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湖(45)

刘继明著

 

 

 

 

 

第二十四章

 

 

 

 

1992年4月3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议大厅外的休息室内,两个年逾七旬的老人一前一后走了进来,当后来的那位看见前面那位后,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似乎想退回去,但犹豫了片刻,还是步履缓慢地找了张椅子坐了下来。休息室是长方形的,一个人坐在这一头,一个人坐在那一头。

那个西装革履、身材瘦长,胸前佩戴着政协委员证,颇有风度的老人是甄垠年;而另外那个穿着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胸前佩戴着人大代表证,方正脸膛、中等个头的老人,是沈福天。

就在半个小时以前,人民大会堂三千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决议”进行了投票表决。

而半年以前,当甄垠年从侯岩那儿获悉中央高层决定将三峡工程作为重大议案提交全国人大会议表决的消息后,还连夜向中共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最后一次陈述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惊悉中央拟将三峡工程付诸人大会议表决,寝食难安,特再一次郑重提醒:修建此坝不仅弊多利少,且可以负责任地断言,蓄水后不出十年,库区内水资源和地质土壤将产生严重恶化,卵石夹砂随水而下将堵塞重庆港,江津北碚亦将遭受灭顶之灾,其后果将比1983年安康汉水暴涨21米更为严重。以我当年勘查西南流域水况之经验,三峡两岸直壁百米,当石渣连同历年沉积的卵石堆积库底后,势必有冲垮大坝之虞,果若如此,将会危及长江中下游两岸人民的生命矣!”他还在信的末尾说:“我从五十年代至今,始终反对修建三峡大坝,非一己之私欲,实为国家人民利益和子孙后代生存环境着想也。祈望中央明察,借鉴西方国家环境保护工作之经验,以天下苍生为重,慎断明思,科学决策……”

甄垠年知道不会有任何结果,但还是把信投了出去。

进行表决前几分钟,甄垠年向主持会议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提出,全国政协常委雒越崎因在香港,未能出席会议,可否由他代表其本人履行表决的权利。委员长沉吟了片刻,答复是可以。

甄垠年和雒越崎都投了反对票。同上次那封信一样,他知道自己已无法改变已成定局的历史。他所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在尽自己的某种本分罢了。对此,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过了一会儿,表决的结果出来了:

赞成:1767票;

反对:177票;

弃权:664票;

未按:25票。此刻,坐在休息室里的甄垠年和沈福天谁也没有说话,但他们显然都能揣摩到对方心里的复杂感受。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两个人的目光渐渐碰到了一起。这一次,他们谁也没有躲避,而是互相注视着对方,像两个在台上拼尽全力较量无数次,终于决出胜负的拳击手,都有一种获得解脱的感觉。

“福天,你终于胜利了,可以向切瑞尔先生发捷报了。”

“是吗?我怎么没有一点胜利的感觉?”

“几十年来,你梦寐以求的不都是为了今天这个日子么?”

“也许吧。但说出来你也许不会相信,对你提出的每一条反对意见思考得最多、最认真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这个被你竭力反对的人。”

“这么说,你承认我的意见有道理?”

“不,恰恰相反,我希望你是错的。”

“你是害怕真理最终会在我这一边?”

“对。因为这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

“说得多么冠冕堂皇!福天,我以前早就说过,你不像个工程师,而像个政客……”

“这只是你对我的成见。这么多年,很多人都这样指责我,包括我的女儿如月。但我问心无愧。”

“你说得太轻松了,在你面前只有两个结果,要么是历史的功臣,要么是历史的罪人。”

“是不是功臣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做的一切能真正造福于民。这是我们当年在江河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求学时共同的理想……”

“你心里其实并不自信。这一点我早看出来了。你从来不敢承担责任,当初建三门峡水库就是这样,你明明知道我是对的,可却不敢站出来。”

“可如果我告诉你,我曾经请求苏联专家重视你的意见,你会相信吗?”

