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湖（34）

刘继明著

第十八章

一

大学毕业时，沈如月本来可以进中央国家机关的。他们是粉碎“四人帮”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自然就格外引人注目。虽然校园里还到处张贴着诸如“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之类的宣传标语，但已经没有几个人当回事了。再说，来学校要人的单位把毕业分配办公室的门槛都快要踩破了，而且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中央和各省市的党政机关，他们即使想去那些“条件艰苦”和偏僻的基层单位，也不一定能找到机会呢！毕业生们个个都变成了天之骄子，睁大眼睛挑来挑去，牛气得不行。是啊，时代不同了，那种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已经过时，现在注重的是实现个人价值。好不容易获得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谁不想分配到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去呢？

此时的如月，当然也不会像少女时代那样，因为一首《地质队员之歌》就憧憬着当一名地质队员了。尽管她并不认为进中央机关是最理想的选择，可当系里通知说中央某部委已经看中她，并让她填写相关登记表时，她还是感到一阵欣喜。同时被中央国家机关看中的还有老卢。要知道，毕业生中间希望进中央机关的人不占少数，而人家能够一眼相中自己，毕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消息传开后，如月和老卢一下子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对象。大家纷纷嚷着让他俩请客，还提出要去全聚德吃烤鸭。那架势，仿佛不狠狠地宰他俩一顿就不足以平复心里的嫉妒似的。

然而，如月和老卢都没有料到，他俩的毕业分配最终会节外生枝。

那时候，老卢在文坛上已经是颇有名气的作家了。离毕业还有半个学期，就有好几家国家级的大出版社和文学杂志社点名要他，文联、作协也专门派人来联系，让老卢去当专业作家。哪一条都足以让中文系的毕业生们垂涎三尺的。老卢呢，对自己的创作潜力一向很自信，当然不愿意去出版社或杂志社当编辑，为人做嫁衣裳的，惟一让他动心的是去作协当专业作家。有一段时间，他差不多已经做出决定了，沉钟文学社的社员们也觉得以老卢创作上的成绩，去当专业作家是最理想的选择。所以后来，当突然听到他跟如月一起被中央国家机关看中的消息时，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据说老卢要去的地方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具体职务都确定了，给一位副委员长当秘书。如果是普通毕业生，这显然是一个令人眼热的职位，而对于老卢这样一个已经在文坛上站住脚跟的作家来说，意味着他也许将弃文从政了，这让不少同学替他感到惋惜不已。可如月并不这样想，以她对老卢的了解，当作家并非老卢惟一的选择。像老卢这样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在煤矿当过工人，考上大学后又入了党的人，不管是论阅历，还是论头脑，都远非一般从高中直接进入大学的同学能比。包括邱少白以及《探索》的那帮人在内，他们骨子里其实都是政治的产儿，即使在写小说或写诗时，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异常强烈的政治意愿。在潜意识深处，他们仍然像当初参加红卫兵那样，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对中国的前途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月算是把他们这些人看透了。所以，当别的同学私下为老卢的“误入歧途”而惋惜时，她却在一旁想，以老卢的抱负，他看重的何尝只是“副委员长秘书”这个职位，而是一种由此进入国家政治中心的天赐良机呢！

但老卢的抱负落空了。如同一个足球运动员正要凌空射门时，背后突然被人踹了一脚那样，老卢被人告了一状。告状信据说是一式两份，同时递交到学校毕业分配办公室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于是，原本只有少数人知道的老卢和女诗人梅雨的隐秘恋情忽然变成了一个公众事件。有一段时间，老卢和他在京郊煤矿工作的老婆之间的关系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出于对自己前途的考虑，处事稳重的老卢曾经一度中止了跟梅雨的来往，节假日期间，还将老婆孩子接到北京，逛王府井，游颐和园，一家人看上去和和睦睦的，但很多同学都清楚，这只不过是老卢用的缓兵之计，一旦毕业分配尘埃落定，他将不可避免地跟老婆离婚，然后同相爱并秘密同居已久的女诗人梅雨结婚。可就在这节骨眼上，老卢的“婚外情”让人抖落出来了。谁也不清楚是什么人抖落出去的，是出于嫉妒，还是“正义感”？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此人显然深知这发炮弹的杀伤力。如果老卢要去的是一般的文化单位，这种事也许算不了什么，可他要去的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怎么能接纳一个“道德败坏”的“陈世美”呢？

