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理论再思考：阵地战、文化霸权与领导权辨析作者

文/杰明

 

原编按：本文原载公众号愚人公社，已和谐。原标题“透过葛兰西，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政治”

作者在文末的总结是对本文很好的概括与启发，编者在此直接引用：

可以说，“今天如何再去思考'社会主义政治'，葛兰西依旧是非常重要的参照，但问题是，我们要阅读的是历史斗争中的葛兰西，而阅读的立足点却是当下的形势。举个例子，今天对葛兰西的一种左翼读法是不断强调葛兰西理论的阶级内容，这大概是因为拉克劳将领导权与无产阶级分离开来引发的阶级话语焦虑，也是对右翼逆炼葛兰西的某种反应。这里要指出的是，葛兰西的思考是从阶级上升到领导权(或者说通过领导权最终组织起来阶级，比如工人阶级领导其它阶级)，在这里强调阶级话语也只是正确的废话。

另一方面，这种阶级话语焦虑也有某种客观依据，今天的确不存在左翼政治主导的大规模工人运动，这主要源自新自由主义对工人阶级组织乃至整个'市民社会'的殖民和摧毁。正如安东·耶格尔在最近出版的Hyperpolitics中所说的那样，西方近年来高涨的政治动员难以留下社会组织的痕迹，左翼民粹主义运动既难于产生影响全国政治的平台，也不能保证自己参政能够影响到决策。至于在'国家'和'市民社会'本来就界限模糊的地方，来自原子化个体的政治话语占据着少有的公共平台，现实中流动的组织化与抗争在高压之下缺乏某个领导权的引领。这种状况当然不是靠呼唤阶级就能解决的，无论是追忆逝去的旧日之影，还是复读'纯粹否定性姿态'、'癔症主体'乃至'神圣暴力'之类的空洞口号。

所以，如果葛兰西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发掘政治斗争的独特内涵，那么，今天思考葛兰西还需要去发掘能够构成领导权的'历史集团'，思考如何去组织，一步一步地往集体政治的方向前进。”

 

 

透过葛兰西，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政治

 

我今天谈领导权，基本的切入点是将领导权作为一种政治战略来理解，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理解领导权当然可以有很多路径——有人会追溯到意大利思想传统中，比如“历史联合体”和“集体意志”显然带有克罗齐的色彩;也有很多人会特别关注《狱中札记》中关于实践哲学、文化理论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我的讨论选择了另一个切入点：把领导权理解为一种政治战略，考察它是在怎样的政治语境中形成的。

葛兰西的经历和思想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在这里我有意突出了连贯性，强调《狱中札记》和所谓狱前著作的对读。比如说，我会认为他对领导权的理解，源自他在1917年对俄国革命的观察和理解。当他带着自己的文化哲学视角去理解俄国革命时，已经看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雅各宾反对雅各宾

我们需要看一下葛兰西在1917年-1918年关于俄国革命的三篇文章，包括《俄国革命的笺注》，《俄国的最高纲领派》和更出名的《反<资本论>的革命》。此时的葛兰西乃至说整个意大利对俄国革命的观察都是雾里看花，ta们并不理解两个政权对立的政治形势，所以葛兰西会把克伦斯基和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看作革命领袖。尽管如此，列宁作为反战革命的主张者备受意大利工人的推崇，以至于在7月克伦斯基政府代表团访问意大利时，迎接的工人竟然打出了“列宁万岁”的标语，时值七月事件之后，列宁正是克伦斯基政府的通缉要犯。

所以，葛兰西此时如何具体评价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并不重要，重点在于他如何从“以俄国方式”爆发的革命中获得启发。葛兰西认为，俄国革命是与法国大革命类似的雅各宾革命，它们均以推翻专制制度、实现人民的自由为目标。但是，法国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对革命的参与并不能确保革命性质，主导雅各宾革命的资产阶级会拒绝革命释放出来的自由空气，并把它重新装回“雅各宾主义”的政治秩序中。于是，葛兰西把雅各宾革命动员起来的人民与雅各宾主义对立起来了，并认为俄国革命的出路在于将革命继续推动下去，以最高纲领主义的姿态把雅各宾革命推到极致，那就是社会主义了。