“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

“我也没指望你相信。我知道你对我一直耿耿于怀,没错,反右期间我的确说了对你不利的话。我和你的身份不一样,我是党员。但你想过没有,有时候人的命运甚至国家的命运,不是仅靠个人的力量能够改变的。”

“这只是推脱责任的一种借口。这正是我跟你不一样的地方。”

“好了,我们别吵了。我们在一起争吵几十年了,难道还要一直吵到死的那一天么?你知道,最近我经常回忆我们俩在江大和美国求学的那些日子,要是时光能够倒流该多好啊!”

“你什么时候变得多愁善感了?这可不像你的性格。但我和你想得不一样,如果时光真的能重新开始,你和我还会吵下去。我敢肯定!”

“……”

这场内心的对话终于以沈福天的沉默而结束了。当他从臆想中回过神来时,发现甄垠年已经离开,休息室空荡荡的,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想起已经去世的裘大水,忽然觉得心里也跟这间屋子一样,变得空落落的。

 

 

 

小爽是和刘石头一起来到北京上访的。

小爽高中没读完,就到榔树坪航运公司当了水手。为了让孙子顶自己的班,朱老鳡把公司和镇政府的门槛都快要踩破了,但领导始终不松口。也难怪,朱老鳡二十多年前就从航运公司(以前叫船业社)退休了,这些年公司和镇上的领导不知换了多少茬,谁还肯认这笔债呢。无奈之下,朱老鳡只好厚着老脸去找刚当上县长不到半年的严雷。严县长倒是个念旧情的人,况且,对他来说,给乡镇企业安排一个合同工,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事儿,当场就答应了。小爽进航运公司上班后不久,正好碰上严县长到榔树坪检查镇办企业的工作,“你就是小爽?”他稍稍仰起脸,叉着腰,望了望比自己还高出半个头的小爽,咕哝道,“唔,个儿嘛,跟你爹差不多,可眉眼脸盘都像合欢呢……”然后,像是故意让陪同他的镇领导听见似的,用手指头点了点小爽的脑门儿,提高嗓门说:“记着,后生子,我不是因为你爹是北京的大知识分子才给你安排的工作,在我眼里,他的地位再高也没有你妈的面子大,你妈是个多么优秀的山村女教师啊!”小爽涨红了脸,挺着胸膛,像宣誓那样大声说:“我不晓得我爹有啥子面子,我只晓得我妈是为了榔树坪的教育事业牺牲的。”严雷对小爽的回答显然很满意,临走时又问了一句:“你姓甄还是姓朱?”小爽愣了一下,正不知道怎么回答时,严雷就说,“别姓甄了,姓朱吧,这样才能把你妈妈的优秀品质发扬光大嘛。回去告诉你爷爷,就说是我说的!唔?”

但朱老鳡没有听从严县长的指示。他对小爽说:“不管你爹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他都是你爹。自古以来儿子都跟爹姓,咱不能做对不起祖宗的事情,你妈在那边也不会答应的。”小爽觉得爷爷的话有道理,但严县长的话也没有什么错啊。

在小爽心目中,他和父亲甄垠年之间除了血缘上的关系之外,一切都那么遥远、陌生。这种感觉不仅没有因他十二岁那年独自跑到北京在父亲身边住了一个多星期有所改变,反而越来越强烈了。尽管像过去那样,他每年都会收到父亲寄来的明信片,从来不曾间断过,但对小爽来说,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仅此而已,丝毫不像别的儿子对父亲那样有一种情感上的依赖,从来没有过。两年前,航运公司按照上面的政策搞股份制,职工如果能够占有一定数量的股份,就可以成为公司的参股职工,否则只能另谋出路了。小爽刚在公司站稳脚跟,当然不甘心被扫地出门,可他去哪儿筹集那么多钱呢?朱老鳡见孙子在家里急得团团转,也没了主意。他已经老了,帮不上孙子了。“小爽,给你爹写封信吧。他不会撒手不管的。”但小爽没有听爷爷的话,“我不想去求他。这么多年,他都没到妈妈的坟上来看一次。”小爽梗着脖子说。“你爹关心的是国家大事,这点小事儿哪里顾得上噻。”朱老鳡说,像是在为甄垠年开脱。后来,小爽去巴东古栈道抬了半年的滑竿,挣回来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总算保住了在航运公司的工作。孙子的这股倔强劲儿,让朱老鳡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样子,他不由得一阵感慨……

