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里的修车师傅：城市向前，而他留在原地

 

 

文/曾玉军

 

凌晨五点半的杜行老街上没有一点亮光。沿街的铺面早已封死，墙体外侧用红漆喷着大大的“拆”字。一辆电瓶车从沈杜公路进来，推车的人借着手机的光，在一排被推平的废墟边停下，走到一块铁皮前面，抬手拍了三下。

铁皮哐当响。十几秒后，铁皮后面亮起一片橘黄色的灯光，一个穿白褂的老人从里头爬出来，头发掉光了，走路有点拐。他简单问了车主几句，蹲下去摸了摸车后轮，顺手把车推进灯光里。

这是单守平，今年八十五岁。这块铁皮后面，是他自己用一辆报废的小货车、几根木棍和一张老木床拼起来的修车棚，也是他现在住的地方。他在这条街上修了四十三年的车，五次搬迁。这一次他没有地方可搬，也没有人替他安置——他是安徽外来户，不在征收名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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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这有什么好的，都是烂砖烂瓦”

2026年3月的下午一点左右，沈淦才从对面那条新修的小路上溜达过来，上身白褂，下身黑裤，背着手，穿着蓝拖鞋。两个月前他搬进马路对面那片新盖的安置房。他在里头闲不住，一天得下楼三四次，下了楼也没什么去处，就过马路回杜行老街这边来。

沈淦才今年八十六，杜行本地人。他往单守平的修车棚里探一探头：

“老不死的，今天还活着呢？”

单守平蹲在地上，正从一辆电瓶车的后轮里抽内胎。他没抬头，伸手摸到脚边的锤子，作势就往沈淦才的脚上砸。沈淦才不躲，反而把右脚伸过来：

“砸啊，你砸啊。”

单守平把锤子轻轻放回原处，“呸”一声笑骂，没回话。这个动作他做过不止一次，沈淦才那只脚也伸出来不止一次。两个老头在杜行老街上认识快二十年。

沈淦才在塑料凳上坐下来。

“单头，快点搬啊。”

单守平把内胎放进一盆水里找漏点。气泡咕嘟咕嘟从一个针眼大的地方冒出来，他用指甲在那处掐了一个印。

“留这有什么好的，都是烂砖烂瓦。”沈淦才笑说。

杜行老街早在2022年就被列入上海市的城中村改造，由市属国企整体开发。按上海征收集体土地房屋的规定，凭宅基地使用权证、房地产权证或建房批准文件，按户折算成安置房和现金补偿。沈淦才家是本地农户，2025年底分到一套安置房。单守平是外地户口，没有补偿，没有安置房。

 

单守平没接话。他把补好的内胎装回去，扶起车打气。气筒呼哧呼哧地响，把整条老街余下的那点声响压下去。打完了，他用手指弹了弹外胎听一下声音。车主是个上小学的小姑娘，她从书包里掏出五块钱递过来，单守平摆摆手，“不要，回家。”

沈淦才坐不到半小时，起身：“走了。真的，现在搬好些。”走到门口又回头补一句：“不过你要是搬了，给我个地址，我还想要找你。”

单守平点点头。他站在门口望出去，路对面是一片刚被推平的废墟，废墟再往北是沈淦才家那栋米白色的高楼。从沈淦才家阳台上望出去，能看见单守平这间修车棚，铺子在一片低矮的灰瓦房中间。

单守平今年八十五。他在杜行老街上修了四十三年的车。这条街上的铺子全都已经关了门，包括他原来的三十一号门面。

他来杜行是一九八三年。一个人从安徽淮北坐了八小时绿皮车到上海，下了火车坐一〇四路到龙吴路，再换车到渡口，过黄浦江上了岸就是杜行。

为什么是杜行，他自己也说不清。“听说这里工厂多，随便找的就到这来了。”

最开始，他在邻家花园村屋里租了一间二十多平方的平房，三十块钱一个月。沿街有一百多家工厂，服装厂，造纸厂，抛光厂，五金厂，化肥厂，上下班的工人骑着自行车从渡口涌出来，黑压压一片。他在路边支起一个小摊，铺一块帆布，把工具往帆布上一摊，蹲下来就修。

