

沈福天尚未在凳子上坐稳，白小乙就用法官审讯犯人的那种腔调问：“沈福天，你对自己的问题想清楚了吗？”

“还没有完全想清楚，但我一定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配合专案组的工作，尽快把问题讲清楚。”沈福天表态似地说，“小白同志，下面……”

“等一等，”白小乙打断了他，“在你的问题定案之前，你还是别称呼我‘同志’，叫我白副组长吧。”

沈福天有点尴尬，下意识地瞟了美人痣一眼，她握着钢笔，准备做记录，脸上毫无表情，似乎没有听到白小乙刚才那句话。

“好吧。”沈福天支吾着，按照事先理好了的思路，正要接着往下说时，却因为受了白小乙的抢白，思维像断线的风筝，忽然出现了一段空白。

见沈福天半晌不吭声，白小乙不耐烦地说：“要不要我帮你提个醒儿？”

没想到这一逼，倒把沈福天断了线的思维接上了：“不用，不用了。我就从这几天学习中央文件的体会讲起吧。这几天，我一边学习中央文件，一边对自己进行了认真的反省。我由于长期在水电工程建设工地上，只注重业务工作，忽视了政治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思想上存在许许多多糊涂的观念，尤其对于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意义缺少深刻的认识，没有能够及时地划清界线，更没有对他们的反革命野心和极左行径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连‘四人帮’的成员也差点弄错了。作为一个党员，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今后，我一定加强政治学习，坚决服从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在思想和行动上同‘三种人’划清界线，适应拨乱反正、抓纲治国的新形势、新要求，继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为‘四化’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这些话都是沈福天昨晚躺在床上反复打过腹稿的，所以讲起来一气呵成，十分流畅，负责记录的美人痣手握着钢笔，刷刷地写个不停，旁边的白小乙脸色却变得越来越不耐烦，终于，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喝道：“够了！沈福天，少给我避实就虚，净来这一套‘假大空’！”

这一拍一喝，把埋头记录的美人痣吓了一跳，正滔滔不绝的沈福天也顿时住了口。

“果然不出我所料，你跟周开山一样老奸巨滑！”白小乙冷笑道，“幸亏我亲自出马，来啃这块硬骨头，否则，真有可能被他蒙混过关呢。”后一句话，是对美人痣说的，多少有些炫耀的意味。

周开山就是周主任。他们三个人都是在红菱湖五七干校呆过的，白小乙为什么要把他俩当成“硬骨头”？难道仅仅因为他们俩在学员中年纪最大么？沈福天感到匪夷所思，脑子里再一次出现了空白。

“同‘三种人’划清界线？说得好轻松！”白小乙目光像锥子一样盯着沈福天，用讥诮的语气说，“你的问题还没有讲清楚，你怎么知道你就不是‘三种人’呢？”

沈福天听出白小乙话里有话，他的脑子激灵了一下，几乎是本能地辩解道：“我跟‘四人帮’没有任何关系，没有拉帮结派，也没有参加打砸抢，不符合‘三种人’的条件……”

“沈福天，你把自己洗得可真干净！看来，不跟你动点真格的，你是不会坦白交代了。”白小乙似笑非笑地说，“那好，我们就一条一条来吧！”他说着，对美人痣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让她做好记录。“你跟濮一川是什么关系？”

沈福天顿了一下，说：“我跟他……没什么关系。”

“没关系？是他亲手提拔你当院革委会副主任的，这一点你不会不承认吧！”

“我当院革委会副主任是组织的决定，不能说是私人关系……”

“当时党委已经被‘中央文革’取缔了，所谓组织就是濮一川说了算，濮在清华大学就是造反头目蒯大富的左膀右臂，很受‘中央文革’的器重，是‘四人帮’在水利部的总代理人。当时那么多专家都被打倒了，濮一川偏偏选中你当院革委副主任，能说你跟‘四人帮’没有关系吗？”白小乙好像找到了对付沈福天的的重磅武器，口气也变得凌厉起来，“到目前为止，你都没有主动揭发过濮一川，既然‘反右’期间你能大义灭亲揭露你的妻兄甄垠年，这一次为什么不能反戈一击呢？这充分证明你和濮一川是一条线上的人嘛！”

