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真实大学教育”：里克·库恩访谈录

原编按

里克·库恩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社会学系的荣誉副教授。自1987年首次受聘于ANU以来, 他一直从事政治经济学、劳工运动史、澳大利亚的种族与种族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的著作《亨里·克格罗斯曼与马克思主义的复兴》（2007）荣获国际艾萨克和塔玛拉德意志奖，该奖项旨在表彰“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领域或相关主题中最具创新性和最佳表现的著作”。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我在贝丽尔·罗森大楼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他刚刚从亚拉伦拉美国大使馆外的集会回来。他在名为“声援耶路撒冷”的集会上发表了讲话，此次集会是为了回应特朗普总统宣布其政府计划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的决定。

LK：那么你今天在集会上说了些什么?

RK：我最初的观点是，像我们这样参加集会的人——在堪培拉、悉尼和墨尔本，尤其是在安曼、开罗和贝鲁特——才是真正能带来重大改变的人。虽然巴勒斯坦人民非常勇敢，但他们的影响力并不大。中东的重大变革将来自周边国家的动向。“阿拉伯之春”展现了变革的可能性。它推翻了多个政权，人们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也从口头上的支持转向了实际行动。我们现在正处于中东的反动阶段，但我们已经看到了变革的可能性，而当阿拉伯民众推翻那些事实上与以色列和美国结盟的政权时，这些可能性就能成为现实，尤其是在人口最多的埃及和最富有的沙特阿拉伯。

LK：您多年来一直关注以巴冲突的政治问题。例如，您曾是“犹太人反对压迫和占领”（JAOO）组织的成员。从犹太人的视角来看，反对占领有何特殊意义？

RK：我想是这样。我没有宗教信仰——我是个无神论者——但我从小就感受到犹太人遭受的迫害。现在在澳大利亚，犹太人不再受到迫害。虽然存在一些反犹主义，但真正遭受严重迫害的是穆斯林和非白人；这种与受迫害者之间的认同感，构成了我政治思想形成的一部分——一种与反抗压迫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意识。在大学里，这种意识与我对左翼政治的了解交织在一起。从大一开始，我就参与了争取在悉尼大学修读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斗争。我的最初实践和理论，就是参与《资本论》读书小组，与那些比我知识渊博得多的人一起学习。

LK：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RK：那是我在悉尼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从1974年到1976年。所以，那是学生运动的尾声。

LK：这对悉尼大学有影响吗？

RK：争取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斗争非常激烈，最终取得了成功。悉尼大学政治经济系至今仍然开设激进经济学课程。我获得经济学学位后休息了一年，在堪培拉的公共部门工作了六个月，期间接触到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并加入了它。正是这种经历支撑着我成为一名行动主义者——加入一个组织，与一群渴望改变世界、积极尝试改变世界、并且对时事进行分析的人们一起工作。作为个体，你可以非常聪明——我并不自诩如此——但即便你非常聪明，要面面俱到、了解一切也是极其困难的。但如果你身处一个拥有共同基本假设和方法的组织，那么个人的负担就会减轻，你也能发展出更广泛的理解。与他人合作也会更加有效，尤其是在你拥有传播思想的渠道，比如报纸的情况下。

LK：那是什么组织？

RK：那叫做国际社会主义者，它是我现在所在的组织——社会主义替代——的前身。参与其中，参与这个试图带来变革的集体项目，拥有自下而上的变革视角（因为对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理论和实践）——这真的非常重要。

LK：关于理论与实践，你的行动主义与你的学术研究之间是否存在辩证关系？

RK：就理论发展而言，我真正的大学教育来自社会主义替代组织及其前身。我拥有悉尼大学的经济学学位、麦考瑞大学的政治学荣誉学位以及悉尼大学的政府学博士学位，但我真正的教育来自于与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们的交流。这影响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我的阅读习惯。我的一些学术研究为我提供了参与此类阅读的机会，加深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应用的理解，同时我也在努力获得学位 ——最终，正如我所料，找到了一份工作。

LK：这些年来你都经历过哪些困难？

RK：我参与过很多活动——争取堕胎权的斗争；最近，自从2004年霍华德政府立法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以来，我一直协助组织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示威游行，以及围绕这一问题的示威活动；还有声援巴勒斯坦斗争等声援运动，这些活动在我加入左翼组织之前就断断续续地参与其中。我一直是一名积极分子和职场代表，最近是全国高等教育联盟的成员。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还有反对铀矿开采的运动。我参与了反对“星球大战”计划的运动，那是美国总统里根的重整军备计划(战略防御倡议)。我记得在一个夏日，我们推着婴儿车，带着女儿——当时她大概一两岁——游行到国会大厦。当限制原住民权利的北领地干预政策宣布时，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工会秘书长金·萨特勒和我组织了堪培拉示威游行，这是堪培拉首次举行反对干预的示威游行。