四十三年里，工厂一家一家关了，工人一拨一拨走了。工厂关掉的那块地，盖起了仓库，后改成物流园，现在物流园又拆了。沈杜公路修过四五次，从石子铺成柏油，再加宽到四车道。单守平的修车铺搬过四次。每一次拆，每一次挪，离主路更远一点。“这样不容易被拆，待得久点。”

第五次，他没地方搬了。

“你看，那是我原来的铺子。”他指向马路对面。

那是一间塌了一半的砖房，屋顶已经被掀掉了，露出漆黑的房梁。门口一根木杆子上挂着一张拆迁告示，被风吹得只剩半张。

“政府的人来过两次，”单守平说，“说这里已经列入拆迁范围，房子不安全，回头要倒塌，不要再住人了。”

那间铺子是他2015年元旦前后搬进去的，前面修车，后面睡觉，他和妻子赵桂兰在里头住了九年。去年9月，按照拆迁计划，挖掘机开过来将后面的几栋楼连着他租的这套房的后屋一起拆了。他和赵桂兰在铺子里收拾东西，把锅碗一只只装进编织袋，搬进了早已租好的新屋。前屋还能修车，后屋不能住人了。

今年开春，前屋也不让住了。

单守平就在铺子对面，找了一块被拆过的空地，挪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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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在，人家可能就回不了家了”

那是一块五米宽的废墟。地上还能看见原来房子的地基，泥灰地里嵌着几块瓷砖。他靠左边一堵剩下的旧墙，把一辆收来的旧小货车横着停下，车厢冲外，一头抵着墙。又在车厢边上拼了一张老木床。木床和小货车顶部之间用几根木棍架起来，上面盖一块塑料布。木床朝马路那一侧立了一面铁皮。铁皮上面，单守平用红漆喷了“修车”两个字。

 

 

这就是他现在的修车棚，也是他现在睡的地方。

他和赵桂兰真正的“家”要再过去两个村子，河边上的一处借住屋子，过一座桥，骑车二十分钟，七八百块钱一个月。原先住的那处铺子的钥匙，赵桂兰交给了村里。河边那处屋子今年也要拆了，这一点他们知道。

按理说他每天晚上应该跟赵桂兰一起回到河边的屋子。但他不回。

“人家晚上来找我修车，我不在，那人家可能就回不了家了，”他说，“第二天更不好上班了。”

这是一句听上去近乎不合时宜的话。在2026年的上海，一辆电瓶车坏了，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扫一辆共享单车骑回家。但杜行老街的这一片不一样。沈杜公路以南，浦江镇南端，距离最近的地铁站还有四公里，周边以城中村、农民工聚居点和小型加工作坊为主。这里的电瓶车不光是代步工具，更是外卖小哥的吃饭家伙，是建筑工人凌晨四五点出工的脚力，是老人去菜场的全部依赖。

单守平自己估算，夜里来敲铁皮的，一周大概有七八个。他们凭着记忆走到这块废墟边，拍一拍那块铁皮。单守平摸着黑爬出来，开灯，把车推进灯光里，蹲下去就修。修完了，对方掏几块钱给他，骑着车走了。单守平把钱塞进大褂口袋，回去再睡。

白天的客人更多。补一个胎十五块，换一组刹车二十块。只是打个气、滴点润滑油这样的小毛病，他多半不收钱。“都是乡里乡亲的，帮点忙要啥钱嘛。”

夏天蚊子多，棚子里点一盘蚊香，一盘不够再点一盘。冬天冷，他往身上加被子，被子加完了，再加一层塑料布。下雨的时候塑料布上头落了水，他听一夜的雨。刮风的时候铁皮啪啪响，他听一夜的风。

赵桂兰劝过他几次。“你回家睡，棚子有什么好看的。”

单守平不接话。她劝多了，他笑笑：“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赵桂兰比单守平小三岁，瘦小，灵活，眉梢有一道笑出来的皱纹。“他这个老头子，犟。”

她从十九岁起就跟着这个犟老头。她说他年轻时候精力大得吓人，一晚上能拉五拖拉机的肥料，连觉都不用睡。“他有力气，好使。”