沈福天一时语塞，说不上话来。我什么都不知道，能揭发濮一川什么呢？总不能睁着眼睛瞎编吧？他怔怔地想。尤其对于白小乙提起甄垠年，像一块陈年伤疤突然被戳了下，他觉得心里隐隐发痛。

白小乙显然觉得击中了要害，乘胜追击道：“咱们再说五七干校吧！你当连队指导员是不是事实？你参没参与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还有，你后来不止一次地声称在红菱湖不仅身心经受了锻炼，而且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觉悟，公然为极左路线唱赞歌，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白小乙的追问像连珠炮似的，使沈福天有点喘不过气来。他好不容易才找到空隙，辩解道：“我没参加清查‘五一六’，当时我被抽调到红菱湖水利工程指挥部去了，白副组长，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周开山也可以作证……”

“让我，一个受迫害者为迫害者作证？你们当时允许我找过证明无罪的证人吗？”白小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反问道。“至于我们那位红菱湖‘干校’的革委会主任周开山，他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们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让他给你作证，岂不是笑话！”

审查正朝着同沈福天预料的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着，他原先准备好的那道心理堤防，在白小乙咄咄逼人的进攻下，面临着全线塌陷。他觉得自己仿佛掉进了一团泥淖，正一点一点地往下沉。他像一个溺水者那样，想挣扎，想自卫，想抗辩，可却又找不到一件有效的武器。面对着年轻的专案组副组长白小乙，他觉得自己显得那么虚弱，不堪一击。

从那一天起，沈福天开始了无休无止的交代。“过堂”的次数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每次都是那几个问题，跟煎烙饼一样，翻过来翻过去地让他交代。看得出，如果沈福天不承认那些“罪状”，白小乙是不会让他过关的。他觉得自己有点儿扛不住了。他甚至产生了请求白小乙“网开一面”的念头。有一次，趁美人痣去上厕所，房间里只剩下他和白小乙时，他真的求白小乙了。“白副组长，有一次我去蛇岛看过你，可没有找到人，返回连部时，正碰上你放鸭回来，我还没来得及叫你，你就赶着鸭群从水渠对面过去了……”

白小乙打断了沈福天：“你的意思是，当初你对我这个‘五一六’分子给予过亲切关怀，是这个意思吗？”

沈福天察觉到了对方脸上嘲弄的表情，便住了口。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中央关于彻底清查‘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和极左分子的政策，为党的肌体消毒，决不放过一条漏网之鱼。如果你以为我对你是在打击报复，那就大错特错了，就太小看我白小乙了。”白小乙板着面孔，用教训的口气说，“沈福天，我奉劝你还是不要心存侥幸，以为自己是水利战线的专家权威和有功之臣，上级会为你网开一面，这是痴心妄想！你想一想，如果中央晚一步下手，让那四个家伙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事情会怎么样呢？我们和林彪、‘四人帮’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革命。当初你们清查五一六分子不是也这样说过吗？所以，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和你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你还是老老实实交代你的问题，争取宽大处理吧。这才是你惟一的出路！” 

沈福天被白小乙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顿。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羞辱，而且是在一个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面前。

 

 

四

 

沈福天开始失眠了。

他原本是个能吃能睡的人。常年奔走于水库工地，不仅锻炼出了一副结实的身体和健康的肠胃，天南地北的饮食都能适应，而且大脑神经也格外强健，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晚上只要脑袋一挨到枕头，就闭上眼睛呼呼睡着了，再大的动静也很难让他惊醒过来。当年在三门峡工地时，住在用土坯垒起来的简易工棚里，那地方耗子特别多。一到晚上，就从墙缝和地洞钻进来，满屋子乱跑，不时发出一阵阵吱吱溜溜的叫声，像拉警报似的。跟沈福天住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苏联专家的俄语翻译，平时睡眠就不大好，胆子又小，眼看着成群结队的耗子在身边上窜下跳的，让人胆战心惊，哪里睡得着？借着墙缝透进来的月光，俄语翻译看见两只肥硕的老鼠在沈福天身上爬来爬去，其中有一只还钻进他的被窝里，人家也照睡不误，连鼾声都不曾间断过。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沈福天发现床单上有几粒耗子屎，皱着眉头咕哝：“奇怪，这老鼠屎怎么跑到我床上来了？”俄语翻译挤眉弄眼地说：“沈工，你的艳福真不浅，有只漂亮的雌耗子陪你过了一夜，敢情你还不知道呀？”