老卢进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机会就这样泡汤了。

与此同时，如月的分配也发生了让她始料未及的变化。问题并非出在如月本人身上，而是来自于她的家人。如月本来以为他们不会有任何异议的，可当她回到家里，将差不多已成定局的毕业分配情况，当成喜讯告诉母亲和父亲时，竟然遭到了他们的一致反对。

最先表示反对的是母亲甄可昕：“你学的是文学和新闻，放着专业对口的出版社、杂志社不去，干吗偏偏要进党政机关呢？”甄可昕把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神情。如月说：“不是我自己想去，是人家看中了我……”甄可昕听了，有些吃惊地瞅着女儿，好像她说了什么很不得体的话似的。“老沈，你听听，咱们的宝贝女儿被人家看中了，是一块搞政治的材料呢！”甄可昕用讥讽的语气对沈福天说，“我可没看出来她是这块料，你看出来了么？”长这么大，如月从未见妈妈对自己这样言辞刻薄过。她一时惶惑不已，心里没了主意，只好求助地把目光转向爸爸。

如月觉得，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爸爸应该比当小学教师的妈妈更有发言权的。但出乎她意料的是，爸爸坐在旁边竟然不置一词，像个局外人。沈福天以前经常出差，如月一年上头见到爸爸的次数屈指可数，而她考上大学后的这些年，沈福天去外地出差的次数倒是少多了，可如月除了假期，几乎很少回家，有时突然回家一趟，她会发现父母变得有几分陌生起来。如月此刻的感觉就是这样。尤其是父亲沈福天，每次见到他，都是没精打采、郁郁不乐的神情。就连他的目光，也总是那么空洞无神。这跟从前那个总是不知疲倦，忙忙碌碌，身上仿佛蕴藏着一股看不见力量的父亲几乎判若两人。对于父亲沈福天这几年的处境，如月多少知道一些。父亲在玉泉山的隔离审查结束后，虽然没受到什么政治处分，但在研究院也没有再担任什么职务，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师了。用一句政治上的术语说，是“靠边站”了。但在如月的心目中，父亲从来就没有觉得他是“搞政治的”，而是一个常年跟水库大坝打交道的工程师，所以对父亲的沉浮和内心苦楚，如月也就不可能细心体味得出来。此刻，她本来想问一问父亲的意见的，可一见他这副神态，临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想想你的外公、舅舅和你哥吧，还有你爸，但凡跟政治沾上点儿边的，他们哪一个有好下场的？”甄可昕的话像是在心里积郁了很久，终于找到机会说出来似的，嗓音有点儿发颤。

“可是……到党政机关工作也不等于从政呀！”如月小声辩解着。

“你一个女孩子懂什么，哪场运动不都是从党政机关开始的？政治这东西就像赖皮狗，要是缠上你，想躲也躲不开，还不说主动靠上去了……”甄可昕白了女儿一眼，把脸再次转向沈福天，话里有话地说，“你问问你爸，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说不上来，也许吧……”

“老沈，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婆婆妈妈的啦？”甄可昕有些不耐烦地说，“你就明确表个态吧，到底同不同意如月进党政机关？”

“这个问题么，”沈福天顿了顿，像在会上发言那样，慢吞吞地说，“如月，我同意你妈的意见，你学的是文学和新闻，还是应该去一个专业对口的单位，当个编辑记者什么的也不错啊。”

甄可昕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爸爸和妈妈终于结成了公开的统一战线。而在以前，他们总是对同一件事情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的。不知怎么，如月心里竟然有点儿高兴。为爸爸妈妈，还是为自己？她说不清楚。她甚至想，如果外婆不是被小薛叔叔接过去住了，这会儿没准也会站在爸爸妈妈一边哩。即使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自己也没有什么理由坚持下去了，再说，她原本就不是那么想进党政机关呢……

