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理论浅批

文/密涅瓦之枭雄

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他在《狱中札记》阐述的许多主要观点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本文主要通过引用原文的方式批判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实践哲学。

“目前可以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伟大‘层面’：其一是可被称为‘市民社会’（即通常所说的‘私人’机构的总和）的层面；其二是‘政治社会’或国家的层面。它们分别对应于主导集团在整个社会中实施的‘霸权’功能，以及通过国家和‘合法’政府实施的‘直接统治’或指挥功能。”（札记《知识界的形成》）

葛兰西首先表现了概念上的极度混乱。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和经济基础的内涵以及政治国家和上层建筑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市民社会也并非简单的“私人机构的总和”，而是“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同时“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在葛兰西这里，市民社会或经济基础竟然属于“上层建筑的两个伟大层面”之一！无论我们的有些先生们如何厌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僵化公式”，也实在不该糊涂到这个地步，竟让“经济基础”被包括在并从属于“上层建筑”！文化霸权理论本末倒置的错误，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原因，当然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上层建筑包括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观念上层建筑当然是国家维持统治的一种手段或“霸权”，但是它的根源还在市民社会即经济基础那里。葛兰西无疑混淆了观念上层建筑和市民社会的概念。不过，我们还是暂且把这些都抛开吧：就算葛兰西真的没有读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吧，就算他所谓“市民社会”就是指观念上层建筑吧（这种理解未免太过独到，不过暂且算是这样吧）。另一个问题是：国家的“直接统治”即刽子手的职能，与“文化霸权”即牧师的职能，哪一个是主要的呢？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说：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新阶段，意识形态规训逐渐代替了暴力镇压，后者适用的范围越来越小，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到这样才能让统治更长久稳定。

我们不否认存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职能，但国家的本质始终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法兰西内战〉导言》）。意识形态规训靠什么发挥作用呢？我们可爱的理论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按照葛兰西的理论，在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下，在谈论共产主义成为禁忌的地方，人们不敢说话或者丧失了思考的能力，主要是因为观念上的规训。看来，法西斯检察官所宣称的“我们必须让（葛兰西）这颗头脑停止运作二十年”，也只是因为意大利共产党还没有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得“文化上的领导权”。至于警察、官僚、军队、监狱这一切构成暴力国家的要素，对于身处监狱并因此影响有限的葛兰西倒是显得无关紧要了。但是，这样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们是不是离革命越来越远了呢？！

今天的人们议论道，他们宣传新思想的作品经常被平台限流甚至根本没通过审核。葛兰西说：这是因为讨人厌的社区规范，这是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在起作用。但他没有看到，这些社区规范的效力源于作为暴力机器的国家本身。平台害怕面临法律制裁、行政罚款乃至关停，个人则担心因“过激言论”失去工作甚至被剥夺自由。野兽收起了獠牙，可危险仍然存在；它伪装得人畜无害，只是让危险更加危险了。一旦“自发赞同”破裂，无产阶级不再听从牧师的劝导，国家会毫不犹豫地张开血盆大口扑向他们。的确，国家的暴力变得隐蔽了；但作为统治的根基，它从未消失，并且时刻震慑着所有人。因此，当我们把全部或主要工作放在文化上而丝毫不触及政治和经济时，国家毫不费力就能让我们吃瘪。

因此，葛兰西下面这个论断是绝对错误的：

“一个社会集团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可以而且必须是‘领导的’（这是夺取政权本身的主要条件之一）；在它掌握了政权之后，即使牢牢掌握政权，它也必须继续是‘领导的’……在此意义上，政治领导权仅仅成为了统治职能的一部分，而大量吸收敌人的精英分子意味着砍了它们自己的头以及往往持续很长时间的毁灭……甚至在掌握政权之前可能也必然存在着霸权活动，而且为了行使有效的领导权，就不应该单单指望政权所赋予的物质力量。”（札记《意大利民族和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中的政治领导权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

因此，首要任务不是在市民社会内部传播先进思想，而是先通过政治革命成为统治者，然后推行所有制改造的经济革命，为文化上的革命开辟道路。就是说，不能妄想剥夺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除非剥夺整个市民社会。