这一次去北京上访,小爽不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三峡工程动工不久,县上就给榔树坪下达了一万名外迁移民的指标,并要求在两年之内全部完成搬迁任务。迄今时间过半,已经先后迁走了三批,照这个速度,榔树坪完成外迁任务本来不成问题,但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肯外迁,就连已经迁到外地的也陆陆续续回流到榔树坪,重新在原来的宅基地上搭起简易棚子住下来了。起因是县移民局没有将国家规定的移民补偿款足额发到移民手中,而是克扣下来,修建县乡两级政府的新办公大楼和宿舍,甚至落进了不少县乡干部的私人腰包。起初,这只是移民们私下的猜测,但随着了解内情的人日渐增多,大家开始愤怒起来,纷纷以拖延甚至拒绝外迁表示抗议,并自发成立了一个“移民权益维护联合会”,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但申诉的结果是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几个移民代表还被公安局以“扰乱移民工作”的罪名抓了起来。人们被激怒了,聚集到县政府要求释放被关押的移民代表。迫于群众的压力,公安局把移民代表放出来了,但县政府向滞留的移民们发出限期外迁的最后通牒,并开始组织干部和公安干警,挨家挨户地实施强制搬迁。政府和移民之间的冲突日趋紧张,不到半个月,就接连发生了几起群众被干部捆绑和打伤的事件。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刘石头找到了小爽。刘石头是那几位被关押后又放出来的移民代表之一,平时跟小爽关系不错。他想请小爽跟自己作伴,去北京上访。“好不容易盼到三峡工程开工,原以为能够沾光过上好日子,谁想到政府却让我们搬迁到几千里外的地方去。外迁就外迁吧,广播电视上不是整天说‘顾全大局,舍小家,为大家’么,我们认了,可也不能昧着良心克扣我们的补偿费呀,哪怕走到天边,也要讨回这个公道!”刘石头红着眼睛说,“我们几个代表合计好了,一定要把那帮狗日的贪官搞倒,既然乡里和县上官官相护,咱们就去北京告他们,不告倒这帮王八蛋决不罢休!”

刘石头说的这些事儿,小爽也早就知道。但刘石头想请他一起去北京上访,确实让他有些犯难。他现在是航运公司的持股职工,不属于外迁移民,他要是领着刘石头去上访,岂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么?再者,上访告状明摆着是跟政府唱对台戏,谁胜谁输,难免都要得罪政府,自己当初进航运公司,还是严县长帮的忙,要是让他知道了,会有自己的好果子吃么?

“石头哥,不是我不想帮你这个忙,公司最近正在跟巫山的一家旅游公司商谈联营的事,我实在脱不开身呀。”

小爽的话一出口,刘石头就明白是在借故推辞。他有点急了:“我长这么大,去的最远的码头是宜昌和万县,北京那么大地方,莫说上访,就是连东南西北我都摸不清。小爽兄弟,你以前去过北京,你爹又是大人物,报纸上都能见到他的名字,你要是不跟我一起去,这状肯定告不赢。”他近乎乞求地说,“我不是求你给我帮忙,这是为了乡亲们啊。那帮黑心肠的家伙喝大伙的血吃大伙的肉,你就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不管么?小爽兄弟,我求你了!”

扑通一声,刘石头给比他小好几岁的小爽跪下了。

小爽赶紧扶起刘石头,却仍然犹豫着没答应。这当儿,一直在旁边闷声不响地抽着旱烟的朱老鳡放下烟斗,重重地咳了一声,神色庄重地说:“当年爷爷在川江上跑船,要是碰上有船触礁遇险,就是冒着性命,也会跳下水去救人的。小爽,现在这事儿可牵扯到榔树坪几千号男女老少的身家性命,我看你得应承下来呢!”

