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少数与市民社会的兴亡

文/锦帆

性少数即性取向与众不同的人自古有之，本文无意去论证人类的生理特征如何使其成为可能；本文力求回答下面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一、在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联合统治（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下，今天的性少数，作为和父权制直接对立的、因而在过去一直被压制的性少数，为什么能够空前地发展起来？二、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么对待性少数群体和性少数观念？

为了解答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引入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概念。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中颠倒了黑格尔“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观点，并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时至今日形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通俗公式。

马克思详细论述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别为前提，它才存在，只有同自己的这些要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

“利己生活的一切前提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然而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存在的。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

前资本主义时代，在西方政教合一的国家或者在东方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治就是经济，等级身份同时是经济地位，人甚至没有得到政治上的解放，市民社会还没有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它还困扰于后者的条条框框。即便明清商品经济繁荣，出现大量商人、市井阶层，但商业活动始终处在皇权、重农抑商政策、宗族礼教的强力约束之下，私人领域无法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始终没能演化出和政治国家分庭抗礼的市民社会。

在完成的市民社会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私人领域从公共领域中分离出来：婚恋、性关系不再是宗族事务，而被划入个人自由的范畴，而个人自由中最重要的是财产权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为附带的性取向自由，虽然逐渐得到市民社会的承认，但是对于整个政治国家——以私有制因此也是以父权制为前提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它仍然是见不得光的东西。正如马克思所说：“当政治生活感到特别自信的时候，它试图压制自己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要素……（可是）正像战争以和平告终一样，政治剧必然要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一切要素的恢复而告终。”（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于是矛盾不断发生：资产阶级一边利用商品化与自由人权解构传统宗族，客观上为性少数提供了生存空间与身份认同的土壤；一边又为了维持社会再生产，利用国家机器强制推行传统父权制的家庭规范。

可是，前提毕竟是前提，政治国家对性少数的过分压制，最终结果只是反噬自身，得不偿失；到了今天，在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更大的敌人面前，政治国家俨然换了一副面孔——它绘声绘色地对性少数群体讲述“多元包容”的普世价值（不如说是空头支票）、转而将主要矛头对准革命力量！

于是，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问题：社会主义的活动家应该怎么对待性少数群体，怎么看待性少数文化？有人大嚷大叫道：“打倒资产阶级猎奇文化！警惕腐朽之风混进革命队伍！”在他们看来，白左政客和性少数群体是沆瀣一气，同性恋和其他种种“猎奇”的观念似乎都是资产阶级为了分化无产阶级阵营而人为制造出来的，而非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本身的矛盾运动的结果。他们重犯了费尔巴哈的错误：“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了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也就是说，正像不能简单地把宗教看作少数骗子编造的谎言一样，我们也不能把性少数观念粗暴地打成资产阶级的凭空胡说，这就忽视了它们的现实基础，使人看不清矛盾产生的源头，因而也找不到解决矛盾的办法。

离开阶级斗争的无神论是没有力量的，离开无神论的阶级斗争是没有方向的。路德废除了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市民社会废除了信仰的权威，是因为它恢复了信仰的自由，其中当然有不信教的自由，但同时也有信教的自由。不管我们在批判有神论时感到多么游刃有余，我们毕竟还是在市民社会里游动。不能妄想剥夺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除非剥夺整个市民社会。在市民社会之后的人类社会，正像信仰的自由必将代之以信仰的消失一样，性取向的自由也会不复存在，因为社会性别本身将失去其存在的前提而走向消亡。

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把革命群众分成“正常人”和性少数，就像“把工人分成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只能有利于性少数群体中的“神父”，而不利于广大被“神父”蒙蔽并且和“神父”利益直接对立的性少数群众，更不利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因为这无疑是把群众推到“神父”即推到资产阶级那一边去了。

性少数观念和宗教虔诚固然不是社会的未来，但毕竟是社会的——起码是部分的——现状。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从虚无缥缈的可能出发，而必须从自相矛盾的现实出发；就是说，为达到美好的未来，就必须着眼痛苦的当下。当下痛苦的现实就是：性少数观念和宗教虔诚不仅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醉生梦死、虚荣奢靡且行将就木的生活中，更在城市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中，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级阶层中，以及在农民群众中保持着它的重要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呢？

