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冤不伸枉为人——谈个人最欣赏的一部东野圭吾小说

文/刘培茄

*惊闻东野圭吾逝世，撰一短文以表笔者的哀悼之情。

《彷徨之刃》出版于2004年，主要描写了主角长峰重树的亲人遭遇暴力性犯罪后，因为法律无法为受害人伸张正义，长峰遂拿起步枪决心复仇的悲剧故事。尽管作为长篇推理小说其篇幅与叙事手法都较为常规，但这仍是笔者最喜欢的东野圭吾作品之一。本文中，笔者想借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几个经典题目谈谈对这部小说的看法。

英雄的悲剧

“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人，不能成为真正的悲剧主角，凡是不计成败、奋起斗争、临危不惧、宁死不屈的人物才最富于崇高严肃的悲剧精神。悲剧虽以主角失败或牺牲作为结局，但是悲剧主角所进行的斗争却并没有停止。”

总体而言，《彷徨之刃》作为一出社会悲剧，其可贵之处在于不仅充分描写了悲剧所应有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也成功塑造了悲剧英雄人物，体现了充分的现实主义。《彷徨之刃》中的悲剧冲突是剧烈的、不可调和的；其根源并不在于主角的内心矛盾（虽说其表现得较明显）和人性分裂，而在于让残忍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让正义得到伸张；是客观需要更是新旧斗争。但当时的法律体制无法满足这个要求，主角一个人又无法与整个警察系统对抗，于是悲剧结局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东野圭吾也没有忽视偶然性在促成悲剧结局中应有的作用，这一部分将与人物形象分析一起在后文中展开。

两个方面的典型人物

“您觉得您有把握叙述一个老故事，因为您能够如实地叙述它，使它变成一个新故事。”

东野圭吾选择的是古今创作中十分常见的复仇题材，但他在作品中又“如实塑造”了两个方面的主要人物，并且都十分具有典型性。首先自然是男主角长峰重树，这是一位伏罗希洛夫射手式的，富有斗争精神的正面人物。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对现行的“少年法”抱什么幻想，得到犯人住址的情报后决定不通过警方，自己私下调查，得到关键证据后几乎是立即决定使用私权正义；并且，他实施的个人复仇有理有节，只诛首恶。这个人物也有自己的特殊性——他的内心矛盾。作品的标题《彷徨之刃》正写的是他在复仇之路上的彷徨。即使决心复仇，他内心中也仍然有柔软的一面，也正是这一面导致了最后的功败垂成；这主要体现在他与民宿老板女儿丹泽和佳子的相处上。

几年前，由于看管不慎，和佳子的儿子在玩耍时摔断了脖子，不幸身亡。和佳子也因此和丈夫离了婚；而长峰重树在丧偶后与女儿相依为命，后者却遭到了残忍的杀害。两个境遇相似的人因此合作，但长峰失去了精神寄托，唯一的愿望便是为女儿复仇，因而产生了自毁倾向；日复一日地寻找凶手外加警察追捕，也让前者承担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诸多因素叠加下，长峰对和佳子产生了依赖的感情。

但不巧的是，和佳子又是一位态度摇摆不定的人物。她既想凶手被绳之以法，又不想长峰因此牺牲。在长峰最后得到情报，决定前往上野车站刺杀凶手后，和佳子选择了向警方报案。她以为这能拯救长峰，实际上却等同于签署了后者的死刑执行令！

在笔者读到长峰因为和佳子大喊一声而中断射击，最后身死的情节时，笔者不禁也感到了释怀。

反面的典型人物则是罪不容诛的少年犯菅野快儿和伴崎敦也。作者用了不少笔墨塑造当时的社会环境（当然这也是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一般特点之一）：缺位的家庭教育和法律惩罚；东窗事发后惧怕社会舆论、一味偏袒孩子的父母；对受害者实际漠不关心，只顾新闻流量的媒体等——从而做到了“把要叙述的事实同一般的环境联系起来，并从而使这些事实中所包含的一切特殊的和意味深长的方面显露出来”，也实现了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典型环境应当是历史的、具体的，因此自然可以是落后的、腐朽的。东野圭吾既写了落后的典型环境和惨无人道的反面典型人物，更写了它们的对立面，写了代表进步一方的长峰、鲇村、久冢组长等人物；无情地揭露了少年犯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和法律缺口，更对敢于斗争的正面人物有着深深地同情和褒扬，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毫不隐瞒的倾向性

本书涉及的题材之敏感、矛盾冲突之激烈，使得倾向性成为一个不得不关注的问题。读者自然可以对男主角的行动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仅就文本而言，作者本人的倾向与书中主要正面人物的倾向达到了有机统一；东野圭吾不是抽象人道主义者（虽然小说中描写到了这样的人物），更不是认为“对立的双方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合理的，可是……在伦理的意义上，并且通过伦理意义来看，全都是有罪的”的折衷主义者。

下面，笔者之所以花费不少篇幅将这些论述摘录于此，正是因为这些锋芒毕露的批判词句体现了作者毫不掩饰与毫不妥协的立场！

首先是长峰重树决定私下调查时的心理活动：

“少年法并非为被害人而制定，也不是用来防止犯罪，而是以少年犯罪为前提，为了拯救他们而存在的。从这些法律条文中无法看见被害人的悲伤与不甘，只有无视现状的虚幻道德观而已。”