现在，沈福天头一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招待所的床是棕绳编的，像席梦思一样富有弹性，比起水库工地上那种硬邦邦的土炕，不知要舒服多少倍。但此刻对于沈福天来说，却不仅没有半点舒适的感觉，反而像刺猬那样，刺得他浑身难受。房间里一片寂静，尤其是到了深夜，一个人躺在黑黢黢的屋子里，跟置身在坟场或者幽深的井底差不多。夜晚的寂静和黑暗并不可怕，关键是如果一个人的内心也被这样的黑暗笼罩住，那就太可怕了。不幸的是，沈福天现在就是如此。他觉得自己的内心一片漆黑，看不到一丝儿光明。许多年来，他一直以为自己行走在一条阳光灿烂的坦途上，即使偶尔袭来一阵风雨，转眼间也就云开日出了。他很少担心和怀疑过自己选择的道路。可不是么，正像岳父甄超然说的那样，他一直顺应着时代的潮流在往前走，他始终认为，作为个人，不过是时代洪波中的一朵浪花，当浪花跟随着汹涌的波澜一起朝着壮阔的大海奔流向前时，谁还能够辨认出哪一朵浪花的形状呢？

二十多年前，当沈福天在解放大军进攻武汉的隆隆炮声中，徘徊于长江边为自己何去何从绞尽脑汁时，正是在这样一种奇妙而不乏诗意的念头吸引下，最终做出了影响整个人生道路的重大选择。长期以来，沈福天把自己当作一个学生，时刻告诫自己要谦虚谨慎，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跟上时代的步伐，生怕走错或者落后半步。他从来只是怀疑自己，而不曾怀疑过时代，就像一朵浪花不可能怀疑河流那样。而眼下，沈福天觉得自己仿佛一条被激流掀到岸上的鱼儿，望着汹涌澎湃的河流，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惶恐和不安。“难道我真的走错了路吗？如果我没有错，那会是谁错了呢？”他痛苦地反省着，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可直到想得头脑发胀，也找不出一个满意的答案来。

一天半夜，沈福天好不容易打会儿盹，忽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敲门声很轻，像耗子在啃食椽子似的，沈福天侧耳倾听了好一会儿，也不敢确信是有人敲门。专案组明令规定学员与学员之间不能随意串门，何况这样夜深人静的，谁敢背上一条私下串供的罪名呢？但敲门声仍然在继续着，时断时续，时轻时重，听上去像发电报，让沈福天想起反特电影中的某些场景。他不由得紧张起来。自从进学习班以来，他几乎很少跟其他学员发生来往，那么，敲门者是谁呢？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到底开不开门呢？为了这个问题，他在脑子里激烈地斗争了足足有几分钟，如果去开门，万一让专案组知道了有人半夜到自己房间里串门，他的问题可就更加讲不清楚了；可如果他不去开门，敲门者说不定会一直这样不停地敲下去，惊动了别人，告到专案组去，自己照样也会讲不清楚。沈福天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权衡来权衡去，他还是决定去开门。

沈福天下了床，蹑手蹑脚地往门口走去。他轻轻地拉开门栓，刚把门打开一条缝，敲门者就像一个小偷那样无声无息地溜了进来。黑暗中，沈福天看不清对方的脸，他正要摁墙上的电灯开关，但马上就被一只手拦住了。“别，别开灯！”来人低声道，既像是警告，又像是恳求。