所以，葛兰西看重的不是革命建立起了什么样的新政权，而是形成了什么样的“集体意志”——或者说把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的精神道德秩序，以对抗革命中的“雅各宾主义倾向”。这里体现了葛兰西受到德意志-意大利唯心主义文化哲学的影响，但也传递了这样一种观念——革命不能停留在政权的“成果”上，而是应该扩展为一种精神氛围和生活方式。紧接着，葛兰西在《反〈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以唯意志论的角度赞扬了布尔什维克革命，认为列宁的功绩不在于依靠工人阶级发动革命(这是《资本论》所主张的革命)，而是直接着眼于世界大战所形成的“集体意志”(那就是饱受战争之苦的平民和士兵)，把它们组织成通往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现在的研究看来，这并不是没有道理，和田春树就把俄国1917年的两场革命称作“反世界大战的革命”。

葛兰西对雅各宾革命有一套非常微妙的用法，这在《狱中札记》中尤为突出。他将雅各宾革命理解为一种对群众的集体政治动员，认为这是任何一场革命所不可或缺的要素。相应地，"被动革命"就是一种反雅各宾主义的状态，即国家政权将雅各宾主义消解掉的过程。在他对俄国二月革命的解读中，可以看到两种趋势的并存：一种是继续向前推进，走向社会主义;另一种是将革命形态稳固下来，就此打住。虽然带有“不断革命”的意味，但是葛兰西与托洛茨基不同，他并不把革命对立的双方简单界定为两个阶级政权，而是着眼于要把革命继续往前推，还是要将革命的成果固定在某个阶段，其中并不存在从雅各宾革命到社会主义的断裂和突变。在后面的《狱中札记》中，葛兰西继续把这个对比主题化，说领导权是“民主革命论”，而不是“不断革命论”。

工厂委员会

俄国革命之后，葛兰西也面临着自己国家的革命形势。在意大利"红色双年"(1919—1920年)期间，葛兰西提出了关于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完整构想，这也是葛兰西为代表的《新秩序》周刊试图介入现实、提出自己革命方案的开端。

对于葛兰西来说，工厂委员会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从两个层面来谈这个问题。工厂委员会既是一个现实斗争议题，也是一个宏大的政治组织蓝图，两者之间的张力是以意大利社会党本身内在的张力作为政治前提的。简单来说，意大利社会党多数派欢迎俄国革命，并积极参与了共产国际的初期活动，但与此同时，ta们又与改良主义的意大利总工会保持密切合作，并在战后的议会选举中获得巨大胜利。因此，意大利社会党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处于矛盾之中。对于葛兰西来说，引入工厂委员会运动，是想借助工会外的激进斗争来主导工人运动议程，并将其作为工人苏维埃的基础，从而弥合党的这种内在不一致。

工厂委员会的前身是意大利菲亚特工厂的厂内委员会，最初这只是一个工会与管理层之间的协调机构，并将自己的组织基础局限于工会会员内部。所以，葛兰西的构想是将厂内委员会激进化和扩大化，把工厂委员会与工会分离甚至与之对抗。应该来说工厂委员会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形态。在俄国，工厂委员会的前身是“工厂管事”，这是在缺乏合法工会的条件下，资本家为了缓和劳资矛盾而默许工人形成的自治组织。二月革命合法化之后，工厂委员会与工会、管理层、政府乃至工人苏维埃都保持既沟通又冲突的关系，但是俄国革命的主导权显然是在工人士兵苏维埃手中。在德国，情况有所不同，工厂委员会运动本身是工会运动的激进派(以德国五金联合工会主席、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理夏德·米勒为代表)发起的，但是与意大利的情况类似，ta们认为工厂委员会运动可以作为苏维埃的基础。

