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割的锋芒——以梁彦选诗歌与新工人文学小组为例辨析新大众文艺与新人民文艺

文/滠水农夫

“新大众文艺”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当代中国的文化中枢。从2024年第5期《延河》杂志最先提出，到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再到2026年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并成为全国两会热词，它已不仅是文艺界的一个现象标签，更被提升为互联网条件下的国家文化战略。

在这一浪潮中，评论界迅速推出大量阐释文章，而其中一个被反复引证的典型，就是北京皮村的新工人文学小组。这个由普通劳动者自发组织的写作共同体，被描述为“新大众文艺”最具活力的样本：百余位高校学者和知名作家义务授课，数十家主流文学刊物争相发表其作品，出版界接连推出成员的非虚构和诗集。

欣欣向荣的表象之下，著名作家刘继明却在上海大学的讲学中提出一个尖锐的质疑：所谓的“新大众文艺”，究竟是对延安以来人民文艺传统的接续，还是一场经过精心包装的话语置换？他继而在《“新大众文艺”与“新人民文艺”的可能性》中给出诊断——“价值缺位，阶级空场，批判失语”，并借此提出从“新大众文艺”走向“新人民文艺”的核心命题。为回应这一命题，飞舟同志撰文以煤矿工人梁彦选的诗歌为样本，正面展现了“新人民文艺”的阶级底色。

本文试图将新工人文学小组与梁彦选诗歌视为两种文艺路线的典型镜像，通过对比分析，揭示“新大众文艺”如何通过体制化的扶持与收编，对劳动者的表达进行了一场精巧的“阉割”，而梁彦选那种未经驯服、带着矿井深处瓦斯与煤灰味的诗歌，反而以一种几乎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方式，保留甚至擦亮了底层书写的锋芒。这场辨析，关乎的不仅是文学的分类，更是今天文艺能否重新成为阶级意识觉醒之载体的可能。

一、被精心浇灌的“大众”：新工人文学小组的场域生成与规训逻辑

2014年9月，新工人文学小组在北京皮村成立，经过多年坚持，确实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质的基层写作共同体。它的成员来自家政、装修、流水线、外卖配送等各行各业，大多没有专业文学训练，却有着强烈的表达冲动。表面看，这是“沉默的大多数”夺回书写权的动人故事。然而，这一故事的另一面，是一套越来越完善的生产机制。

百余位高校学者、知名作家、刊物主编走进皮村授课，累计授课达三百余次，微信群里的志愿者几乎覆盖了北大、社科院、中央戏剧学院等顶尖学术机构，以及《文艺研究》《十月》《中国作家》《北京文学》等核心文学阵地。近200名志愿者形成了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社会捐助则承担了房租、印刷费、活动经费，使文学小组从日常琐碎和物质限制中“解放”出来。

这看似是文学的桃花源，却恰恰是布尔迪厄所谓“文学场”的一个凝缩样本。一名作家是期刊、出版社、奖项、评论、教育、资本、权力等合力塑造的产物，而新工人文学小组要跻身文艺市场，比专业写作更加依赖专业的指导、资金的扶持、媒介的宣传和政府的背书。问题就在于，当这些文学小组的作品被纳入《中国作家》“新大众文艺”栏目，被“单读”“网易人间”“澎湃新闻”等平台持续输出，当范雨素的《久别重逢》、李文丽的《我在北京做家政》、小海的《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等著作相继出版，他们输出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

主流宣传给出的答案是：这些作品“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对苦难的抗争和对未来的向往，既有真实生存状态的写照，也有对精神自由的表达”，让劳动者实现了从“被动式活着”到“主动式活着”的转变。仔细品味，“热爱生活”“精神自由”都是极具弹性的、非冲突性的范畴。它们可以把矿难、讨薪、强拆、过劳死、制度性歧视等尖锐的社会矛盾，涵化为一幕幕个体奋斗、人性坚韧的温情画面。由此，写作便从一种可能刺穿资本与权力秩序的利器，转化为劳动者自我抚慰、人格提升的渠道。

