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观察】怎么办？——对当代“左翼学生”行动路径的探讨

文/志明

 

脱产学生要快速成长起来，投入社会改造事业中去，就要追求严肃性。何为严肃性？

答案很简单：严肃性就是鲜明的立场。立场不是喊口号，而是在建立于个体之间共同利益上的集体中的归属，是在一次次具体劳动中显现的“谁跟谁站在一起”。当一群工人联合起来、挺身而出与资本家斗争的时候，真正的政治瞬间就诞生了。工人们之所以团结一致，不是因为他们一起背诵了哪条经典，而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一起扛过劳动生产的重担。

严肃性不等于反思性。反思性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充分必要条件，但若以投身社会活动为目的，其充分性就将成为不足的，反思性就成为了一根独木，难以支撑社会活动的楼阁。反思性在具体的学术活动中体现为追求考究、严格、准确的姿态，在方法论上体现为尝试在反复对比、总体考量中去把握事态。这种反思性的严肃不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它只注重在理论一侧的考察，而对现实侧的关注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讨论者自身的立场并未得到彻底的反思。一旦进行这种反思，学者意识就会进展为一种社会话语权、社会影响力的博弈姿态，成为一种共同体立场的侧翼，并且明里暗里已经将这种特殊立场奉为总体。

严肃性也不意味着任何逻辑学意义上的严格性。如果是形式逻辑上的严格性，那么它便与上一段中的反思性在对待现实立场问题的态度上具有同样的局限，是一种幼稚；如果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逻辑，则这种严格性只不过是理性“被一些无法摆脱的问题所困扰”的绝望，这是由符号系统内在的不一致决定的（索绪尔，1916）。这种姿态是不够彻底的、不够严格的，因为对于现实中的随意、肆意和恶意，它不必然地会施以同样的彻底性和严格性，相反，它往往拒绝对现实施加严格的力度，造成“理论侧的严格与现实侧的随意”这一割裂情况。

我们追求的“严肃性”不能是以上两种糟糕的姿态。这两种姿态最终都会导致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导致活动浮于空谈，而不能对改造现实中的利益结构起到一丝一毫的帮助。

一、严肃性的三重根基：经济-组织-政治的递进

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当下“左翼学生”群体不约而同地倾向于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组建社团，试图以社团为行动单位开展活动。

然而，该类社团面临这样的困境：一群来自不同家庭的、有父母为自己进行经济兜底的、不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学生，虽然聚集在一起，但无论是“针砭时弊”也好，“学术讨论”也好，都不能使个体之间形成稳固的社会关系。在校内的其乐融融只是暂时性的，是在校园空间限制下“被捏成一块”，一旦脱离了这一场所，联系的纽带就几近断裂了，只有社交软件可以作为两瓣莲藕之间的细丝，苦苦维系着仅停留于话语层面的联系。理想也好，兴趣也罢，作为将一群人聚合在一起的“诱因”固然不错；但若欲使之具有某种可持续性，这种聚合也就必须建立在一个持续存在的根基之上；而唯有形成持久、紧密的社会关系，才有可能凝聚成一支改造社会的生力军。

这个根基，首先是共同利益，共同的经济利益。作为一般社会生活中最基础的利益需求，经济利益的实现除了维系个体的生存之外，还为价值的再生产提供了条件。前者符合人的生存需求，因而成为共同体粘合剂的“底料”；而后者则有助于解决社会活动经费问题。那么，“共同利益”具体体现为什么？在校园之外的社会，这个答案似乎不难寻找：可以是几个人合租一套房，可以是员工持股的企业，如此等等。但校园内的情况有其特殊性。其一，正如前文提到的那般，除少数条件极度困难的学生之外，大部分在校学生都有父母在经济上为自己进行兜底，衣食住行的费用都由父母提供，经济利益对其的吸引力无疑相当有限；其二、校园对学生生活相关事项的保障以及校园生活相较于社会生活的单调性也使得获取经济利益的机会、方法相当有限。因此不难发现，经济问题在学生视角下的校园生活中是不在场的——相较于在更广阔社会场域中所作为的“生存必要条件”，它更像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附加品”。这样看来，我们的第一步就陷入了死胡同：客观条件不支持我们从经济上入手一步步地建设社团。

但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唯客观条件论”。不应该将客观条件对行动者的限制过分夸大，这是避免机械论所必需的。人的实践，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具有突破一切理论框架甚至再造框架的能力（列宁，1933）。缺乏现成的共同经济利益，不代表创造之也是不可能的。

学生社团与其他校园活动并非毫无联系。因而以社团为单位、通过参与学校举办的部分活动获取经济利益，进而创造一种共同利益的方式是可能的。学生主动选择参与某一个社团，大部分是因为兴趣的驱动。以义卖会为例：社团可以通过参与义卖会创造经济收益，所得利润根据实际情况或用作社团活动费用，或按照某一标准分配给活动参与者；在活动的筹备过程中，可以采取类似引资的方式，吸引那些愿意为兴趣“投资”的同学前来“投资”，事后按照“多投多得，少投少得”的方式分配利润。在这一过程中，除了经济利益的满足之外，共同为某一目标努力的经历本身也有助于促进个体之间的粘合。学生社团若不能建立“共同财政”——哪怕只是凑钱买书籍、AA制租活动场地——就永远谈不上严肃的经济关系。没有经济关系的联结，就不会出现严肃组织。没有组织，任何“行动”“批判”都只是不能对现实结构产生影响的嘴炮。