回到意大利，葛兰西讨论工厂委员会的立足点在于，如何在意大利重现俄国苏维埃运动，建立起能够推动革命的“集体意志”形式。显然，社会党和意大利总工会都不能扮演这个角色。自意大利民族统一以来，资产阶级并未组建起统一的自由主义政党来掌控政权，而是采取"转化主义"策略，即通过个人依附关系来吸纳左右翼议员和政治家，组建政府。这导致左右翼政治势力都可能被政府的妥协政策所吸纳。战前，总工会在改良主义政策的影响下已与政府形成了某种合作关系;战后危机直接冲击资产阶级政府时，总工会和依赖它的社会党反而陷入被动，无法提出革命方案，这也是后来社会党分裂的契机。

从工厂委员会到工人国家

1919-1920年，葛兰西和他在《新秩序》周刊的战友们积极参与都灵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并将其作为苏维埃运动的萌芽报告给莫斯科，得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认可。但是在意大利社会党内，ta们的路线几乎没有太大影响力。在1920年保卫工厂委员会的都灵总罢工中，意大利总工会拒绝支援，致使运动流产。一方面，这充分体现了意大利社会党的改良主义惰性，也预示了党的分裂最终不可避免(受到莫斯科青睐的新秩序团体也获得了随后成立的意大利共产党的主导权);另一方面，这也说明工厂委员会的主张实际上是理论意义大于实践意义，甚至可以说“工厂委员会”是葛兰西等人为了让《新秩序》周刊独树一帜而选取的概念和主题。

所以说，工厂委员会与其说是革命的萌芽，不如说是为了将意大利工人运动与俄国苏维埃运动结合而建构的政治愿景。葛兰西对工厂委员会的构想，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把握：

第一，既然社会党和工会已经无力成为苏维埃运动的载体，那么革命必须构建一个新的工人国家，甚至他有时直接称之为"共产主义国家"。这个工人国家不能在既有的领导权结构内部推进自己的议程，只能通过工厂委员会自下而上的建构。但他并不主张简单抛弃党或工会，也反对当时意大利唯一支持新秩序派的革命工团主义者。

工团主义反对工会的改良主义，要求把工会改组为生产者的代表机构，作为革命基础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载体。葛兰西对此的回应是：如果说工会改良主义是将阶级斗争嵌入到市场自由竞争的框架里面，那么工团主义就是错把自由竞争当作革命，这是延续到《狱中札记》中的重要主题。当然，葛兰西此时没有提及的是，革命工团主义的“生产者代表机构”为后来的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理论素材。

总之，葛兰西主张在党和工会之外另起炉灶，以一种新的机构作为未来工人国家和革命的组织基础。

第二，在制度设计层面，葛兰西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工厂委员会机制将全国工人阶级统一起来，用莱利的话来说，就是首先在工人阶级内部建立领导权，再进而建立阶级之间的领导权。

具体而言，葛兰西设想的是两步走：首先通过全国性的工厂委员会运动，以工厂基层单位为起点，自下而上地构建更大的组织单位——从单个工厂委员会，到跨工厂的地域委员会，层层递进，最终形成国家层面的组织体系。

在六七十年代的意大利，野猫罢工和拒绝工作运动的风潮之下，也出现了占领工厂和自我管理的运动。阿尔都塞当时批评道，工人或许能够接管本厂的生产，但生产本身是一个网络，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它涉及产业链上下游、不同产业的相互依存以及国际经济体系，任何孤立的工厂占领都无法脱离这一整体。可以说，葛兰西在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他组织工厂委员会的目的，正是要自下而上地将组织推进到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高度。

在选举机制的设计上，葛兰西主张以车间班组而非工会成员个人为基础来产生代表，并根据工厂内部各班组的人数与工种比例来决定代表比例。也就是，工厂委员会并非工会的附庸，而是立足于工业分工体系。都灵工厂委员会将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也纳入到运动中，这也是它遭到工会敌视的原因。在葛兰西看来，这样的设计既能体现工厂协作产生的联合力量，又能使工人在参与委员会的过程中意识到本阶级内部的差异，学会协调和弥合工人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差别，从而将工人阶级塑造成一个整体。