唯心主义者和庸俗唯物主义者回答说：这是由于人民群众愚昧无知。由此得出结论说：打倒宗教、打倒性少数，传播无神论和“健康”的性取向万岁，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者则回答说：恐惧创造救世主，矛盾产生性少数。由此得出结论说：要想消灭群众头脑里的种种落后观念，必须消灭这些观念（如宗教虔诚和性少数）的物质基础，即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本身，必须呼吁广大群众——不问来处、不问信仰、不问性取向，只问革命与否——团结起来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列宁说：“阶级斗争能把信基督教的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和无神论这方面来，而且比枯燥的宣传无神论还要有效一百倍”（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因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费尔巴哈主义者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利用性别议题分化无产阶级阵营，依靠“彩虹经济”大搞消费主义骗局。于是，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决不能得出把性少数群体不分阶级地一棍子打死的糊涂结论，而要一分为二：区分其中的群众和阴谋家，领导群众战胜阴谋家。群众，不只是信教的群众，而是所有被剥削压迫的群众，他们必然有落后的地方，有很多缺点，甚至是很严重的缺点，但是决不能因此把他们拒之门外，而要吸引并鼓励他们进入阶级斗争的大学校。在这所学校，他们改造社会，也改造自己。我们不要妨碍他们改造自己，而要帮助他们改造自己，这样我们也能很好地改造自己。

同时，也必须和群众头脑里面的落后思想作斗争，因为这些落后思想总是会导致他们犯错误、甚至阻碍运动的发展。问题在于怎么斗争。不要老爷般地对别人念经，而要先当一个小学生，要善于做一个倾听者，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会因感同身受而热泪盈眶，我们要让那些在社会上被歧视的同胞在我们这里感到家人的温暖与真正的尊重。因此，这种思想斗争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正像贫下中农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实际生活中知道他们的利益同有钱人的利益不可调和一样，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的性少数群众也会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神父”从来不是他们的朋友，而是最狡猾的敌人。在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中，这一点会愈发明白。

有人会担心敌人趁机混入革命队伍，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但是，不管我们担心与否，他们总是要来的：纵使大门紧闭，坏蛋还是无孔不入。何妨把门再开大些！的确，肯定会有几百甚至更多个没有节气的坏蛋处心积虑出卖我们、欺骗我们、暗算我们；可是，只要一想到还有成千上万个坚持战斗的群众支持我们、帮助我们揭露这些坏蛋，这些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有机会改造我们的缺点，为什么要瞻前顾后呢？如果有机会锻炼我们识别坏蛋的能力，为什么要畏畏缩缩呢？

有些人对坏蛋怕得要死，其实是对群众怕得要死，其实是不相信群众，也不相信自己。越怕越有鬼。坏蛋不会因为我们的害怕而灭亡，他总是想着兴风作浪；相反，只有在实践中让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把他批倒批臭，让他威严扫地，在群众面前抬不起头，这才把坏蛋真正消灭了，同时也锻炼了群众。当然，我们应该提高辨别能力，尽可能避免这些人混进来。

毛主席在一百年前向我们抛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回答道：我们既不当畏手畏脚的保守派、也不当事不关己的逍遥派；我们要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我们认为：没有少数群体的解放，就没有普遍的人的解放；而离开普遍的人的解放，少数群体的自由也只是市民社会里随时会破碎的迷梦。未来，性少数群体的人数还会不断增加，这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一旦它危及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社会再生产秩序，刽子手的屠刀就会落下。

不愿做待宰羔羊的人们，起来啊！无论你们是工人、农民、妇女、性少数、宗教信徒还是其他被社会唾弃的异类，都应该站起来追求尊严与自由，但你们所追求的尊严与自由，只能建立在消灭雇佣奴隶制的革命实践之上。唯有打碎资本主义这个巨大的罪恶机器，打破阶级与压迫的锁链，我们才能走向那个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消亡的不只是阶级压迫与身份藩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来源：作者投稿

编辑：石凝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