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庭优势》丨被定制的教育:谁在歧视“子涵妈妈”
文/旺角金鱼
原编按

Annette Lareau《家庭优势》
(Home Advantage: Social Class and Parental Intervention in Elementary Education)
近来,全社会越发重视教育中的家校合作,如教育部《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教基〔2022〕7号)提出家长应主动协同学校教育。家校合作的好处也被不断强调,仿佛所有家庭都能充分享受到家校合作的好处。然而,《家庭优势》一书提醒我们事实比很多人想象得复杂得多。
《家庭优势》的核心观点在于,成功的家校合作预设了一种特定的家庭类型。中产阶级家长的与学校的琐碎互动,实则正系统性地让其获得优势,而劳工阶级家长的“尊师重道”,则正让他们的孩子在学校中被边缘化。究其原因,是那些进行家校合作的资源和运用这种资源的能力,只有中产及以上阶级的家庭才完全具备。
此过程中,无人怀揣恶意。学校和家庭都想让学生更成功,但不平等和阶级再生产仍旧发生了,它就藏在教师在家长会上的用词里,就藏在家长和老师在微信群的几句私聊中。
于是,我们必须反思:那个“好家长”标准究竟对谁更好?是否真的有必要维持这套标准?是否可以想象一种更加普惠、公平的家校合作模式?如果有,为了实现这种模式,又需要做些什么?教师又应该怎样做,才能识别并帮助那些被家校合作系统性歧视着的家庭?
学校教育与社会阶层再生产之间的关系,一向为人们所关注。我们总忍不住期盼,学校是一个能够提供「公平」的地方,或者至少是一个能够努力消弭「不公平」的地方。但越来越多的日常经验和学术研究都告诉我们,同窗读书的学生,因其家庭背景的差异,在学业表现和毕业后生涯等许多方面可能会呈现非常明显的不同。当学校提供貌似相同的教育过程给千姿百态的学生时,所得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并且这种差别常常是复制了这些学生本来的背景差异。
作为这一领域中最经典的理论阐释之一,布迪厄认为,资本有多种形式,其中一种是「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它的分配就像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不平等,并且能够在家庭内部代代相传。现代社会的教育系统貌似「平等」,事实上却正是通过这种无害的外表来掩饰背后的权力运作。教育行动是一种与统治阶级合谋的「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它将某些阶级出身的学生原本已经具有的语言、品味、习惯和能力,转化为看似自然的「才能」,由此再生产了原有的社会不平等。
Annette Lareau 在布迪厄理论的启发下开展了自己的研究,《家庭优势》即是她的早期研究成果。针对教育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这一宏大主题,Lareau 选定的切入点是「家校合作」,聚焦于「家长在孩子的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孩子的课堂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对两所由不同阶级家庭孩子构成的小学进行为期两年的综合研究,她有许多珍贵的发现。其中最核心的是一组对照:劳工阶级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总体较为分离(separation);中产阶级家庭则非常重视家庭与学校教育之间的联结(interconnectedness)。
这里的关键不是说中产阶级家长更「爱」孩子,或者劳工阶级家长不重视教育。Lareau 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她避免了这种粗糙的判断。她真正展示的是:不同阶级家庭所拥有的教育程度、职业经验、时间弹性、语言能力和社会网络,如何在具体的家校互动中被调动出来,并转化为孩子在学校中的不同待遇。换言之,文化资本不是自动发挥作用的。它需要某种制度场域,需要某些接口,也需要行动者的主动使用。而在本书中,这个场域就是家校互动。
「联结」与「分离」
Lareau的研究指出,中产阶级家长教育策略的核心,是一种「联结」的培养方式。在这种模式里,「家庭空间」和「学校空间」是打通的。家长会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激活教育过程中的其他角色,例如较高频率地拜访老师,向老师说明自己孩子的特殊需求,甚至有时会批评老师的专业能力或教学表现。他们并不只是被动地等待学校提供教育,而是把自己视为教育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