第三，在葛兰西看来，意大利革命不仅是工人阶级的革命，而是整个民族—人民的革命。因此，工厂委员会还必须联系其它社会群体。从这个角度能够理解葛兰西与塔斯卡之间的一系列冲突——后者作为文化主义的工会运动家，为工厂委员会只能作为工会运动的补充。塔斯卡的逻辑是：既然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工会这一阶级组织来承担革命使命不就足够了?葛兰西则认为，工厂委员会并非纯粹的阶级组织，它要自下而上构建工人国家，就必须将其它阶级也纳入其中。

葛兰西只模糊地提及，应该以工厂委员会为模型，发展出联合与团结农民的组织形式，尤其是大战期间穿上军装、被军队初步团结起来的农民。与列宁一样，葛兰西也试图从土地问题着手，思考通过何种土地分配方式来作为团结和组织农民的契机。这与裴宜理的《安源》所揭示的脉络颇为相似——安源的工人组织体系，最终以某种方式被平移到了农村土地革命运动中。俄国革命也走过类似的跨阶级组织延伸路径：在革命之前，自由派主导的工业军事委员会试图组建工人自己的阶级组织，通过反映工人诉求进而向政府施压，但二月革命使得这一构想——工人代表苏维埃成为现实时，参与革命的士兵也要求建立自己的苏维埃组织，两个苏维埃机构的合流立即展现出强大的力量与不妥协的激进性。

“阵地战”的二律背反?

如果说工厂委员会运动是葛兰西领导权战略的早期实践探索，那么"阵地战"理论则是这一战略的成熟形态，是葛兰西对第二国际以来革命路径争论的系统性回应。我谈论阵地战时，基本是将其置于两个不同的语境之下：一个是第二国际以来关于革命，尤其是改良与革命关系的持续争论;另一个则是葛兰西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关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该如何推进，形成了诸多不同的理论阵营，包括卢森堡、考茨基、列宁、托洛茨基等不同的思想路径。在我看来，葛兰西的相关论述，既是对这场大争论的系统性总结，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对俄国革命经验的总结。

我们从佩里・安德森谈起的。佩里・安德森《葛兰西的二律背反》一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指出葛兰西使用的“领导权”概念源自俄国革命。当然，今天的“领导权”谱系学可以大大拓展，我们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考茨基等等那里发现类似的东西。或者用拉克劳的话说，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政治都是领导权政治。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行话来说，领导权概念的雏形源自普列汉诺夫1887年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在这部著作里，普列汉诺夫主张无产阶级应该积极参与未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他只是明确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却不明确无产阶级可能扮演的角色。到了1898年，普列汉诺夫的战友阿克雪里罗德就用“领导权”的概念来回答这一问题。列宁也在那时引入了这一概念，提出无产阶级斗争的前提，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发挥领导权作用。后来在1905年革命及其后续的派别分化中，孟什维克放弃了领导权的概念，转向了“阶级主义”(ta们批评布尔什维克是“革命主义”)，列宁则坚持领导权战略，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工农民主专政”构想中。

佩里・安德森在考察领导权概念时，首先对葛兰西的相关理论做了核心概括。简单来说，他认为葛兰西所说的阵地战，本质就是争夺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在政治策略上则体现为统一战线。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解读：葛兰西将资产阶级的统治划分为强制与同意两个部分，分别对应着上层建筑中的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葛兰西将市民社会归入上层建筑的范畴，其背后是一整套文化机器、意识形态体系。

在安德森看来，葛兰西在这里讨论的核心是统一战线问题。也就是说，当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领域争夺领导权时，不能仅仅以本阶级的身份出现、或是仅仅代表本阶级的利益。恰恰相反，争夺领导权，本身就意味着要对其它阶级行使领导权，因此必须以全民族、全体人民的集体意志的形态出现，进而建立起多阶级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这是葛兰西的根本思路。