朱老鳡的声音不大,但每一句都像棒槌那样落在小爽心头上。他想,这趟份外的差事看来我是推不掉啦。

 

 

 

小爽和刘石头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当他们走出北京火车站时,已经是第三天的早晨了。

小爽上次到北京还不满十三岁,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北京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火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进站口和出站口像开闸的水坝,两条人流一直没有断过线。高楼大厦也比十多年前增加了许多,马路上的汽车像箭簇似的从面前刷刷地射出去,让人觉得头皮凉飕飕的。耳边仿佛有一千只鼓风机在轰鸣,一个字:晕!

比小爽大好几岁的刘石头背着一只鼓囊囊的蛇皮袋子,寸步不离地跟在他后面,生怕被丢下似的,还小声咕哝:“我的娘老子,这北京硬是比万县和宜昌加在一起还大呢!”

相形之下,小爽显得从容镇定,的确像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凭着一股愣劲儿来北京找父亲,连地图也不会看的懵懂少年。他读过高中,说得出世界上不少国家首都的名字,知道美国的现任总统叫克林顿,她的老婆叫希拉里,是个大律师。苏联几天的工夫便土崩瓦解,像下蛋似的下出了好几个国家,现在不叫苏联,改称独联体了。他自费订过两年的《民主与法制》杂志,谈论起国家大事头头是道,在小学都没念完、看上去浑身土气,只晓得烤红薯和卖红薯的刘石头面前,差不多算得上半个知识分子了。更重要的是,小爽现在是榔树坪航运公司的参股职工,有1000股份,公司最近正在洽谈跟巫山旅游公司联营,积极筹划三峡大坝蓄水之后,共同开发小三峡的旅游业务。如果谈成功,公司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前途将发生质的飞跃。“石头哥,你晓不晓得,我跟你来北京上访,冒了多大的风险,弄不好自己的前途全给毁了……”一路上,他不止一次地这样对刘石头说,弄得刘石头心里惴惴的,赌咒发誓:“小爽兄弟,你放心,我和乡亲们欠你的人情一定会还的,等告倒那帮龟孙子,我们给你在江边竖一块碑,让榔树坪的子子孙孙都记住你的功德!”

但说归说,小爽既然接下了这份差,就要想方设法把事情办好。能不能告倒“那帮龟孙子”他不敢保证,但帮人忙就得尽心尽力。这是爷爷朱老鳡经常教导的做人道理。

小爽一出火车站就买了份北京交通图。他没有按刘石头一路上不停怂恿的去找他父亲甄垠年。他是个懂法的乡镇企业职工,能够通过法定途经达到目的就不要走后门。“走后门”本身也是违法。按规定,这事儿应该去国务院信访局,那是国家专门接待群众上访的部门。但他动身之前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国务院最近成立了一个三峡移民局,负责管理三峡移民的事情。经过一番认真的分析,小爽决定直接去三峡移民局。

小爽和刘石头转了一上午,总算找到了国务院三峡移民局。

像北京所有国家机关那样,移民局门口也有两个武警站岗。他们昂首挺胸,身体笔直,连睫毛也不眨一下,跟两尊雕塑似的。跟别的国家机关不同的是,移民局传达室门前挤满了人,一个个神色焦虑,没精打采,像遭霜打的茄子。他们有的排着队,有的则呆在门前的空地上,或坐或蹲,时不时伸长脖子,眼巴巴地望着传达室。小爽打听了一下,排队的人也是刚到北京,正在递交上访材料,没排队的人已经把材料递交上去了,坐立不安地等候着消息。听口音,也跟小爽他们一样是来自三峡地区的湖北人和四川人,上访的内容和小爽他们大同小异,有的已经在北京呆了一个多月,身上带的钱都花光了,还没有等到任何结果。