空间「联结」之外,中产家长和劳工阶级家长在时间观念方面也有明显的差异。Lareau团队的调查显示,劳工阶级家长往往习惯性地将「学习」与「学校」空间以及「上课、写作业」的时间联系在一起,仿佛学习是一种工作,「下班后」就可以休息、和小伙伴们玩耍或做其他事情。相对而言,中产家庭眼中的「学习时间」和「学习之外的时间」二者也是联结的。不仅会有名目繁多的补习或特长课程,即使在玩耍的时候,也有所谓「游戏学习」,也要计划如何「寓教于乐」。反过来,在学习中,家长又会思考怎么让孩子的学习变得更「有趣」。在这种教育策略中,几乎不存在特殊的「学习时间」,而是几乎一切时间都在被计划用于某种密度或大或小的「学习」。
并且,这些中产家长往往「了解」自己孩子的「一切」:学校、班级、老师、同学、同学家长、课程内容、学习进度,以及孩子在学校中的情绪和表现。这种了解并不是单纯的关心,而是进一步介入学校教育的前提。只有当家长能够把握学校内部发生了什么,他们才能准确地提出要求,才能把孩子的某种困难表述成值得老师回应的「特殊需求」。
与此不同,劳工阶级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则更接近于「分离」。他们更彻底地相信老师在学业方面的专业性(自己则是「什么都不懂」的),而较少过问或参与到课程相关的问题中。对他们来说,老师是教育的主角。这些家长当然也关心孩子,但他们更愿意把学习方面的事情交给学校处理。相对而言,他们比较关注学校在学习之外的问题,例如对孩子的照顾、饮食、安全,以及其他更「生活」方面的事。
这种分离并不意味着冷漠。恰恰相反,书中有许多非常令人难过的真实瞬间。在许多中产家长眼中,小学老师还不见得比自己「更懂」教育或社会;而劳工阶级父母将小学老师视作「教育的权威」,仿佛老师身后有一个自己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带有魔力的「后台」。
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班级的老师们想为一个学习有困难的孩子讨论个性化的支持方案,于是邀请孩子的母亲来学校商议。这位母亲在10年级之后就离开了学校,一直从事体力劳动为生。尽管她非常尊敬老师,也非常希望能够更好地帮助到女儿,但她向研究团队表示:「我非常不适应这么正式的谈话,我也不太能理解老师们那些高深的用词,事实上,这种会谈让我感到浑身都有些不自在。」
在这里,问题不在于这位劳工阶级家长缺乏对孩子的关爱/责任感,或对教育的重视;而在于学校所要求的那种「正常」家长参与,本身就预设了一套特定阶级背景的能力:能够自信地与教师对话,能够理解学校语言,能够安排时间参加活动,能够在家中继续延伸配合学校教育,也能够把孩子的困难转化为学校可以处理的诉求。这种「正常」看似中性,事实上却常常并非如此。
谁是教育的主角?
本书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谁是教育的主角?
劳工阶级家长希望,也天然认为,老师是教育的主角。他们尊重老师,相信老师懂得更多,也相信老师在学业问题上具有专业判断。这种尊重带来的结果,是他们常常自我约束,不去干涉,不去质疑,不去过多要求。
中产阶级家长不见得不认同老师的重要性,但他们在 Lareau 的研究中明显是更活跃的群体。他们搅动、推动,甚至带动教育从业者改变方式、加快节奏。他们会主动了解学校教什么,会询问孩子在班上的情况,会向老师提出与教学有关的要求,甚至会向校长抱怨/投诉老师。也正因如此,他们在事实上为自己的孩子打造了某种「个人定制」的学校教育。
这里可以看到 Lareau 对布迪厄理论的一种具体推进。如果说布迪厄让我们看到文化资本在教育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那么 Lareau 进一步展示了:文化资本并不是静止地存在于家庭中,而是需要被主动调用;重要的不仅是优势阶级拥有多少资源,同时也是他们运用这些资源的知识和能力。中产阶级家长知道什么时候该找老师,如何向老师说明孩子的问题,如何把个别需求包装成合理诉求,如何在必要时升级到校长层面。他们不只是「拥有」资源,而是能够在学校这个场域中有效使用资源。
更重要的是,这种主动调用并不总是以特权者自觉维护特权的方式出现。中产阶级家长并非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展现阶级特权,他们的出发点往往只是「想帮助自己的孩子」。他们知道孩子的未来取决于学业表现,也希望让孩子免于失败的痛苦。问题恰恰在于,这些看似个人的、善意的、完全应该被同情和理解的愿望,连结到一个更大的体系中,在这里,优势被系统性地生产出来,也系统性地将另一群人排除在外。于是,才能被视作一种个人特质。当我们赞赏那些学得又好又快的孩子的成就时,却很容易忽视他们的精熟其实是许多因素累积起来的结果。
为何社会阶级影响家长参与学校教育