安德森认为葛兰西的这一理论面临着根本的矛盾，这是因为葛兰西将领导权与阵地战直接划上了等号。葛兰西在将上层建筑划分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时候，引入了东西方的二元对立框架，这也是葛兰西常常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葛兰西提出，俄国的革命呈现出运动战的形态，原因在于俄国不存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清晰分野，专制国家之下几乎没有市民社会的生长空间，国家就像一座孤零零的炮楼，没有市民社会提供的战略纵深，因此革命可以采取运动战的形式，直接冲击、夺取国家政权。而在西欧，国家之外存在一整套市民社会构成的、有层次有纵深的防御工事，此时再发动运动战根本无法突破防线，必须通过长期的阵地战，一步步占领阵地、推进战线，最终才能夺取整个国家政权。葛兰西正是从这一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框架出发，区分了运动战与阵地战。

安德森指出，葛兰西的理论在这里存在明显的不一致。一方面，葛兰西提出运动战适用于俄国这类东方国家，西欧必须采用阵地战;另一方面，当他将阵地战与领导权划等号时，却忽略了领导权这一概念本身就源自俄国革命的运动战经验。安德森认为，俄国之所以能以领导权的形态发动革命，根源在于俄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标是推翻专制国家、建立民主制度，因此无产阶级可以对农民阶级行使领导权。

但西欧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欧要发动的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对于这场革命而言，无论是考茨基还是托洛茨基都早已明确，其核心是两大阶级的直接对立，甚至是无产阶级与整个旧社会的对立，因此根本不存在开展阵地战、争夺领导权的空间，只能通过运动战的形式推进。安德森由此认为，葛兰西的理论在这里存在倒错与内在矛盾。

安德森进一步指出，葛兰西出现这一理论错误的根源，在于他没有意识到俄国革命的本质是民主革命，因此俄国的革命经验根本无法套用到西欧的社会革命中。在这个层面上，安德森认为葛兰西无论是谈论领导权还是阵地战，都没有考虑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根本差异。

而我的讨论，正是从对安德森这一判断的纠正切入的。

“阵地战”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怎么回应安德森的批评?之前在讨论雅各宾革命与雅各宾主义的关系时，其实就已经有所暗示：在葛兰西看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本质区别。就像上文说的，二者的区别其实是“雅各宾主义”与“雅各宾革命”的区别。前者意味着你要把革命限定在某个特定阶段，而后者则强调革命需要继续往前走。也就是说，葛兰西理论中看似存在的不一致，其实并不存在，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无产阶级对其它阶级的领导权、阶级联盟与统一战线，不仅适用于俄国的民主革命，同样也适用于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说，本来就不存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分野。

从这一核心观点出发，我将葛兰西关于阵地战的讨论，重新置于第二国际以来的理论争论之中。要纠正安德森对葛兰西的误读，首先要重新厘清阵地战的核心对立面——它针对的不是运动战，而是卢森堡主义的崩溃论与群众罢工。葛兰西用军事术语来比喻：卢森堡主义的核心是 “重炮轰击”。这源自一战的军事经验——西线以固定堑壕的阵地战为主，东线则以运动战为主，葛兰西将其平移到了政治领域。

重炮轰击是什么意思呢?卢森堡关于群众罢工的讨论，关于在革命形势下通过群众的自发性，将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融合在一起的论述，背后有一个核心的理论前提，那就是她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判断：资本主义必然会爆发全面的总危机。葛兰西就此指出，卢森堡是把直接的经济因素当作了 “炮兵”，认为经济危机这门重炮可以直接炸碎资产阶级的防御阵地，进而让革命力量长驱直入、取得最终胜利。因此，卢森堡谈论自发性、谈论群众罢工的政治路线时，背后的核心预设，就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 “重炮” 支援。但在葛兰西看来，一战的堑壕战经验，已经彻底遏制了这套战术的有效性。道理非常简单：当壕沟挖得足够深、防御纵深拉得足够宽时，单靠重炮轰击根本无法彻底摧毁整个防御体系。