赵桂兰其实是读过书的人。一九六几年，她们公社十四个女生里只有她一个考上县中。字写得好，珠算打得好，原本是有希望上大学的。但那一年家里给她说了这门亲，登记结婚那天起，她就没了上大学的资格。

“那个时候政策是这样，”她说，“登过记的人，国家不要了。”说这话的时候，她语气平静，脸上依然挂着笑。单守平当时在部队，扛枕木、挖山洞、修铁道，一个月津贴六块钱。五块五寄回家，余钱刚够买一管牙膏。

此时，老魏推着车进来，电瓶不行了。他一几年买电瓶车那一天就在这里修，修到现在。“这家伙我习惯了，”他说，“每个人吃饭口味不一样，到别的地方修，心里不踏实。”

傍晚有人从隔壁村特意骑过来，给他送来一袋自家种的橘子，问他什么时候搬。他说还没定。那人摇摇头，“你不在了，我们这一片人到哪里去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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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时”的铺子和“过时”的人

单守平修车的时候不大说话。

一辆车推到他面前，他先围着转一圈，眯着眼看一看，问车主咋回事。车主三言两语说一遍，他嗯一声蹲下去。

他通常先看电瓶。从工具堆里摸出一个万用表，把表夹到电瓶上，看一眼读数，把头一偏，又把表夹换一组，再看一眼。读数他不报出来也不解释，看完就放下表，开始动手。

“机械都是一个原理，”他说，“自行车也好，电瓶车也好，柴油机也好，都是一样的。就像养牲口，哪里不好使，看一眼就知道。”

 

他懂柴油机，是因为退伍以后被分配到安徽淮北农机一厂干了二十年。那是国营单位，工资两百多一个月。一九八三年他四十二岁，按当时的政策，老人退下来孩子可以顶替，他把农机厂的位置让给了刚满十九岁、下了学在家闲着的大儿子。从那以后，他靠这双手在杜行修车，养大了五个孩子。

修车跟修柴油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柴油机是给工厂修，电瓶车是给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修。四十三年下来，他熟悉这一片每一辆经常出问题的电瓶车，也熟悉骑车的人。

他带过九个徒弟，没一个留下来。最近的一个徒弟比他小四十岁，跟了他半年就走了，去了一家电动车连锁店，每个月四千多块底薪，店里管修，他管开单。

十公里外，浦航路上那家连锁电动车销售店，是现在这一片最近的电瓶车服务点。年轻人开店，门口贴着二维码，扫码下单，等师傅有空再修。补一个胎要价上百块，是单守平的两倍多。

但单守平始终无法与这块地方建立更稳定的联系。

“我是一个外地户，政府凭啥给俺补贴。”单守平觉得，本地人有本地人的安排，外地人出来打工，合适就干，不合适就走。现在政府也没有来赶，“知足吧”。

“我孩子们都找到好生活就行。” 在单守平这样的第一代进城手艺人看来，孩子有出息几乎是他们四十年劳动的唯一意义。但这一代手艺人本身没有工龄，没有社保，没有产权，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城市表层退出。

做木工的徐建国也是这样的。他租的房子就在车棚斜对角，一年一万二。他一九九一年从泰兴坐船来上海，下了船第一件事是去黄浦的建材市场门口“摸活”，背着一袋木匠工具，站在路口等人来叫。一辈子没买过房，跟着活儿在上海各处搬。

这两年上海房子难卖了，新房不装修，二手房也很少翻修。同行里头比他小几十岁的一些人已经开始改行送外卖。徐建国说他六十了，能干就再干两年。

这条街从前不是这样。

单守平刚来杜行那几年，沿着沈杜公路，修自行车的、修鞋的、做木工的、做裁缝的、配钥匙的、磨剪子的、做铁皮活的、开冥器店的，一家一家挨着开。一个工人下了班，从渡口走到家，路过的每一个铺子都认识他。

那些铺子现在都关了。最后一个做木工的就是徐建国，他自己也马上要走。最后一个修车的，是单守平。

 

在2026年的上海，这一类铺子已经“过时了”。骑在马路上的电瓶车坏了，扫一辆共享单车或者打个车回家。衣服破了，丢掉再买一件。钥匙丢了，开锁匠从手机APP上呼叫，半小时上门。