沈福天从那浓浓的山西口音，一下子听出了来人是周开山，周主任。他心里一阵忐忑：“老周，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么？”

“我睡不着。”周开山像害牙痛似地呻吟道，“我三天三夜没合过眼了。”

“我也跟你差不多。”沈福天说，“我估计这学习班上没有几个人能睡得好的……”

“他妈的，我实在受不了啦！”周开山骂骂咧咧地说，“再这样下去，老子非被这帮狗娘养的逼死不可。”

沈福天从周开山的语气中听到了一种痛苦和绝望的情绪。这可不像他印象中那个一向以“老革命”自居的人。他觉得自己的心像石头似的直往下沉，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沈工，难道你还没看出来，白小乙是想把我们往死里整吗？”周开山又说，“他现在的这一套跟我们审查五一六分子时用的那套办法一模一样。这小子是成心报复我们啊！”

对于周开山一口一个“我们”的，沈福天觉得很别扭。白小乙正愁找不到我跟周开山是“一条线上的人”的证据呢，他更加惴惴不安起来。他想纠正周开山：“老周，你别‘我们我们’的，你们清查‘五一六分子’时，我可没有参加。你应该为我作证……”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不管怎么说，他们俩现在算得上同是天涯沦落人，再说周开山这人的军人脾气他是知道的，自己犯不着在这种时候得罪他。这么想着，从口里出来的就变成了另外一句话：“也许，当初白小乙在干校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真的是冤屈他了……”话说到一半，沈福天便觉得有些不妥：即使当初白小乙受了冤屈，他也不能以此为理由来报复我们吧？何况我跟他的案子毫不相干呢！

“冤屈他？”周开山鼻子里哼了一声，“以前我也这么想过。可现在见了他的所作所为，我倒相信一点也没有冤屈他呢！看来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共产党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现在，到了多么激烈和残酷的程度。党内的那些右派一旦掌握了权力，对革命左派的打击和报复几乎到了变本加厉和丧心病狂的程度，他们不把我们置于死地是决不会罢休的。只可惜我周开山革命大半辈子，到头来栽到了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手里，真是耻辱啊！” 周开山说着，重重地叹了口气，他在屋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嗓音也不知不觉提高了好几度，“不行，我决不能就这样服输，当年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枪炮都没能让我趴下，现在也决不能轻易屈服。当年我参加八路军129师时，邓小平就是我们的政委，后来在中野和二野，我跟着他南征北战，一直到建立新中国，解放后这二十多年，我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同党内外的一切阶级敌人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何错之有？何罪之有？邓小平不是重新出山了吗？我要给老首长写信！我就不相信，他会把一个干了大半辈子革命的老兵当成敌人来对待……” 

周开山的声音越来越大，情绪也越来越激愤。沈福天感到有唾沫星子溅到了自己的脸上，但他顾不上去擦，急忙去关窗户，周开山的这席话让他心惊肉跳。如果从窗口传到隔壁房间让人听见，报告给白小乙，不仅周开山，他也脱不了干系。

“你关窗户干啥？让他们听见好了，我周开山15岁参加八路，革命大半辈子，光明磊落，从来不搞阴谋诡计！”周开山像发表演讲那样粗声大嗓地说，“沈工，你是不是害怕了？”

沈福天小声说：“老周，你轻点声，我求求你了！”

“嗨，你毕竟是知识分子，缺乏党内斗争的考验啊。”周开山叹了一口气，“也罢，我不说了，免得让你受牵连。”说完，又跟进来时那样，像一个幽灵似的，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房间。

屋子里又只剩下沈福天一个人了。他独自在黑暗中呆了好长时间，周开山那愤愤不平的话仿佛仍然在耳畔回响着，以至他的耳膜一阵阵发麻，发出嗡嗡的蜂鸣。

这天晚上，他又是一整夜没合眼。

学习班上的人在一天一天地减少，这意味着“过关”的学员越来越多了。每次看到有人提着行李，如释重负地走出招待所时，沈福天就像一个低年级学生看见拿到毕业证书的高年级同学步出校园时那样，心里便涌起一股羡慕和嫉妒交织难分的复杂感受。