排了一下午的队,小爽和刘石头总算把上访材料递交上去了。看见那个年龄跟自己差不多的干部将材料按顺序编号后放进一个牛皮纸袋里,小爽用普通话问了一句:“同志,什么时候给我们答复?”干部头也不抬地说:“没看见这么多人吗?要不你们先回去,我们会责成当地有关部门认真处理的……”小爽感觉到刘石头在后面一个劲地扯自己的衣服,知道他的意思,就咽了下口水说:“要是让当地政府处理,我们为啥子大老远跑到北京来?”干部面无表情地瞥了他一眼,皱着眉头说:“那你们就等吧。”然后便摆摆手,叫他们让开,接待别的上访者去了。

晚上,小爽和刘石头在移民局附近的地下旅社住下了。旅社是防空洞改建的,五块钱一个人,大统铺,上下两层,来移民局上访的人大部分都住在这儿。由于通风条件差,没有地方洗澡,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一股呛鼻的汗臭味儿。一到白天,这些人都到移民局门口等消息去了,跟上班一样准时,人家上班他们上班,人家下班他们下班。有的运气好,三五天就等到了满意的答复,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了,有的虽然等到了答复,但不是他们要的那个结果,就继续递交状子或材料,有的呢,等了两个星期还杳无音讯。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没等到答复,却被老家派来的民警和县乡移民干部抓回去了。小爽和刘石头亲眼见过,大白天的,就在防空洞旅社门口,跟电影里的绑架场面一模一样。“他们打起人来可凶呢,一旦被抓回去,不死也得脱层皮。”一个侥幸从县乡移民干部手下逃脱的奉节人说,他们那里的移民干部更贪,竟然明目张胆地贩卖移民指标,每个人卖几万元,许多人糊里糊涂地到了外迁地,却一分补偿费也拿不到。“真是黑了良心啊!实在不行,老子捅到外国人那里去!”他还说,移民局门口经常有一些外国记者来采访,政府最怕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每次他们一出现,就有人出来驱赶上访者。刘石头听了脸色惨白,晚上紧紧抱着蛇皮袋子一宿没睡好觉。仿佛搂着一袋子金元宝,那袋子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和已经所剩不多的烤红薯,其实什么也没有。每天,他都让小爽买盒饭吃,自己吃从家里带来的烤红薯。吃得他整天不停地打嗝放屁。“反正不给我们答复,说啥也不回去,大伙筹的钱就那么多,得悠着点花呢……”刘石头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他瞅瞅小爽,又说,“小爽兄弟,让你也吃这样的苦,我这做哥子的过意不去呢。要不你还是去你爹那儿住几天吧,我一个人在这儿等……”小爽想也没想地说:“既然一起来了,就同甘共苦么!十几年前我第一次来北京,连这样的旅社也没有住的,跟那些要饭的在天桥底下猫了一夜……”嘴上这样说,但小爽心里还是忍不住想,自己也许的确应该去找十几年没见过面了的父亲,说不定他真能帮上他们的忙。但这个念头只是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就被他压下去了。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去找他的。他想。

但小爽怎么也没有料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当太阳刚刚从北京站的方向升起来,他和刘石头像往日那样走出防空旅社,准时来到移民局门口时,不知从哪儿突然窜出来几个穿制服的彪形大汉,一下子揪住了他们俩。多亏小爽反应机灵,在衣领子被人揪住的一刹那,他一个金蝉脱壳跑开了。当他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往马路对面逃去时,扭头看了一下,见刘石头已经被几双大手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按倒在地上了,他一边徒劳地挣扎,一边带着哭腔声嘶力竭地喊:“小爽兄弟,去找你爹,告那帮龟儿子啊!”话音未落,脸上就挨了响亮的一记耳光。“龟孙子,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到哪儿也能把你抓回去!”小爽听到一个破锣样的嗓门,“听着,严县长捎话了,你还是少管这闲事儿,要不航运公司就没你的股份了……”

后面一句是冲他嚷的。刹那间,小爽明白这伙人是从哪儿来的了。

 

 

 

 

 

来源: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编辑:雁回锦书

发布时间:2026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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