那么如果我们抽离掉军事隐喻，葛兰西说的具体是什么意思?回到革命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经济危机并没有直接摧毁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国家与市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替资本主义秩序本身抵御危机的冲击。从具体的历史背景来看，一战后的意大利就遭遇了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像已经被重炮反复轰击过一样，资产阶级政府已经无力掌控大局，但它依然成功地让社会党、工会等工人组织陷入了领导权危机之中。在这样的局面下，卢森堡所主张的那套战术已然失效。

因此，葛兰西强调阵地战，本质上是反对崩溃论，主张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自主性。无产阶级不能坐等经济危机自动带来革命机遇、必须认真考量自身独特的政治行动，而这种政治行动，必须以领导权为核心形态。为什么说政治行动一定是领导权的?一方面这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另一方面就必须说到阵地战核心的现实指向，就是法西斯主义。

从领导权到“文化霸权”

从领导权到阵地战，这一整套思想始终是极具政治性的革命战略，而后世许多人却将其解读为单纯的“文化霸权”理论，这一误读的形成，与葛兰西写作的特殊历史语境直接相关。从领导权到阵地战，在我的论述语境中，始终是极具政治性的概念。但它为什么会在后世的解读中，演变为一个关于文化领导权，或者所谓“文化霸权”的议题?这当然可以说是一种曲笔，而且对于葛兰西等文化主义背景的意大利左翼来说，文化活动必然是关乎政治领导权的。但是从客观上来说，从领导权到文化霸权，是有一个法西斯政治的背景。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在多党制的情形下，一个有机政党(可能分化为几个党)的“知识总部”往往独立于各党。反而各种报刊乃至非政治的报刊都可能作为党的一部分而存在。也就是说，文化议题背后往往藏着政治领导权的内容。但是在全体主义制度下，独一的党本身以“非政治性”的技术和道德面目垄断着文化宣传，这使得可能存在的政治斗争只能以文化议题的面目展开。

也就是说，葛兰西理解的法西斯主义政治既是去政治化的，又没有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界限(葛兰西甚至一度说，市民社会就在国家之中)。这一局面与莱利对法西斯主义的判断高度契合。莱利指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由于市民社会反对政治而产生的威权民主制，在这一政体下，人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法团主义结构的国家，市民社会直接被整合进入国家，而不是通过代议制来表达自己的利益。于是，被赋予全体权力的国家会以人民利益的名义，推行直接的技术官僚治理，同时彻底垄断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与竞争空间。

对葛兰西而言，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之下，文化与政治的边界、政治领导权与文化霸权的边界，正在被彻底抹平;更进一步说，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边界，也正在彻底消解。这在他对“被动革命”的概念的探讨中得到深入。在葛兰西这里，被动革命意味着不存在动员起来的集体意志，但是却存在某种领导权类型——这是由于国家对领导权的集中干预，从而代替社会集团/阶级成为了领导权的主体。在20世纪，被动革命的特征既表现在法西斯主义政体之上，也呈现为被葛兰西称作“美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领导权类型，这背后正是波兰尼所说的“大转型”。

从这个角度来说，东西方在国家—市民社会关系上的区别已经不再具有原则性了。安德森对领导权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所做的一切隔离尝试也都失去了现实意义。如果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差别正在模糊，那么阵地战和运动战，或者说领导权与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呈现为交替的环节，而这种交替将统一在反法西斯斗争的愿景中。葛兰西并没有如阿尔都塞批判的那样，宿命论地承认被动革命的功效，相反，他选择重新回到雅各宾革命的姿态，要求发动马志尼式的民族起义。在1933年监狱内的政治报告中，葛兰西主张意大利共产党的斗争不能直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而应当采用制宪会议的口号，其核心目的，就是要团结其它反法西斯政党，尤其是团结广大的农民阶级。随着反法西斯斗争的推进以及对资产阶级军事机器的扫除，也将开辟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从葛兰西到陶里亚蒂