专案组对沈福天的“审查”不仅没有放松的迹象，反而越来越严厉。他写的交代和反省材料摞起来都有一尺来厚了，可白小乙一次也没有表示满意过。有一次，他从食堂打饭出来，白小乙在门口叫住他说：“老沈，你这样避重就轻，负隅顽抗下去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已经派人去搞外调，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材料到手后再给你结案，性质可就不一样了。”端着饭盒回到房间，沈福天一点儿食欲也没有了。虽然他觉得自己该交代的都交代过了，但白小乙的话还是让他心烦意乱，怔忡不宁。他想起那天夜里周开山说的那一番话，心里不禁有些苦涩。

沈福天没有想到，周开山会自杀。

那天早上起床后，当他提着暖瓶打开水时，刚走到门口，就见烧开水的锅炉前面围了一大群人，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的内容都跟周开山有关。“昨天夜里，我去解手，刚走进厕所，头上就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我抬起头，隐约见水管横梁下吊着个人，厕所的灯不是坏了嘛，我划了根火柴，睁大眼睛一看，这不是老周么，硬邦邦的，人都凉了……”沈福天只觉得脑子嗡了一下，手里的暖瓶掉到地上，响起一阵爆响，银色的瓶胆碎片迸然四溅，当受到惊吓的人们一起把目光投过来时，沈福天已经摇摇晃晃地走开了。

回到房间，沈福天浑身无力地坐在床上。“老周是经历过枪林弹雨考验的老革命，他不是打算向中央领导同志写申诉信么？怎么就这样窝窝囊囊地倒下了呢？他的斗争精神和革命信念呢？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相信组织。党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况且，即使我们被认定真正犯了严重错误，也不会一棍子打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不是我们党一贯的政策么？……”沈福天嘟嘟哝哝地说，不知道是对自己，还是对周开山。他原本以为自己在政治斗争面前，的确像那天夜里周开山说的太软弱，可现在才发现，周开山这位干了几十年革命的老战士，竟然比自己还要不堪一击。他想。这真是太荒唐了。

第二天上午，专案组召集学员开会，正式宣布了周开山自杀的消息，代表专案组讲话的是白小乙。“周开山不是一向认为自己比谁都革命吗？可面对党组织的审查，他不仅态度顽固，拒不交代，还偷偷摸摸向中央领导同志告状。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批邓最积极的就是周开山。可现在他竟然厚颜无耻地向小平同志写信，恶毒攻击党中央清查‘三种人’的严肃政治斗争，阴谋败露后又畏罪自杀。周开山的所作所为，都证明了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是一个蜕化变质，死心塌地追随‘四人帮’的极左分子。”白小乙的表情十分严厉，他的每句话都像一粒粒子弹那样，击打着每一个学员的神经，“我郑重告诫在座的各位，切不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更不要像周开山那样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只有认清形势，积极主动地把问题讲清楚，讲明白，不留尾巴，才有机会重新得到党和人民的谅解和信任……”

从白小乙的话里，沈福天似乎明白了周开山自杀的原因。他琢磨，以老周的经历和性格，如果不写那封信，恐怕也不至于走这条路吧？

 

 

五

 

沈福天进学习班时才刚刚入夏，玉泉山草木葳蕤，蜂飞蝶舞，繁花盛开，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而转眼之间，秋天便不知不觉地到来了，山上落叶纷纷，万木凋零，满目萧索，空气中的沙尘味儿也日益浓重。北京的秋天一向十分短暂，漫长的冬天很快就要降临了。

玉泉山与北京城相隔只有几十里的距离，却仿佛处在两个完全隔绝的世界一样。沈福天本来想请假回家取换季的衣服，但专案组没有批准，他只好给妻子甄可昕写了封信，让她来玉泉山一趟。