杜行这一片不是繁华的市区。这里住的多是外卖小哥、建筑工人、工厂职工和本地老人，他们的电瓶车坏了，不愿意花钱叫车回家，推几公里来修车。他们的鞋跟破了，要补。钥匙丢了，要配。裤脚开线了，要缝。

这些活，从前由一整条街的手艺人来分担，现在只剩单守平。但这条街还是会拆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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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街拆完了，你打算去哪里？”

单守平其实是可以搬到孩子家住的。

小女儿单美玲家在一公里外，骑电瓶车二十分钟。她家不大，但腾出一间客房没问题。她劝过父亲几次搬过去。

单守平不答应。“把我弄到楼上，我还不高兴去嘞。”

单美玲知道他的心思。在父亲这一辈安徽乡下出来的男人那里，女儿出嫁就是婆家的人。父亲不肯往女儿婆家添事。他四十三年里给五个孩子盖过、找过、买过住的地方，自己却鲜少在哪个孩子的房子里住一晚。

她年轻的时候不懂，现在看着父亲一点点衰老，这种心情越来越急迫。

2019年5月，单守平在河边正开一块菜地，胸口忽然一阵闷痛。他没在意，等了一会儿又一阵，再等又一阵。他给单美玲打了电话，被送往医院。主任医师看了一眼，说再晚十分钟就完了。最后放了两个支架，才抢救过来。

那是单美玲最有可能永远失去父亲的一次。事后她跟父亲说，“爸，你跟我住吧。”

单守平没接话。“他这个人，宁可自己睡那个棚。”

小儿子去年得知父亲睡在棚里，劝父亲去无锡跟他住。单守平没去，“会吵到孙子们的。”

大儿子在淮北，住的是单位的老房子。大儿子退休后，养老金一个月三千多，在家带孙子，挤都挤不下。老两口要是再回去，连放床的地方都腾不出来。“就算挤得下，我也不去。”

“兄弟都死光了，回去了都不认人了。”淮北兄弟姐妹六个里头，单守平是老小。几个哥哥姐姐前后都走了，老家那处草房子十几年前他回去看过一次，已经塌了。

“哪里有饭吃，哪里就是家。”他盯着木床，“我就当这个棚是家，黑了搁这一睡，暖和的。”

他在淮北农机厂的只有十几年工龄，每个月到手一千八的退休工资。2019年那次心梗放支架，前后花了几十万，跨省医保只能报销一半，剩下是几个孩子凑的。

他这辈子靠的是手。四十三年里，补胎和换刹车一块两块攒的现金，是他的全部家当。他的修车铺搬过四次，每一次他都把所有零件和工具一件不落地装进编织袋，用三轮车拉到下一个铺子。“他什么都还能用。”

车棚对面的空地上有一辆三轮车，靠在墙根。那是单守平自己之前用过的车，铺子搬来搬去，都是用它拉的。去年底，这辆三轮车彻底废了。

3月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前头的车灯没了，控制器和两侧的铁栏杆也拆了。4月再去，剩下的电线、把手、连后座那块木板都拆光了。架子还在墙根边上，瘦得像一副已经收完肉的鱼骨头。

“都用了。”灯泡、刹车片、把手留着，用来给那些舍不得换新灯的人免费换，剩下的准备当铁皮卖了。

 

 

“这条街拆完了，你打算去哪里？”

“还没想，到时候再说吧。”

晚上七点，单守平开始收摊。他把工具一件一件放回货车上，上了三把锁，最后拿了把六角扳手放在床头。那是最亲近的物件，“还能防身”，晚上要跟着他一起睡。

棚子小，转个身只剩一条缝。他从床底下拉出一个小灯泡，挂上去，扯线一拽，棚子里才亮光。他坐在床沿上，把今天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张一张数。一张五元，一张十元，一张二十元……一共一百二十块。“微信不会用，都在小女儿那里，应该也有不少。”

外头一阵风刮过，那辆已经拆光了的废三轮车，金属架子轻轻响了一声。棚子那一面铁皮，从外头看，“修车”两个红漆字在路灯下泛光。这是杜行老街上唯一还亮着的一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湃客工坊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