中国革命的历史在解释这个问题时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意义。

新文化运动把孔老二批得颜面扫地，知识分子一时威风极了，好像获得了所谓文化“领导权”，但蒋介石上台后很容易就把孔夫子请回来了。他在1928年曲阜祭孔时说：“保护孔庙之义，盖欲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非提倡固有的道德智能，不足以辟邪说而正人心。”自由派知识分子胡适不是对蒋介石和汪精卫尽奴颜婢膝之能事吗？与其说是掌握“领导权”的知识分子，不如说是摇尾乞怜的奴才！

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必须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然后才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延安的革命文化之所以能够存在，主要是依靠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白色恐怖下，这些文化的广泛传播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如果说共产党从国民党那里夺得了领导权，那首先是指政治和经济上的领导权，而不是文化上的领导权。如果共产党早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已经掌握了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那么建国初期四亿中国人民为什么大部分还是文盲呢？甚至一个阶级在掌握政权之后，也未必就一下掌握了文化领导权。这个阶级必须要和敌对阶级作争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区别于夺取政权的斗争，文化方面的斗争更加深入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这当然是对的，但只有意识形态的工作还远远不够。某些人并不只是动动笔写写文章，他们还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让这些毒草在报纸上畅通无阻，这难道是单纯的意识形态问题吗？同样，无产阶级批判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落后文化、对这些文化中有益的成分进行革命的改造（如样板戏），这些创举难道能离开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障吗？

文化斗争以及其他一切斗争都必须服从于政治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真理。夺权前，意识形态宣传必须服务于革命的政治和经济，因为无产阶级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争夺全社会的“文化霸权”。夺权后，则必须紧紧握牢无产阶级专政的枪杆子和经济基础的命脉，才能在此基础上开展长期的、艰巨的文化领域打扫和建设工作。

接下来，让我们考察一下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或“实践一元论”。

“实践哲学是独创的，不仅因为它超越以前的哲学，而且尤其因为它开辟了全新的道路，也就是完全彻底地革新了理解哲学本身的方式。”（札记《“正统”概念》）

怎样超越的呢？

“实践哲学是生命的与思想的绝对历史性、绝对世俗化和绝对世俗主义，是历史的绝对人道主义。沿着这一路线，人们必须开掘出新世界观的矿脉。”（札记《实践哲学与现代文化》）

我们不妨先记下“历史的绝对人道主义”这个深奥的词，葛兰西在后面还会进一步发挥这个思想。

据说，他还反思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经济决定论”。

“机械论的和纯粹外在的思想如何转化为能动性思想，如何日益接近准确认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即使尚未把握其全部综合意义……宿命论只是一种用以掩饰自己积极的、实际的意志的伪装。”（札记《涉及问题的要点》）

乍看下来，这似乎是一种进步。接着往下看吧。

“客观总是指‘人类的客观’，它意味着正好同‘历史的主观’相符合，换句话说，‘客观的’意味着‘普遍地主观的’。”（札记《所谓“外在世界的实在性”》）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客观’概念，似乎意味着在人之外存在的客观性，但当人们断言即使人不存在、实在也存在时，要么是在比喻，要么陷入某种形式的神秘主义。仅当实在和人发生关系，我们才能认识实在，由于人是历史生成的，认识和实在也是生成的，从而客观性也是生成的。”（同上）

“能够存在一种超历史和超人类的客观性吗?但由谁来判断这种客观性呢?谁能从这种‘自在宇宙’的观点出发呢?这一观点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认为，这是上帝观念的残余，恰恰在于其未知上帝的神秘观。”（同上）

“众所周知，实践哲学的创始人（指马克思）从来不曾把自己的概念称作唯物主义。当写到法国唯物主义的时候，他批判它，并且断言这个批判应该更加彻底全面。所以，他从来没有使用过‘唯物辩证法’的公式，而是称之为同‘神秘的’相对立的‘理性的’，这就赋予‘理性的’这一术语以十分精确的意义。”（札记《术语和内容问题》）

众所周知？不，第一句话就错了！比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不知道，他曾经天真地问道：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凡是熟悉马克思的人，都会反问他：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没有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现在看来，葛兰西并不熟悉马克思。

葛兰西自称超越了传统唯物主义和传统唯心主义，但我们却惊奇地发现，他走的是地地道道的主观唯心主义路子！

不同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承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先在性：“在所有这一切中，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依然保存着……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并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那个自然界；这种自然界……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复存在了，因而对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费尔巴哈虽然不懂历史，但在自然观上毕竟还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承认有一个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说：“自然界是第一性的，人是第二性的，精神是第三性的。[……] 自然界不是由上帝创造的，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任何存在物的存在物。”在这方面，葛兰西甚至不如“传统唯物主义”的代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葛兰西的信徒反驳说：这里有一座雪山，它先于人类而存在，这是实践告诉你的。你之所以知道它不仅是“山”而且是“雪山”、知道它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是因为人类的实践赋予你这样的认识。