没过几天，甄可昕来了。她不仅给沈福天带了一大堆御寒的衣物，还带了许多吃的东西，大部分是罐头，把半边床铺都摆满了。以前沈福天每次出差，甄可昕总要买上一些方便食品和生活用品让他带上的，水库工地都很偏僻，这些东西确实能为他解决不少燃眉之急。想不到眼下在玉泉山，竟然也像到了天高地远的水库工地上，得靠甄可昕为他输送给养了。

“我还以为学习班最多十天半月就结束了，没想到一呆就几个月，连回趟家也不准假，这不跟坐牢差不多么！”甄可昕端详着丈夫，几个月不见，发现他头上的白发增加了不少，整个人也显得萎靡不振，像是被霜打了似的，心里觉得有些不是滋味，不由问道，“老沈，你到底犯了多大的错误？职务给免掉不算，还连人身自由都被剥夺掉了，他们到底想把你怎么办啊？”

沈福天脸上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可昕，你和我在一起生活几十年了，你应该相信我。事情没那么严重。等结论一出来，我就可以回家了。”

沈福天的话似乎让甄可昕心里有所触动。可是，对于这个跟自己一起生活了半辈子，却聚少离多的男人，她究竟真正了解多少呢？沉默了片刻，甄可昕去收拾准备带回家的东西。忽然，她想起什么似的，转过身来，对沈福天说：“前些日子我去清华看我哥，他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事？”

“他说，水利部专门派人去找他调查你的情况了……”

沈福天的眉毛耸动了一下：“他们想调查什么？”

“好像是关于‘反右’期间的事。”甄可昕犹豫了一下，“哥哥告诉我，他什么也没有说。”

沈福天听了，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复杂。

“你们俩，让我怎么说才好呀！一个是民主党派，一个是共产党，折腾来折腾去，好处没见沾到多少，倒是楣头谁都没落下，还不如我一个女人，无党无派的，逍遥自在地过日子。”甄可昕见丈夫不吭声，轻轻叹息了一声，说，“早知有今天，你当初干吗要死乞百赖地追求进步入党呢？如果一门心思地干你的工程，哪里会轮到现在被人家审查来审查去……”

“行了，行了。”沈福天皱着眉，无力地摆了摆手，像是在恳求妻子别再说下去了。那样子，既有些无辜，又有些无奈。

甄可昕也意识到这不是发议论和牢骚的地方，便知趣地住了口。

收拾完东西，甄可昕就要离开了。临走前，她又想起了一件事。“对了，我差点忘了，上个星期，如月从学校回家，问起你……”

沈福天急忙问道：“你把我的事情告诉她了吗？”

“没有。我只说你在学习班。”甄可昕说，“如月在家里翻箱倒柜，说要找秋池的那篇文章……”

沈福天听了，半晌才说：“她找那篇文章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甄可昕说，“我记得，当时你藏起来了的。”

沈福天避开妻子的目光，“你告诉如月，别找那篇文章了。就说……被我烧掉了。”

甄可昕怔怔地看着丈夫，没再说话，当她离开时，眼圈发红，隐约有泪光闪烁。

这天夜里，沈福天做了一个梦。他和甄可昕在江边散步，可昕还是年轻时候的打扮，白净的圆脸，乌黑发亮的短发，穿着旗袍，看上去温柔娴静，两岁的儿子大头穿着一件吊带裤，裤脚挽到膝盖，在铺满白沙的江滩上蹦蹦跳跳，不时捡起一块鹅卵石片向江面投去，溅起一串脆生生的笑声。可突然之间，大头就不见了，沙滩上空荡荡的，只剩下他和可昕，他们到处找啊找，始终不见大头的踪迹。后来，他们走进了一片柳树林，林子里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蘑菇，白白嫩嫩的，又大又圆，像一张张孩子的脸蛋。“大头，别躲了，快出来吧，妈妈有好多好多好吃的呢……”可昕一边哭一边大声喊着。这时，从背后忽然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爸爸妈妈，我在这儿呢！”两个人急忙回过头去，站在他们面前的不是儿子大头，而是两岁时的如月……

 