LK：马尔库塞有时把大学比作激进政治的温床。你认为今天情况仍然如此吗？

RK：大学的意义在于，它为那些较少受到既定秩序束缚的年轻人提供了探索思想、进行实验等等的空间。他们是否会利用这些机会是另一个问题，但这种空间是存在的。

鉴于学生大约三年的更替周期，大学的政治氛围变化可能相当迅速。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里或许比其他地方更容易滋生激进思想。而且，学生群体能够产生工人群体无法企及的影响力。少数学生就能真正扰乱大学的正常运转，但少数采取罢工行动的工人——除非他们从事的是极具战略意义的工作——否则如果没有大多数人的支持，最终只会吃亏。

学生们有一定的空间去探索各种想法，包括激进的想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周围是否有人能够向他们传授这些想法。像我这一代人，他们曾在大学里从事相关工作，而这得益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大学里的激进思潮——这场思潮是由学生推动的——如今他们正在逐渐老去或退休。能够传播这些想法的教职员工也越来越少。因此，现在传播这些想法的绝大部分都来自那些激进的学生。

LK：你对亨里克·格罗斯曼的作品和人生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你是如何对他和他的作品产生兴趣的？

RK：在七十年代末，或者可能是八十年代初，我读到安瓦尔·谢赫(Anwar Shaikh)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精彩文章，其中提到了格罗斯曼。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我开始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德语，心想或许可以运用这项技能来研究我读到过的这位格罗斯曼。他的很多作品并不为人所知。虽然偶尔会有人提及他，但大多是谴责之词。他受到了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广泛谴责。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第一次学术休假结束后，我便全身心投入到他的研究中。从那时起，我一直致力于研究他。我撰写了格罗斯曼的传记，这是第一部用英语写成的长篇传记——而我仅仅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作品。

LK：作为一名行动主义者，你认为他的危机理论对你有什么意义？

RK：就我们提出的论点而言，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表明资本主义无法修复，它本质上容易陷入危机，而这些危机会导致严重的阶级斗争。不幸的是，目前主要是自上而下针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但这确实会导致阶级斗争；它加剧了资本主义的恐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不适合统治，因为它无法养活其奴隶——也就是工人。这并非总是如此，但在某些情况下是成立的，而且是必然成立的，尤其是在工人被抛弃、生活水平在经济严重衰退期间受到冲击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且有力的论点，但抽象的论点很难说服很多人。你或许能说服一部分人，但无法赢得足够多的人。

加入组织的另一个好处是，你可以更有效地与他人并肩作战，参与斗争。正是通过群众斗争，才能使大量民众激进化。但任何反抗压迫或剥削的斗争都至关重要。因此，我前往美国大使馆，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反对特朗普挑衅耶路撒冷的斗争。我在墨尔本的同志们也经常去韦伯码头参加纠察线。无论哪里有人在反抗压迫或剥削，我们都想参与其中，支持他们，并阐述这种斗争如何融入更大的图景——即这种个人斗争是对资本主义根本问题的回应。我们越是将这些斗争普遍化，它们之间的团结就越强，每一场局部斗争就越有效，最终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就越有希望。

LK：我想问问你关于你的一个爱好——观鸟。你是怎么开始观鸟的？

RK：我对观鸟产生兴趣，是因为当时我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和左翼政治立场感到沮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切都不太顺利。我想我需要做一些不会让我过度沉迷的事情；观鸟正合我意。我可能会记下一些看到的鸟类，但我并没有一份完整的观鸟清单。对我来说，观鸟是为了享受自然，顺便锻炼身体，但它通常不是有氧运动。

LK：马克思主义中也有对自然世界的这种热情吗？

RK：的确如此。2000年前后出版了一些杰出的著作，例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和保罗·伯克特的《马克思与自然》，这些著作重新发掘了马克思作为生态学家的形象。由于环保运动的兴起以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他们重新审视了马克思，发现他关注并著述了环境问题。他认为环境危机不仅是人性或技术的产物，也是我们所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在这个社会里，生产是为了盈利，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人类有生物性的需求，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环境和生态问题对于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至关重要。1998年，我创建了一个名为“马克思主义与鸟类”的网页，通过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卢森堡和托洛茨基等不同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来探讨这些问题，希望能够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呈现。这些马克思主义者都曾以某种方式提及鸟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