接着是他潜逃途中的心理活动：

“他知道自己没有制裁罪犯的权力。这应该是法院的职责。可法院真的会制裁他们吗？不会。通过报纸和电视，长峰多少知道审判是如何进行的，或是给什么案子判了多重的罪。

就他个人的认知，法院不会制裁罪犯。说法院会拯救罪犯其实更恰当。法院会给犯了罪的人重新做人的机会，然后将其藏到憎恨他们的人看不见的地方；这样就是判刑，而且刑期都短得令人惊讶。夺走了别人一生的凶手，其人生并没有被夺走。”

小说快要结束时，作者甚至借年轻刑警织部之口发出了对现行法律体系的诘问：

“织部脑海里浮现出自己的枪。这把枪是为了保护菅野，是为了防止长峰绘摩的父亲对杀害女儿的嫌疑人展开复仇行动。他们到底是什么？织部心想，逮捕犯法的人是他们的职责，这样才可以消灭万恶。多么冠冕堂皇的说法！

可这样真的能消灭万恶吗？把坏人抓起来然后予以隔离，换个角度看，其实就是在保护坏人。经过一段时间，当社会逐渐淡忘被‘保护’的坏人时，他们又可以回到原来的世界，其中有许多人会再度犯法。他们会不会以为自己不会因犯的罪遭到报复，甚至觉得国家会保护自己呢？”

最后是小说结尾久冢组长的独白，也可以看作是为整个故事作结：

“怎么说呢？最后的结局是这样，或许不能说是正确。但如果密报者什么都不做，结果会如何呢？当真会有更好的结果吗？菅野和伴崎被捕，经过形式上的惩处后很快又可以重返社会，然后重复作恶，接二连三地还会有长峰绘摩浮尸河中。这就是幸福的结局吗？……

‘这是法律的规定，请您忍耐吧！’面对孩子遭到杀害的父母，谁能对他们这么说？”

另外，还有一段侧面描写：织部与准备法考的女友聊天时谈到“像菅野这样穷凶极恶，犯下多起强健罪行，一起强健砂仁罪行的少年犯，因为本次犯的罪属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而非‘故意砂仁’，仅需服三年有期徒刑即可获释”。我想只要有正常理解能力的读者都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荒诞性。

这些文字还不能证明东野圭吾对笔下男主角的同情吗？还不能证明他对伸冤报仇的期望吗？

从自发到自觉

另外还有一些中间派人物，如年轻刑警织部与此次强健砂仁案件的从犯中井诚，作者对他们的塑造也值得称道。尽管阵营不同，但笔者认为这两个人物本质上却无太大的区别。作者这么写是需要勇气的。

先从从犯中井诚说起。这个人物的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但是更显著也是更有危害的方面在于他主体性的缺失。一开始他屈服于主犯的淫威，没有勇气阻止犯罪，客观上成为了长峰亲人遇害的帮凶；接下来主犯菅野畏罪潜逃，不断与他通气，而警方也需要通过他抓捕菅野，将其纳入自己的保护；其父试图与他串供使其获得减刑；记者想要一手资料获取新闻流量……中井诚就这么被夹在了几方势力中间。大多数情况下，他行动的决定权都在别人身上，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

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织部这个人物。他对男主角不可谓不同情，对法律体系也存在怀疑情绪；在被久冢问及真实想法时，他最后还是说“如果长峰先生能完成复仇最好”。但是，开枪打死长峰重树的同样是这位刑警。在开枪后，他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他是为了保护管野才对长峰开枪的。这样做真的对吗？”

“这样是错的”与“这样做真的对吗？”，其意义很显然不能混为一谈。笔者认为，这本质上证明了其最后都没有跨过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界限。这个人物自然存在朴素的道德感，但在问题和矛盾摆在面前时，这种朴素认识并没有办法转化为实际的正面行动；他最后开的这一枪，而且是如此准确的一枪本质上还是一种随波逐流。这就是他和中井诚相似的因素。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他的上级久冢组长——他看似是最“铁面无私”的，但同时也是隐藏的最好的。他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向长峰透露出了最后一份关键情报；这只能是一种自觉行动。久冢的自觉性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与未成年罪犯的斗争实践中来，是从对法律体系的深刻反思而来，也从子女去世的相似遭遇中来，但必定不是从普通的道德同情上来（有但不是根本因素）。东野圭吾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当着矛盾冲突到了极端剧烈的时候，能不能、有没有勇气直面矛盾，经过这一考验有时只是一瞬间的事；许多时候这就是一条分水岭，是大浪淘沙。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界限就在于这条分水岭，前者终究不能替代后者。这对于我们不得不有深刻的启示。

2026年7月31日

【参考文献】

东野圭吾：《彷徨之刃》，刘珮瑄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再评〈伏罗希洛夫射手〉：复仇者的困境》，微信公众平台2020年4月18日。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恩格斯：《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陈瘦竹、沈蔚德：《论悲剧与喜剧》，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来源：子夜呐喊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