二

老卢最终还是到作协当了专业作家，只不过多费了一些周折。

据说，作协人事部门对老卢“吃回头草”有些意见，本来不太想要他了。学校和系里对老卢的“婚外情”也觉得很头疼，打算将他分配回郊县文化部门去的。如果是这样，他可就惨了。但老卢毕竟不是一般的文学青年，文学界的熟人也不少，他找到了文坛名宿单老。这单老可是一个特殊人物，三十年代就在上海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积极倡导左翼文学，深得鲁迅先生的器重，后来到了延安，参与组建鲁迅艺术文学院，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具体筹备人之一，据说，毛泽东曾经称赞他是“我党优秀的马克思文艺理论家”，解放后，单老一直担任着文艺界的重要领导职务，五十年代，他亲自领导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丁玲、陈企霞反党联盟”的斗争，始终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阐释者和“无产阶级文艺战士”自居。可尽管如此，文革中他还是被打倒了，在曾经关押过胡风的秦城监狱一呆就是好几年。粉碎“四人帮”后，那些被打倒或划成右派的文人一个个都平了反，有的还在文艺界担任了重要职务，惟独单老像是被遗忘了似的，仍然坐着冷板凳。公开的理由是他在秦城监狱那几年被遭受了严重的摧残，身体还没有恢复，但文艺圈的人都清楚，单老之所以迟迟不能“复出”，主要还是缘于他主政文艺界期间思想“左倾”，得罪的人太多，现在主掌文坛的是清一色的“右派”，明里暗里都反对他重新出山。前两年，中央领导人终于发了话，说单老“毕竟是对中国的马克思文艺理论和革命文学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也遭受过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不能一棍子打死嘛”，这样，在新一届的文代会上，单老便重新被委以重任，算是正式复出了。复出后的单老像是换了一个人，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总是逢人就检讨自己的错误，一个劲地向被他打倒过的人道歉，表示要洗心革面，从头开始，说着说着眼眶里就冒出了泪水，态度之诚恳，足以让人为之动容。在思想上，单老也转了一百八十度弯，不仅彻底否定了自己原来坚决维护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竭力主张中共对文学艺术的领导应该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不断涌现的“伤痕文学”作品和一些青年作家亲自撰文推荐，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而且据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观点，在理论批评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如此一来，单老再一次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在文艺界俨然又恢复到了以前曾经拥有过的那种显赫地位，变成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许多年轻的作家谈论起他时，也不约而同地充满了信赖和尊敬，连那些被单老整过，原本还心存芥蒂的人也不知不觉原谅了他，私下里欣慰地说：“单老又回到我们中间了！”

作为被单老亲自撰文赞扬过的青年作家，老卢对于单老与其他文坛前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并不十分了然，但单老对于青年作家的爱护和提携，他是深有体会的。现在自己毕业分配上有了困难，他不去找单老还能找谁呢？那时候，单老除了参加文艺界的一些重要会议，并不去单位上班，单老的行政级别很高，住在前门外的一座四合院里，复出后又配备了专车和秘书。老卢第一次去单老的府上，秘书不认识他，差点被挡在了大门外面。正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看报纸的单老听到有人来访，问了一声是谁，秘书把老卢的名字一报，单老马上提高嗓门说：“哦，是我们的青年作家来了，快快请进啊！”声音洪亮爽朗，听上去一点不像是年愈七旬的老人。

那天，老卢在单老府上受到的热情接待，大大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以前，他只是在正式的会议上见过单老几次，但眼前的单老显得更加平易近人，不仅跟他平等地交换对文艺界最近的一些问题交换看法，还关心地问他创作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老卢本来还有些不好意思，现在见单老主动发问，就顺势把自己的困难提了出来。单老听罢，稍稍沉吟了一下，态度很明确地说：“小卢，你是新时期文坛上涌现的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是难得的人才，搞专业创作才是真正的人尽其才嘛，怎么能把你拒之门外呢？这样吧，我给作协负责人事工作的同志打个招呼……”

老卢最终的分配去向就这样迎刃而解了。

毕业离校之前，沉钟文学社的社员们搞了一次聚会，地点就是如月以前经常和邱少白吃饭的那家东北餐馆。老卢找单老帮忙的经过，如月就是在这次聚会上听他亲口说的。“单老真是个好人啊，我不相信他真的整过那么多作家和评论家，我看过单老以前的一些文章，他是真诚地信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老卢不停地说，对单老的感激和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其时，如月的分配去向也已经定下来，改派去团中央下属的《青年一代》杂志社了。她的问题虽然没有老卢那样复杂，但对于他这种劫后余生般的心情，如月还是颇能理解的。她想起了老卢跟梅雨的事，问道：“你和梅雨怎么办？”

“等办完离婚手续，我们俩就结婚。”老卢说得很干脆，也很轻松，他瞥了如月一眼，反问道，“你和少白呢，该不会比我们提前办吧？”

“这个……你得去问他。”

“少白早就向我招供了，”老卢狡黠地一笑，挤眉弄眼地说，“你就别跟我打马虎眼啦！”

如月仍然未置可否。不知怎么，她心里有些茫然，忽然想起邱少白父亲对自己说过的那句话：“同一个诗人在一起生活，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你准备好了吗？”

是啊，我准备好了吗？

来源：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