当范雨素从一个遭逢不幸的育儿嫂、打工者，成为杂志主编、作协培养对象，被作为个人奋斗的完美诠释推向公众，“价值缺位、阶级空场、批判失语”就不再是理论推演，而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叙事闭环。阶级议题在“主动式活着”的话语中悄然蒸发，留下的，是符合主流期待的“励志正能量”。

二、未驯服的“金刚”：梁彦选诗歌的阶级意识与自我表达

与那个被众星捧月般塑造出来的文学场截然不同的，是煤矿工人梁彦选。他二十年坚持写诗，从未离开过那种生活。他的诗不是“体验生活”的产物，不是知识分子的“底层关怀”，因为他就是底层本身。他的诗从井下巷道中生长出来，短促有力，像矿灯在黑暗中划出的光痕，劈得开厚重的煤层。梁彦选写矿难，并不铺陈悲情，他只说：“闪闪的星星/是我的父亲/闪闪的星星/是我的兄长”。那些陨落的星辰，是一起蹲在巷道里啃干粮的兄弟，这种从生命共同感中生发出的诗句，直接撕开资本为逐利漠视生命的结构性暴力。他写讨薪，直指法律的虚妄：“法律的盾牌/是魔术师的道具/后面是两个/光着屁股喝酒的官商”。他写强拆，不再需要三千字的檄文，只三个字：“今夜/你等着。”——这被压迫者从沉默中爆破而出的最后通牒，比任何精致的文字都更逼近暴力的真相。

梁彦选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他的诗歌不是展示苦难的“素人写作”或励志素材，而是一个阶级在黑暗中自己开口说话，并且完成了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意识飞跃。在《一团泥》中，被任意揉捏的泥人不再是等待怜悯的客体，而是发出“纵身一跳”的决绝，从泥到陶像，从被捏到金刚怒目，从被动到主动。这种主动，与文学小组所宣扬的那种“主动式活着”有着本质差异：前者是接纳现实后通过写作达到自我调适和有限的精神自由，后者则是在认清自己被奴役的处境后，决意反抗，哪怕玉石俱焚。《洗脚妹的笑声》同样如此：洗脚妹的笑不是由衷的快乐，而是被资本强行买走的商品，一旦这种异化被识破，洗脚妹就从被消费的身体化身为战士。这是阶级斗争在文学中的直接显形，它不是象征，不是隐喻，而是现实关系的还原。

诚然，梁彦选的诗在艺术上并非无懈可击——有些地方直白有余，意象凝练不足，个别篇章带着口号痕迹。但正是这种“不完美”，让他的诗与书斋里打磨得光滑锃亮的句子之间，隔着一座煤矿的距离。他没有遵从诗歌节和文学奖的审美律令，他的诗是写给工友和阶级兄弟看的。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理论训练，却从自己的劳动中、从工友的血泪里得出了与马克思主义高度一致的结论：他属于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解放只能靠他们自己。他诗集的名字《我们的歌》就是这种阶级意识的浓缩——“我们的”，不是私人化的“我的”，不是他者化的“他们的”，而是复数被压迫者的共同发声。梁彦选在跋中写道：“因为这些歌是我们这些被奴役被压迫备受欺侮和凌辱于艰难困苦挫折中顽强拼搏不断斗争进取的阶级兄弟们心中的声音。”这首“歌”没有通过任何主编、志愿者和捐赠人的筛选，它是工友之间口口相传、同志相助印行的，是未被资本筛选、未被流量算法污染的原初呐喊。

三、阉割的锋刃：两种文艺路线背后的治理术与话语置换

将新工人文学小组与梁彦选诗歌并置，便能看到一场精密的“阉割”如何展开。梁彦选那种“今夜，你等着”的敌对性张力，在新工人文学小组的话语系统中几乎找不到对应物。不是这些劳动者没有愤怒和创伤，而是他们一旦进入那套由高校学者、知名编辑、出版资本和国家倡导共同编织的“文学场”，他们的表达就被看不见的剪刀修剪，只留下“热爱生活”“主动活着”“精神自由”这类无公害的花叶。

刘继明指出“新大众文艺”并非对延安以来人民文艺传统的接续，因为后者始终坚持阶级性和斗争性，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揭露剥削和压迫，而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却是以国家、民族、大众等概念替代阶级问题，用抽象的“人民”消解具体的阶级对立。