可以说，葛兰西正是在民主革命和领导权的指导下，来规划反法西斯斗争的路线。在国家与市民社会融合的法西斯统治背景下，俄国革命的经验，恰恰在此时的西欧有了直接的用武之地，这正是葛兰西阵地战理论形成的核心政治背景。

我们会看到，陶里亚蒂与葛兰西的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后世常常将陶里亚蒂称作欧洲共产主义者、修正主义者。陶里亚蒂很早就在共产国际内部反对 “社会法西斯主义” 的提法，坚持意大利共产党应当与其它政党 —— 包括自由派政党、社会民主党，乃至天主教会 —— 建立统一战线。他甚至借助埃塞俄比亚战争失利的契机，呼吁法西斯党内的反战力量共同推翻墨索里尼政权，将统一战线策略延伸至极致。

陶里亚蒂这套领导权思路的核心实践，集中体现在西班牙内战中。作为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最高代表，他亲自部署了西班牙共产党的政治运作，以反法西斯、保卫共和国为核心口号，推动冻结激进的社会革命进程，优先巩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争取共产党对共和国阵营的领导权。当然，西班牙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表现饱受争议，五月事变以及内部权力斗争使得西方作者倾向于把西共的领导权战略简化为阴谋。但不可否认的是，西班牙内战的经验实践为共产国际的路线转变提供了参考(比如说斯大林开始发展出不同于苏维埃模式的“人民民主”道路)，陶里亚蒂也将这些经验运用到意大利自己的抵抗运动中。

1943年巴多格里奥政变之后，意大利的抵抗运动得以复兴，意大利共产党通过游击队运动积攒了巨大的实力，如何处理与巴多格里奥政府的关系成为重要问题。陶里亚蒂决定不发动起义和社会革命，转而采取合作态度，这一战略转变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引发了长期争议。抵抗运动时期的惯性也决定了战后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最典型的就是在制宪过程中没有反对梵蒂冈和天主教会的特殊地位，这被曼德尔等人指责为背叛。但这些争议性的让步，也能在葛兰西的论述中找到依据。

葛兰西在1927年被捕前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也就是著名的《南方问题笔记》中，把领导权问题理解为农民问题，意大利共产党要将革命推向前进，必须建立起对农民阶级的领导权;而要在意大利对农民行使领导权，就必须考虑到南北地域的差别，以及天主教会对农民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并不仅仅表现为宗教信仰，教会背景的社会运动会直接组织农村合作社，通过有教会背景的社会组织，构建起农民群体自身的市民社会，这也构成了陶里亚蒂在战后初期极力想拉拢的人民党/天主教民主党的社会基础。

战后，陶里亚蒂提出“结构性变革”构想，主张联合所有民主进步力量建立反垄断资本的统一战线，通过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改良，逐步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他始终宣称这一路线延续了葛兰西的核心思想。当然，这套战略的形成与莫斯科在冷战前夕的布局有关：在苏军占领的东欧地区，共产党积极寻求与社会民主党和进步政党的联合政府，以“人民民主”的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与此同时，西欧地区的共产党也利用其影响力来建立统一战线。很快，冷战的到来阻断了和平革命的可能性：东欧各党纷纷放弃联合政府，转而建立一党专政，西欧各党则陷入孤立和压力之中，具体到意大利来说，社会党始终拒绝与共产党合作，共产党自己也在1947年被踢出了联合政府。尽管如此，陶里亚蒂依然坚持他的基本战略，以工会运动为基本盘影响天民党和社会党，不断渗透南方农村，寻求瓦解资产阶级的政治统一(比如支持生产资产阶级反对垄断资本)。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共产党将自己的影响力烙在“劳动共和国宪法”中，在国家奠基之处就扮演了建设性的角色。

事后回看，陶里亚蒂的这套战略当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我们这里不是单纯指责陶里亚蒂“不革命”，欧洲共产主义是搞改良主义。这种指责可能是对的，但是对我们理解问题没什么帮助，很大程度上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如果丢掉“改良主义必然失败”的先验预设，我们会回答的是，陶里亚蒂的战略所面临的具体障碍是什么?