过了一些日子，有天吃早餐时，沈福天在食堂听见有人说，白小乙被免职了。“据说跟周开山自杀有关。学习班上死了人，毕竟不是一件小事，总得有人负责嘛……”那人说得有鼻子有眼，“新任命的专案组组长马上就要上任了，看来，咱们离开玉泉山的日子不会太远啦。”起先，沈福天还有些不大相信。可仔细一琢磨，的确有两天没看见白小乙了。

沈福天怎么也没想到，接替白小乙的人是古柏。知道这个消息后，仿佛在黑夜中走过漫长旅程的行人突然看到天边冒出了一道朝霞那样，沈福天觉得眼前豁然一亮。上面能够派古柏这样的老同志来主持专案组工作，这说明形势的确悄悄发生变化了。更重要的是，古柏当初跟他一起同时成为院革委会三结合领导小组成员的，而且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从豆芽儿胡同的小四合院起，相识相交至今，他是了解我的。沈福天这样想着，心里又踏实了许多。

但古柏上任了好几天，除了听他在会上讲过话，沈福天还没有找到一次和他单独接触的机会。他原本以为，作为老同事老熟人，古柏早就应该找他谈谈的。这多少让他有点儿失望。不过，古柏和其他专案组成员最近每天都在忙于找人谈话，听被叫去谈过话的人告诉沈福天，专案组开始给每个学员做结论了。据说上面已经明确指示，学习班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更不允许再搞逼供和强迫交代那一套，要尽快对每个人进行甄别结案，专案组做出的结论必须经过本人过目，并签字后才能进入个人档案。这么说，学习班真的很快就要结束了？

终于，古柏找沈福天谈话了。

沈福天一走进办公室，古柏就从办公桌后面站起身，走过来握住他的手，打量着他，关心地说：“沈工，你看上去气色不大好，是不是食堂的伙食太差，营养不良？”

“伙食再好我也吃不下去啊。”沈福天苦笑了一下，“你这个专案组长一上任，我就眼巴巴地盼着能够得到你的召见呢。”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怪我的。”古柏说，指了指办公桌上厚厚的一摞卷宗，“没办法呀，组织上让我来收拾白小乙留下的这个烂摊子，说明还信得过我这个快退休的老头子，我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呀。既要对得住上级领导，又要对你们这批人的政治前途负责。所以，我只好暂时把你凉几天，免得授人一柄，说我古某人任人唯亲啊！”他亲手端过一把椅子，让沈福天坐下来，然后，从办公桌上拿过一份卷宗，递到他面前，郑重地说，“沈工，你的结论下来了。你自己先看一遍吧……”

沈福天迟疑了一下，接过卷宗，目光落在“审查结论”那一栏上面：

 

结合本人交代材料，经过认真审查，专案组认为，沈福天同志在“文革”期间，没有参加“打砸抢”活动，没有帮派行为，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政治联系。在担任水利电力工程设计研究院革委会副主任和红菱湖“五七干校”三连指导员过程中，也未发现有极左言行。经调查，沈福天与“四人帮”骨干分子濮一川属于工作联系，没有任何政治同盟关系，也不是“三种人”。

专案组认为，沈福天同志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进步，向往光明，解放以来，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入党以后，又能够自觉加强世界观改造，始终把自己的前途同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在三门峡论证和建设过程中，坚定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为新中国的水电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沈福天同志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只是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未能及时认清“四人帮”和极左思潮，站错了队，跟错了人，思想上一度迷失方向的结果。相信他会认真总结教训，重新跟上新的时代步伐，在政治上同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途中再立新功。

 

“福天同志，为起草你这个结论，我可是反复斟酌，写了好几遍呢。”古柏说，一边观察沈福天的表情，似乎担心他有什么不满意似的，“如果没有异议，就请你在上面签字吧。”

沈福天听见古柏特意加重的“同志”称呼，目光在那段“结论”上停留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声音有些哽咽地说：“谢谢组织，谢谢你！老古，还是你了解我啊……”那一刻，沈福天觉得这几个月来承受的所有屈辱和痛苦，都随着这份“结论”烟消云散了。

他从古柏手中接过钢笔，一丝不苟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来源：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