这里“价值缺位，阶级空场，批判失语”不是简单的缺失，而是一种主动替换：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价值观，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价值观；以权贵阶级的立场，抹除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立场；以虚假的和谐话语，掩盖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关系。

新工人文学小组的蓬勃发展，恰恰展示了这种置换的完整机制。志愿者们带来的不仅是写作技巧，更是一整套合乎规范的审美逻辑和情感结构。当《嬢嬢勇猛》讲述中年月嫂抗癌经历时，它可能感人至深，但聚焦的是个人与疾病的战斗，而非医疗商品化、照护劳动的无酬化等制度性暴力；《久别重逢》成为自传体小说，但更多被读作底层女性通过写作获得救赎的故事，而不是对阶级固化与性别压迫的联合控诉。那些原本包含着异质性、爆破力的生活经验，被一个个“劳动者文学杯”“非虚构小辑”输送到公共视野时，已经完成了去锐化处理。

“新大众文艺”作为国家战略写入规划、写进报告，本身就意味着它已成为文化治理术的一部分。它通过繁荣、扶持、表彰等手段，将底层书写吸纳进主流秩序，使其在获得可见度的同时，丧失颠覆性。这正揭示出，真正开口的劳动者，要么走不进那个被定义为“新大众文艺”的场域，要么走进去了，却被要求只说“安全”的话。梁彦选不属于那个场域，他没有在诗歌节上领过奖，没有成为“励志素材”，他的诗集不是流量推出来的。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种阉割机制的有力揭示：当新工人文学小组的成员在被精心浇灌的花圃中绽放时，他独自在地下深处，用镐头挖出一条通道，那通道不通往任何颁奖台，却通往被压迫阶级重新说话的可能。

四、重新说出阶级：新人民文艺的可能与未竟之途

梁彦选的诗歌实践告诉我们，新人民文艺并非一种空想的理论构设，它已经在某些拒绝被收编的劳动者笔下萌生。它的本质是阶级意识的文艺化表达，其创作者必须是真正的劳动者，而不是“体验生活”的知识分子；其立场必须站在被压迫者一边，而不是骑墙的“客观中立”；其目标不是为了个人“阶层跃升”，而是为了“解放本阶级及一切阶级”。这种文艺不依赖专家指导，不等待体制恩赐，不迎合流量逻辑，它直接从劳动者被压榨的躯体中分泌出来，带着地火的温度和愤怒。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要简单地否定新工人文学小组成员们的写作真诚。她们和他们同样在繁重劳动之余，用文字寻找寄托、发出声音，这种努力本身值得尊重。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那种以扶持之名将他们的写作纳入“安全区”的系统性力量，是那种通过提供发表渠道、出版机会、奖项荣誉而诱导他们交出批判锋芒的收编逻辑。阉割并不总是通过禁止来完成，更多时候，它通过鼓励和奖赏那些被修剪过的表达来实现。正因如此，需要更为清醒地辨析：究竟是在造就“新人民文艺”的后备力量，还是在批量生产“新大众文艺”的无害样本？

从新大众文艺走向新人民文艺，这个由刘继明提出的命题，答案或许就藏在梁彦选那条孤绝而坚定的路上。文化霸权的拆解，不可能依靠一场运动、几篇文章就大功告成，它需要一代又一代劳动者自己拿起笔，在资本的围剿中一寸一寸地夺回话语权。梁彦选的诗集中，泥人化为金刚，洗脚妹变为战士，这不是文学修辞的魔术，而是阶级觉醒的寓言。当更多劳动者像他那样，不为任何机构的认证而写作，不为阶层的升迁而出卖自己的愤怒，那么《我们的歌》就能汇成真正的合奏，“新人民文艺”也就能从资本的阴影中挣脱出来，重新成为受压迫者把握自身命运的精神武器。

一个不完美的、带着煤灰和血腥味的文本，远比那些光洁如瓷器、发表于名刊、被教授们称赞的“新大众文艺”更具文艺本应具有的芒刺。阉割的锋刃从未消失，但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总有一天，它会找到自己的出口。那时，锋刃将不再被阉割，而是真正握在劳动者自己手中。 

来源：人境网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