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在于陶里亚蒂政治战略的社会基础。他在规划领导权战略时，所依托的核心力量是当时既存的工会组织;但在战后的意大利，工会其实并不是建立某种激进左翼政治“领导权”的最合适支柱，因为无论是工会组织还是工会化的工人，ta们对改变战后意大利政治经济秩序的动力其实都没那么大。那么在当时的语境下，左派的政治动力来自哪里?其实在意大利战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大量来自南方农村的工人涌入城市，ta们处于类似农民工的边缘状态，ta们的斗争在当时也没有被传统工会体系吸纳。而恰恰是这一群体，在六七十年代的意大利激进工人运动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最终我们看到，在六七十年代意大利被称作“铅弹年代” 的新一轮革命形势中，始终依托传统工会、坚持改良路线的意大利共产党，彻底陷入了被动靠边站的境地。

在历史与当下之间阅读葛兰西

葛兰西的语言晦涩又充满流动，他创造了诸如“现代君主”、“有机知识分子”、“历史集团”等等似乎可以直接套用形势分析的政治术语，为左翼理论介入政治提供了素材。更进一步说，葛兰西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上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本身就是存在着空白。作为理论家，葛兰西很大程度上在做这件事情：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论断(也就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上层建筑也将迟早发生变动)提供一系列附加命题。但这不是关于“政治自主性”、“国家自主性”的哲学探究。在斗争历史现场的葛兰西所思考的是，如何把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转变为“人民”的集体意志?

这是一个具体的政治问题，在这里，葛兰西的思考只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当霍布斯鲍姆说葛兰西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家时，其实是在说葛兰西第一次集中表达出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隐秘的思考：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激进民主倾向、恩格斯晚年对革命前途的思考，以及第二国际关于“社会革命”、农民、民族以及战争问题的诸种争端中看到线索。当然，历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都可以为无产阶级运动提供各种各样的理论保证甚至方向指导，但革命终究是一个政治斗争问题。

今天如何再去思考“社会主义政治”，葛兰西依旧是非常重要的参照，但问题是，我们要阅读的是历史斗争中的葛兰西，而阅读的立足点却是当下的形势。举个例子，今天对葛兰西的一种左翼读法是不断强调葛兰西理论的阶级内容，这大概是因为拉克劳将领导权与无产阶级分离开来引发的阶级话语焦虑，也是对右翼逆炼葛兰西的某种反应。这里要指出的是，葛兰西的思考是从阶级上升到领导权(或者说通过领导权最终组织起来阶级)，在这里强调阶级话语也只是正确的废话。

另一方面，这种阶级话语焦虑也有某种客观依据，今天的确不存在左翼政治主导的大规模工人运动，这主要源自新自由主义对工人阶级组织乃至整个“市民社会”的殖民和摧毁。正如安东·耶格尔在最近出版的Hyperpolitics中所说的那样，西方近年来高涨的政治动员难以留下社会组织的痕迹，左翼民粹主义运动既难于产生影响全国政治的平台，也不能保证自己参政能够影响到决策。至于在“国家”和“市民社会”本来就界限模糊的地方，来自原子化个体的政治话语占据着少有的公共平台，现实中流动的组织化与抗争在高压之下缺乏某个领导权的引领。这种状况当然不是靠呼唤阶级就能解决的，无论是追忆逝去的旧日之影，还是复读“纯粹否定性姿态”、“癔症主体”乃至“神圣暴力”之类的空洞口号。

所以，如果葛兰西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发掘政治斗争的独特内涵，那么，今天思考葛兰西还需要去发掘能够构成领导权的“历史集团”，思考如何去组织，一步一步地往集体政治的方向前进。

 

 

 

来源：北叙利亚通讯

编辑：雁回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