是的，实践赋予我们这样的认识，这一切都很对。但是我们并没有谈论认识论的问题，我们始终是在谈论本体论的问题，即有没有这样一个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人类的实践确实告诉了我们那是“雪山”，但人类的实践并没有“造出”雪山。我们不能像现在生产粮食和房屋一样生产或改造一座侏罗纪的雪山，这难道很难理解吗？难道非要等几亿年后人类进化出来，回过头去“认识”它，数十亿年前的古生代、中生代自然界才获得了“客观性”吗？

其实，这里贩卖的不过是马赫主义的旧货色。列宁讥讽波格丹诺夫说：“如果自然界是派生的，那么不用说，它只是由某种比自然界更巨大、更丰富、更广阔、更有力的东西派生出来的……用俄国话说，这种东西叫作神。唯心主义哲学家总是想方设法改变神这个名称，使它更抽象，更模糊，同时（为了显得更真实）更接近于‘心理的东西’，如‘直接的复合’、无须证明的直接存在的东西。绝对观念，普遍精神，世界意志，心理的东西对物理的东西的‘普遍代换’，——这些都是同一个观念，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葛兰西或者是把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包装成“实践一元论”，或者是把克罗齐的“绝对历史主义”换了副“辩证”的皮囊，或者是把二者“统一”起来，从而感觉自己超脱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了。

那么，“实践”是什么意思呢？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是指感性的人的活动。“感性的人的活动”应该怎么理解呢？马克思说，应该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应该把它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何谓“主体”和“对象性”［gegenständliche］呢？应该这样理解：在实践中，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二者同时进行，缺一不可。

在葛兰西看来，事情好像并不是这样。葛兰西认为：共产党要先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得文化霸权，才能夺取政权。就是说，要帮助人民群众先改造好他们自己的主观世界，才能真正完成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任务。怎么改造群众的落后思想呢？通过单纯宣传吗？在关于物质世界是否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问题上，葛兰西与其信徒还能求助于诡辩从而蒙混过关。但只要联系我们前面批判过的“文化霸权理论”，我们就能发现实践哲学真正无法克服的痼疾。

葛兰西有这样一个论断：

“一个社会集团对于它企图消灭或用武力镇压的敌对集团来说是‘统治的’，而对于亲近和盟友集团来说则是‘领导的’。”（札记《意大利民族和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中的政治领导权问题》）

可是，现实生活的复杂情况并非三言两语能够概括。如果说共产党是这样一个“社会集团”，那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该算是它的“亲近和盟友集团”了，资产阶级则是它的“敌对集团”。于是得到结论说：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付资产阶级。多么完美的公式啊！如果把这个万能公式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比如放到1907年的俄国，结果会怎样呢？结果会发现，人们知道谁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谁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但是人们不知道应该怎样战胜群众心中的麻木不仁和利己观念，不知道应该怎样“领导”他们起来推翻沙皇的统治。葛兰西教导说，你们需要“有机知识分子”的帮助。

“人民群众这一要素去‘感受’，但并不总是能理解或知道；知识分子这一要素去‘知道’，但并不总是能理解，尤其是去‘感受’……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以为人们可以做到‘知道’却无需理解，尤其无需去感受和充满激情……没有这种激情，也就是没有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这种情感纽带，就不可能创造政治与历史。”（札记《从知道到理解和感受，以及相反地从感受到理解和知道的历程》）

那么，如何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有机知识分子”并让他们发挥作用呢？

“新型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不能再建立在雄辩术——这种对情感和激情的外部和暂时推动力——之上，而必须积极地融入实践生活，成为建设者、组织者和‘永久的说服者’；因为他不仅是单纯的演讲家，而且高于抽象的数学精神；他从技术-科学走向历史人道主义观念，没有这种观念，他就只能停留在‘专家’层面，而不能成为‘领导者’……”（札记《知识界的形成》）