多搞社团活动，多搞需要付出劳动的社团活动，多搞能获得经济利益的社团活动。这不止是“搞钱”的渠道，更是提升组织度、构建严肃性的良策，另外还能促进个体社会化程度的提升，对于将来投身社会活动有极大帮助。

二、学生个人应如何践行真正的立场：围绕受教育权的阶级实践

在开始以下论述之前，必须明确：本文标题中的“左翼”特指与工农大众站在一起的立场。一个学生的政治立场，归根结底要体现在他对于“受教育权”这个根本问题的态度与实践上。受教育权的背后，是社会阶级关系的再生产。教育系统是决定一个人未来社会地位、身份属性的关键环节。学生在这个系统内的实践，直接关系到阶级结构的巩固或改变。因此，对教育权的立场，是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试金石之一。以下文本将以底线要求-发展性要求-最高标准为顺序，分类讨论不同阶级出身学生应有的行为。

出身工农家庭的学生：

底线要求：必须全力以赴地学习，争取最好的教育资源和应试成绩。这不仅关乎个人前途，更背负着家庭的血汗与阶级的希望。放弃学习即是对自身阶级的“背叛”。不争取教育利益，就会以一种无知无能的状态回到群众，没有社会话语权。学习的最终目的，并非为了脱离工农群体成为“人上人”，而是要成为一个有知识、有力量、有影响力的劳动者。无论是成为技术工人、工程师还是知识分子，目标都是带着更强的专业能力、话语权和批判性思维回到工农大众中去，提升整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利益份额。

发展性要求：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工农子弟不仅要自己学，还要主动带动、帮助身边同样出身工农家庭的同学一起学习，共同争取教育利益。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教育场域中存在着阶级竞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兜底，而工农子弟没有退路，必须通过努力在竞争中缩小差距。

最高标准：克服隔阂，实现“局部社会主义化”。以优异的成绩和开放的胸怀，主动与其他阶级出身的学生交往。不藏私，乐于分享学习方法和解题技巧，用“天下为公”的姿态打破阶级隔膜。通过自身模范的行动和人格，影响那些家庭优越的同学，消除他们对工农子弟的偏见，在班级内部创造一个超越阶级出身、以共同学习为纽带的人民内部团结氛围。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

对于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应当将其划分为“要学的学生”和“不学的学生”两类，分类讨论其行动方式：

“要学的学生”：

底线要求：绝不能妨碍工农子弟的学习。无论在课堂讨论还是课外活动中，都不能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如更广的见识、更多的才艺）去干扰、嘲讽或挤压工农子弟的学习空间。

发展性要求：主动帮助工农子弟学习，分享自己的知识和资源，致力于缩小彼此的成绩差距。

最高标准（解放性要求）：利用自身的阶级优势，去影响教师和家长，推动他们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为工农子弟争取公平的教育环境。

“不学的学生”：

底线：同样是不能妨碍工农子弟学习，同时绝不能扭曲、亵渎进步意识形态。不能鼓吹“读书无用论”或煽动放弃应试，因为这实质上是麻痹工农子弟，断送他们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关键途径。

发展性要求：以非腐蚀性、非居高临下的方式帮助工农子弟。例如，可以“假装”求教，请对方辅导自己，并在此过程中以回报的方式分享物质或文化资源。

最高标准（极难达到）：将自身家庭用于阶级再生产的核心利益让渡给工农子弟。例如，邀请优秀的工农同学共同管理家族产业，或说服家庭出资让工农子弟共享出国留学等顶级教育资源。这几乎是难以做到的，但这是衡量其行动是否具有真正解放性的标尺。

三、结论

“左翼学生社团”的实操建议：

1、在地优先：同校最好，同城次之，拒绝“跨省地下党”式浪漫。

2、兴趣契机：吸引兴趣，在社团活动中逐步引导成员深入学习社科知识。

3、共同财政：每人每周省十块，先建立相对稳固的经济关系。

4、内部分工：谁来讲课、谁管后勤、谁管财务，权责清晰，公开透明。

5、允许犯错：无法举办的活动就砍掉，义卖会亏损就共担后果，在错误里长记性，而不是在线上群组里“互相开除左籍”。

当前阶段，我们立场和意识形态的最终落脚点，必须是实实在在地提升工农大众的教育利益。对于学生而言，这意味着：

1、行动场域就在校园和班级内部。

2、判断标准是具体而现实的：学习成绩、应试能力、最终获得的受教育机会以及由此带来的有影响力的就业岗位。

所有学生，尤其是工农子弟，必须头脑清醒，追求严肃性，认清自身阶级位置和历史责任，将朴素的阶级感情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切实行动，少空谈，多实践。

 

来源：安托山的志明

编辑：石凝丹

发布时间：2026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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