这本书的第六章是理论意味较浓的部分,在这章中,Lareau 试图解释前文观察到的现象:为什么两类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基本特点分别是「分离」与「联结」?她讨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
第一种是价值观方面的解释,也就是中产阶级是否比劳工阶级更加重视教育。通过访谈材料可以看出,受访的老师们往往是这么认为的。他们会把家长对学校的配合程度看作「家长是否重视教育」的证据。但在家长方面,Lareau 发现这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相关性。大多数家长在价值观层面都非常重视学校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有相仿的教育参与水平。
这个反驳避免了把阶级差异道德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产家长更负责,劳工家长不努力。真正的问题是,不同家庭是否具有学校所承认的那种参与能力。当然,在证据可靠性方面,我们对Lareau的这部分论证也可以稍作保留。因为「重视教育」本身很难仅靠访谈判断,几乎没有家长会公开承认自己不重视孩子教育。研究者很难只根据言说来判断价值观,而必须同时观察家长的行动、条件和处境。
第二种常见的解释是「制度性歧视」。根据既有文献,学校会促进不同阶级学生的分流,中上家庭的子弟更容易进入大学,下层子弟则被推离升学道路。有不少观点认为,老师和学校对不同阶级出身的孩子,并不一定采用一视同仁的标准和互动方式,而可能制度性地歧视来自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家庭和孩子。
Lareau 对这一解释持保留态度。通过比较两所学校,她的研究发现,家校关系中占据主导权的并不总是教师。与人们对学校可能会迎合优势阶层家长的刻板印象并不完全相同,劳工阶级学校的老师甚至可能更加积极地要求家长配合,而中产阶级学校的老师也未必对这些「精英家长」更加热情。其间的关键差别不在于老师的态度,而在于,中产阶级家长本身更有能力、更有信心,也更有条件参与学校教育。
第三种解释,也是 Lareau 最支持的解释,是阶级提供的文化资源会影响不同家庭与学校互动的方式。这一过程并不直接,也并不简单,而是由许多具体因素组成。
首先是受教育程度。劳工阶级父母往往并未完成高中学业,因此他们会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在辅导孩子的过程中,即使是一二年级的内容,他们也可能无法完全熟练地帮助孩子。如果自己的讲法和学校课堂有龃龉,就会带来尴尬和不确定。在和老师交往中,有些家长会听不懂老师使用的词汇。而中产阶级家长通常拥有大学学位,在词汇、语法和表达自己想法的能力上都更有优势。
其次是职业地位。劳工阶级父母的职业社会地位通常低于小学教师,因此他们不认为老师和自己是「平等的」,而更容易将老师视为专业人士,认为老师「懂得更多」。这导致他们经常自我约束:多听老师的,不要干涉或监督老师的处理方式。相对而言,在中产阶级家长眼里,自己和老师是平等的。他们有时甚至认为自己更懂,会提出批评,也会直接找到校长等老师的「领导」反映意见。这些意识、经验和技能,很多来自于他们的职场经历,比如有的家长自己就是老板,有的家长从事法律工作等。
再次是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中产阶级家庭往往一切都要让位于工作(往往是父亲的工作)。父亲会将工作带回家继续完成,子女则要学会「不要打扰爸爸」。父亲会为了工作有较多社交活动,也可能更多出差,甚至因为父亲工作的「relocation」,全家都要搬离原来的城市。劳工阶级的工作内容则往往更明确,就算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下班了也就是下班了。工作和生活是分开的。这或许也使他们更倾向于把孩子的学习看作一种「工作」,与休息娱乐泾渭分明。而中产家长则会认为,一切时间都是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只是方式和节奏不同罢了。并且,由于中产工作的某些弹性,他们更容易调整自己的日程安排,更多地参加学校活动。他们的子女也可以获得更多「参与社交活动」的机会和经验。
最后是社会网络和信息网络。劳工阶级家庭往往与亲属之间联系紧密,亲戚可能住在同一街区,但这些人中很少有所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他们和学校老师之间的交际圈也不重合。相对而言,中产阶级家长与教育工作者之间更可能有非正式往来,例如亲戚或熟人中有人是老师。他们和其他家长之间的联系也更紧密,孩子们可能参加共同的课外活动/补习班,有些母亲之间还会因孩子而成为朋友甚至「闺蜜」。经由这些区别,中产家长之间分享着许多流动的、非正式的建议和信息;而劳工父母则更多只能得到「最正式」的信息——如果他们努力去听的话。