“历史人道主义”以及前面的“历史的绝对人道主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和哲学家争论这个概念的抽象意义，我们不妨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中世纪以来的历史，就会知道“人道主义”这一范畴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资产阶级用以对抗封建神学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武器。它宣扬抽象的人性、超越阶级的爱与尊严等等，从而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历史人道主义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滥用这个词无疑是为历史唯心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难道要让工人跟资本家讲什么“历史人道主义”吗？这难道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梦呓吗？“历史的绝对人道主义”这个词是直接源于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的，他把历史看作“人类精神”的运动，正如葛兰西把历史看作“人类实践”的活动一样。据说，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经常批评克罗齐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现在看来这更多是一种过家家。葛兰西不过是给克罗齐的“精神”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实践。

一定有人反驳我：你曲解了葛兰西，这里讲的是列宁主义，讲的是先锋队联系群众。或许是这样吧，但他的很多理论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实践哲学？）甚至只是一些胡乱堆砌的词句（市民社会属于上层建筑？），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难道容得下这些暧昧的说法吗？有人说，这是为规避法西斯的检查不得已而为之，也许人们能赋予它们革命的解释吧？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他的许多错误彼此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葛兰西告诉我们，像西欧这样市民社会根深蒂固的地方，应该先打文化的“阵地战”，文化上的领导权是夺取政权（机动战）的前提。这就是他理解的“实践”：在葛兰西看来，人们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前提和条件，二者主要是先后的关系，而非同一个运动的两个不同方面。结果竟是这样：我们一直在阵地战里兜圈子，机动战却遥遥无期。而资产阶级随时可以通过机动战来单方面摧毁或者收编所谓的“文化阵地”。

人们请教葛兰西：怎样使群众摆脱愚昧无知？葛兰西教导他们说：让有机知识分子去帮助不知道的群众“知道”，也帮助不理解的自己“理解”。人们又问：有机知识分子的智慧从哪里来呢？葛兰西耐心地解释说：从群众中来。人们更加困惑了：群众不是愚昧无知的吗？葛兰西灵光一闪：这就是实践的辩证法！难怪他要说什么“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札记《知识界的形成》）！他要人们“知道”“理解”些什么呢？

一方面，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们如果想要“知道”“理解”，想要获得新的认识，就必须投身实践，就必须参加阶级斗争。但在葛兰西那里，阶级斗争的内涵被严重狭隘化了，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简单并列着，或是让前者服从于后者。这样的后果是：知识分子不能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也不能知识分子化，貌合神离，谈何“激情”？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如果只是单纯理解工人，就像工人自己理解的那样，至多得到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结论，而绝对得不到共产主义的结论，结果不是大家一起变聪明，而是一起变蠢。

葛兰西的信徒辩解说：欧洲革命几经失败，第二国际遭到破产，这主要是因为西欧市民社会根深蒂固，葛兰西的理论正是建立在血与泪的反思上的。可是，葛兰西并不是从左边即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批判第二国际，相反，他的反思是形“左”实右的，始终以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价，最终从经济决定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唯我论。我们认为：正是因为市民社会根深蒂固，经济基础难以动摇，所以更需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切改造的根本保障。要想建立并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只讲文化霸权，而必须注重政治斗争，必须“宣布革命是不间断的”（《论犹太人问题》）。

因此，葛兰西的唯心主义就在于：他把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割裂开来看，这在实践上表现为让政治斗争服从于文化斗争，结果是既不能改造自己，更不能改造世界。他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提实践所依赖的客观物质基础，实际上是否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当欧洲革命夭折，当法西斯上台，当政治冷淡如瘟疫般蔓延，葛兰西只得求助于观念的实践，这个实践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因而沦为神秘主义的空话。在黑格尔那里，它叫作“绝对理念”；在马赫和波格丹诺夫那里，它叫作“经验”；在葛兰西那里，它叫作“实践”。像一切思辨哲学家那样，葛兰西在头脑里思考“实践”的意义，但在法西斯统治下的现实生活中却找不到它的痕迹。现实世界对葛兰西来说反而是彼岸世界，因为他在这里找不到解放了的人，也不知道人如何解放。为了实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葛兰西求助于有机知识分子，正像社会革命党人求助“英雄”来拯救“群氓”一样。因此，葛兰西把斗争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而不触及国家的本质，正像费尔巴哈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真正的人的活动一样。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德意志意识形态》）让思辨停下吧！我们不要跟着葛兰西在思辨里兜圈子；如果不直面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喊再多“实践”的漂亮话又有什么意义呢？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是血与火的阶级斗争，不是少数精英之间争夺文化霸权的游戏！

来源：密涅瓦之枭雄

编辑：雁回锦书