综上,Lareau 向我们展示的是:由于社会阶级不同,尽管劳工阶级家长对老师非常尊重,教育孩子的意愿也很强烈,但他们常常无法准确理解并配合老师对家长教育参与的要求,因为他们不具备许多这种配合的潜在先决条件。而中产阶级家长则往往能够理解「家校联系」,并且不断增强这种联系。
批评与补充
《家庭优势》的价值在于它把阶级再生产写成了日常机制。它没有停留在抽象地说「学校再生产不平等」,而是让我们看到这种再生产如何发生在家长会、作业、阅读任务、老师谈话、校长投诉和家长网络中。学校并非只是被动复制阶级差异;它也通过「家校合作」这一看似温和的制度环节,把家庭差异转化为教育待遇差异。
不过这项研究仍然有未能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台湾学者蓝佩嘉就从性别视角和「阶级形成」轨迹 两方面对Lareau的模型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补充(详见蓝为本书台版撰写的前言)。
首先是性别问题。家校合作表面上是「家庭」参与,但实际承担者常常是母亲。母亲负责沟通、安排、接送、监督、情绪支持和信息处理。中产阶级家庭的「规划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并不只是阶级优势的展现,也可能依赖于母职劳动的不断延伸。也就是说,阶级优势的生产,同时可能维护了性别不平等。这一点在 Lareau 的分析中仍然可以被进一步展开。
其次是阶级内部差异。Lareau 对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的对照非常清晰,也因此非常有力。但这种清晰有时也可能使两个阶级被写得过于「整齐」。第一代中产阶级、缺乏文化资本的「新富人」、教育程度较高但经济不稳定的家庭、移民家庭,以及其他处于阶级转换中的家庭,可能并不完全符合这组对照。尤其在美国以外的社会中,这套分析的适用能力也需要被进一步细化。
除了蓝佩嘉的批评外,我们也可以重新思考有关「制度性歧视」的问题。如前所述,Lareau 对简单的制度性歧视解释提出了修正,这是有价值的。因为如果只关注「学校歧视劳工阶级家庭」,我们就可能忽视家庭自身行动能力的差异。但另一方面,如果学校默认了一种中产阶级化的家长参与模板,那么制度性歧视仍然是存在的。换言之,制度性歧视未必总是表现为学校区别对待或主动排斥某些家长;它也可能表现为把某种参与方式设定为默认标准。它不见得是某个教育者的恶意,而更可能是一套看似正常的教育程序:假设所有家长们都有时间、有语言、有信心、有信息、有能力配合学校的各类期待。那些无法如此参与的家长,就容易被视为不够负责、不够重视教育。这正是一种无声的歧视。
最后,也许还需要重新强调教育者的能动性。尽管Lareau的研究出色地彰显了家庭在家校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但我们仍然必须避免这样一种倾向:将教育机构视作某种惰性的中立机制,只会根据不同家长展现的互动方式提供不同的反馈。教育者不只是被不同类型家长推动的「职业技术人员」,他们可以、应该,也必然有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模式,能够反向地影响不平等社会结构下千姿百态的家庭。或许我们可以思考:教师能否主动识别那些不善于表达诉求的孩子和家庭?学校能否设计不以中产阶级沟通习惯为前提的参与方式?教育制度能否让更多沉默的参与者也被看见?
结语:家校合作不是中性的
《家庭优势》已经是一部旧作了(初版1989年),但它之所以仍然值得重读,正在于它让我们重新反思「家校合作」这个看似正确、温和、进步的教育理念。问题并不是学校要不要家庭参与,而是学校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家庭参与。当学校期待家长主动沟通、懂得课程、理解术语、安排时间、在家庭中延伸学校教育,并能够理性而自信地提出要求时,它事实上已经在期待一种特定的家庭。
因此,学校教育与阶级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并不只存在于考试、分流、升学和文凭制度之中,也存在于那些看似细小的家校互动里。谁更敢于说话,谁更知道怎么说话,谁更能让自己的孩子被老师看见,谁更能把孩子的困难转化为合理的教育要求,这些都会慢慢累积成优势。
在这个意义上,「家庭优势」并不是家庭内部自然存在的一种东西,而是在家庭、学校和社会阶级结构之间不断被生产出来的结果。Lareau 最有价值的提醒也正在于此:阶级不平等的再生产,不一定总是通过明显的不公来完成。它也可能通过善意的家长、负责的老师、每天都在发生的家校合作,以及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请多关注一下我的孩子」来完成。
来源:叁零柒计划
编辑:雁回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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